辜鸿铭式的拯救：避难与重生【注释和格式由于文本原因消失】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以往被国人忽视了的辜鸿铭也“热”了起来。与其生前的寂寥相比，辜鸿铭以其传奇般的人生和对传统文化独特的爱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观点也引起了或褒或贬的评价。本文结合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旁涉梁漱溟等新儒家，分析“辜鸿铭式的拯救”，并进一步思索当今中国文化重建当中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中国 西方危机 “辜鸿铭式的拯救” 重生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被人们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帽子。而辜鸿铭则以更极端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甚至被人们当作清朝的遗老。对比辜鸿铭和“新儒家”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拥有着不同的遭际。梁漱溟等人的观点很早就被人关注和研究，而辜鸿铭热则是近几年的事儿。然而，在国外思想界，辜鸿铭则很早就被人注意，尤其是在德国。辜鸿铭是近代早期较早用流畅的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人物之一。虽然他们的“热”和思想向度不尽相同，但是对比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思路，我们则可以发现隐藏在不同下的相同的逻辑思路。首先让我们进入《中国人的精神》。
一、中国文化的反观者：辜鸿铭
（一）辜鸿铭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用“反观”二字概括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把握。为什么这样概括呢？这与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轨迹有关。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海外华侨世家，十三岁开始游学于西方各国，并获得爱丁堡大学学位。他受西方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的影响，精通西方多国语言。而立之前，辜鸿铭一直生活在国外，直至将近而立之年，才返回中国，后又追随张之洞，受张之洞的思想影响，并跟从张之洞了解中国儒家文化，还曾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英国诗歌和拉丁语。辜鸿铭以流畅西文介绍儒家经典，有《论语》、《中庸》等译本，《中国人的精神》最初就是用英文写成，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从辜鸿铭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与中国近代的很多思想者不同，他是在西方文化中成长，进而回国并皈依儒家文化的。同时，辜鸿铭由于其师承和游历原因，对近代西方的文化也颇为熟悉，其对西方语言的掌握更有助于其对西方思想的了解，其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也使其熟悉西方的近代境遇。而中国，对于早年的辜鸿铭来讲，却更像一个他者，虽然这种他者在精神深处可能是本我，然而辜鸿铭却是带着西方文化的背景反观中国文化的。这不同于很多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可以看出，辜鸿铭眼中的中国文化，可能由于其特殊的历程而拥有别样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从辜鸿铭的特殊历程看出他的特殊性所在，这就是：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 。
（二）《中国人的精神》的写作背景与立论对象
《中国人的精神》全书是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的。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接受着战火的考验。西方文明的种种特性，成为当时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对象。一些思想家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价值，而这一怀疑也为反观东方文化提供了契机。而《中国人的精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辜鸿铭书中透出的文化自信和相应的一些观点也都与此相关。
辜鸿铭在书中提到了另外一部描述中国人性格的书，这就是美国人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当时西方有着诸多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描述，而这些描写的主色调往往是灰色的。《中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在辜鸿铭看来，他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并且无法深刻地理解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这样一些著作创作的。
史密斯根据在中国传教22年的观察，写成文章在《华北每日新闻》发表，后来汇编成册于1890年在上海以《中国人的性格》为题出版。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公司再版。该书详尽地评介了中国人的特性，有褒有贬，但总体色调是灰暗的，谈及了中国人好面子、保守、排外、不诚实、知足常乐等缺陷。作者认为如何纠正中国人特性中存在的缺陷，“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史密斯对中国人性格缺点的描述：保全面子、轻视外族、缺乏诚信、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因循守旧、缺乏公心、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相互猜疑。
我们可以发现，史密斯的观点含有西方价值、现代价值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很多例子是从一个片段去概括整体。并且他同时把这些缺点归结于儒家思想。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把他所认作的一些缺点看成优点。对于同样的现象，如果站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前提来看，很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辜鸿铭看来，史密斯的论证无非是试图证明西方人比中国人优越。 在史密斯看来，由于中国文明的缺点，中国人需要西方基督教拯救。而在辜鸿铭看来，恰恰相反，处在战争中的西方人需要中国文明的拯救。辜鸿铭正是站在与史密斯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人、审视中国文化的。
（三）辜鸿铭眼中的中国人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辜鸿铭，他们都没有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去审视文化，而是把文化归结为“精神”，是从“内在属性”判断中国文化的。而我们知道，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是从文化的“内在属性”定义文化，进而把文化归结为“意欲”的。在这点上，辜鸿铭和梁漱溟二人是相同的。只不过辜鸿铭是从“中国人”审视中国文化的内在属性，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梁漱溟是从文化的路向、《中国文化要义》中的梁漱溟是从文化整体的特征审视中国文化，他们进入“内在属性”的路径不完全相同。辜鸿铭是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进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的、永恒的价值的。
在辜鸿铭看来，要评估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是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揭示着文明的本质和个性 。在辜氏眼中，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化具有四点特征，即：深沉、博大、纯朴、优雅。真正的中国人具有上述四种特征。这几种特征是与不同的西方人比较中凸现的，辜鸿铭认为：
毋庸置疑，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因为一般来说，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着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其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 中国人拥有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人的智慧，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而中国人的这些特征，辜鸿铭认为，在“真正的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论述中国的妇女时，辜鸿铭则为中国的很多“陋习”进行了辩护。在我们看来很多是“陋习”的行为，辜鸿铭却认为是合理的。例如“纳妾”问题。辜鸿铭认为纳妾是合理的，而这种合理则是由于中国妇女的“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除此之外，辜鸿铭还为裹小脚等行为辩护。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我们很难承认辜鸿铭的辩护，然而辜鸿铭的辩护却是为了衬托中国妇女身上体现的中国人的特征，其根本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是与当时主张西化、贬损中国文化行为的对峙。从这个角度看，辜鸿铭的辩护不可不谓之全面。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拥有如此的精神呢？辜鸿铭认为，这和中国“好公民的宗教”或者说“良民的宗教”的长期教化有关。而这“好公民的宗教”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就是孔孟之道，其精华和本质是“义”（正义）和“礼”（礼法）。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就是由于孔子思想的长期浸润形成的，儒家思想赋予了中国人真正的智慧和同情理解的力量，使中国人不需要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军国主义就可以维持好的生活。
（四）中国文化与西方危机
辜鸿铭为什么要谈中国人具有的这些精神呢？为什么要谈到这些精神的源泉儒家思想呢？
西方的现实境遇、西方文化，始终是辜鸿铭的论述背景。辜鸿铭的讨论时时显露着与西方文化的对比。
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辜氏得出中国人的四点精神特征是通过和不同的西方国家的人的对比得到的。而在谈及孔孟之道德精髓“义”和“礼”时，辜鸿铭同样和他所认为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基督教对比，他说：
欧洲宗教说 ：“做好人”，可中国信仰说：“做守礼的好人”；基督教说：“爱别人”，可孔子说：“爱之以礼”。守礼并对正义的信仰，即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辜鸿铭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凸显了出来。
同时，针对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批评，诸如“礼貌”问题、“精确”问题，辜鸿铭也通过强调中国人生活的心灵层面——礼貌上强调中国人“心灵的礼貌”、“精确”上强调非僵硬的理性 ——以此消解带着西方价值判断的评价，强调中国思想的价值。
辜鸿铭之所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主要是面对西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危机而谈。我们前面指出过，一战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创作背景。在辜鸿铭那里，战争暴露出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不讲礼义而崇尚强权。而礼义恰是中国“好公民的宗教”的独特优势所在。他说：
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问题是，欧洲人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不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
在辜鸿铭看来，西方的危机需要中国文明拯救，儒家文化是把西方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钥匙”。与西方文明对比，强调中国人的精神，对西方人而言是要拯救西方文明。而实质上，辜鸿铭是要以此突出中国文明的价值，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价值和出路。中国传统文化拯救西方，实质上是希望在西方的危机下保全中国文化，这才是辜鸿铭论述的根本所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的危机和物质文明的泛滥是辜鸿铭思考的起点，然而这起点却最终将辜鸿铭导向对中国文化的保全，甚至是极端的保全态度。
二、“辜鸿铭式的拯救”
辜鸿铭以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告诉西方：你们需要我们。而这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我们需要被保存。在这潜台词之下，我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丝悲凉的情愫。因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保存，不是出自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的体现需要依靠他者，或者说是建立在对他者的反思之下。以这样的姿态要求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以及思想独立性。其实，这一思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乃至今天也屡见不鲜，很多人在谈及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往往引入现代性以及由之导致的“现代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辜鸿铭观点的翻版。逻辑结构一致，只是要治的“病”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在梁漱溟身上发现同样的思路。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创作也有着一战的背景，事实上，我们也能发现，梁漱溟早期三路向说有“辜鸿铭式的拯救”的影子。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不反对西方化的道路，认为中国于当时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此点，梁漱溟与辜鸿铭表现出了不同，辜鸿铭是要西方走中国的道路。但是，处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梁漱溟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弊病，并大胆地预言，西方文化在将来要发生变化，东方文化将要复兴。如此，东方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考与辜鸿铭具有相似性，即把东方文化的价值建构在西方文明的弊病上，文化的价值不在自身而在于对他者的拯救或者说在于他者崩溃之后的世界命运。当时的梁漱溟主张“当下的西方化”和“未来的东方化” ，其虽然不同于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庇护，但是，也依旧是从文化的自生价值以外看待中国文化。虽然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把视角放到了人类整体，但是，他对于中国文化依旧是“辜鸿铭式的拯救”的思路。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所谓“港台新儒家”同样存在这种思路。新儒家在谈论中国文化的价值时往往谈到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重建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其实依旧是价值的“依他”，而不是独立。新儒家《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正是这种思路的反应。我们看到，辜鸿铭还没有发展到向西方人“企求”给予中国文化地位，而是以一种自信的面向寻求避难。他的态度不是“请你们”，而是“你们不得不”。
三、告别辜鸿铭、告别新儒家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有效性是当下无法验证的，而且当别人认为其可以通过内在途径或者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时，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必须是值得保存的就成了问题。“辜鸿铭式的拯救”实际上是把自己文化的生命寄托到了他者身上。而我们文化的内在延续的可靠路径还有待思考。
笔者尊敬辜鸿铭对自己文化的感情，尊重他所发现的中国人的精神。然而，在笔者看来，一种文化的生命与自信是与这一文化下的一个个个体对此种文化所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和信仰，文化体系的价值根本上不在于其比较价值，而在于其内生、内在的价值。
今人在谈论新儒家的意义时往往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诸多的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而新儒家也强调要现代化不要现代病，并努力地强调儒家思想在权威缺失、秩序混乱、伦理问题迭出、科学主义泛滥的当代社会的作用，并且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的问题，开展文明对话、宗教对话。在上述这些层面上，新儒家都有其建构和解决。新儒家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一种路径。然而，这与辜鸿铭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那就是儒家或者新儒家是否只在现代性面前才有其价值？儒家是否有其独立的价值？这种思路下，儒家作为一种传统所具有的力量消失了。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在当时那种民族落后，整个中华民族以“救亡图存”为历史主题的情况下，这种思路是最自然的思路，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温存的那些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容易产生的一种思路。而发掘文化自生的价值，也只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
“辜鸿铭式的拯救”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这种思路新儒家有之，今天大陆一些要求复兴儒家的人士有之。张祥龙先生提出要创建“儒家文化保护区”，为儒家在当代提供一块生活空间，也为人类的将来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张祥龙先生欣赏辜鸿铭，而我们亦可以从他的思路里发现辜鸿铭的影子。张先生的新书《思想避难》的题目一语道破了“辜鸿铭式的拯救”的核心，那就是“避难”。而在笔者看来，在现代性和西方性的强大压力面前，仅仅避难是不够的，中国文化要想在当今世界或者未来存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退守式的避难，而是要完成中国文化的“重生”，从内部建构起中国文化的生命力。而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这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在四九年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而七八年之后又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增长。今天的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如果传统文化只是退守，希望在西方的危机下寻求自己的价值，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主体势必不是中国本根文化。中国文化所要做的，在笔者看来是文化内在生命的重构和自生价值的发现。当然，这需要更大的努力和处理更为复杂的关系与问题。但是，这却是所有热爱中国本根文化的人所能做的最积极的选择。如何重生，才是今天我们所要处理的中国文化的主题。
今天，当我们向辜鸿铭、梁漱溟以及其他一切“文化保守主义者”致敬时，我想，我们必须同时“告别辜鸿铭”、“告别新儒家”。
【关键词】中国 西方危机 “辜鸿铭式的拯救” 重生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被人们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帽子。而辜鸿铭则以更极端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甚至被人们当作清朝的遗老。对比辜鸿铭和“新儒家”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拥有着不同的遭际。梁漱溟等人的观点很早就被人关注和研究，而辜鸿铭热则是近几年的事儿。然而，在国外思想界，辜鸿铭则很早就被人注意，尤其是在德国。辜鸿铭是近代早期较早用流畅的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人物之一。虽然他们的“热”和思想向度不尽相同，但是对比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思路，我们则可以发现隐藏在不同下的相同的逻辑思路。首先让我们进入《中国人的精神》。
一、中国文化的反观者：辜鸿铭
（一）辜鸿铭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用“反观”二字概括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把握。为什么这样概括呢？这与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轨迹有关。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海外华侨世家，十三岁开始游学于西方各国，并获得爱丁堡大学学位。他受西方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的影响，精通西方多国语言。而立之前，辜鸿铭一直生活在国外，直至将近而立之年，才返回中国，后又追随张之洞，受张之洞的思想影响，并跟从张之洞了解中国儒家文化，还曾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英国诗歌和拉丁语。辜鸿铭以流畅西文介绍儒家经典，有《论语》、《中庸》等译本，《中国人的精神》最初就是用英文写成，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从辜鸿铭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与中国近代的很多思想者不同，他是在西方文化中成长，进而回国并皈依儒家文化的。同时，辜鸿铭由于其师承和游历原因，对近代西方的文化也颇为熟悉，其对西方语言的掌握更有助于其对西方思想的了解，其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也使其熟悉西方的近代境遇。而中国，对于早年的辜鸿铭来讲，却更像一个他者，虽然这种他者在精神深处可能是本我，然而辜鸿铭却是带着西方文化的背景反观中国文化的。这不同于很多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可以看出，辜鸿铭眼中的中国文化，可能由于其特殊的历程而拥有别样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从辜鸿铭的特殊历程看出他的特殊性所在，这就是：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 。
（二）《中国人的精神》的写作背景与立论对象
《中国人的精神》全书是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的。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接受着战火的考验。西方文明的种种特性，成为当时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对象。一些思想家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价值，而这一怀疑也为反观东方文化提供了契机。而《中国人的精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辜鸿铭书中透出的文化自信和相应的一些观点也都与此相关。
辜鸿铭在书中提到了另外一部描述中国人性格的书，这就是美国人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当时西方有着诸多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描述，而这些描写的主色调往往是灰色的。《中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在辜鸿铭看来，他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并且无法深刻地理解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这样一些著作创作的。
史密斯根据在中国传教22年的观察，写成文章在《华北每日新闻》发表，后来汇编成册于1890年在上海以《中国人的性格》为题出版。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公司再版。该书详尽地评介了中国人的特性，有褒有贬，但总体色调是灰暗的，谈及了中国人好面子、保守、排外、不诚实、知足常乐等缺陷。作者认为如何纠正中国人特性中存在的缺陷，“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史密斯对中国人性格缺点的描述：保全面子、轻视外族、缺乏诚信、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因循守旧、缺乏公心、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相互猜疑。
我们可以发现，史密斯的观点含有西方价值、现代价值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很多例子是从一个片段去概括整体。并且他同时把这些缺点归结于儒家思想。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把他所认作的一些缺点看成优点。对于同样的现象，如果站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前提来看，很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辜鸿铭看来，史密斯的论证无非是试图证明西方人比中国人优越。 在史密斯看来，由于中国文明的缺点，中国人需要西方基督教拯救。而在辜鸿铭看来，恰恰相反，处在战争中的西方人需要中国文明的拯救。辜鸿铭正是站在与史密斯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人、审视中国文化的。
（三）辜鸿铭眼中的中国人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辜鸿铭，他们都没有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去审视文化，而是把文化归结为“精神”，是从“内在属性”判断中国文化的。而我们知道，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是从文化的“内在属性”定义文化，进而把文化归结为“意欲”的。在这点上，辜鸿铭和梁漱溟二人是相同的。只不过辜鸿铭是从“中国人”审视中国文化的内在属性，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梁漱溟是从文化的路向、《中国文化要义》中的梁漱溟是从文化整体的特征审视中国文化，他们进入“内在属性”的路径不完全相同。辜鸿铭是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进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的、永恒的价值的。
在辜鸿铭看来，要评估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是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揭示着文明的本质和个性 。在辜氏眼中，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化具有四点特征，即：深沉、博大、纯朴、优雅。真正的中国人具有上述四种特征。这几种特征是与不同的西方人比较中凸现的，辜鸿铭认为：
毋庸置疑，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因为一般来说，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着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其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 中国人拥有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人的智慧，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而中国人的这些特征，辜鸿铭认为，在“真正的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论述中国的妇女时，辜鸿铭则为中国的很多“陋习”进行了辩护。在我们看来很多是“陋习”的行为，辜鸿铭却认为是合理的。例如“纳妾”问题。辜鸿铭认为纳妾是合理的，而这种合理则是由于中国妇女的“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除此之外，辜鸿铭还为裹小脚等行为辩护。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我们很难承认辜鸿铭的辩护，然而辜鸿铭的辩护却是为了衬托中国妇女身上体现的中国人的特征，其根本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是与当时主张西化、贬损中国文化行为的对峙。从这个角度看，辜鸿铭的辩护不可不谓之全面。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拥有如此的精神呢？辜鸿铭认为，这和中国“好公民的宗教”或者说“良民的宗教”的长期教化有关。而这“好公民的宗教”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就是孔孟之道，其精华和本质是“义”（正义）和“礼”（礼法）。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就是由于孔子思想的长期浸润形成的，儒家思想赋予了中国人真正的智慧和同情理解的力量，使中国人不需要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军国主义就可以维持好的生活。
（四）中国文化与西方危机
辜鸿铭为什么要谈中国人具有的这些精神呢？为什么要谈到这些精神的源泉儒家思想呢？
西方的现实境遇、西方文化，始终是辜鸿铭的论述背景。辜鸿铭的讨论时时显露着与西方文化的对比。
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辜氏得出中国人的四点精神特征是通过和不同的西方国家的人的对比得到的。而在谈及孔孟之道德精髓“义”和“礼”时，辜鸿铭同样和他所认为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基督教对比，他说：
欧洲宗教说 ：“做好人”，可中国信仰说：“做守礼的好人”；基督教说：“爱别人”，可孔子说：“爱之以礼”。守礼并对正义的信仰，即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辜鸿铭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凸显了出来。
同时，针对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批评，诸如“礼貌”问题、“精确”问题，辜鸿铭也通过强调中国人生活的心灵层面——礼貌上强调中国人“心灵的礼貌”、“精确”上强调非僵硬的理性 ——以此消解带着西方价值判断的评价，强调中国思想的价值。
辜鸿铭之所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主要是面对西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危机而谈。我们前面指出过，一战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创作背景。在辜鸿铭那里，战争暴露出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不讲礼义而崇尚强权。而礼义恰是中国“好公民的宗教”的独特优势所在。他说：
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问题是，欧洲人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不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
在辜鸿铭看来，西方的危机需要中国文明拯救，儒家文化是把西方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钥匙”。与西方文明对比，强调中国人的精神，对西方人而言是要拯救西方文明。而实质上，辜鸿铭是要以此突出中国文明的价值，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价值和出路。中国传统文化拯救西方，实质上是希望在西方的危机下保全中国文化，这才是辜鸿铭论述的根本所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的危机和物质文明的泛滥是辜鸿铭思考的起点，然而这起点却最终将辜鸿铭导向对中国文化的保全，甚至是极端的保全态度。
二、“辜鸿铭式的拯救”
辜鸿铭以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告诉西方：你们需要我们。而这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我们需要被保存。在这潜台词之下，我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丝悲凉的情愫。因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保存，不是出自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的体现需要依靠他者，或者说是建立在对他者的反思之下。以这样的姿态要求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以及思想独立性。其实，这一思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乃至今天也屡见不鲜，很多人在谈及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往往引入现代性以及由之导致的“现代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辜鸿铭观点的翻版。逻辑结构一致，只是要治的“病”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在梁漱溟身上发现同样的思路。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创作也有着一战的背景，事实上，我们也能发现，梁漱溟早期三路向说有“辜鸿铭式的拯救”的影子。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不反对西方化的道路，认为中国于当时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此点，梁漱溟与辜鸿铭表现出了不同，辜鸿铭是要西方走中国的道路。但是，处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梁漱溟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弊病，并大胆地预言，西方文化在将来要发生变化，东方文化将要复兴。如此，东方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考与辜鸿铭具有相似性，即把东方文化的价值建构在西方文明的弊病上，文化的价值不在自身而在于对他者的拯救或者说在于他者崩溃之后的世界命运。当时的梁漱溟主张“当下的西方化”和“未来的东方化” ，其虽然不同于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庇护，但是，也依旧是从文化的自生价值以外看待中国文化。虽然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把视角放到了人类整体，但是，他对于中国文化依旧是“辜鸿铭式的拯救”的思路。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所谓“港台新儒家”同样存在这种思路。新儒家在谈论中国文化的价值时往往谈到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重建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其实依旧是价值的“依他”，而不是独立。新儒家《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正是这种思路的反应。我们看到，辜鸿铭还没有发展到向西方人“企求”给予中国文化地位，而是以一种自信的面向寻求避难。他的态度不是“请你们”，而是“你们不得不”。
三、告别辜鸿铭、告别新儒家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有效性是当下无法验证的，而且当别人认为其可以通过内在途径或者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时，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必须是值得保存的就成了问题。“辜鸿铭式的拯救”实际上是把自己文化的生命寄托到了他者身上。而我们文化的内在延续的可靠路径还有待思考。
笔者尊敬辜鸿铭对自己文化的感情，尊重他所发现的中国人的精神。然而，在笔者看来，一种文化的生命与自信是与这一文化下的一个个个体对此种文化所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和信仰，文化体系的价值根本上不在于其比较价值，而在于其内生、内在的价值。
今人在谈论新儒家的意义时往往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诸多的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而新儒家也强调要现代化不要现代病，并努力地强调儒家思想在权威缺失、秩序混乱、伦理问题迭出、科学主义泛滥的当代社会的作用，并且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的问题，开展文明对话、宗教对话。在上述这些层面上，新儒家都有其建构和解决。新儒家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一种路径。然而，这与辜鸿铭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那就是儒家或者新儒家是否只在现代性面前才有其价值？儒家是否有其独立的价值？这种思路下，儒家作为一种传统所具有的力量消失了。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在当时那种民族落后，整个中华民族以“救亡图存”为历史主题的情况下，这种思路是最自然的思路，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温存的那些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容易产生的一种思路。而发掘文化自生的价值，也只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
“辜鸿铭式的拯救”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这种思路新儒家有之，今天大陆一些要求复兴儒家的人士有之。张祥龙先生提出要创建“儒家文化保护区”，为儒家在当代提供一块生活空间，也为人类的将来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张祥龙先生欣赏辜鸿铭，而我们亦可以从他的思路里发现辜鸿铭的影子。张先生的新书《思想避难》的题目一语道破了“辜鸿铭式的拯救”的核心，那就是“避难”。而在笔者看来，在现代性和西方性的强大压力面前，仅仅避难是不够的，中国文化要想在当今世界或者未来存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退守式的避难，而是要完成中国文化的“重生”，从内部建构起中国文化的生命力。而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这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在四九年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而七八年之后又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增长。今天的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如果传统文化只是退守，希望在西方的危机下寻求自己的价值，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主体势必不是中国本根文化。中国文化所要做的，在笔者看来是文化内在生命的重构和自生价值的发现。当然，这需要更大的努力和处理更为复杂的关系与问题。但是，这却是所有热爱中国本根文化的人所能做的最积极的选择。如何重生，才是今天我们所要处理的中国文化的主题。
今天，当我们向辜鸿铭、梁漱溟以及其他一切“文化保守主义者”致敬时，我想，我们必须同时“告别辜鸿铭”、“告别新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