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与剑 阅读笔记（四） 暴力与“强人”脚本的延伸

统治模式包含歧视与敌对的因素，不仅体现在性别上，也体现在对其他异己群体的态度上。佛洛伊德的观点证明，男性统治的精神渗透着内心冲突、紧张和恐惧。对痛苦，而不是对关爱的尊崇，形成所谓典型男子特征的刚强、冷酷，这些都是游牧民族在生存面临威胁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被要求的品质，精神分析学家用了“心理盔甲”这个词，指积极的情感死去，最终甚至会产生对痛苦的依恋。这是父系统治关系社会的典型起源。农业社会中，喂养和屠杀动物是种植作物的一种补充，而在依靠畜牧业生存的游牧民族中，驯化动物，把它们从小养大，为的是最终杀掉它们以作食物。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很难放任自己去同情（更不用说爱）那些最终要被杀掉的小动物，无论它们有多可爱，这叫人联想起纳粹训练管理大屠杀的党卫军的方式，要求他们杀死自己悉心喂养的小狗。同情和爱在任何环境里一旦习惯性受到压抑，就会导致情绪迟钝——除了愤怒、轻蔑和其他“硬性”情绪以外，对其他情感的反应能力就会下降，并受到极大限制。指向的对象逐渐发展到人：奴隶、儿童、女性——被当作男子的财产，物化地对待。
从对根本改变的强烈抵制的角度来看，在一个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以性、种族和宗教差别作为划分优越和低劣的基础的时代，崇尚多元的重要原则，有时就会被篡改成实际维护现状的文化相对主义。语言是捉摸不定的东西，但是，如果因此就说一切都不过是解释的问题，那就掩盖了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我们用刀子割了什么人，他们会流血；如果我们关心什么人，他们会茁壮成长；当残酷的行为受到社会的颂扬，就会产生巨大的苦难——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仅要观察和解释，还要行动。“如果我们关心什么人，他们会茁壮成长。”
如果将所有种族问题都一股脑归入坚持以被研究群体的价值观看待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管这种民族习惯或历史时期多么野蛮，都会将人引入一种近乎梦游的讽刺性的分离状态。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会以民族多元化的捍卫者自居，为各种行为找到借口。况且，仅仅以脱离现实的讽刺（后现代话语的口号）替代脱离现实的客观性（现代科学的口号），这也算不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实际上，二者在许多方面是一样的，它们缺少的都是感情，更确切地说，是同情——由于缺少同情，现代科学常被当作维持统治关系现状中固有的普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工具。而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真理、价值、意义已经死亡，这一点也不新鲜。玩世不恭历来就是幻灭的理想主义者的避难所，是他们逃避世界上的痛苦现实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在“叙述结构”里长期处于痛苦关系之中。
只要有人与人的接触，冲突即不可避免。与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世界从冲突转化为和平共存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如何使冲突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创造性的冲突在于，由于带着不同的利益和目的相互接近，冲突的各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和对方的目的和行为——人类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对方观点与自己不同时，往往就会从道德角度质疑对方的动机，而不是换位的理解和包容。从个体，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无不如此。与此相匹配的则是毁灭性冲突，即是维持等级制统治所必需的暴力冲突，结果必需以一方毁灭，或者至少是被压倒告终。
在当前的制度下，“所产生的冲突似乎始终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然而事实上这是不承认需要冲突，而且不承认需要为导致危险的冲突提供适当的形式。这种冲突的最终毁灭性形式是恐惧，但是它同样不是冲突，而更接近于相反的东西，它是试图避免和压制冲突的最后结果。”而创造性/建设性的冲突，是转化冲突，而不是压制它，或使它变为暴力。
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后现代信息时代，每一条信息（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每一种信念和行动）都同任何其他信息一样无所谓好坏，有如嘲讽那些为实现更加人道的社会而奋斗的人们与嘲讽那些争夺政治权力的人们一样，他们都打着“要做好人”的标签，声称要“用尽心血”去效仿那些为积极的社会变革而奋斗的人们。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都不过是某个人的解释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竭尽全力去改变一些东西呢？为什么还要竭力去反抗不公正和野蛮行为，更不必说为实现更加人道和公正的社会而奋斗了？一言蔽之，为什么世界上竟然还会有什么标准、良知以及意识呢？
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要解构，而且还要重构。盲目拒绝所有现行规则，正像盲目接受所有现行规则一样，都没有多大意义（就像年青一代的反叛一样）。有意义的是重新审视现存规则，并区分如下两类规则：一类是旨在促进相互的责任和关心照料关系的规则，一类是旨在坚持基本的权力不平衡的规则。
所谓需要控制和统治别人，从心理学上讲，并不是一种权力感的功能，而是无权力感的功能。斗争和统治的思维，造成一种直觉，仿佛你不去控制他人，他人就会控制你。但是，在人类发展的领域里，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公式。恰恰相反。在基本意义上，每个人的发展越膨胀，她或他将越能干，越有力量，而且越不需要限制或压制别人。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中，有一个关于进步的观念，如果宇宙不是由一个万能的神控制的永恒不变的实体，那么改造自然、社会、人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是那些证明世俗观念代替宗教观念之进步的人所强调的观点，但是忽略的一点是，被抛弃的不是宗教，而是静止和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是上帝的意志这种男性统治的诺言。
1737年，当圣皮埃尔神父写作他的《关于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察》时，他表达了——也许第一次以这样明确的术语——人类有“无限远大的进步生活的前景”这种观念。我认为，对人类拥有无限进步可能性的信仰，是所有信仰中最可贵的。这种关于有无限的机会在我们地球上改进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观念，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彻底否定。基督教信仰认为这个地球是个试验场地，人是在神的计划下为来世的最后命运接受培训。而今，我们可以不再支持独裁主义的现状，而是支持永恒进步的人类理想和抱负。平等和自由两个观念，也表现了与男性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决裂。
当我们从男性统治向两性合作前进时，我们便能够开始从防卫向成长运动。正如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人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这种过程发生时，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私或更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将日益向一种不同的现实——我们和全人类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最高经验”意识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