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的文体小记

《刀锋》和《月亮与六便士》的文体有一点扎眼，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故事，要么是他见到的，要么是他听说的。这口气有点像希罗多德写《历史》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写呢？经常听人讲小说属于虚构作品，这种说法我一直没太想通。也许那是相对于史诗说的——史诗直接把历史告诉我们，不容我们去质疑，而真正的历史态度（如希罗多德）崛起之后，文学明明白白地不是历史了，小说坦诚这一点，但坚持自己说的是真理。随着历史态度或理性态度的发展，真理的范围一步步缩小，可靠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竟至于只剩罗素的“亲知”。
文学面临这种挑战，采取了几种应对方式。一是只用第一人称写自己，只写我自己的感觉和感受，因为这似乎是唯一可靠的东西。所谓放弃“全知视角”。作家也许会修改一些细节，参考别人的故事，但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作家的根本态度或理想是只相信“我的感官”。作家拒绝作任何判断，除了“我的”判断。只有主观的东西是靠得住的，判断之所以为真，只在于那的的确确是“我的”判断。因为并无其它意义上的真实判断。（这一路的下等是私人写作。）
进而，作家试图根本不作判断，罗伯•格里耶大概就作过这种努力。仿佛是，只有我的肉体感官才是唯一真实的，而且在肉体感官里还得拔除洛克说的“第二类的性质”，真实的东西只是形状、广延、数字。于是格里耶拍电影去了。
这种写作的评判人只能是作者，惟有作者本人才知道作品是否真实。这一点与文学界的实际运作是不相容的，所以其基本地位的渐渐式微也很自然——即便博客等大众写作为其提供了浮华的容身之所。
第二种应对是进入幻想世界。作家丢开了对真实的承诺，明确地写作虚构作品。无论最后的作品写成什么样，无论作家的说辞如何，这一路的秘密动力是比拼所谓智力。“童话”、“灵异”、“可能世界”、“游戏理论”等等只是作家用来聊作辩护的历史废墟或学术名词。在虚构的世界里，重要的只是可能性，真实与否则无关紧要。“游戏理论”也许是个重要的支撑，但只是望梅止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伽达默尔谈的“游戏”，实际上并不提供这种支撑。
而《刀锋》采取了一种无心恋战的态度，写得貌似历史，其实谁都知道是小说。所以这种写法看上去有点古怪，又似乎有些道理。这是一种肤浅的包装。
另两种路子则相对高深。虽然在许多作品里仍然是包装，但其主干作品则不是。在某些后现代建筑（也许还可以加上艺术）那里，可以见到两种路子的结合——用形状玩幻想游戏。“玩”似乎是最后的和最有力的辩护。“魔术”则成了范本。相比之下，唯我主义的文体似乎显得较真了，而较真当然已经是贬义词。
但无论哪一路，至少在秘密的核心处和源头，仍有着对“真”的尊重和渴求。对于幻想作家而言，唯一的真就是可能性。可能性的真超过现实世界的真，就像数学家的100维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所以幻想作品往往最重视逻辑。
而且它们渴求的是不可错的真。“无论如何，这些是不容置疑的”。仿佛文学不是一连串对真实的追求，而是一劳永逸的对真实的占有，以及随后的展示。与占有相比，展示到头来是无足轻重的，于是作家越写越少，渐至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