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大中文系给我的古典学术教育
本文原載文史知識2010年第十期
北大中文系给我的古典学术教育
刘 宁
1987到1997，我在未名湖畔求学十载，从一名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到取得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北大中文系把我领上古典学术的研究之路。在激扬文字的燕园，古典学术的教育，以其沉静深厚的特色，养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学人，使之成为斯文传承的中流砥柱。“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在中外多样化的古典学术传统中，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理解北大古典教育的独特，也一直吸引着我的思考。当然，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识其大者”的能力，这里，仅借系庆的因缘，撷取一些求学的体会，重温一下在五院初识古典门径的感动。
古典文献专业的基础训练
当年报考北大，我选择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在传统文化深受冷落的八十年代，古文献专业的录取分数，在北大中文系三个专业中是最低的。记得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还被中学同学笑话为“手高眼低”，但直到现在，我都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专业，它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古典学术基础。
当我毕业工作，经常看到许多中文系的学生，即使是到了报考硕士、博士的阶段，也几乎不读、也不会读古书的局促后，就总是很感谢文献专业，在我们求学之始，就要求直接阅读古典文献。四年的本科学习，我们有了一个很牢固的观念，就是尊重原始文献。记得当年读书时，只要看到现代人对历史问题的阐述，我们就会想，他这样的说法，文献上的原始依据是什么呢。不能仅仅相信二手文献，这似乎是所有课程所强调的。这在已经有了不少辞典、工具书和学风不无急切的八十年代，多少显得迂腐。但专业的教育对此有着不容质疑的坚持，而我们这些学子，也深受“迂腐”之风的影响，记得大一开设的“工具书使用法”以及大二开设的“目录学”，都有大量的实习内容，要求我们通过类书、古籍目录等查考原始文献，进而概括一些历史名词的内容。当时班上有位同学，觉得这些名词，在今人编的工具书上都有现成的解释，不如直接照抄，但他这样的捷径，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原始文献。当我自己走上古典学术的研究之路以后，才深深感到，这种对原始文献的尊重，绝不仅仅是学科训练的技术问题，如果一个学者，根本不具备面对原始文献的能力，只能依赖二手文献与前人之成说，他如何能拥有“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呢？
尊重原始文献，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意味着一整套阅读、考辨和整理古籍的学术训练。文献专业的课程对此考虑得很周详。专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六门古籍整理的基础课，后两年，则学习“古文献学史”和各类专书选读课。当时文献专业上课的老师，堪称豪华阵容，文字学是裘锡圭先生、音韵学是唐作藩先生、训诂学是张猛先生、版本是李致忠先生、校勘是倪其心先生、目录学是高路明先生，古文献学史是孙钦善先生、此外的专书选读课也十分扎实，文学要籍解读是金开诚先生、哲学要籍解读是王丽萍先生、国外中国学要籍选读是刘萍先生、《论语》则由孙钦善、李零先生先后讲授过、《周易》是王扶汉先生、《楚辞》是高路明先生、《孟子》是董洪利先生、《诗经》是吴鸥先生、《孙子兵法》是李零先生、《淮南子》是吕艺先生。此外，还要学习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通史。其中“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汉语”要比文学、汉语专业略微简单，而当时班上不少同学都去旁听文学专业的文学史和汉语专业的汉语学史。四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忙碌的，而我们真正享受到了转益多师的嘉惠。记得1991年照毕业照时，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献班在合影时，老师的人数居然超过了学生。这是如今汹涌扩招后的大学再难见到的景象。
文献专业的课程十分强调阅读古籍的能力。对文献的查考和版本的调查，也成为重要的实习内容。当时每上一门课，总要有大量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部，其中版本学课的实习，还被李致忠老师安排在北图进行。记得有一次，陈捷老师布置阅读郑玄《诗谱序》，在课上讲解。上课时，我们全不得要领又自以为是，把正文粗粗读过，随便发挥一通便以为完事大吉，年轻的陈老师一向很随和，但那一次她居然发了脾气，骂我们实在空疏。那天课后，全班同学再也不敢懈怠，不仅把孔疏细细读过，还结合后人的意见，分析郑玄的诗学观念。第二次上课，所有发表的同学都分析得异常精彩，而那以后，我们每一次课堂发表，都再无懈怠，而是要努力更胜于前。当时不少课，都有这个阅读文献、发表和讨论的过程。这是我求学时代最珍贵的经历。工作以后，我曾经去哈佛访学，发现那里上课阅读和讨论的方式，与我在文献专业的经历十分类似。我任教高校时，曾想在自己的课堂上运用这样的方式，但效果往往不理想，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比较完整的古典文献训练做基础，学生面对古籍会感到异常吃力，绝大多数的大学，都没有古典文献专业，有些只是简单讲一些古典文献概论知识，学生纵然有读古籍的愿望，也会力不从心。
文献专业的课程，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学术史”而极少“概论”式的平面叙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贯穿在几乎所有课程的学习之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一入校即被要求认真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要求将此书常备左右，要将《提要》所勾勒的古典学术地图了然于胸。大二高路明先生讲授的目录学课程，更以古典目录学的博大体系，丰富了我们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大三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 则以通贯详实的内容，为我们勾画了中国古典学术史的基本框架。在其他的课程上，从学术史入手理解相关的学术问题，也成为一个基本的学习理路，例如《诗经》选读，就从诗经学史进入，体会汉、宋、清人《诗经》学的不同特点，对《论语》、《孟子》、《周易》、《楚辞》、《孙子兵法》、《淮南子》的学习，亦无不如此，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路明老师讲授的《楚辞》选读，她依据游国恩先生主持编纂的《楚辞长编》中的《离骚纂义》进行讲授，《纂义》网罗了前人对《楚辞》的注释，从汉至清，学术的变化、阐释的转型，一目了然，而其中的问题也引发我们浓厚的思考兴趣。上课时，老师或同学逐条阅读和分析前人的注释，那是一个春季的学期，窗外是蓬勃的校园，屋内是埋首故纸的师生，读书的形式很枯燥，但书中的兴味却引人入胜。这也许就是古文献专业典型的读书环境吧，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一点顿挫，要回到文本，回到历史阐释的长河里去，但一旦从顿挫中生发，那种精彩，真是久久难以忘怀。我一直记得倪其心先生讲校勘学，倪先生精研六朝文学，为人有六朝名士的洒脱，在校勘学上也有精湛的研究，他的《校勘学大纲》是目前最好的校勘学教材。记得他讲授戴震、王念孙的校勘，驳正成说，层层考辨，那细密的过程，仿佛武陵人在极狭的山洞中穿行，而一旦豁然开朗，又自有千家红树的震撼。经过四年的学习，从学术史出发思考历史问题，似乎内化为我们的一种自觉，我们懂得了自己面对经典的发言，其实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而真正的创造性，当然要经过对历史长河的沉潜，而非漠视。
文献专业十分强调核心经典在学术史中的地位。我们刚进校时，专业就发给每人一套中华书局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规定这套书在大学四年间一直归我们使用，毕业时归还。四年间，这套书成为许多课程的重要参考书，而对于那密密麻麻的注疏，我们也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变成可以比较流畅地句读。毕业的时候，专业借给我们的书要归还了，但很多同学又自己购买了一套。记得八十年代，学术风气十分活跃，但专业始终强调以十三经为代表的核心文献，在古典学术中的重要意义。经学文献也成为学术史学习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许多经学史上的问题，也在学术史的框架下得到讨论。例如经学史上的汉宋之争、清代经学的新变，这些已经是我们在文献学史和专书选读课上，耳熟能详的问题。
古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讲授方式，在我们读书时，当然未能深刻体会其妙处。但随着自己走上工作岗位，看到古典学术传统之凋零，大学对古典教育的忽视，特别是近些年国学热中对国学该如何与现代学术体制融合的种种争论之后，就越发感到，前辈学人在设计古典文献专业课程上所展现的创造力。很多人感慨经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中辍，其实，古文献专业在学术史的框架中，就积极地继承了经学所包含的学术传统。今天，古典教育、通识教育、经典阅读，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也把目光投向域外的古典学传统，但如何让中国的古典学术与现代学科体制融合，并不是照搬西方古典学所可办到。从1959年到现在，文献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古典教育传统，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其中所包含的通古今之变的智慧，很值得思考和体会。
文献专业的课大多是师生一起“读”出来的，而不是学生单纯听概论“听”出来的，当一条一条地读学术史文献后，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是一、两个观点，而是一种切实的理解，也因此可以形成自己创造性的思考。本科四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泡在古书里，阅读古典文本的能力、整理古籍的素养和学术史的自觉，是这四年最大的收获。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汉语史、中国通史等课程的学习，则开阔了视野。但古典文献的学习始终是主干。林庚先生说，学习不能贪多务得，而是要“感受一通，一通百通”。四年的大学时光是有限的，文献专业既让学生认识到古典世界的博大丰富，也切实地指示进入这一世界的津梁，期望他们能由此“一通”以至“百通”。
实证·文本·通观·独创
本科毕业后，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读书与思考的压力也似乎更大了。从跟随倪其心先生攻读古典文献学的硕士，到跟随葛晓音先生攻读古代文学的博士，我的研究兴趣从文献整理转向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对北大古典教育里科研精神的感受更加突出，北大学风中注重实证、尊重文本、通观达识和追求独创的特点，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的理解。
实证是科研的基础，这是我读书时最为强烈的体会。从本科开始，对实证态度和方法的培养，已经是我们学习的重要内容。立论要根据材料讲话，而材料本身要精于考辨。记得上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时，我在期中作业里空发了一些议论，裘先生特意在课间把我叫去，耐心地指着他用红笔在我的作业上划下的一些句子，问我，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有什么材料可以支持你这个说法呢？当时，我真是羞愧无已，因为自己完全是随口空发几句议论，但裘先生那认真的态度，让我明白了，在学术论文里，任何一句话都要有根有据。而当我们能在自己的研究中，真正体现了实证精神，哪怕是取得一点点微小的成绩，老师都会热情地鼓励，记得在孙钦善老师的课上，我通过考证宋人笔记中一条记载的错误，反驳了前人对欧阳修西京交游经历的一个认识，孙老师竟给我很高的分数，在教研室见到，还鼓励有加。
在体会实证学风这一点上，吴小如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大学时代捧读吴先生的《读书丛札》，读得十分吃力，但每一段考证，都能发人所未发。吴先生说，与其堆砌一些浮词来凑成专著，还不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切切实实言之有据。吴先生解读诗文，精义纷披，而其核心，乃是实证基础上的揆情度理。他认为，诗文分析，要字字安稳，句句落实，所谓“欣赏”，其实是“苦赏”。这些都时时在警醒我，为学不能蹈空务虚。
实证精神所意味的用材料说话，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既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知识来推敲训诂、考辨文义，又要对文本有综合而深入的把握。本科时读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考证，都深感他们对古籍有通贯的理解，当进入到专业学习阶段，对文本精准而通贯的把握，成为学习中更为重要的内容。跟随葛晓音老师学习古代文学时，葛老师反复强调，要对作品文本有扎扎实实的理解和感受。记得在她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课上，我读了一些山水诗作品，感到北宋一些写山水的作品，和六朝之作有所不同，就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对北宋山水之作进行概括，葛老师认为我对宋代的作品读得不深、不细，立论不免肤泛。葛老师认为读古代的作品，要能深入其体制，了解体制上的渊源变化，切实理解一首诗艺术上的特点，要是对一首诗的特点全抓不住要领，一切的分析就不免落空。当然，这种对文本的体会，不是简单鉴赏式的，而是要综合理论与历史，对文本有感悟、有理解。记得一开始，我对自己能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没有多大信心，葛老师就举林庚先生的话，说一个人的敏感，当然有天生的成分，但也和后天的锻炼分不开，为什么警察总是最敏锐地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小偷，就是因为长期的职业训练。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鼓励我沉潜于作品之中，反复品味。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葛老师规定了一个阅读重要作家文集的读书计划，每读一个集子，都要写作读书报告。每一篇报告，葛老师都认真批改，指出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也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看似新颖，实际毫无体会的言辞。正是在这样一个反复磨练的过程中，对文本的感受力，才逐步增强。创作经验对文本理解无疑也是很有帮助的，陈贻焮先生总是蔼如春风地鼓励我写作旧体诗词，每次我向他呈上自己笨拙的习作，他欢喜的态度总是极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热情，也使我对古人的文本更有体会。
通观达识，是北大科研精神的一个特色。记得刚进大学时，我们选修袁行霈先生的课，袁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一个只读过李白文集，和一个读过《全唐诗》的人对李白的理解当然不同，这番话对还在读本科的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从八十年代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就很强调多角度、多视野，做综合的研究。而这样的综合，既要开阔，又要扎实，记得陈贻焮先生讲，如果要运用另一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古典文学，就要起码具备那个学科的讲师水平。当时我们并没有很体会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想来，这是很严谨，也很高的要求。学术是一丝不苟的，不对自己所要涉及的学科下一番苦功，而要做综合的研究，当然就不免虚泛不实，这样的情形在学界并不少见。
学术离不开独创，在刚刚开始专业学习时，如何独创是最让我们焦虑的问题，如何去找论文的题目呢？读书时，被老师“命题”的幸运是很少的，而一旦你从现有的学术框架和研究路数中去套出一个题目，也总是会被否定。记得我把这样的苦恼讲给葛老师，她总是说，从读书中发现问题，从写读书报告开始，当我在葛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六、七次的修改，将一篇关于欧阳修的读书报告修改成小论文后，才开始略略对此有了一点体会。我的学位论文思路，是在阅读中晚唐诗歌的过程中一点点摸索出来，当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一个在唐宋诗歌转型中重要的诗学线索显露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激动，但也不无忐忑，因为前人从未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但葛老师鼓励我大胆地提出这一观点。她常说，真正的学术创造都是一空依傍的，套着前人的思路做，总是落入第二义。这种从文本之中，经过通观与实证而形成创新的研究之路，是一条学术的通衢大路。记得在哈佛访学时，我旁听了与哈罗德·布鲁姆齐名的著名诗学教授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的课程，有一次和她的研究生聊天，那位学生说自己曾经想用生态美学的观点研究某一当代诗人，文德勒教授不同意，要求他再读书，再体会，给他定了一系列要读的诗人的名单。当时，我真是觉得“东海西海，此心攸同”。
古典学术传统与北大精神
离开母校的十多年间，我对古典教育传统的丰富性有了更多了解，对燕园古典教育的独特，就有了更深的感受。
北大经历过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因此，北大的古典学术有很鲜明的理性色彩。对实证的高度强调，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这里既有对乾嘉传统的继承，也可以看到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精神的影响。同时，北大又与时代思潮的风云变化息息相通，新的想法与观念时刻在冲击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北大学习古典，不可能拘守古书而闭目塞听。从沉潜故训的课堂刚一出来，就可能在三角地看到激烈的论辩，读到刚刚写出的新诗，古今新旧的剧烈冲突，时时激荡着学子的心灵。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经常在想，古典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难道只因为它古老，因为它是“中国”的吗？也因此难免不产生对古典学问的迷惘和怀疑。但是，在迷惘中我们坚持下来，还读出了兴味，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不靠民粹和古老来说教，也没有什么活泼的教学技巧，更不故作玄虚，但是真能讲出古典文本中的神采。记得裘锡圭先生在电教给我们这些大二的学生讲文字学，他讲课时，眼睛常常看着一侧的窗户，并不常看学生，板书也不那么漂亮整齐，但那些看似枯燥的内容，就是紧紧地吸引着我们，似乎直到下课，大家才会松上一口气。在这样的课堂里，你会感到，古典文本所蕴涵的活力，所包含的智慧，能使人享受到极大的精神快乐，经历了古典的沉潜，思想会走到极为精深的境界。这是富于理性气质的北大古典学术传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感染吧。 --------
北大中文系给我的古典学术教育
刘 宁
1987到1997，我在未名湖畔求学十载，从一名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到取得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北大中文系把我领上古典学术的研究之路。在激扬文字的燕园，古典学术的教育，以其沉静深厚的特色，养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学人，使之成为斯文传承的中流砥柱。“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在中外多样化的古典学术传统中，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理解北大古典教育的独特，也一直吸引着我的思考。当然，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识其大者”的能力，这里，仅借系庆的因缘，撷取一些求学的体会，重温一下在五院初识古典门径的感动。
古典文献专业的基础训练
当年报考北大，我选择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在传统文化深受冷落的八十年代，古文献专业的录取分数，在北大中文系三个专业中是最低的。记得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还被中学同学笑话为“手高眼低”，但直到现在，我都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专业，它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古典学术基础。
当我毕业工作，经常看到许多中文系的学生，即使是到了报考硕士、博士的阶段，也几乎不读、也不会读古书的局促后，就总是很感谢文献专业，在我们求学之始，就要求直接阅读古典文献。四年的本科学习，我们有了一个很牢固的观念，就是尊重原始文献。记得当年读书时，只要看到现代人对历史问题的阐述，我们就会想，他这样的说法，文献上的原始依据是什么呢。不能仅仅相信二手文献，这似乎是所有课程所强调的。这在已经有了不少辞典、工具书和学风不无急切的八十年代，多少显得迂腐。但专业的教育对此有着不容质疑的坚持，而我们这些学子，也深受“迂腐”之风的影响，记得大一开设的“工具书使用法”以及大二开设的“目录学”，都有大量的实习内容，要求我们通过类书、古籍目录等查考原始文献，进而概括一些历史名词的内容。当时班上有位同学，觉得这些名词，在今人编的工具书上都有现成的解释，不如直接照抄，但他这样的捷径，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原始文献。当我自己走上古典学术的研究之路以后，才深深感到，这种对原始文献的尊重，绝不仅仅是学科训练的技术问题，如果一个学者，根本不具备面对原始文献的能力，只能依赖二手文献与前人之成说，他如何能拥有“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呢？
尊重原始文献，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意味着一整套阅读、考辨和整理古籍的学术训练。文献专业的课程对此考虑得很周详。专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六门古籍整理的基础课，后两年，则学习“古文献学史”和各类专书选读课。当时文献专业上课的老师，堪称豪华阵容，文字学是裘锡圭先生、音韵学是唐作藩先生、训诂学是张猛先生、版本是李致忠先生、校勘是倪其心先生、目录学是高路明先生，古文献学史是孙钦善先生、此外的专书选读课也十分扎实，文学要籍解读是金开诚先生、哲学要籍解读是王丽萍先生、国外中国学要籍选读是刘萍先生、《论语》则由孙钦善、李零先生先后讲授过、《周易》是王扶汉先生、《楚辞》是高路明先生、《孟子》是董洪利先生、《诗经》是吴鸥先生、《孙子兵法》是李零先生、《淮南子》是吕艺先生。此外，还要学习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通史。其中“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汉语”要比文学、汉语专业略微简单，而当时班上不少同学都去旁听文学专业的文学史和汉语专业的汉语学史。四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忙碌的，而我们真正享受到了转益多师的嘉惠。记得1991年照毕业照时，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献班在合影时，老师的人数居然超过了学生。这是如今汹涌扩招后的大学再难见到的景象。
文献专业的课程十分强调阅读古籍的能力。对文献的查考和版本的调查，也成为重要的实习内容。当时每上一门课，总要有大量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部，其中版本学课的实习，还被李致忠老师安排在北图进行。记得有一次，陈捷老师布置阅读郑玄《诗谱序》，在课上讲解。上课时，我们全不得要领又自以为是，把正文粗粗读过，随便发挥一通便以为完事大吉，年轻的陈老师一向很随和，但那一次她居然发了脾气，骂我们实在空疏。那天课后，全班同学再也不敢懈怠，不仅把孔疏细细读过，还结合后人的意见，分析郑玄的诗学观念。第二次上课，所有发表的同学都分析得异常精彩，而那以后，我们每一次课堂发表，都再无懈怠，而是要努力更胜于前。当时不少课，都有这个阅读文献、发表和讨论的过程。这是我求学时代最珍贵的经历。工作以后，我曾经去哈佛访学，发现那里上课阅读和讨论的方式，与我在文献专业的经历十分类似。我任教高校时，曾想在自己的课堂上运用这样的方式，但效果往往不理想，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比较完整的古典文献训练做基础，学生面对古籍会感到异常吃力，绝大多数的大学，都没有古典文献专业，有些只是简单讲一些古典文献概论知识，学生纵然有读古籍的愿望，也会力不从心。
文献专业的课程，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学术史”而极少“概论”式的平面叙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贯穿在几乎所有课程的学习之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一入校即被要求认真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要求将此书常备左右，要将《提要》所勾勒的古典学术地图了然于胸。大二高路明先生讲授的目录学课程，更以古典目录学的博大体系，丰富了我们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大三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 则以通贯详实的内容，为我们勾画了中国古典学术史的基本框架。在其他的课程上，从学术史入手理解相关的学术问题，也成为一个基本的学习理路，例如《诗经》选读，就从诗经学史进入，体会汉、宋、清人《诗经》学的不同特点，对《论语》、《孟子》、《周易》、《楚辞》、《孙子兵法》、《淮南子》的学习，亦无不如此，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路明老师讲授的《楚辞》选读，她依据游国恩先生主持编纂的《楚辞长编》中的《离骚纂义》进行讲授，《纂义》网罗了前人对《楚辞》的注释，从汉至清，学术的变化、阐释的转型，一目了然，而其中的问题也引发我们浓厚的思考兴趣。上课时，老师或同学逐条阅读和分析前人的注释，那是一个春季的学期，窗外是蓬勃的校园，屋内是埋首故纸的师生，读书的形式很枯燥，但书中的兴味却引人入胜。这也许就是古文献专业典型的读书环境吧，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一点顿挫，要回到文本，回到历史阐释的长河里去，但一旦从顿挫中生发，那种精彩，真是久久难以忘怀。我一直记得倪其心先生讲校勘学，倪先生精研六朝文学，为人有六朝名士的洒脱，在校勘学上也有精湛的研究，他的《校勘学大纲》是目前最好的校勘学教材。记得他讲授戴震、王念孙的校勘，驳正成说，层层考辨，那细密的过程，仿佛武陵人在极狭的山洞中穿行，而一旦豁然开朗，又自有千家红树的震撼。经过四年的学习，从学术史出发思考历史问题，似乎内化为我们的一种自觉，我们懂得了自己面对经典的发言，其实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而真正的创造性，当然要经过对历史长河的沉潜，而非漠视。
文献专业十分强调核心经典在学术史中的地位。我们刚进校时，专业就发给每人一套中华书局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规定这套书在大学四年间一直归我们使用，毕业时归还。四年间，这套书成为许多课程的重要参考书，而对于那密密麻麻的注疏，我们也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变成可以比较流畅地句读。毕业的时候，专业借给我们的书要归还了，但很多同学又自己购买了一套。记得八十年代，学术风气十分活跃，但专业始终强调以十三经为代表的核心文献，在古典学术中的重要意义。经学文献也成为学术史学习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许多经学史上的问题，也在学术史的框架下得到讨论。例如经学史上的汉宋之争、清代经学的新变，这些已经是我们在文献学史和专书选读课上，耳熟能详的问题。
古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讲授方式，在我们读书时，当然未能深刻体会其妙处。但随着自己走上工作岗位，看到古典学术传统之凋零，大学对古典教育的忽视，特别是近些年国学热中对国学该如何与现代学术体制融合的种种争论之后，就越发感到，前辈学人在设计古典文献专业课程上所展现的创造力。很多人感慨经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中辍，其实，古文献专业在学术史的框架中，就积极地继承了经学所包含的学术传统。今天，古典教育、通识教育、经典阅读，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也把目光投向域外的古典学传统，但如何让中国的古典学术与现代学科体制融合，并不是照搬西方古典学所可办到。从1959年到现在，文献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古典教育传统，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其中所包含的通古今之变的智慧，很值得思考和体会。
文献专业的课大多是师生一起“读”出来的，而不是学生单纯听概论“听”出来的，当一条一条地读学术史文献后，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是一、两个观点，而是一种切实的理解，也因此可以形成自己创造性的思考。本科四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泡在古书里，阅读古典文本的能力、整理古籍的素养和学术史的自觉，是这四年最大的收获。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汉语史、中国通史等课程的学习，则开阔了视野。但古典文献的学习始终是主干。林庚先生说，学习不能贪多务得，而是要“感受一通，一通百通”。四年的大学时光是有限的，文献专业既让学生认识到古典世界的博大丰富，也切实地指示进入这一世界的津梁，期望他们能由此“一通”以至“百通”。
实证·文本·通观·独创
本科毕业后，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读书与思考的压力也似乎更大了。从跟随倪其心先生攻读古典文献学的硕士，到跟随葛晓音先生攻读古代文学的博士，我的研究兴趣从文献整理转向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对北大古典教育里科研精神的感受更加突出，北大学风中注重实证、尊重文本、通观达识和追求独创的特点，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的理解。
实证是科研的基础，这是我读书时最为强烈的体会。从本科开始，对实证态度和方法的培养，已经是我们学习的重要内容。立论要根据材料讲话，而材料本身要精于考辨。记得上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时，我在期中作业里空发了一些议论，裘先生特意在课间把我叫去，耐心地指着他用红笔在我的作业上划下的一些句子，问我，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有什么材料可以支持你这个说法呢？当时，我真是羞愧无已，因为自己完全是随口空发几句议论，但裘先生那认真的态度，让我明白了，在学术论文里，任何一句话都要有根有据。而当我们能在自己的研究中，真正体现了实证精神，哪怕是取得一点点微小的成绩，老师都会热情地鼓励，记得在孙钦善老师的课上，我通过考证宋人笔记中一条记载的错误，反驳了前人对欧阳修西京交游经历的一个认识，孙老师竟给我很高的分数，在教研室见到，还鼓励有加。
在体会实证学风这一点上，吴小如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大学时代捧读吴先生的《读书丛札》，读得十分吃力，但每一段考证，都能发人所未发。吴先生说，与其堆砌一些浮词来凑成专著，还不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切切实实言之有据。吴先生解读诗文，精义纷披，而其核心，乃是实证基础上的揆情度理。他认为，诗文分析，要字字安稳，句句落实，所谓“欣赏”，其实是“苦赏”。这些都时时在警醒我，为学不能蹈空务虚。
实证精神所意味的用材料说话，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既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知识来推敲训诂、考辨文义，又要对文本有综合而深入的把握。本科时读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考证，都深感他们对古籍有通贯的理解，当进入到专业学习阶段，对文本精准而通贯的把握，成为学习中更为重要的内容。跟随葛晓音老师学习古代文学时，葛老师反复强调，要对作品文本有扎扎实实的理解和感受。记得在她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课上，我读了一些山水诗作品，感到北宋一些写山水的作品，和六朝之作有所不同，就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对北宋山水之作进行概括，葛老师认为我对宋代的作品读得不深、不细，立论不免肤泛。葛老师认为读古代的作品，要能深入其体制，了解体制上的渊源变化，切实理解一首诗艺术上的特点，要是对一首诗的特点全抓不住要领，一切的分析就不免落空。当然，这种对文本的体会，不是简单鉴赏式的，而是要综合理论与历史，对文本有感悟、有理解。记得一开始，我对自己能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没有多大信心，葛老师就举林庚先生的话，说一个人的敏感，当然有天生的成分，但也和后天的锻炼分不开，为什么警察总是最敏锐地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小偷，就是因为长期的职业训练。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鼓励我沉潜于作品之中，反复品味。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葛老师规定了一个阅读重要作家文集的读书计划，每读一个集子，都要写作读书报告。每一篇报告，葛老师都认真批改，指出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也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看似新颖，实际毫无体会的言辞。正是在这样一个反复磨练的过程中，对文本的感受力，才逐步增强。创作经验对文本理解无疑也是很有帮助的，陈贻焮先生总是蔼如春风地鼓励我写作旧体诗词，每次我向他呈上自己笨拙的习作，他欢喜的态度总是极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热情，也使我对古人的文本更有体会。
通观达识，是北大科研精神的一个特色。记得刚进大学时，我们选修袁行霈先生的课，袁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一个只读过李白文集，和一个读过《全唐诗》的人对李白的理解当然不同，这番话对还在读本科的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从八十年代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就很强调多角度、多视野，做综合的研究。而这样的综合，既要开阔，又要扎实，记得陈贻焮先生讲，如果要运用另一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古典文学，就要起码具备那个学科的讲师水平。当时我们并没有很体会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想来，这是很严谨，也很高的要求。学术是一丝不苟的，不对自己所要涉及的学科下一番苦功，而要做综合的研究，当然就不免虚泛不实，这样的情形在学界并不少见。
学术离不开独创，在刚刚开始专业学习时，如何独创是最让我们焦虑的问题，如何去找论文的题目呢？读书时，被老师“命题”的幸运是很少的，而一旦你从现有的学术框架和研究路数中去套出一个题目，也总是会被否定。记得我把这样的苦恼讲给葛老师，她总是说，从读书中发现问题，从写读书报告开始，当我在葛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六、七次的修改，将一篇关于欧阳修的读书报告修改成小论文后，才开始略略对此有了一点体会。我的学位论文思路，是在阅读中晚唐诗歌的过程中一点点摸索出来，当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一个在唐宋诗歌转型中重要的诗学线索显露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激动，但也不无忐忑，因为前人从未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但葛老师鼓励我大胆地提出这一观点。她常说，真正的学术创造都是一空依傍的，套着前人的思路做，总是落入第二义。这种从文本之中，经过通观与实证而形成创新的研究之路，是一条学术的通衢大路。记得在哈佛访学时，我旁听了与哈罗德·布鲁姆齐名的著名诗学教授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的课程，有一次和她的研究生聊天，那位学生说自己曾经想用生态美学的观点研究某一当代诗人，文德勒教授不同意，要求他再读书，再体会，给他定了一系列要读的诗人的名单。当时，我真是觉得“东海西海，此心攸同”。
古典学术传统与北大精神
离开母校的十多年间，我对古典教育传统的丰富性有了更多了解，对燕园古典教育的独特，就有了更深的感受。
北大经历过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因此，北大的古典学术有很鲜明的理性色彩。对实证的高度强调，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这里既有对乾嘉传统的继承，也可以看到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精神的影响。同时，北大又与时代思潮的风云变化息息相通，新的想法与观念时刻在冲击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北大学习古典，不可能拘守古书而闭目塞听。从沉潜故训的课堂刚一出来，就可能在三角地看到激烈的论辩，读到刚刚写出的新诗，古今新旧的剧烈冲突，时时激荡着学子的心灵。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经常在想，古典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难道只因为它古老，因为它是“中国”的吗？也因此难免不产生对古典学问的迷惘和怀疑。但是，在迷惘中我们坚持下来，还读出了兴味，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不靠民粹和古老来说教，也没有什么活泼的教学技巧，更不故作玄虚，但是真能讲出古典文本中的神采。记得裘锡圭先生在电教给我们这些大二的学生讲文字学，他讲课时，眼睛常常看着一侧的窗户，并不常看学生，板书也不那么漂亮整齐，但那些看似枯燥的内容，就是紧紧地吸引着我们，似乎直到下课，大家才会松上一口气。在这样的课堂里，你会感到，古典文本所蕴涵的活力，所包含的智慧，能使人享受到极大的精神快乐，经历了古典的沉潜，思想会走到极为精深的境界。这是富于理性气质的北大古典学术传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感染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