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被诉抄袭案将开庭 原告柳红称维权到底

                
                
《吴敬琏传》被诉抄袭案将开庭 原告称维权到底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0-12/1306177.html
   环球网记者王欣报道，今年5月初，吴敬琏前助手、《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一书（以下简称《吴敬琏评传》）作者柳红，一纸诉状将《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以下简称《吴敬琏传》）作者、著名财经书作家吴晓波等告上东城法院，称对方剽窃自己的著作并索赔50万元。
    5月12日，曾出版《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著作的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就《吴敬琏传》“被诉剽窃”一事发表声明作出回应。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指出：“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
    事件发生之后，吴敬琏仅做出过简短的评论：“抄袭问题柳红已经起诉了，法院去解决，我无法评断。”
    由于种种原因，原定于6月8日开庭的案件延期了将近半年。12月3日（本周五）上午，柳红与吴晓波将在东城区法院对簿公堂。就在本案开庭在即之时，原告柳红接受了本网记者的独家专访，详述了事件细节，并发表了自己针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下为专访的内容：
    记者：能否简要叙述您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的创作历程？
    柳红：20世纪初，吴老师的影响力和今天还是有区别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是一套书，至少出了八个人的评传，有厉以宁、董辅礽等等。《吴敬琏评传》是其中一本，那是吴敬琏的第一本传记。简单地说，我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对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等相关历史做了第一次挖掘工作。比如书中他曾外祖父的名字，是我查出来的。记得那时，每有一个发现都很兴奋，有点像考古工作。在此之前，有一位上海作家，写过吴敬琏的父母。她的工作很有价值。第二，对他的学术工作进行梳理。在这本传记之前，我还写过一个介绍吴敬琏生平的小册子，作为2000年他七十岁生日会上的一份资料。当时我担任吴敬琏研究助手，进入第三年。
    写传记的过程中，大约采访了三十余人，包括吴敬琏的家人，他的夫人、大姐、大姐夫、二姐、女儿；其次是他的同学，中学的、大学的；第三是他的同事、朋友；第四是与他父辈熟识的人；第五是他夫人的同事、朋友；第六是他的学生、共过事的人等等。这本书的创作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甚至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借用了四川的大学图书馆资料，等等。
    记者：吴敬琏先生对您的这本著作有何评价？
    柳红：我没听到过吴敬琏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应该说，这本传记，对吴敬琏起了一定影响作用。它被广泛转载，引用。在那一套书里，据说是写得和卖得比较好的一本。
    当然，我自己对它非常不满意，有很多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憾不断加重。第一，对大时代把握不够；第二，对传主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和贡献占有资料不够全面，因此影响了判断和评价；第三，缺少个性深层分析等等。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批评意见，比如夸大了吴敬琏在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作用等等。还有几处史实上的失误。当时的我，功力不够，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比较差。
    记者：在事件发生前，您和吴晓波有过接触吗？他在您眼中是怎样的人？
    柳红：不仅之前，到现在，我也没和吴晓波见过面。他在我眼中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虽然据说吴晓波名声很大，但是我此前并不知道他。直到这两年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专栏《那些人与事》，才听说，并见他在那里也写专栏，但还是没太留意。
    就是从今年年初他的《吴敬琏传》出来后，我才开始注意。我先对他的书写了评论，他作了回应。其它的我不了解，通过他的书，我看到写得太随意、不认真；通过他对我文章的回应，我感到他自恃过高。在我接下来批评《吴敬琏传》中的硬伤一文发出后，他没有面对，也没有承认。而当我指出他抄袭之后，他除了否认，还做了一些其他动作。
    我现在不讲吴晓波，至少，我认为这样的人格是不值得被尊敬的。现在，我开始陆续在博客上公布抄袭内容和原作的对比，白纸黑字、一目了然，但依然看不到他有任何反省的迹象。
     记者：您是否认真研读过吴晓波的著作？您认为这本书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柳红：在比对抄袭内容过程中，我确实仔细读了《吴敬琏传》这本书，越读越发现漏洞百出。他的创作方法，他自己在回应我时说过：“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问题是，他是一个公开活动很多的人，去年还有一本史书问世。也就是说，他一年写出两本与史有关的书，无法想象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你可以去广泛地征询一下写书人。比如，明眼人都会看到这本传记以2002年为界，前后差异很大，有好几位人士向我指出了这一点。2002年以后的内容，明显是以网络内容为主的拼凑。因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吴敬琏的活动和言论在网上可寻。而此前之所以不同呢，是因为有我的书作为模本。
     记者：为何您在认定吴晓波的“抄袭”行为时如此有底气？
     柳红：这是因为我太熟悉书里的内容。我知道它们的来源，甚至哪句话是吴敬琏哪个同学说的、哪个同事说的。有些资料，我是惟一的拥有者。吴晓波只采访过吴敬琏一人，根本没有其它途径获知这些资料。
     记者：在与吴晓波展开笔战并最终提出诉讼时，您是否考虑过吴敬琏先生的感受？
     柳红：我从没有改变过“肯定吴敬琏在改革中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但是，这是一回事；起诉吴晓波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是怎样的动力，使您一直坚持将事件持续到今天？
     柳红：是为了维护我的基本权利。我相信吴敬琏老师对这一点也不会有异议。
     记者：对此次官司，您有多少胜算？如果得以胜诉您有何打算？如果无法胜诉呢？
     柳红：如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认为判决必然是公正的。如果胜诉，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中国在维护知识产权上比较完整的一个案例；如果不能胜诉，我还会上诉；如果上诉还不能成功，我会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写成书，留给历史判断。
     记者：您认为这起事件和以往学术圈中的抄袭现象属于同一性质吗？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柳红：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假有毒，它们是连着的、成了风气，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够幸免。抄袭，就是学术界和文坛最重要的腐败现象。
     从抄袭本身而言，这起事件和学术圈中的抄袭性质似乎没有本质差别。差别是，抄袭和被抄袭的两方身份不同，不属于同一个“圈”中人。对方集记者、学者、商人和财经写手等于一体，拥有蓝狮子出版中心，去年被媒体评为“青年领袖”，有社会影响力、有巨大财富等等。不仅如此，对方也是高调自我标榜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可事实呢？
    我认为，以吴晓波的“青年领袖”身份，行抄袭之事，提供的绝对是坏样板。作为作家，抄袭缺德，甚至犯法；作为商人，不讲诚信，破坏市场规则；作为“成功人士”，鼓励年轻人走捷径，不认真踏实做事。这就如同吴晓波的蓝狮子出版中心所做的唐骏的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由此，他的价值取向显现出来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好像对此很认同，至少很宽容。反正，我不认同，而且厌恶。
     记者：您为何在本案中自诩为“弱势群体”？您怎样看待弱势群体与权势人士之间的冲突？
     柳红：不是自诩，是客观情况。人们印象中的弱势群体是残疾人，上访户，被拆迁户等等。我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特殊样式。
     弱势群体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机构、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网，没有资源，诉求被社会忽视，或者社会反应是滞后的，常常陷入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以致以死抗争。相比较这些人，我的情况好一些，毕竟有媒体关注，我的声音可以被媒体传播出去。弱势和权势的冲突是中国今天的大问题。
     在这儿我不讲绝对弱势和绝对的权势，我讲那些处于相对中间的既不是弱势也不是权势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很大，应该觉悟到作为公民的道义责任，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扭转这种弱势和权势力量对比的悬殊境地。如果大家都站在弱势一边，这个社会就可以公正很多，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制约强权。从而，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会有保障和改善。
     记者：关于此案，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读者以及社会公众说吗？
     柳红：只想说一句，我们今天看到每一个人维权，似乎在为他们自己。实际上，他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因此，包括我在内，要关心每一位维护自己权利的人。
     半个月前，我去布达佩斯，在那里看到一个建筑物的外墙，挂了二百多幅头像照片。仔细看，他们是1956年至1959年在匈牙利被枪杀的人。他们很年轻，许多只有20岁。匈牙利人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曾经死于黑暗时期的人：那里有这样一句话They died for you——“他们为你而死”，令人震撼。
     在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为我们而死而受难的人。具体到眼前，每个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帮助这个社会上的公民维护他们的权利。它貌似与你无关，其实深深相关。
 
    早在今年5月12日，本案的被告吴晓波就曾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声明，称自己“不再就此事接受采访”。环球网记者于11月29日在吴晓波的博客上留言，表达向他“求证一些问题”的期望，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记者将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并积极与两位当事人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