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的窗 陈染

空的窗 文/陈染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有一天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嘶嘶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射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面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象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工作，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决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陈染空的窗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欧，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 “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支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时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窜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至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入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政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浑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 “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 “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了，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浑浊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 “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 “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的字：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久散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象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轻轻抚摸着我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无论世人承认抑或不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确是真诚的，只要能够称作爱。这是事实。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这世界总是很公平。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信。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画面是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 “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稀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的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最后的时刻果真到了。 老人打开家门。闷了一天的房子有一股霉味，墙壁由于连日阴雨而浮了一层绿茸茸的东西。在他进屋的一瞬间，啪啦一声重重的脆响溅在地上，一堆细细碎碎的白玻璃在响声里摊在地上，老人迟缓地把目光落在那堆玻璃上时，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半分钟之后。老伴儿的遗像埋没在碎玻璃里挣扎着朝他微笑，长长的奇怪的笑容从刚才那一声爆破声里扭曲地绽出，在多种角度的碎玻璃的折光里变了形。墙壁的潮湿使挂着镜框的贴钩连着一层白白的灰皮一同脱落下来。老人弯下身，受伤的右膝发出铁器生锈一般吱吱的叫声，他抚去那笑容上闪闪烁烁的白玻璃，但是，那长长的穿越了两年多岁月的微笑终于在破碎声中折断。他把老伴儿的划破的遗像拾起来，放在床上躺下，不知所措。 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找东西。找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反正他找了起来。两年来，老人的家什零乱不堪，找什么什么准找不到，而不找什么什么准在那儿等着人去拿。所以老人已经习惯了当想找什么时就不想找到什么的思维方式，那样一来，不想找到什么什么兴许反倒自己跳出来。可是，这会儿老人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还是顽强地找起来。他先是在堆放铁钉、改锥、瓶盖起子一类小东西的抽屉里翻到一根麻绳，他犹豫着打了个死结，套在床翅上试了试，结果一拉，那绳子就断了。老人失望地把它丢在一边，又去找。他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点昏暗，他看看悬在墙角半空的角柜，角柜上堆满雪花膏、梳子、刷子之类的小用品，老伴儿活着的时候，那些小用品曾经非常有活气，晶亮着绚丽着呼唤主人。现在，它们覆盖在一层灰蒙蒙的尘埃之下黯然失色。他打开一瓶雪花膏，那膏状物已经干枯发黄，他嗅了嗅，隐约还有一丝香味。一种想把这个干枯发黄的东西吃下去的欲望占领了他，他犹豫着，想着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忽然，一件小东西撞入他的眼帘，那是一个薄薄的刮胡子用的刀片，他恐惧地颤抖起来，一个场面随之而生：淋淋鲜血在刀片的细微的切割声里从动脉血管中喷射出来，房顶、墙壁一时间爆满血花，如注的血浆像紫罗兰猛然绽开一般挂满雪白的房间。老人又想起几年前曾在报刊上看到的一段描述： “刀片划破眼球，流出紫色的浆汁，舌尖上品尝汽油的味道……”他当时想，这残忍的刺激性的故事准是一个情感脆弱而又带有一点自虐心理的女人想象的，她在生活中准是无力自卫才转头在故事里施放残忍与恐怖。从那时开始，他就害怕刀片，每每总是把它埋在什么东西下边，使刀片后面的故事不至于裸露出来。现在，他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这小小的薄薄的满身鬼气的小东西所带给他的想象了，他把它颤抖地丢进马桶，哗一下就，把它冲走了。老人又回到卧房里，定定神，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淡茶，安静下来。 “不找了，不找了。”他对自己说。 这时，就在他放着茶杯的茶几上放着一小瓶东西，那东西忽然光芒四射起来，老人的眼睛一下子被它抓住了，这是一小瓶阿普唑仑片（甲基三唑安定片），他牢牢地把它攥在手里。 老人恐惧着悬了半天的心莫名其妙地踏实起来。他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选择。心理上的平衡，使他安安稳稳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老人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玫瑰色的阳光已在他的床上绵延，软柔地波动。他急忙爬起来，抓起桌上那封牛皮纸的死信就出了屋。鼠街上人来人往全像急匆匆上班赶路，一脸的不情愿，男女老幼都把自行车骑得像杂技演员似的。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国度，全中国都会演杂技。老人神色紧张地想着，躲着身前身后鱼儿一般窜动跳跃的自行车，心里发着慌。这时，他想起自己出门前忘记了吃药。几年来，老人每天三次每次三片地服用复方丹参片，这是一种活血化淤、理气止疼的用于胸中憋闷的中药。老人并没有心脏病，他只是听说此药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他每每总是感谢政府给予他的公费医疗。总是想，尽管不能吃上很好的补品食物，但总能吃上不错的补药，若是在美国，连补药也吃不上。他的手在裤兜里搜寻起房门钥匙，准备返回去吃药。这才发现，出来时连房门也忘记锁了，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声“老了老了”。他并不怕有人进他的屋，老伴儿生病时，她没有公费医疗，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出去卖光了。现在，即使有小偷光临，也不会对他的叮当见响的家感兴趣。若正好是一个性情温良的小偷，说不定还会同情地在他的茶几上留下几元钱。老人担心的是野猫、耗子还有毒蜘蛛这类东西。老伴儿死于莫名其妙的肠胃疼，死前精神也错乱，拉着老人的手一个劲叫着“大兄弟大兄弟”；长一声短一声地对着隔壁邻居小张他爹叫着“李大哥李大哥”，直叫得连老人自己也对着小张他爹喊起李大哥李大哥来，弄得小张他爹张大哥惊愕不已。后来，老人想，兴许就是因为吃了野猫、耗子、毒蜘蛛这类小东西啃噬过的食物。所以，老伴儿去世后他养成一种洁癖，食物、茶杯等等凡入口的东西都用干净的布罩上。昨天，老人喝茶的杯子忘在茶几上了，没有罩。他被自己这一连串的忘记，．搞得懊丧起来。他的手仍在兜里搜寻。无意间，一样东西触摸到他的手指，他感到一股寒冷从指尖传递到全身，兜里装的是那小瓶阿普唑仑片。于是，老人又为自己刚才居然产生懊丧情绪而懊丧起来，为自己的惜命态度而惭愧起来。 “你这个自相矛盾的老家伙，不是已经选择了吗？”他在心里说。 他坚毅地向前走去。手里提着的那封死信，很重，像是全人类覆灭之前写给上帝的最后一封信。他从鼠街西头的那条污水河开始，沿着街道向东走去。他仰着头，留心察看着每一扇窗子。活了大半辈子，他生平还是第一次感悟到那些千奇百怪的窗子比过往行人的脸孔更富于表情，更富于故事，它们生动地向你敞开着心扉，各种色彩情调的窗帘，或在晨风里徐徐漫出，像是要伸手抚摸你的脸孔；或是羞滴滴半掩面、欲言又止地曼声而歌。老人仰着头，一路向东走下去。他盼望着看到哪个窗子前有一个开窗眺望的女人，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他一直走到鼠街东头，也没看到一张女人的脸在窗前眺望。于是，他想，今天已经过了“清晨太阳初升时分”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人都是早早地就来到鼠街。从太阳刚一跳出地平线开始，他沿鼠街一路向东走去，太阳像个新生儿，把嫩嫩的肉红色洒在刚刚被行人踏醒而显得冷清凄凉的街道上。他仰头张望每一扇窗口，想象着有一个女人正在等待他手里的信，他想象她很美丽，年轻而有生命力，她的眼睛像梦幻一样迷蒙闪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着太阳初升时分的阳光。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人从她的窗前走过，他感到她目光比太阳的照耀更令他心情激荡。后来他就到远方去了，也许他是一个海员，面对着茫茫大海，一片灰蓝色压迫着他的眼睛，他想起了她。他写了一封信给她，但他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和姓名。老人这样想着。他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为着这样一个女人而做，感到欣慰，感到辉煌。 终于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当晨光把第一抹红晕撇在鼠街西头的时候，污水河旁边的一幢四层小搂的窗口站立着一个女人。也许她每天这时都站在那儿，只是他没有看见。她站着好像在眺望被阳光涂染成金黄色的尘埃旋转着上升，又像在静心倾听污水河慢吞吞掀出的一两声悠长而古怪的歌声，神情专注、恬淡。老人先看到的是她飘扬的黑发，确切地说，他先是以为那是一扇柔软的黑绸窗帘在晨风里荡漾徐拂；要不是那团黑色中央的过于苍白的脸所形成的反差，老人无法相信那团燃烧在晴空里的黑颜色是一个女人的长发。他定了定神。那是一张与他的想象迥然相异的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脸，那面孔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的眼睛大而千枯，目光缥缈而且没有光泽。她全身的生命似乎只流动在舞飞的长发里。这样的面孔很难使老人想到幸福这个词，那是一种茫然而无力自卫的神情。老人向女人挥挥手，又喂喂了几声，但那女人在四层楼的窗口只是专注地眺望远方。 老人判断了一下房间的方位就上了楼。房门并没有锁，他一敲，那房门就闪开了一道缝。 老人说： “我可以进来吗？我找一个人。” 那女人转过身来，神态安详、宁和。她穿着一条月白色长裙，窗口的风使那柔软的长裙在她过于瘦削的肢体上鼓荡翻飞，使她看上去幽灵一般哀婉动人。 “您是找我吗？”她出了声。 老人有点吃惊，这种面孔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这样柔和而平稳的声音呢？ “你每天都在清晨开窗眺望吗？” 这时候，女人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曾经在两年前一个黄昏时分，在污水河边哭泣。 “是的。但我不一定认识你要找的人。”她仍然微笑。 “那么，也许我就是找你。” “怎么是也许呢？” 那女人临窗而立，头发在窗口绽开。室内正弥散着轻轻的音乐，那乐声柔和、亲切，含着淡淡的忧伤，水一样裹在老人的肢体上。他在离房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他开始讲述自己，说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从两年前由鼠街中心小学退休到老伴去世，从在邮局帮助送达死信到现在失去了任何生活的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但他说了，说了许多。然后他把那封牛皮纸的信交到女人手里。 最后他说： “完成了最后这一桩事，我也该结束了。” 那女人并不急于拆信，她专注地倾听着老人的话。 老人准备走了，站起身。忽然又问： “你每天清晨都在窗口眺望什么呢？” 女人说： “那是一幅画。” 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向窗外，室内的乐声便填满了她身后的空间。 “这幅画的背景是用蜡笔涂成的顶天立地的赭石色冰河，”女人说起来，“你从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在河流的一角站立着一个鲜艳夺目的用黑色勾勒的女人，她的头发垂到腰间，闪耀着发蓝发绿的亮光。她的面部也是用蜡笔涂成，眼睛黑洞洞睁得很大，嘴角绽开浅绿色的微笑。她的没有年龄的裸体用阴影烘托出来。她正专注地看一枚疼痛的太阳从血红色的冰河里鲜活地跳跃出来，看金翅鱼和雪白的鸟儿以及浓荫招展的一枝什么树在冰河背景里共同狂舞。那女人哼着一首人们听不见的歌，静静地与一切追求生命的灵物交谈，她不是用声音，不是用性别，也不是用心灵，而是用生命。” 老人似懂非懂听着她把长长的句子说完。停了一会儿，老人干涩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说： “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窗外那条污水河是土灰色的，这一点连瞎子也知道。” “是的，”女人转过身来，顿了半天，说：“您说得对，我当然知道。” “你当然应该……”，老人忽然停住了。他这才发现女人的眼睛洞开着却没有眼睛，那儿只是两个凝固不动的黑洞，像两只燃烧成灰烬的黑炭。它呆滞而僵硬地守在理应射出光芒的地方却没有射出光芒。 老人一下子震惊了。 “对，我是个瞎子。” “哦，老天爷。对不起。” 女人又微笑起来， “不，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她走到老人跟前，把那封牛皮纸的信还给老人。“您看我是个瞎子，我无法眺望什么，所以这信不是我的。您去找吧，也许很久才能找到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您要找下去。” 老人几乎要哭了，他望着她那光洁的脸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把信接过来，转身又悄悄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再见。” “再见。” 这些天来老人一直闷闷不乐，绝望已极，在苍凉与昏暗的心境中寻找一位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这心境持续到他终于看到这个女人终日被吞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老人走下那女人楼梯的时候，渐渐重现了两年前从邮政局长手里接过第一封死信时的情景，他又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只是手里没有了要去送达的死信。 在故事即将讲完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所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的光明的世界。每天清晨，是我站在故事里那个在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的位置上。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几年前，当我还看得见光亮的时候，我曾经把自己躲到车站电线杆的阴影里；现在，当世界真的永远交付给我一片茫茫黑暗的时候，我用心灵寻找着光亮。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过程，但我的的确确领悟到这是生命存在的两个层次。 每天下午四时半，我便迈着伦敦一般古老而沉稳的脚步，走到鼠街邮局买一份盲人日报，然后微笑着走进白天的黑暗中。那是阳光的脚步。我无所谓白天与黑夜，亮度于我不存在意义。我的生活每天从下午四时半开始，而在太阳初升后结束。接近黄昏时分，我从黑色的阳光里买回那份盲人日报，然后泡上一杯色泽清淡、品味醇香的清茶，坐在工作桌前开始思索和工作。我的工作单调又创新，我用文字和思想把我心灵看到的东西设计成一幅幅画面，然后交给画家们去画。每日如此。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我的“坐家”职业差一点与那个职业相同。但我并不等于真的终日在家坐着。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夏夜游摸在街头，我看到金色的阳光像瀑布倾洒在苍茫大地，照耀着浓浓的黑夜。在如洗的光束下，鼠街两侧的梧桐树叶如一团团银白色的大花朵凌空开放，与高远的天空遥相对应。我裹满一身阳光地走进一个老朋友家里，于是，他或她便会很高兴地为了我临时改变一下黑夜与白天的生物习惯，然后沏上两杯清香的茶。我告诉他或她世界吞没在黑夜里的事情，他或她告诉我世界翻腾在白天里的事情。 有一天深夜，我怀念起我的一位远在雾都生活的会唱歌、会把看不见的钢琴弹奏出美妙音乐又会写小说的旧友，她由于终日生活在大雾里，所以我觉得她和我一样总要用心灵辨别方向而不是用眼睛。我记不清她是否就是那个早年曾经和我一同站在我迷恋的那男人的对面，而躲进鼠街车站电线杆阴影里边去的女人，总之是那一类即使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也不会忘记的朋友。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连绝望这件事存在的本身也不要绝望，我和你同在。 我记不清是不是在我失去光明之前从什么先人的书里看到过这句话。从前我已遗忘。盲文里没有这些。 另一次，也是在深夜，孤独的冷月照在我的身体上，皎白的肌肤光滑如鱼。走，离开，这几个大字在我的血液里涌动，使我无法安睡。我不知道去哪儿，哪儿都可以，只要是离开，只要走出惯性。 我想，我将开始茫茫黑夜漫游了。那一天，我将仔仔细细把心灵一般破损的窗棂审视一番，敞开着离去，让那首痴情的《在这里等你》的歌永远重复地从我的窗子里流出，然后我将走进没有边际的时间与空间的黑暗里。我会拾到许多光明的故事，用盲文写给我的同类。 我相信，鼠街老人会在我离开的空窗子前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