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毅仁：成者王侯（关于wsn李光耀的故事）

成者王侯 马毅仁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329 （一） 这不是新加坡的一个故事，这就是新加坡：把个人及其国家的经历等同起来难免涉嫌夸大其词，但就李光耀而言却并非全然不合情理。作为地理概念，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前已经存在；不过，我们今天通常所指涉的新加坡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李光耀的形象塑造的。这位前总理“最早最生动”的童年记忆可以说别具深义，格外对应于他成年期事业的本质。小哈瑞·李在开始以其中文姓名取悦华裔选民以前，一直都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被父亲拖拽而走，父亲抓着他的两只耳朵，把他悬在井口上。这个惩罚是因为他动用了老李先生最喜欢的一罐好吃的。哈瑞的耳朵居然没有被拉掉，也可算得上是个奇迹。（小哈瑞·李即 Harry Lee） 这一经历的记忆竟然从此驱之不去，使他倍感困扰，因为他自己本是个以经得起折磨为自豪的人。 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当然包括了从《科学的美国人》 一 类科普书里看来的。 他知道了，“ 疼痛和震撼在人脑里释放出神经肽酶物质，将新 经验的印迹载入脑细胞，使这一经验得以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保留在记忆中。” 我们资政先生的回忆录特别令人回味之处，就在于他讲述所有这种小故事时，不带一丝自嘲或幽默。李光耀以一种施工者的作风撰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国家的建设；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技术性工程——他的生活，他的国家，直至写作这本书，正如他对读者坦言，这是由九个助手协作，在电脑上打出来的。勿庸讳言，这位施工者是个攻克堡垒的能手。据他本人口径，他自己及其国家的建设都是基于严格的纪律，辛勤的汗水，以及对处罚的异乎寻常的偏爱。他的回忆录也是以同一方式制作的：“我主要的写作都是夜间在电脑上不间断地完成的，都是在白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好几个收到我初稿的年轻人问过我，我的电脑计时设定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文件的改写时间常常显示为早上三四点钟。我都告诉他们那时间没错。”这样的人对惩罚，尤其是对施诸他人之惩罚的偏爱，也许是李光耀令世界上许多保守派 政治家感到亲切的因素之一。他的回忆录封皮上包括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亨利· 基辛格的阿谀之词。不过，以社会主义者起家的李光耀，也抓到了一些左翼的温和派，象托尼·布莱尔和海尔曼·施密特，也在喋喋不休地吹捧。“世界领导人”的要言摘录无一例外地夸赞着李光耀的杰出智慧。乔治·布什相信他是“本世纪真正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雅克·希拉克倾倒于他的“天才”。撒切尔夫人则认为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他一个小小亚洲城市国家的前总理，怎么会获取了这样巨大的荣耀呢？一种解释是，他是唯一的一位亚洲政治家，其英语表达能力比大多数的历届美国总统还要强。不过，这理由有些无力，不足以解释李光耀现象。勿宁说，把右派和左派领导人拉到一起的是他们对新加坡的赞叹，叹赏新加坡所自矜自夸的那种严厉秩序与辉煌繁荣的结合。李光耀建设的这个国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富裕，却似乎保持了秩序井然，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无所不备的麻烦：没有毒品，没有喧哗的示威，没有绯闻，没有依赖社会福利的单身母亲，没有不守规矩的学生，没有族裔冲突，没有多少违法犯罪，而且，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居然没有任何政府以外的 反对派。 所有的麻烦，无论是在什么程度上，都不会浮现到表面；那表面上的，就是造访新加坡的贵宾们透过他们奔驰牌豪华轿车的窗口所看到的一切。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表示他们挺满意。一而再，再而三，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李光耀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九九九年二月，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季顺远博士（译音：Dr． Chee Sun Juan [徐顺全] ），一个少数派民主党的领导人，因为在市中心发表了并不刺激的演说，立即被当局拘捕。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他真是愚蠢，哪里就轮到他说话了呢。有个在金融咨询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对一位记者说：“政府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他（Chee）说的都是人民行动党的阴暗面。可是你必须承认， 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我们生活得相当不错。” 这样看来，李光耀的新加坡可以很方便地归类为一种专制下的天堂，一个整洁、富裕、学生讲究、校园绿遍的寄宿学校，有充分的新鲜空气和体育锻炼，由一位出色而严厉的纪律训戒者建立并管理，他从不放下手里的鞭子，而且，他从来没犯过、也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个和谐繁荣的模式如今已经成了某种亚洲特殊性的代表，代表着什么典型的“亚洲价值”。李光耀在他自己的演讲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说法，不过，主要的阐述发扬工作还是留给政府各机关和外事部门的文书们去做了。凯绍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一个国际研讨会表演场上的常客，新加坡现任驻联合国大使，就是其中的一位。《亚洲人是否会思维？（Can Asians Think？）》，这么个奇怪的书名安在了他最新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他自己的一张大照片，整个一副沉思状，罩住了书的封面。马布巴尼在有关思维方面可算是个专家了。这个书名取自他发表的一个报告，那是一九九七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思维问题国际研讨会”上。马布巴尼显然有过不少的思维；可惜，在我看来，这些思维里很少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马布巴尼坚信，西方在亚洲以及别的他仍然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提倡民主、人权、出版自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实，尽管自己也承认尚未得到证明，但他认为很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存在于一个过于放肆的自由媒体和一个日益失效的政府这二者之间”。他引用美国政府的债务作为例证之一。最近印度的某些社区暴乱也给引来，算是另一个例证。只是事实上，恐怕是印度媒体坚持真实地报道所有事件，才协助了冲突的平息。不管怎么说吧，他告诉我们“政治公开性”不是观察亚洲时的“关键因素”。马布巴尼把亚洲价值定义成下面这几条：“忠诚家庭制度，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节俭，以保守态度对待社会习俗，尊重权威。”〖注⑴〗 读者有理由问，这些东西不就是保守主义的一套吗，有什么特别亚洲的呢？ 读 者甚至会猜想，在哪些亚洲都市社会里，这些东西会是有目共睹、不证自明的：是曼谷，上海，雅加达，还是孟买？何况读者可能并不同意马布巴尼的意见，比如他声称“西方”正在“要求”亚洲实现民主。要是西方真的愿意而且能够坚持这样的要求，这世界说不定倒比现在要好一点了。 事实是，提出这些要求的正是亚洲人民。只不过不是马布巴尼眼里的亚洲人，不是他所谓的“亚洲的头脑”；据他说，这些人要的并不是民主，只是“好政府” 。说的不错，谁不愿意要个好政府呢？问题是亚洲的专制者们最近运气不佳。他们或者是—— 在群众性压力下——被更加民主的政府形态所取代（台湾，韩国，菲律宾），或者正在崩溃边缘（印度尼西亚），在晚期腐坏状态（缅甸），或者多少处于永久性的危机之中（中国）。其中的例外倒确实是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仍然以它自己严格管束、充满威慑、非自由的方式，繁荣地一路活跃着。笔者试图证明的是，这一例外和它鼓吹的亚洲性质没什么太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其国土和人口的微小，是它的历史，是它所承继的社会体制与机构，以及塑造它的那个人的特 殊本性。 （二） “哈瑞”李光耀生于1923年，接受的教育是要成为一个英国人，至少要成为一个殖民地的、“亚洲”版的英国人。他的祖父本人就是个循规蹈距的绅士，不管天气多热，从不解开硬领和领带，而且坚信英国人从来不会错。他尤其钦佩英国人的“秩序、实力和效率”。小哈瑞当时非常崇拜他。在学校，哈瑞学的全部都是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在一次政治演讲中，他说：“我给送到了一所英语学校，这样就有可能上一所英国大学，以便我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等同于任何一个英国人，也就是说，完美的化身。” 他是以一种遗憾的语气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取悦那些说汉语的听众。但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人始终是李光耀心目中完美的化身——这当然不是指今天的英国人，那些颓废的、后帝国时代的软脚骨，而是说那种老派的英国人，在赤道附近的酷热里坚持西装革履，硬着头皮承担所有白人虚荣心的负担。“秩序，实力，效率”，从来就不是让亚洲人特别引以自豪的重点，倒是在英属殖民地的印度上流社会更为典型；同属这个来源的还有一个说法：殖民地人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具备参与民主制度的素质（ready for democracy）”。这才是李光耀的新加坡追随的模式。只是比起当时李的共和国即将实践的一套，印度殖民地上流社会的晚期倒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 不过，亚洲确实也有过自己的秩序典范，使李可以对其表示热情。1942年，从日军长驱进入新加坡的那一瞬间，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一脚踢开了，原来的昂然耸立突然间显得毫无根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被一队人数远少于他们，但却有秩序、有实力、有效率的日本人制服了。阿瑟·派尔塞沃，一个没下巴的家伙，穿着短裤，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将军正式投降。这是大英帝国一个不幸的屈辱象征（这一景象已被塑成蜡制图像，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Sentosa Island，成了一个特别吸引日本游客的景点）。用李的话说，“英国人制造了一个他们生来就高人一等的绝对神话，大多数亚洲人都信了，以为向英国人挑衅是绝无希望的。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亚洲的种族敢于蔑视他们，同时也就粉碎了那个神话。” 对于主子的更换，李光耀反应及时，他决定学习日语，并在日本人的宣传部里找到了一份英语编辑的工作。后来他在黑市交易上干得也不错，增加了不少收入。考虑到李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文风，这些往事的陈述既可能使宽容者看到些精神力量，也可能让不那么宽容的读者不寒而栗。看看关于战时黑市的一段吧：“那是个不可能失算的情况。所有的东西都供不应求，而且货源越来越少。…我先是设法弄到了一些本钱，很快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 当然，我们不难预料，日本人所灌输的严酷纪律才是所有印象中最深刻的。“日本人军事行政部门的管理方式就是散布恐惧感。它根本不以任何文明行为的假象来遮掩。惩罚的酷烈带来的是极为低下的犯罪率。”是不是如今回忆起日军的残酷时，李仍然会颤栗？ 当时的经验是否曾软化过他的立场？根本没有的事。作为对日军方式的见证，李说，“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人，他们主张在犯罪和惩罚上采取温和方式，说什么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率。这绝不是我在新加坡的经验，不管是战前，日据时期，还是战后，从来不是这样。”这里，耐人寻味的不在于李的说法是否正确，而在他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恰恰产生于日据时期这个特定的生活侧面；其实，这感觉的产生应当也包括了此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 日本人倒是毫无疑义的亚洲人。可是，要把战时日本皇军的作为等同于“亚洲价值”，恐怕我们就要对亚洲文化感到极其悲观了。何况，李从来不是因为日本人也属于亚洲人才特别钦佩他们的，他是因为他们的毫不留情。这并不是说他就喜欢日本人。事实上，他从来的表现都是更喜欢英国人。但他确实尊重日本占领者。他当时是否认为日本人是他的敌人呢？说到底，那时日军对当地华裔格外残忍——主要目的是为了恐吓马来人。 这就直接转入了李最为令人惊异的地方。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真实的亦或想象中的敌人作战，可他的作战总是藉窃取对方的优越性来完成；这样，到最后他总象是沐猴而冠，拙劣地模仿着他的敌人。作为一个华裔，一个“英国化了的中国人”（他自己的说法），他基本上不可能支持日本占领军，可他竟在他们的宣传部门工作，欣赏并且模仿着他们的严酷训戒。作为一个左派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时，他必须反对英国人，可就在反对英国人统治权力的同时，他却和他们合作以镇压本地的竞争者，更有甚者，在殖民者撤离后，还保留了他们最具压迫性的各种制度设置。 李的后期政治生涯主要是与共产主义者作战，特别是与那些他认为必须要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作战，可他是利用了这些人才攫取了权力，而且模仿了他们的组织形态和大众化的宣传口吻。如果这里有任何规律可寻的话，那就是李对强权的尊重，对所有那些能施展强权者的尊重；还有就是他的急切，急于学到那些用以维持强权的手法。李的霸道和所有的横行霸道者一样，是专门为那些比他弱、不如他残忍的人准备的。 李自己也总是觉得不舒服。从字里行间，或者他采取的行动，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恐惧，生怕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强权者。第一次作为政治家上电视时，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形象所震撼，因为他看上去与一个咬牙切齿的黑社会头目极其相似。他的历程一直是政治上的辛辛苦苦，极少乐趣。没有女人，没有音乐，没有酒，没有艺术，没有电影，没有小说。也就是定期打一次高尔夫球而已。可以说他是个工作狂，再加上点市侩的平庸。然而，有关李的轶闻逸事表明，他的自我约束完全可能让位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1946年的李是个有特别奖学金的学生，乘船前往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又转到剑桥），那时他的举止相当出格。一个同乘一艘船的旅伴后来回忆说： 淡水是严格定量的。我们六个人一间舱房，服务员每天清晨送来三桶水，每人半桶。可是，哈瑞却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就爬起来，把他那个舱房的三桶水全用完，还要再到别的舱房去拿。这当然弄得他非常不得人心，不过，他看来也并不在乎。〖注⑵〗 讨好人心从来就不是李的作风。他更愿意令人畏惧。 李光耀的这本自传大部分都在讲他与共产党人及“共产主义分子”为敌的关系——本册叙述到1965年，恰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之际（下册尚未出版）。 1950年返回新加坡时，他用典型的李光耀语言保证，他毕业的那个剑桥大学“并不同于那些毛头小伙子的剑桥，那些人只想享受一段好时光，互相之间以附庸风雅相标榜。”李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急不可耐地盼着独立，而且，据他并无丝毫自嘲意味的回忆，他那时曾极度反感新加坡本地的“低劣媒体”和政治家“毫无新意的演讲”，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挑衅英国人的高人一等”。简言之，他饥渴难耐地向往权力。可是要获得权力，他需要左派的帮助，因为只有左派有能力号召当地的广大华裔群众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 说汉语的华裔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李则属于极少数由英语教育培养的精英集团。那些受中文教育的工会领导人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们，可以汲取华人民族主义的渊远源泉。他们说的是汉语方言，同时还现成地分享着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威望。而李那时的汉语还“非常可怜，几乎就是相当于无”。1955年和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谈话时，他很简洁地总结说： 任何人要想在新加坡领导华裔人口，就没法反共产主义，反不起。华裔对中国特别自豪。如果我必须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之间作选择，我就会选共产主义，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 然而，就在如此声称的同时，李正在与英国殖民当局拉关系、套近乎，以便共同对付左派，而左派则在组织各种反对殖民地制度的罢工罢市。李于1954年创立了人民行动党，这时，他首先邀请威信最高的左派分子，如林信雄（译音，Lim Chin Siong [林清祥] ）等人，加入这个表面上似乎和左派一致的政党。然后，他又引导英国当局相信，只有他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将来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新领导人，因为他的宪制策略绝对不同于左派煽动乌合之众、诉诸暴力的方式。李希望英国殖民当局帮助他从人民行动党中清洗掉那些在群众中最有号召力的对手，但又不应在这些对手还未为他所充分利用之前就动手。当这些人为人民行动党赢取了广泛支持，有效地削弱了英国人的统治之后，至少是在私下的场合里，李并不反对英属特种机关（British Special Branch）把这些激进分子投入大狱。如同描述战时与敌伪合作以及他的黑市收益那样，他再次以手术施行式的不动声色观察道：“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分子对现行法律的破坏并诉诸暴力，我的方式并不可能取得效果；只是在经过了对比之后，我提供的选择才显得不那么令人不快，结果英国人接受了我。”如果李真的如他的崇拜者所说的那么杰出，则他的杰出性就体现在这些马基雅维里式的玩弄权术上。正是他对自己两面三刀的奸诈所表现出的那种赤裸裸的、近乎童稚的快感，才使这本拖蹋沉闷的自传成为极其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 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1957年，李到伦敦讨论新加坡的新宪法。〖注⑶〗那时的方案是，新加坡将成为一个自治领，英国将继续对其实施政治上的“监管”。李拜访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大臣博伊德（Alan Lennox－Boyd），他们在后者位于伊汤（Eaton Square）的私宅会面。让座奉茶后，博伊德向李提出，凡是曾被英属当局因颠覆活动起诉的人，都应当被禁止参与在新宪法下进行的第一次选举。李表示了反对。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同样可能施于民主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博伊德于是问道，如果李那些受过监禁的党内同志们参加竞选，结果会怎么样；李说，他们肯定会成功地赢取所有席位。这时说话的是那位相当现实的李。博伊德就说，既然如此，这些人就必须排除在竞选活动之外；李回答说，那他当然还会表示反对，不过不会很强硬。此刻发言的，已经是那位马基雅维里式的李光耀了。事实是，即使李光耀真的曾经信仰过民主，这个侧面也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中隐退了。那位具现实态度的李光耀则常常屈服于偏执妄想。只有其马基雅维里的本性，几乎从未更改。 （三） 共产主义者可以用高效、无情的训戒加以管束。李光耀激赏这一系列品质。但是，在自治政府的早期岁月里，究竟有多少李的政治竞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毫无疑问，有些确属共产分子。而林信雄（译音），当时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则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很多当地中文大学的激进分子们都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者，但却未必就是共产党战线的一部分。何况李的主要竞争者，前市长王永光（译音），其实是一个温和派，他对李构成的主要威胁就是他在选民中的巨大威望。可是，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担任总理的那一刻，就始终摆出一副新加坡正受到共产阴谋全面侵扰的架式。他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敌人”，“赤色分子”，“共产党人”，还说，要不是他立场坚定，这些人早就“收拾”他了。他向英国人，也向马来西亚政府明白地表示出，只有他自己，李光耀本人，才是处于良好秩序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唯一力量。他收拾竞争对手的方式既毫不留情又工于心计。 其策略乃是双向进攻：马来亚当时的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是一个个性友善的贵族人物，欣赏美女和快马，李使他相信，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新加坡发生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联邦，并使李成为新加坡的首脑。就在与拉赫曼进入秘密谈判之际，他却又警告自己党内的左派同僚说，一个泛马来亚的联邦政府很可能会镇压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恰是李所暗中希冀的：他们反对李与马来亚合并的提案，并因此造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分裂。 这时，李主持了一次关于合并的公民投票，公投所提供的选择，仅仅是在与马来亚合并时，应该取对新加坡较佳的条件还是较差的条件。各家报纸都得到了内部通知；这位当初鼓吹强劲自由媒体的急先锋，此时警告说，任何有损新加坡与马来亚关系的言论报道都会“直接作为颠覆考虑”。〖注⑷〗投票是强制性的，空白票一律计为同意合并，同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是所有的空白票都会受到追查和惩罚。人民投票赞成了政府的合并计划。一百三十三个曾经反对合并的活动家、新闻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自然是按步就班地被投入了监狱，有的一直到 1965年以后还在监禁中，而这个合并到那时已经破产，新加坡已经与马来西亚分离。 人民行动党中的左派分子发觉他们无法再忍受李，下决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党，即由林信雄（译音）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这样一来，李就有麻烦了。自治后的新加坡当时仍然是民主制度，而比起李的人民行动党来，社会主义阵线的民众支持率要高得多。李必须解决他们，而且任务变得紧迫了。于是，他提出重新举行大选。只不过，这是一次〔布置得〕相当单一的大选。因为李此时已发展出他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早在1960年，他已经告诫新加坡的政治家们，“所有这些关于民主权利，关于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关于自由与人权的言论，面对一个以地下斗争夺取政权的严酷现实时，只可能困扰有教养的英语世界（the English－educated world）。”〖注⑸〗有教养的英语世界〔原文这里的八个字有着重号。——译者注〕！这也就是说，李自己的世界。而他政治上的主要对手都是有教养的汉语世界的政治家，享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这样的事实将如何适应于亚洲人并不认真需要民主的说法呢？无论如何，李光耀处理这段历史时表现了相当的技巧。他的自传描述的全部都是他自己巨细无遗、周到备至的竞选活动，从乡村到学校到城镇的中心广场，马不停蹄好几个月。据他自己说，他都快成了“大众政治明星了”。他还声称，当社会主义阵线的支持者对他挑衅时，他有本事将群众注意力集中于对方，使他们成为靶子。他回忆道： “嘲弄和呼喊停止了，集会场合成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在他们的威胁面前善于应变、坚定不移，无论那些威胁多么粗暴无理；这样我就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形象和立场，因为我表现出充分的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回头。” 李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的细节显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即他如何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阵线党参加竞争的可能性。与李光耀本人巡回四乡游说竞选的活动相反，当时官方限定的竞选期只有九天，其中还包括好几天的节庆安排。曾遭到过羁押的人被强行阻拦，无法进入登记处注册为候选人。公共场合的集会许可几乎不可能取得，反对党的印刷设备被封锁，连悬挂标语的许可申请都被官僚程序拖得遥遥无期。七个左派工会被解除注册，有三个工会的银行帐户遭到冻结。〖注⑹〗 最后，终于实施了一个用以结束长痛的致命打击——“冷库行动”。1963年2月2日凌晨，370名新加坡警方和133名马来亚警方人员突然袭击了169名经过筛选的“亲共人士”。其中115名在当天夜里即遭拘捕。行动的借口是在文莱发生的一场未遂起义，文莱那时还是婆罗州（今加里曼丹）北部各州马来诸苏丹管辖区之一，要到1984年才会获得独立。藉口新加坡面临类似起义的危险，李使拉赫曼和英国人同时相信，拘捕所有亲共分子非常必要。在其自传中，李声称这个主意是拉赫曼提出的，他自己不过是个态度勉强的合作者。这与李的批评者对于该事件的记忆并不相合。李和拉赫曼在一起的时间恐怕多半都花在确认最后投监的名单上了。只有当时的英国代办，塞尔科克爵士（Lord Selkirk），曾力图区分政治威胁与安全威胁之间的不同。无论如何，这个“冷库行动”奏效了：人民行动党在那次大选中获得了五十一个席位中的三十七席。 林信雄（译音）的命运相当凄惨。在昌义（译音，Changhi）监狱度过的四年，穿插着长期的小号单独监禁，使他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他哀求李释放自己，同意在放弃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悔过书上签字，并保证好好生活，今后概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李坚持要有一个电视直播的忏悔。林氏无法承受这样的侮辱，在牢里度过了另外的三年，等到终于被释放时，他已完全崩溃了。这大概可以算作是为对手留面子的某种亚洲价值了吧。 李光耀从他的左派敌对者那里学到了哪些特别的东西呢？他的自传在这方面表现相当不错。在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里，李从左翼联盟那里得到的启发，与他访问梵帝冈时的观感融合在了一起。漫步在圣彼得广场，他“快意”而不无惊讶地发现教皇坐在敞篷轿子里，正由瑞士卫士抬着从广场经过。站在附近的修女们“欣喜得几乎要晕倒了”。接着，就是那无从模仿的李光耀文体： 有了和共产党人一起集会游行的经历后，我总是本能地注意着带头的啦啦队。我在所立之处的上方找到了，合唱队的男孩子们正站在廊柱顶端的半圆形唱台上。早在共产党人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就已经长期以这种方式动员群众。教廷必定有很多秘诀，方能长存将近两千年。我还记得曾经读到，一个新教皇是由一百个红衣主教选出来的，而这些红衣主教本人又都是由此前的教皇任命的。这一记忆对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提供了重要帮助。 你也许以为，这样的观感只可能出于黑色幽默。不过，李从未以其幽默感而著称。李说：“从罗马回来不久，我就正式提出，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应当采取选举教皇的那种制度。…我们终于完成了那些必要的变更? 马毅仁 Ian Buruma 是居住在英国的记者、作家和亚洲政治和文化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