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走向、趋势

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走向、趋势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2014年02月21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编者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曾创办在学界称誉一时的《星期论文》版，我们今起尝试办《星期学术》新版，就是试图承继前辈学术薪火的梦想。应本报副刊邀请，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位教授在中央党校留筠园茶馆相聚，畅谈当代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我们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发此次漫谈会的速记稿，因篇幅所限，发表时略有删节。 杨奎松：我们做了这几年工作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看这种比较平实、扎扎实实的学术性著作了。2002年以前，这种带注释的书基本出不了，出版社怕影响读者看书的连贯性，影响销量。 韩钢：浩如烟海的史料资源不进行适当的整合，又怎么提供给学界和公众作为研究资源？能否尽可能通过适度整合史料资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听任民间史料流散、消失。 【微观研究的缺失和整合】 王海光：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平民史学的浪潮方兴未艾，很多人开始做自己的口述。当年“文革”的那批大学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们现在不少人在重新写这段历史。这是好事情。要大家把自己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写出来，留下一段信史。 韩钢：大量民间研究和社会史研究出现以后，面临的问题非常大，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这么多的资源怎么整合？刚刚奎松也说了，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某个地方的某个部门、某个机关有这种能力整合这么多的当代史研究资源。可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资源不进行适当的整合，又怎么提供给学界和公众作为研究资源？能否尽可能通过适度整合史料资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听任民间史料流散、消失。 杨奎松：还有一个麻烦，我写建国史第一卷，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不够。原来做政治史、做外交史觉得问题不大，后来发现你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光讲政治、外交，光讲几个领袖人物是不行的，必须要从组织、制度、机构，一系列各种各样政策、法律、规则的生成，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卫生的，甚至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和梳理，必须要给后面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前因有一个基本的交待。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建国有什么联系？但要讲清楚这许多方面，不仅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学科知识，还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历史知识。比如，涉及教育，就要研究，至少要准确了解从传统到晚清，再到民国，教育是什么样的，怎么变的，然后才好比较和说明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变。这种变，哪些是历史造成的，哪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光一个教育史，就有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等等一大堆书和资料要读，我一个人要通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何况，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人事制度、档案制度、单位体制的历史由来，始终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如果自己也不做具体的和微观的研究，写书时又怎么能勾勒准确？但是，你真的要去一个一个做微观研究的话，就完蛋了。 韩钢：2005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写一部断代史太难。研究者个体所能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物，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实还原就不错了。 杨奎松：但是这个工作必须要做，不能完全没有人做，肯定要有人做这件事。究竟是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还是有一定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海光：真正做了微观研究以后，就不再敢做这种宏观的。恰恰是没有做微观研究的，动不动就敢用“什么史”出面了。过去写历史很讲究的，什么史稿、史纲、初探等等，用语非常谦虚，用到以“史”为名就是都有定论了。可以看得出过去写史很慎重的，能够用“史”为名很不容易。现在，谁都能写史，都敢给自己的书冠名“某某史”，其实没有就具体问题研究过。特别是一些从文学领域转到史学领域的，最敢写史。我的经验是，没有做过微观研究的人写的史是不能看的。 韩钢：能不能说当下要做的工作，第一个还是要适当、适度地整合历史资源，不做抢救、发掘、整理、编辑、出版这种工作，将来这种资源还会流失。第二个，做一些专题性、个案的、人物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至少这样的工作，做一个相当的时间，然后再去看能不能做一种宏大的、整体的历史描述。 王海光：我现在经常会有些感慨，面对这么多史料，这么多问题，越来越觉得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做不了几个题目一辈子就交代过去了。 我想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号召大家都搞口述史。首先是存史，先让大家把这一段历史记忆留存下来，尽可能完整地留给后人。让后一代人在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去看。所以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主张先做存史的工作，存史可能比写史在某种意义上更有价值。 第二，对个案的研究。我们不可能自己在每个问题上都搞个案研究，但我们可以提供出几个研究的案例样板。做出几个好一点的个案，开垦几个试验田，给我们的学生趟趟路子，提供点经验体会，点点题目，能给他们的研究工作起到一种铺垫和效仿的作用。 第三，更多地在解读史料的方法问题上做做文章。现在底层档案一打开，面临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眼晕。我常给学生讲，一个县档案馆能做多少题目，一个县几十万人，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内容丰富极了。人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一个县档案就够你做一辈子，一辈子也做不完。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用什么方法去解读这些史料，如何分析藏在这些史料背后的东西，怎样从里面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来，这就很重要了，恐怕是现在应该着重给学生讲的事情。 【从观念到生活的基本制度的探究】 韩钢：也可以考虑，虽然不能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是从现在开始，对很长时期内影响中国国民、观念和生活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政策，花一些精力做研究，比如户籍制度。海光做过一些研究。 王海光：我做户籍制度研究的时候，奎松给我的一个提示非常好，要把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苏联的户籍制度进行对照。我过去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1949年以来的基本制度形成中，有根据地的因素，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同时还有苏联移植的因素。所以，制度这种东西是错综复杂的，我们现在都把它简单化了。 韩钢：还有工资制度，改革开放前，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几乎只有工资，直接关切城镇居民的生活。但很长时间里，工资调整有限。“文革”后调整得多一些，而且人们收入的来源变得多元。这里面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单位人事制度，这也是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一项制度设计。还有计划生育制度。这些长期影响国民的问题，其实可以先做一些重点的研究。 杨奎松：我研究建国史的时候最想研究的，一个是干部组织制度，一个是人事档案制度，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单位制度。 你要研究中共立国的组织制度基础，必须把苏联这方面的问题大概搞清楚，但是俄罗斯人对这些问题现在几乎没什么研究，成果很少。我们又不能从俄国的基础档案查看起。 你只有去查这些东西，查原始档案。我查来查去，查到现在为止，这几种重要制度的形成及其运行方法和历史变动的情况，我现在也还没有写出论文来。 韩钢：起码形成了一套干部档案。延安时期干部都要写自传，都有交代的文字材料，有证明材料，就会形成一套文字档案。这些材料一开始形成叫干部档案。但是最好有一个完整个案作分析，人们就知道档案是怎么回事。 杨奎松：一个个案本身还不能反映一个体制、一种制度。比如这套东西怎么建立起来的，在什么情况下怎么保存和利用，由什么部门授权进行管理，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单位管理的层面不一样，管理的对象不一样，根据及作用如何，是怎样规定的。包括你不同单位、不同层级、不同职业的人，填的表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这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文章能系统地考察出来它们什么时候规范化起来的。由于档案开放有限，真要弄清楚在今天还是很难的一个事。 王海光：我就吃过档案制度的亏。我在部队要发展入党的时候，牵扯到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材料。我父母单位掌权的是造反派，跟我们家不对付。先是有一堆材料寄过来了，是群众组织整的，说我父亲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支部一看不敢发展我入党了。后来我觉得不对，怎么老是给我说要经得住考验啊，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儿，最后给我讲实话了，说我家庭问题很严重，够退伍的了。我说，这很简单啊，你们查查去，我父亲要是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能到部队来的。他们又去函到我父母单位去查，这时单位领导换人了，又重新写了材料，这才算是把问题解决了。 韩钢：还有长期实行的物资供给制度或基本生活品定量供应制度。最后取消粮油定量供应是1993年，改革以后还延续了十四五年，这个制度才取消了。这是长期影响中国国民生活的制度。像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制度，这个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来呈现。 【当事人口述的急迫性】 韩钢：刚才谈到的当代史研究，当理念发生变化以后，不再把政治史和精英史作为当代史的单一甚至主体内容。只要是把社会史、草根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们会发现当代史的资料极为丰富。这些史料或者存于档案馆，或者藏于民间。问题是，无论是藏于档案馆还是藏于民间，当代史的资料发掘和利用都不够。那么怎么经过搜集、整理、编辑、加工来提供给社会，提供给研究者和公众，提供到公共平台上去，除了学者要做努力外，还真是要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社会也做一些努力。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个体能够做到的，即便能做到，能做到的也非常有限。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最应该做，因为今天的当代史多少年以后就变成近代史，甚至古代史了。 王海光：做这种工作是做功德，造福整个学界的。 韩钢：这种工作既无名，也无利。还有就是口述访谈，土改历史的当事人现在都已八九十了，年纪稍轻的也七十多了，再不做口述，活的记忆也留不下来了。 现在做土改历史的口述访谈已经很难，从做合作化历史的访谈开始还有可能，实际上合作化历史的当事人也不是很多了。 杨奎松：包括统购统销。 韩钢：统购统销时期活着的当事人也不多，这些人应该抓紧作为口述访谈的对象。 【当代史成熟的认知观念】 韩钢：对当代史重大政治事件的还原，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学者来讲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精英的历史和政治史也不能忽略。比如刚才讲的这些问题，这些年来，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不同的当事人开始回顾历史，做口述，写回忆，但是这些记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为当代史的认知提供了过去未知的信息，也带来不少困惑。这些信息有些是相对可信，可能是事实，有些则可能记忆有误，是想象的延伸，有些甚至可能是编造。 杨奎松：我们做了这几年工作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看这种比较平实、扎扎实实的学术性著作了。2002年以前，这种带注释的书基本出不了，要想出，弄注释就得少一点，要不也要放到每章之后或全书之后，出版社怕影响读者看书的连贯性，影响销量。现在完全不同了，出版社有时还要求你必须要加注释，这样才显得够水准，够权威。 韩钢：一些杂志过去不能有注释的，现在加了注释。表明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改变，开始出现相对成熟的认知观念了。 王海光：过去那些纪实文学的东西，带来了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现在人们更愿意看真实的历史著作、学术研究的著作。一些纪实文学作家也自称是文史学者，这些人是用文学创作的方法去搞历史，虚实参半，经常搞些“爆料”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称之为“以文乱史”。当前这个问题很大，造出了很多“戏说”的东西，应该清理一下。 杨奎松：恰恰是当代史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根据客观的、扎实的研究来讲话，这样才能澄清各种各样的谬传、谬说。 无论什么样的材料，首先第一个也还是需要你能正确地解读；第二个还要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旁证材料证明这个材料是可靠的，你的解读是有根据的。现在网络很发达，好事者为吸引眼球，甚至为耸人听闻，常常在网上发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假史料，相信的人还很多。因此，现在专业性的研究和专业的方法，就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来了。 【学术会议的高质量】 王海光：我到国外开学术年会，觉得海外学术界的开会方式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学术大集一样。 我去加拿大参加的一个会议有380场，不光有研究历史的，还有研究宗教的。同时开28场，同一时间开。大约三天半时间基本开完了，他们有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大party。 杨奎松：赶集。 王海光：但是也有个好处，看一下就知道国际学界关心什么，谁在研究什么，发展趋势是什么。我还想到，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这么严重，国外学界为什么少，这也是个机制问题。每年都开次学术大集，谁做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突然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本书，怎么来的？大家不会认可的。这就会避免低水平重复。 还有一个是它的开放度，你进去听两分钟也行，听五分钟也行，随时来，随时走。所以会场中间少则几个人，十几个人，多则很满，坐不下还有站着的。他们研究的课题虽然小，但是几个领域的边界切割得很清楚，是哪类问题放哪类，感兴趣的可以跨学科去听，对开阔视野也是很有帮助的。 韩钢：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参差不齐。 王海光：这几年也注意到专题，也往微观上走。 韩钢：有些会议想覆盖到尽量多的学者，所以不太注意提高标准。 杨奎松：愿意参加的学术会议，首先第一个是规模小，第二个是对参加人员有专业的要求，尤其对论文要有要求。你的论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你来，或者你才好意思来。上次我们在上海开的会，请某个老外时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研究成果，后来才发现他交的论文不理想，写一个农村剧团的历史，题目很好，材料却非常薄弱。对于这种学者，我们下回请不请就会很慎重了，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韩钢：题目是好题目，但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当时公开半公开的文艺刊物，比如《群众文艺》、《群众艺术》这类刊物，缺少档案，也缺少口述访谈，史料品种过于单一。别的不说，史料收集方面就存在不少缺陷。 杨奎松：起码我们现在参与的当代史研讨会，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的，大家都会特别注意自己论文的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不见得都能发表，但与会者的论文大都能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而且我们每回的讨论都很热烈。不像过去许多会，许多与会者只是找机会出来玩的，有的转一圈就走了，现在不可能了。 现场速写/陈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