髻 琦君

髻 琦君 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把青絲梳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白天盤成了一個螺絲似的尖髻兒，高高地翹起在後腦，晚上就放下來挂在背後。我睡覺時挨著母親的肩膀，手指頭繞著她的長髮梢玩兒，雙妹牌生髮油的香氣混著油垢味直熏我的鼻子。有點兒難聞，却有一份母親陪伴著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著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親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頭。鄉下人的規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頭。如洗了頭，髒水流到陰間，閻王要把它儲存起來，等你死以後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頭，髒水才流向東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戶戶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頭散發。有的女人披著頭髮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樣，有的却像醜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乾癟，頭髮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劃出一個四四方方的額角，又把樹皮似的頭頂全抹黑了。洗過頭以後，墨炭全沒有了，亮著半個光禿禿的頭頂，只剩後腦勺一小撮頭髮，飄在背上，在厨房裏搖來晃去幫我母親做飯，我連看都不敢沖她看一眼。可是母親烏油油的柔發却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著她白嫩的面頰。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攏一下，一會兒又飄過來了。她是近視眼，眯縫眼兒的時候格外的俏麗。我心裏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見媽媽這一頭烏亮的好發，一定會上街買一對亮晶晶的水鑽髮夾給她，要她戴上。媽媽一定是戴上了一會兒就不好意思地摘下來。那麽這一對水鑽夾子，不久就會變成我扮新娘的“頭面”了。 父親不久回來了，沒有買水鑽髮夾，却帶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膚好細好白，一頭如雲的柔鬢比母親的還要烏，還要亮。 兩鬢像蟬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後面，挽一個大大的橫愛司髻，像一隻大蝙蝠撲蓋著她後半個頭。她送母親一對翡翠耳環。母親只把它收在抽屜裏從來不戴，也不讓我玩，我想大概是她捨不得戴吧。 我們全家搬到杭州以後，母親不必忙厨房，而且許多時候，父親要她出來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絲髻兒實在不像樣，所以父親一定要她改梳一個式樣。母親就請她的朋友張伯母給她梳了個鮑魚頭。在當時，鮑魚頭是老太太梳的，母親才過三十歲，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兒笑，父親就直皺眉頭。我悄悄地問她：“媽，你爲什麽不也梳個橫愛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環呢？”母親沉著臉說：“你媽是鄉下人，那兒配梳那種摩登的頭，戴那講究的耳環呢？” 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初七。一個月裏都洗好多次頭。洗完後，一個丫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輕輕地扇著，輕柔的發絲飄散開來，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父親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著水烟筒噗噗地抽著，不時偏過頭來看她，眼神裏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髮油，香風四溢，然後坐正身子，對著鏡子盤上一個油光閃亮的愛司髻，我站在邊上都看呆了。姨娘遞給我一瓶三花牌髮油，叫我拿給母親，母親却把它高高擱在橱背上，說：“這種新式的頭油，我聞了就泛胃。” 母親不能常常麻煩張伯母，自己梳出來的鮑魚頭緊綳綳的，跟原先的螺絲髻相差有限，別說父親，連我看了都不順眼。那時姨娘已請了個包梳頭劉嫂。劉嫂頭上插一根大紅籤子，一雙大脚鴨子，托著個又矮又胖的身體，走起路來氣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點鐘來，給姨娘梳各式各樣的頭，什麽鳳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換樣子，襯托著姨娘細潔的肌膚，裊裊婷婷的水蛇腰兒，越發引得父親笑眯了眼。劉嫂勸母親說：“大太太，你也梳個時髦點的式樣嘛。” 母親搖搖頭，響也不響，她撅起厚嘴唇走了。母親不久也由張伯母介紹了一個包梳頭陳嫂。她年紀比劉嫂大，一張黃黃的大扁臉，嘴裏兩顆閃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個愛說話的女人。她一邊梳一邊嘰哩呱啦地從趙老太爺的大少奶奶，說到李參謀長的三姨太，母親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聽得津津有味。有時劉嫂與陳嫂一起來了，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著背同時梳頭。只聽姨娘和劉嫂有說有笑，這邊母親只是閉目養神。陳嫂越梳越沒勁兒，不久就辭工不來了，我還清清楚楚地聽見她對劉嫂說：“這麽老古董的鄉下太太，梳什麽包梳頭呢？”我都氣哭了，可是不敢告訴母親。 從那以後，我就墊著矮凳替母親梳頭，梳那最簡單的鮑魚頭。我點起脚尖，從鏡子裏望著母親。她的臉容已不像在鄉下厨房裏忙來忙去時那麽豐潤亮麗了，她的眼睛停在鏡子裏，望著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縫眼兒的笑了。我手中捏著母親的頭髮，一綹綹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因爲在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 我長大出外讀書以後，寒暑假回家，偶然給母親梳頭，頭髮捏在手心，總覺得愈來愈少。想起幼年時，每年七月初七看母親烏亮的柔發飄在兩肩，她臉上快樂的神情，心裏不禁一陣陣酸楚。母親見我回來，愁苦的臉上却不時展開笑容。無論如何，母女相依的時光總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學時，母親來信說她患了風濕病，手膀抬不起來，連最簡單的縲絲髻兒都盤不成樣，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幾根短髮剪去了。我捧著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裏，寂寞地掉著眼泪。深秋的夜風吹來，我有點冷，披上母親爲我織的軟軟的毛衣，渾身又暖和起來。可是母親老了，我却不能隨侍在她身邊，她剪去了稀疏的短髮，又何嘗剪去滿懷的愁緒呢！ 不久，姨娘因事來上海，帶來母親的照片。三年不見，母親已白髮如銀。我呆呆地凝視著照片，滿腔心事，却無法向眼前的姨娘傾訴。她似乎很體諒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談著母親的近况。說母親心臟不太好，又有風濕病。所以體力已不大如前。我低頭默默地聽著，想想她就是使我母親一生鬱鬱不樂的人，可是我已經一點都不恨她了。因爲自從父親去世以後，母親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難相依的伴侶，母親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細看看她，她穿著灰布棉袍，鬢邊戴著一朵白花，頸後垂著的再不是當年多彩多姿的鳳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條簡簡單單的香蕉卷，她臉上脂粉不施，顯得十分哀戚，我對她不禁起了無限憐憫。因爲她不像我母親是個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隨著父親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貴榮華，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虛落寞之感，將更甚于我母親吧。 來臺灣以後，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親人，我們住在一起有好幾年。在日式房屋的長廊裏，我看她坐在玻璃窗邊梳頭，她不時用拳頭捶著肩膀說：“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當年如雲的青絲，如今也漸漸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夾有絲絲白發。想起在杭州時，她和母親背對著背梳頭，彼此不交一語的仇視日子，轉眼都成過去。人世間，什麽是愛，什麽是恨呢？母親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終歸走向同一個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現在的光陰，比誰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著她，想起她美麗的橫愛司髻，我說：“讓我來替你梳個新的式樣吧。” 她愀然一笑說：“我還要那樣時髦幹什麽，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了。” 我能長久年輕嗎？她說這話，一轉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輕了。對于人世的愛、憎、貪、痴，已木然無動于衷。母親去我日遠，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麽是永久的，又有什麽是值得認真的呢？ 　　　　　　　　（選自《紅紗燈》，臺灣三民出版社196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