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傅雷》施蛰存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 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 “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 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 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 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会上， 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 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 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 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 “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 （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 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 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 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 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 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 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 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 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 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 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 “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 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 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 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一九五八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 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 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 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 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 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 里的水墨笔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 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 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 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 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 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 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 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 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 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 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 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 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