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張愛玲先生 /朱西寧

　 　　有多少話要與先生說，也是要與許多關心先生的人說。我寫信向來很糟，尤其是對自己所敬重的尊輩，一心求順服，只顧承受，以至於呆滯扭怩而不知所云。主要我還是覺得寫信而起草稿，未免太當一回事，不耐又不習慣(我也沒想到強不習慣而為之，竟是那麼艱難)。我寫信糟就糟在一筆邋遢下來，連泥帶沙，又顛三倒四，先生定有印象。所以不如用文章來寫，存心寫給多人看，就有傲心。既是文章便非要改改弄弄不可，到底中看多了。 　　從我發表《一朝風月二十八年》，接獲先生來信(附錄於後)「解釋」數點(其實是就失實處有所指正，多承厚待，不言否認)，當時便想立即覆信謝罪。但因慮先生他遷在即，候候再說了。誰知道一候，就候了快三年。也是我又一邋遢。 　　說來確是虧欠，那封信不復還可，總要就《一朝風月二十八年》裡不實處為文更正，免得貽誤世人對先生的瞭解。或許因為心裡有了底子，那些誤傳皆是來自放梨華的口述，似乎「罪」不在我，這就心裡頭給自己找到搪塞，有了苟安。雖然糊塗中還是殘存著偷偷的明白。 　　所幸近年來血型說很流行，凡我所有的糊塗、邋遢、拖拖拉拉的等等根性，正好都推給我這無可奈何的B型了。這也是能獲得無限制原諒的最佳條件。 　　本來我知先生的風范，「向來讀到無論什麼關於我的話，盡管詫笑，也隨它去。」所有這些曲直，原不計較，無須我來解釋。不過「因為是你寫的，不得不嚕嗦點向你說明」。既是這樣的於我器重有加，所以我覺我也有責任要更為嚕嗦地向您說明了。 　　這三年來，我有不少機會和青年朋友們討論先生的作品，率多不出「傳奇」和「秧歌」。特別在一次「張愛玲研究會」上巧之又巧的從林懷民處獲知蘭成先生當時適在台灣，特去謁訪，得益不知如何說了。這些都叫我急於想讓先生知道。然而還是似有緣因而又無緣因的拖拉至今。 　　當然不止這三年，比這更多的更長的時間，曾出現過不少批評先生的作品，我知那些矯情乃至似非善類的侮蔑，也只供先生「詫笑」，「也隨它去」。我得承認我有不平。但作為基督徒，這不平原是甚低下的情境，況乎再用於討論僅令人「詫笑」的那些高論。即使我跟青年朋友們討論時，亦都隻字不提；最多也只說起一些半生不熟的批評者流的通病，多為不敬的流風所染，成為一害。這不敬也是好幾面的：不敬重作家的心血而興之所至的斬斬剁剁是其一，不敬業其自身的學養功夫又無耐心鑽研是其二，不敬世而欺弄文壇和讀者，藉以盜名是其三；後者真的就是「飾小說以干縣令」了。這在過往的人世，都是煙雲過眼無損真文學作品於絲毫。但今世已有許多變異，供給嘩眾取寵的傳播器具實在是便利，又正迎合時下青年們知識的虛榮。我見過一些孩於常以之為捷徑，只圖討巧的讀批評而不讀被批評的創作作品，自欺欺人已讀過那部作品，無須自品即可向人炫耀其見解。這樣可怕的空虛，是我不得不提醒他們自愛的。先生的「詫笑」固然是氣度所使，卻也不可不說是中國文人的遺風，視傳世比時興更其重要。雖然「出名要趁早呀」，十分動聽，總不過還是自嘲。我不以為先生對此會有所信仰和奉行。但是憑著文章傳世，又有時興，豈不雅俗共賞，兩全其美。這也就是我自不量力，妄談研究先生作品，實在也不過求其能夠時興，叫當代人享有當代的高貴作品，也算勿枉罷了。 　　我是向青年朋友們直認不諱我還無能用理性走進「張愛玲的世界」；我從不曾接受過那種訓練，實則我也覺著那是文不對題的強求理解。但時下如餘光中所命名的「二房東批評家」似頗當道，又一律都很誇傲他們的居間地位，善用英寸的三圍來替柳腰，名之為準確。這樣子以理性之鑰強作解人的開啟感性之鎖；便是所謂的時代性、社會性等等，以之丈量萬事萬物。要緊還是取法西洋的物我對立，不親不合，物則從何格起！結果不外是蹩斷了鑰匙，鎖孔也被堵死。這種兩敗俱傷的沉迷，已是重複得再三再四，注定的隔而不得見性，還不能見到回頭。正是蘭成先生所說：親與敬的人世的存在，欲辯已忘言，如數學的點線的存在，不得以邏輯求証。而西洋的唯心論與唯物論，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則皆是「隔著牆壁在喧嘩」。於科學有所不得而要反求之於數學；而一代的歷史大事於理論有所不得，則要反求之於格物。蘭成先生的「隔著牆壁在喧嘩」，真是道得鮮活。而二房東既非嫡傳、真傳，連這喧嘩的光景也是比不得的。確是其情可憫，但冥頑如故，不知何時可以醒醒。這怕是不好等待的了。 　　所以我竟不能不提醒一般學院的新秀，無論攻外文，攻中文的，好不好透過選擇去吸取西方的精粹，另一方面也透過選擇來繼承些自家的傳世方法，把兩者化合而生新。我把考據、箋注等掏出來，自然也不是推崇，只是舉一隅的意思。就是金批，亦有榜樣。要之總是不破壞作品生機為貴，我覺這是要緊的，也就是蘭成先生所說的親與敬。所以我也有嘗試，像從《今生今世》中《民國女子》一章，和《流言》集內《私語》等篇，來直接認識作者的人生。今夏的復興文藝營和耕莘文教院，始業前的作品閱讀，我是指定的《留情》、《桂花蒸阿小悲秋》、《年輕的時候》和《封鎖》四篇，以備討論。特別是文藝營，設在天然冷氣的霧社夢湖湖濱，採取的導師制方式，每一組只一位老師，十天帶到底。我負責的曹雪芹組，頭一天討論《留情》便有困難，第二日「桂」篇雖稍有開展，還是不曾討論出什麼結果。我自然承認我的設計和預備兩不成熟，種種的提示其張力也不夠，而同學們雖皆是大學院校在讀生，多還是受著中學式課堂的教學，顯出不很適應。但這兩者還是枝節，根本是在先生的世界渾厚深蘊，同學們除了提出些婚姻觀、愛情觀等的皮毛，和技巧的推崇，似乎都不比我得到的較多一些。但雖如此，我覺選讀先生的作品還是合宜的，就是好在這難。事後我想，如果選定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藥》等，便不這般困難，誠如乃弟周作人批評所說：「這裡借狂人說話，自然只可照題目實做，這是一篇宣傳文字，文藝與學術問題都是次要的事」(「魯迅小說裡的人物」)，所謂小說的主題，那是無須多少討論即可發見的，且只一個單一的肯定主題，縱由一百個人來討論，一千一萬而至無數的人來討論，那與文學鑒賞和創作的進修，應沒有什麼意義。又我也想到，若是討論我的小說，也有好處；作者現場候教，會得在誘導上給這些孩子們很大的幫助，還有原案來核對，一測每個人的意境。然而也是有大顧慮，我覺不好，沒有那樣做。我倒不管什麼內舉避親──謙衝用在這上應是無謂的。問題是作者於自己的作品又究能知得多少，一般的也是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有人道出我某篇小說表達的什麼，承認與否我都覺也是也不是，這就可知作者面前來討論，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效能。我原想經過新銳的一代來討論，把所得到的什麼，捧交先生。結果卻是乏善可陳，不知說什麼好。但我會繼續的摸索，討論的機會還是很多。先生自不會期待這些，只不過是我的盡心盡性，也不是專為先生，總想跟孩子們在一起，做一點文學上的事情就是了。 　　可是也不是很有自信，時常亦會忽生疑問，文學作品由著人去欣賞就算了，人的天賦各異，任你多有熱心又算得什麼，小說的讀或寫都不是教得來的。實在我是談不上什麼教不教，我也不過只像個動情少年，被其實一無是處的戀情滋味飽飽脹脹的充足了，老要溢出去，溢出去，說不很準是要與人分享，還是渴欲人知而得同情。於文學，自然我也並非單單動情先生的小說，喜愛的還多得是，只是先生的小說似海似洋，百讀不厭還不足說出我的喜歡；經常都是信手翻閱，任從何處讀起總放不下手來。在我，只有兩部書可與之並比，《聖經》與《紅樓夢》。像這樣的喜歡，焉可不與人分享。但叫我去講道，或開《紅樓夢》一門課，我是不能夠的。我的領悟都不是漸修得來，於禪宗謂之頓悟，於基督徒則叫作思寵。神學家聖奧古斯汀所不能滲透的三位一體天機，即今世仍不得解釋，獨我能悟。然而卻因這是超理性的，不可以理喻，亦便不可以道。所以一些批評家者流，迂不在他們主張文以載道，迂在要求小說家的作品必須載可道的非常道。這非常道便是他們所謂的社會性、時代性種種。先生的小說載的原是不可道的常道，如嚴滄浪謂盛唐諸詩家「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蹟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卻害他們于先生小說中找不著非常道來道之。 　　這就是先生的離經叛道，罪大惡極，不如索性判一個殖民地派(也是僅僅找得出來的一點非常道)的罪名，俾便定讞，草草了此一案。這樣一說，其實也是簡單。 　　所以我說，我會繼續摸索，討論的機會還是很多，也許總有青年一代裡的精英，摸出一套現代的中國小說批評新路，超理性的，或索性竟是非理性的，就便也救了西方一把。至於價值或意義上自尋煩惱而來的疑問，我倒覺即使出於分享或邀取同情的心理，豈不也是與人為善，與己亦有滿足，不就罷了！總歸一句話，小說載的道是常道，這常道若是可說，何不就直截了當的說了，又何必又是描寫、烘托，又是象徵、比喻，又是迂迴、穿插、對比、客觀呈現種種？即因不可說，才只好用盡了技巧來以元本面目表現。而可以說出的非常道，本是小說家所不取，亦非小說家之長，所以小說家也無能去取。如若強取，結果也不過是五四和三十年代小說的樣子，在在可見非常道，徒示小說家的愚拙與僭越，終而為宣傳品，非藝術品。如今那般批評家者流還要求所謂的社會性。時代性這些可道的非常道，怎不是走了回頭路了？怎麼沒有儆醒？那些個論說，本身已是言不及義，我也深知他們自己也是愁苦的，所以還是其情可憫；然其虛榮的不敬不親，則又是令人生厭的了。真是說不齊整。 　　我之熱心的要見蘭成先生，相信不是看明星的心理，先生也必信過我。自然就是想多尋一些門路來進入先生的世界。那是前年10月，在耕莘的「張愛玲研究會」我提供了許多最能妙傳先生神髓的可信資料。當時我手上也不過只有畫家金哲夫從他的朋友處得來送我的一本《今生今世》上冊。扉頁有蘭成先生題識「送龔太太」，不知輾轉了幾世幾劫，已不可考，否則還有希望弄得下冊。那是遺憾，作者又在日本，許多信用的活資料平空失缺，著實令人扼腕。誰知人叢中就有一位青年朋友舉手說他近讀《文化一週》，知道胡先生回國來看朋友，建議我去拜訪他。中間休息時，才知給我這個喜訊的，原是去國多年，回來後尚未見一面的林懷民。那天下午他連教了四堂現代舞課，疲累得眼睛張不開了，卻趕來給我報這個佳音。我就去信文化一週社打聽，幸有一位文藝營的同學任編輯，另還有藝專讀美術的郭少宗也自告奮勇地替我打聽，我終能見到蘭成先生在他臨時的住所。 　　我一見蘭成先生，便不用言語，就認他是「你怎這樣聰明，上海話是敲敲頭頂，腳底板亦會響。」我最關懷的是《民國女子》的「信史」程度，《民國女子》總不是小說。我的意思不是疑心其有捏造；文學上的感覺傳達必是要經過擺脫原本事實的羈絆，抽離而加誇張。文學創作者的官能感覺本是較常人極敏銳，輕微的振幅在常人為無感，於小說家則震耳欲聾。要把這感覺度的差異拉平，這種等量調頻的處理，便是藝術上的誇張了。我之想求《民國女子》的見証即在此；蘭成先生雖不是小說家，《今生今世》亦非小說，但究是藝術家和藝術品，以他的感覺之銳利(如不然，怎能與先生那般投契貼合？)超乎常人，保不住為傳達其感覺，而必得渲染，借虛構些事物來烘托。如此，雖於事物有偽，於感覺卻有忠，於藝術毋寧是種境界。唯蘭成先生說來中肯切要，他只覺得任何人來寫先生，欲圖作若何裝飾、美化、炫誇，都是一種降級，構成傷害，因蘭成先生迄未發現活著的人裡，含他自己在內，還沒有誰的格調能高過先生。所以他寫先生，於事物，於感覺，皆是老老實實。若有出入，也只在文章表達的力有不逮上有所不及。 　　這是蘭成先生的謙虛，而實際也有可能。即如先生之筆也未必盡能寫出心內的那個好。不過捨蘭成先生，更還有誰能寫《民國女子》？我自確信蘭成先生絕頂的聰明，但也只夠扈從於後，(手+庶)拾先生一路隨擷隨散的花香。不過這裡面還有千百個層次，蘭成先生就是那頂尖上的，只須先生一點化，便立即蘇醒，那也是說他原是有夙願的，換來別一個人，縱然亂棒打下，也還只見棒子，只這知心的難求，先生就是絕頂寂寞的人。無怪乎「君子如響」的蘭成先生，那麼精靈的一下子便覺出「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張愛玲忽然很煩惱，而且淒涼。女子一愛了人，是會有這種委屈的。」我只是想，這委屈也不只是情，知心難求，能一點即化，已是「眾裡尋他千百度」了，也就委屈些罷。 　　見蘭成先生有我事先不敢妄想的收獲，因我說手上只有他送龔太太的一本上冊《今生今世》，問他下冊還有愛玲先生否，他便立即取上下兩冊相贈。想他歸國小住，必不可能攜回多少，而且書中改了些藍字紅字，都是親筆，有的是手書之誤，也有的是文詞上的校訂或潤飾，我真信那是蘭成先生自存的「善本」，或竟害他要再另拿來一部從頭來過一遍校修。但蘭成先生贈書贈得那樣子欣然，我也不說，就加倍地感激而心領了。 　　我喜歡見真人，蘭成先生也真是真人，他就不等我—一探問，真當作我就是謁見他專要從他那裡多獲知一些先生，便白頭宮女一般，連不打一個頓地述說，巨細兼備，就是先生通常一天寫得多少字，也都告訴我了。不記得是先生哪篇散文裡說一天也只寫得七八百字，蘭成先生則說是一千字左右，這出入不大，後者恐不如先生自承的可靠，但也會有相異的時期，不是也有「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的時候麼。蘭成先生還說，一千字是常態，有時即使還可多寫，先生也不貪。講到這般細致，應是可信的了。我不說從蘭成先生那裡究竟得到多少，回頭過來再信手打開「傳奇」，似乎就能多領會一些說還說不出的東西，也會是些精神作用罷。但豈不是精神也如充電一樣，得自蘭成先生的掖助了麼。還有令我感念的，我聽另一青年朋友告訴我，他的祖父當年曾在淪陷的上海開律師業，且認識蘭成先生。但談到這些時，蘭成先生便不搭話，似有忌諱。唯蘭成先生與我長談間，當年陳壁君氏如何說客於他，還有我問到的日本宇垣大將、池田、熊劍東，都想一見先生而不得，以及先生拒絕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所有這些，蘭成先生毫沒有一些遲疑或諱言。是他的真，也叫我深感受到器重，叫我說不出的感念。這我又要說是恩寵，為何我能獨得承受這些個豐富。自然我是會珍視和善用這些個豐富。 　　我傾慕蘭成先生的純真，卻又笑他有些話簡直是童言，那次夜訪，我竟是拖家帶眷，劉慕沙和我女天文，都是因受先生，也愛起《今生今世》。蘭成先生見了都一律的歡喜，也就有感嘆，說今天這樣，要能愛玲也在，一定談得更歡。因希望我們能勸先生回來，像我們這樣的和悅家庭必會好好接待的。這個怕也只有蘭成先生才會生出如此異想。其實就是這種類似的突破，才真的是難。在一個永具童心的才人，不過是隨時都有的雲山霧罩，不足奇的。在平俗人就難了。我猜蘭成先生的血型是B，回來讀了《今生今世》下冊，益發相信他是。但他自己不知道，開過刀和輸血，也還是不知自己血型，單這就是B型了。讀到「鵲橋相會」先生去溫州患難相從，就是愛得那樣「欲仙欲死」，蘭成先生也還是相從也好，不相從也好，總無貪欲。即使先生的那一書絕情，也還不過「愛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樣，有她在世上就好」。有這般的意境，怕也多半是先生點化，又也許是文章的魁力，就使人覺得後來的小周，范先生(秀美)，乃至再後的一枝，余愛珍，直都叫人聯想到先生愛書不存書，更不藏書，以及「她只是臨機妙悟」，不著痕蹟，什麼好的，過了就算了。他那樣泛情，連應該不應該都叫人意識不到，本就是要那樣子才好。也是人各有自己的福分，偏就沒有爭鬥，於人又無所損傷，還提証了情愛的無量無質，如基督的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給一個人的也是五餅二魚，給兩個人的也是這麼多。又妒又醋的婦人便是要獨得五千人乘五餅二魚的那個總數，男人哪有那般的神通。他愛起一個女子來，就是五餅二魚的情愛，另再愛起一個女子，天然就生出另一份的五餅二魚，再多下去便是以此類推。但一個從一而終的男子卻不能在一個妻子身上施以十餅四魚、或十五餅六魚，或以至更多的情愛。那亦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的確無可奈何。情愛的玄妙就是這樣的在蘭成先生婚姻行為上天然的表露，真的是妙。 　　我知這也不是我不關自己痛癢才是這樣，就是當事者像小周、范先生，都是毫不貪求更多的餅和魚，得了那一份五餅二魚就覺豐足。我猜想昔日婦德之一的不妒，恐也不見得全是男性為方便自己的特權，才處心積慮的制訂那些典章規范，中國人的知天命怕也是促成了這樣。不過這卻只是我的猜想，先生或不會多心。民國女子在平權上釋放最見自然的，似乎就是這妒的自由了，毋寧是太合人情。我是喜新厭舊的B血型的人，手紋的心線又極錯綜，也似命該多妻或多情，但對比之下，恐因蘭成先生繼承中國傳統較深，世界各民族都沒有中國姨太太制度這麼完美的多妻主義，而我則可能受到基督教的影響。然而我卻缺乏基督教徒迫人為善的那種侵略性，所以我可以篤守我的信仰，還是一面也愛蘭成先生的揮灑。只須來得自然，又有那般福分，就是好的。我覺先生的不著痕蹟，也不一定是不著在決絕的捨與離，也是要不著在取與合，總之也就是無分取捨離合，也無貪無厭。若是這樣，先生無論專程或順帶回來走走看看，與蘭成先生可聚可不聚，所有這些都不必刻意，那才是真正的好。我這般的心意，如此也便不致被視為強作調人了。 　　我要跟先生陳訴的，實在重點也僅乎討論「傳奇」和與蘭成先生幸會的這兩件事。于先生來說，或許都是很徒勞的，但我覺得我很歡喜，先生也會歡喜我這樣的歡喜人世又哪得這些淡淡素素的興旺──真難得我竟寫成了這信。 (此文1974年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原題為《遲復已夠無理──致張愛玲先生》) 附： 張愛玲先生於《一朝風月二十八年》在《人間》發表後致作者的信，也算對拙作失實處的一些更正。 西寧： 那次你的學生來，我沒見著，那天不大舒服，因為住得近，還是 到office去了一趟，聽見葉珊(即楊牧)太太說，我。心裡想「西寧的 學生遍天下，都見起來還行？」但是當然應當寫信去解釋，又老是接 連的感冒發得很厲害，好的時候就忙、趕，所以信也沒寫成。水晶 寄來《一朝風月二十八年》，那時候游擊隊與學校的關系，我完全不 知道，很復雜。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釋。 向來讀到無論什麼關於我的話，盡管詫笑，也隨它去，不過因為是 你寫的，不得不嚕嗦點向你說明。我跟梨華匆匆幾面，任何話題她 都像蜻蜓點水一樣，一語帶過，也許容易誤解。上次在紐約是住旅 館，公寓式的房間，有灶，便於整天燒咖啡。從來沒吃過一隻煎蛋 當飯。如果吃，也只能吃一隻(現在已經不許吃)，但是不會不吃素 菜甜點心。我最不會撐場面，不過另有一套疙瘩。雖然沒有錢，因 為怕瘦，吃上不肯馬虎。倒是來加州後，尤其是去年11月起接連 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 Ferdinand Reyher不是畫家，是文 人，也有人認為他好。譬如美國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給我預支 一千元版稅，同一時期給他一部未完的小說預支三千。我不看他 寫的東西，他總是說：「I'm good company，」因為Joyce等我也不 看。他是粗線條的人，愛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們很接近，一句話 還沒說完，已經覺得多餘。以後有空找到照片會寄張給你。他離 過婚，只有個女兒，女婿是個海軍史學家，在 Smithonlan Institute 做事。那年我到香港，她到華盛頓去看他，患腦充血入院。她照應 了他幾個月，我回來以後，一直在一起，除了那次到紐約，那時候他 們倆也在兩個城市，隔著幾百里，她怎麼會把他「藏來藏去」？── 我月底離開加大，秋天搬離三藩市，以後會保持聯系。匆匆祝 近好，慕沙也好。看見啞弦請代謝他寄《幼獅文藝》給我。 愛玲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