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康强：民国南京

民国南京 施康强 --------------------------------------------------------------------------------------------------------------------------- 一 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民国史，尤其是那个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的历史，或多或少是被遮蔽的一页。我求学时代学过的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史。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国共合作，北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分裂，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对手而存在。我们不太知道，除了反共、“剿共”、内战，这个管辖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口的政府怎样运作，它治下的民众怎样生活。 历史学家认为，三十年代前期，民国在经济上保持一种上升的势头。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抗战开始前一年，是最好的一年。我手头没有一九三六年的统计资料，但有一些一九三四年的数据（《民国二十四年〈申报〉年鉴》汇总上一年的数据）可资引用。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但是南京的城市虽大，人口始终不多。那一年，南京人口七十四万一千二百二十六人（一九三七年达九十万），少于上海（华界一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一十四人，租界一百五十万六千零六十一人）、北平（一百五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八人）、天津（一百三十九万九千一百四十六人）、广州（一百○四万二千六百三十人）和汉口（七十七万二千八百三十四人）。南京只是个政治中心，经济地位比不上上海、天津、广州和汉口，作为文化和教育中心也远不如上海和北京。那一年，南京只有五家专科以上学校（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上海有二十五家，北平十七家。 一个政府总要搞点建设。哪怕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至少要把首都建设得像模象样。南京缺乏可资利用的现成建筑资源。清朝两江总督衙门将就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地，中央党部和政府各院、各部的衙署都需要建造。最近出了一本秦风先生编的《民国南京──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图册。从中以看到，这些建筑（中央党部、行政院、立法院等）折衷中西风格，体量不大，今天看来远远谈不上富丽雄伟。其内部不知如何，但有一张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总统府（原国民政府所在地）会客室接待外宾的照片可资参照。那个房间的装修和陈设，毋宁说是朴素的：镶木地板上不铺地毯。 改造旧城，开辟道路和建造住宅，自然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 “洪羊乱后，直至民国政府建都，元气迄今未恢复，于是这有名龙盘虎踞古城，竟降为人口不逾二十万的内地小都市。民国十七年以后前，又经过几次军阀战乱……十七年至廿六年，可谓南京建设的猛进时期。如今我们进挹江门直至新街口一带所见的街道住宅，宽辟整洁，碧绿的梧桐，青翠的冬青，和山西路宁海路一带德国式住宅竹篱外的蔷薇，大有异国风趣，这些差不多都是那时建筑起来的，而以前则是菜圃竹园，荒芜三径。只有城南一路狭窄污秽的小街，牛屎熏天，伧俗满目，还保留着南京原有的色泽。”（纪果庵：《两都赋》。作者一九四○年从北京移居南京。） 聂绀弩曾在南京住了五年之久。他“初到南京的时候，城内还没有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街面上尽是破旧低矮的瓦屋。从北门桥到唱经楼那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街，在那时候还是是南北交通要道，汽车、马车、人力车和步行人们，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每天都会有几件为了拥挤而发生的争吵，撞伤而至撞死人的事情。至于路边的建筑，更是什么都没有，古拙的鼓楼算是这城里唯一的壮观。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南京完全改换了面目，有了全国最好的柏油路，有了富丽雄伟的会堂、官廨、学校、戏院、商号、菜馆、咖啡店乃至私人住宅。” “南京的官员们，不，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买地皮盖房子。由于那些公务员们的努力，南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什么里什么坊什么村和许多单家独院的崭新的洋房子。”（《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北门桥”这个地名，亦见《知堂回忆录》。前清时代，跨在杨吴城濠上的北门桥是北城唯一的商业中心（南城为夫子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友人韩君住在一条叫一枝园的小巷里，曾招待我住了几天。这一带的地名颇引起我的遐想。一枝园徒存其名，想来本是一位退隐官僚的住宅，取“鹪鹩栖树，不过一枝”之义。那条巷子里都是低矮的瓦顶平房，而且无自来水（解放后三十多年犹如此，民国时代肯定也不通自来水）。居民用水，或出巷往北，过进贤桥（此桥夹在东面的浮桥与西面的北门桥之间，因相距不远的国子监成贤街而得名；桥下一濠死水），到桥下的自来水站买水；或往南，从网巾市（明朝人用网巾束发）的一口井里打水。那口井阅尽岁月，井绳勒出的好几道凹槽上长着绿苔。进贤桥北的大马路即为珠江路，公共汽车站名莲花桥，桥下曾经流过进香河，两个地名传递了许多历史与文化信息。一枝园东接鸡鹅巷，也全是平房，除了邻近北门桥又一片陈旧的弄堂房子，名叫德邻里，民国公务员想必是其最初的业主。我曾想到戴笠，他是在鸡鹅巷发迹的。更想到马士英，这里曾有他的府第。想他怎样在留都即将失守时，带着“十年细软，一队妖娆”出逃。 三 新住宅区属于官员。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平民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对于纪果庵这样一个北方人，南京除洋房以外，旧式房子真没法问津。“他们老是把屋子里糊起花报纸，顶棚及木板壁则用暗红色，窗子很少有玻璃，只是那种暗淡的调子就够你受了，加上马桶的臭气，‘南京虫’的臭气，以及阴湿的霉气，无怪住在里面的人终年要害湿气。” 张恨水留给我们极其具体、生动的南京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他一九三六年到南京来创办《南京人报》。 “前几年我家住唱经楼，紧接着丹凤街。这楼名好像是很文雅，够得上些烟水气。可是这地方是一条菜市，当每日早晨，天色一亮，满街泥汁淋漓，甚至不能下脚。在这条街上的人，也无非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之徒，说他们有铜臭气，倒可以。说他们有烟水气，那就是笑话了。……唱经楼是条纯南方的旧街。青石板铺的路面，不到一丈五尺宽，两旁店铺的屋檐，只露了一线天空。现代化的商品也袭进了这老街，矮小的店面，加上大玻璃窗，已不调和。而两旁玻璃窗里猩红惨绿的陈列品，再加上屋檐外布制的红白大小市招，人在这里走像卷入颜料堆。街头一幢三方砖墙的小楼，已改为布店的庙宇，那是唱经楼。转过楼后，就是丹凤街了。第一个异样的情调，便是由东穿出来的巷口，二三十张露天摊子，堆着老绿或嫩绿色的菜蔬。鲜鱼摊子，就摆在菜摊的前面。大小鱼像银制的梭，堆在夹篮里。有的将两只大水桶，养了活鱼在内，鱼成排的，在水面上露出青色的头。还有像一捆青布似的大鱼，放在长摊板上砍碎了来卖，恰好旁边就是一担子老姜和青葱，还可以引起人的食欲。男女挽篮子的赶市者，侧着身子在这里挤。又过去是两家茶馆，里面送出哄然的声音，辨不出是什么言语，只是许多言语制成的声浪。带卖早点的茶馆门口，有锅灶迭着蒸屉，屉里阵阵刮着热气，这热气有包子味、有烧卖味，引着人向里挤。这里虽多半是男女佣工的场合，有那勤俭的主妇，挽了精致的小篮子，在来往的箩担堆里碰撞了走。年老的老太爷，也携着孩子，向茶馆里进早餐。这是动乱的形态下，一点悠闲表现。这样的街道，有半华里长，天亮起直到十点钟，都为人和箩担所填塞。米店、柴炭店、酱坊、小百物店，都在这段空间里，抢这一个最忙时间的生意。过了十二点钟人少下来，现出丹凤街并不窄小，它也是旧街巷拆出的马路。但路面的小砂子，已被人脚板摩擦了去，露出鸡蛋或栗子大小的石子，这表现了是很少汽车经过，而被工务局忽略了的工程。菜叶子、水渍、干荷叶、稻草梗，或者肉骨与鱼鳞，洒了满地。两个打扫夫，开始来清除这些。长柄扫帚刷着地面沙沙有声的时候，代表了午炮。这也就现出两旁店铺的那种古典意味。” 在这样的午后，张先生到丹凤街南的茶馆里去赏识六朝烟水气。 “然而我是失败的。这茶馆不卖点心，就卖一碗清茶。两进屋，都是瓦盖，没有楼与天花板，抬头望着瓦一行行的由上而下。横梁上挂了黑电线，悬着无罩的电灯泡。所有的桌子，全成了灰黑色。地面湿黏黏的，晴天也不会两样。卖午堂茶的时候，客人是不到十停的一二停，座位多半是空了，所有吃茶的客人，全是短装，他们将空的夹篮放在门外，将兜里面半日挣来的钱，缓缓的来清理。这是他们每日最得意的时候。清理过款项之后，或回家，或另找事情去消磨下半日。” 茶馆是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丹凤街的茶馆属于酒佣菜保、引车卖浆之流。张恨水先生不穿短装，属于长衫阶级。他常去的是夫子庙的奇芳阁。 “无论你去得多早，这茶楼上下，已是人声烘烘，高朋满座。我大概到的时候，是八点钟前，七点钟后，那一二班吃茶的人，已经过瘾走了。这里面有公务员和商人，并未因此而误他的工作，这是南京人吃茶的可取点。我去时当然不止一个人踏着那涂满了‘脚底下泥’的大板梯，上那片敞楼。在桌子缝里转个弯，面对了楼下的夫子庙坐下。……四方一张桌子，漆是剥落了，甚至中间还有一条缝呢。桌子有的是茶碗碟子，瓜子壳、花生皮、烟卷头、茶叶渣，那没关系。过来一位茶博士，风卷残云，把这些东西搬了走，肩上抽下一条抹布，立刻将桌面扫荡干净。他左手抱了一迭茶碗，还连带茶托，右手提了把大锡壶来。碗分散在各人前，开水冲下碗去，一阵热气，送进一阵茶香，这是趣味的开始。桌子周围有的是长板凳方几子，随便拖了来坐，就是很少靠背椅，躺椅是绝对没有。这是老板整你，让你不能太舒服而忘返了。” 茶楼里有穿梭往来的小贩售卖瓜子盐花生、糖果纸烟、水果、酱牛肉。茶博士还一批一批送上本店自制的牛肉锅贴、菜包子、各种汤面和小干丝，还可以出去为熟客买两角钱的烧鸭，用小锅再煮一煮。“这是什么天堂生活！”张先生在重庆怀想抗战前在南京的日子，不由感叹系之。（《两都赋·碗底有沧桑》，原载一九四四年重庆《新民报》） 四 市井细民进酒楼饭馆的机会不会太多，鸭子胰白做的“美人肝”也就是徒闻其名罢了。除了茶馆，他们经常光顾的是点心铺和点心摊。当年南京有四家点心店最享盛名：李荣兴的牛肉汤、清和园的干丝、包顺兴的小笼包饺、三栈楼的烧饼。后者设在门西殷高巷内。“他家的烧饼做得特别酥脆，一块钱才咬进嘴，就撒下不少芝麻出来，又香又酥，有‘千层饼’之称。三栈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代客加工各种馅子的酥烧饼。只要你把火腿、香肠、大葱等材料拿去，他们就立刻加工成各种不同风味的酥烧饼，投你所好。”（石三友：《金陵野史》）三栈楼或作三泉楼。“该楼仅二三间，左右皆人家，无风景可赏。而人之从远处来此，即为食饼。其味之美，不言可喻也。”（张通之《白门食谱》，《南京文献》第一册第二号，民国三十六年二月） 清和园却是兼有风景可赏的： “贵人坊清和园干丝。南门贵人坊之清和园，系一僧庵。和尚因其地靠城多树，常有人夏日到此避暑，乃打扫树下地，布置桌凳卖茶，并售干丝。未久，清和园干丝之名，传播一城，皆以为佳制也。予问得其制法，系以上等虾米与笋干，入好酱油，同煮为卤。订购好白豆腐干，切成细丝，用开水冲去豆之余味，然后加已作成虾笋之卤煮之。食另加真麻油半小碗。其味之鲜，令食完一钵后，若犹不足。座客常满。来迟者，须立以待之焉。”（《白门食谱》） 所谓饮食文化，从来皆有两支。一支是贵族化的，水陆杂陈，一席千金；另一支是平民化的，材料普通但制作精细，不因其便宜而降低质量。干丝有两种，一为“烫干丝”，一为“煮干丝”，起源于扬州。朱自清说：“北平现在吃干丝，都是所谓煮干丝；那是很浓的，当菜很好，当点心却未必合适。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的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烧，干丝便熟了；逼去了水，抟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扬州》，一九三四年）清朝末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当学生市场取得南京下关江天阁茶馆，也是用便宜的“烫干丝”佐茶的。清河园用虾笋之卤煮之，已接近煮干丝的做法（差别在于煮干丝用汤，不是用浓缩的卤），但食时仍加麻油。“大煮干丝”今为扬州菜的名菜，用鸡汤和多种辅料调制，不是佐茶的小吃。全国各地的淮扬菜馆都卖煮干丝，我总觉得那干丝煮得太烂。今天的南京不再有老式茶馆，自然难觅江天阁式的干丝，遑论清河园式的精品。在茶馆吃干丝，和在点心店和饭馆吃干丝，是有区别的。在茶馆，我们多了几分闲暇，而我们急匆匆去点心店，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今天夫子庙的“新奇芳阁”，就是张恨水当年常去的那一家，有一时期还在卖“麻油干丝”。不过它已改成菜馆，不再是茶馆。新开的仿古建筑高档饭店推出秦淮“八绝”套餐（“秦淮八艳”可谓香魂不散），包括干、湿（带汤）点心各八种。八干中有萝卜丝饼和酥烧饼，八湿之一即为“三鲜干丝”，那是把大盆煮干丝分装成小碗。 清河园之可贵，不仅在于干丝之美味，也在于其地，或许也在其主人。高树浓荫，环境清幽，民国时期的南京不乏“城市山林”的角落。和尚无家累，有时间钻研厨艺，想来比一般堂倌多点“六朝烟水气”。食客多了，后来者须立以待之，倒是有点煞风景。细想起来，那个时代的人也真有闲暇，可以为了一味烧饼。一钵干丝，远道赶去品尝。今天哪个城市还有一种名满全城的小吃能引得我们换几趟车专程前往？没有那样的小吃，也没有那样的食客了。要讲“生活质量”，今天自然比从前大大提高。但在某些细节上，后人未必优于前人。 五 衣食住行并称，交通也是民生的重要内容。 民国南京的市内公共交通，到一九三四年底仅有两家公司运行六七十辆客车。市民出门，只好仰赖马车和人力车。西式马车有三百三十五辆，据说是由上海传来的。马车在上海已退出历史，在南京仍旧大行其道，除了载客，也用于红白喜事。张爱玲的《半生缘》里，上海人叔惠随同事世钧到南京去玩，住在世钧家里。他对南京市内用马车做交通工具感到好奇（旧的一旦成为陌生的，就有了新意），爬到车夫的座位上和车夫并排坐着，下雨他也不管。后文写叔惠与曼桢结伴来南京，世钧请他们坐马车兜风。可见街上的马车是南京一景，本地人以此招待外地人。 南京人叶灵凤回忆：“等到我们这一辈长成以后，南京的马车虽然仍在大行其道，但是街上所见，几乎所有的马车全是野鸡马车了。同马车夫讲价钱，最费唇舌。他们漫天要价，只要你开口还了价钱，他们就驾了车子跟在你一旁，向你兜揽不休。而且别的马车夫都拒绝再同你接洽。因此，对当时初到南京的人士来说，雇马车和讲价钱，都是一件苦事。”（《能不忆江南·南京的马车》） 南京更有特色的交通工具，是被称为“南京一怪”的小火车。它创始于光绪三十四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举办南洋劝业会时。他造此铁道，本是为了好奇有趣。总督大人会享受，每与僚属游宴其中，停靠丁家桥时上一鱼翅，经过鼓楼时上一燕菜。小火车起自下关江边，终点设在中正路（后来延伸到中华门外雨花台）。公共汽车未出现时，小火车虽然设备陈旧，但因票价比马车便宜（全程一角二分），到了民国时期仍是市民重要的代步工具。自从公共汽车出现后，小火车因所经多为要道，车过时阻塞交通，兼之它发出的噪音，喷出的浓烟和煤灰给沿线居民带来极大的不便，终日轰隆轰隆纵贯全城，遂成“南京一害”。 六 衣食住行有了保障后，百姓还需要娱乐。民国南京与其它城市一样，有电影院和剧场。如同北平有天桥，上海有老城隍庙，南京也有夫子庙这样的大众娱乐场所。夫子庙独树一帜的，是有名的“歌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南京的歌女历史悠久。夫子庙的歌女在茶馆里演出，她们不唱流行歌曲，而是京剧，那时叫平剧。 穿旗袍，不穿袒胸露肩的西洋裙装。张恨水的小说《满江红》里，对歌女如何在茶馆献艺，如何拆帐，有精确的描述。 茶馆各地都有，南京的茶馆有其特色。茶馆里的歌女更是南京特色。马车在别的城市已少见，市内小火车是南京独有的。这四项，我以为是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很遗憾它们没有出现在《民国南京：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图册里。 衣食住行之外，民众需要休闲。假设时值秋初，你是南京市民，是住在城北住宅区的一名公务员或自由职业者。 六点钟将到，半空已没有火焰。走出大门，左右邻居，已开始在路树荫下溜着水泥路面活动。穿着一件薄薄的绸衫，拿了一柄折扇，你顺路踏上中山北路。你不用排队，更不用争先恐后，可以摇着你手上那柄折扇，缓缓地上车。车中很少找不到座位。座椅铺着橡皮垫子，下有弹簧，舒适而干净，不亚于府上的沙发。花上一角大洋，是到扬子江边去兜风呢，还是到秦淮河去听曲？ 你十有八九奔城南。新街口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花牌楼有堆着鲜红滴翠的水果公司，尤其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你总有机会与朋友会面。你们聚餐，在老万全喝啤酒吃地道的南京菜，每人不过两块钱的份子。酒醉饭饱，你躺在河厅栏杆边的藤椅上喝茶嗑瓜子，迎水风之徐徐，望银河之耿耿。 九点多钟，出了酒馆，你在红蓝的霓红灯光下走上夫子庙大街，听着两边的高楼上，弦索鼓板，喧闹着歌女的清唱。有时你也不免走进书场，听几段大鼓，或在附近露天花园，打一盘弹子，一混就是十二点钟。原样的公共汽车已在站上等候，又把你送回城北。那时凉风习习，清露满空，绸衫已挡不住晚凉。四周灯光不及处，秋虫齐鸣。 以上系缩写张恨水先生作于战时重庆的《日暮过秦淮》一文。他在文章结尾又发表感叹：“这样的生活，自然没有炎热，也有点走进了板桥杂记。于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一声罪过。自然别人的生活，比这过得更舒适的，而又不忏悔，我们也无法勉强他。” 我们读到一个委婉的指责。在南京过得比恨水先生更舒适的，自然包括民国的达官贵人。一个称职的政府除了守土，更应该保证其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让劳力者和劳心者各得其所，使丹凤街的菜贩有在小茶馆清点当天盈利的乐趣，也使张先生这样的知识阶层有听歌赏曲、品茶纳凉的闲暇。张先生本人用不着忏悔。抗战八年，他在重庆住竹片捆扎、黄泥涂砌的茅屋，继续用他的笔为社会、为民族服务，写了许多“国难小说”和“抗战小说”。他贴不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而“章回体通俗小说”对他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以为，如果我们承认有一种市民文学，那么张恨水先生毕生站在市民的立场上，以市民为作品永远的主人公，为市民而写作，应该是现代市民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不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但是对于我，他是最亲切的作家。 《万象》杂志 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