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Trigger Warning】什么是创伤知情？

什么是创伤知情？｜创伤知情与女权 What is trauma-informed care/awareness?

来源：微信公众号韧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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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知情与女权

The feminist origin of trauma-informed care/awareness

创伤知情是创伤知情的照护与意识（trauma-informed care/awareness）的简称。当我们说创伤知情的瑜伽，或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时，我们指的是该瑜伽或正念练习是带有创伤知情的意识，并且在练习中是使用创伤知情的原则与手法的。

创伤知情的照护与意识发展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它的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之一，是上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后的美国退伍军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它激发了美国社会对心理创伤的影响及创伤知情的照护（trauma-informed care）的重要性的重视。

这种重视，在80至90年代渐渐推动心理学界与社会工作领域形成系统性的创伤知情的照护的理念。然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心理创伤问题，并不是创伤知情的照护的理念产生的来源。

创伤知情的意识实际上根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欧美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Burgess & Holmstrom, 1974）。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开始之前，性侵害与家庭暴力的泛滥与危害是不被欧美社会承认和看见的。秉着“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信念，60年代欧美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对女性个体的关注，催生了欧美社会对性侵害与家庭暴力这些议题的关注。在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与伤害的重视中，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们创办了许多针对强奸危机与家庭暴力干预与预防的民间组织与机构。

如何带着创伤敏感度有效地与强奸和家暴受害者沟通，并且为她们提供她们所想要的帮助，而在与她人的创伤共情的同时，如何帮助自己保持健康的心理距离，避免自己的创伤被触发......这些是当时第二波女权运动者们没有前人可以借鉴，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的的难题。通过这些强奸危机与家庭暴力的干预与预防的工作，60至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们是最初实践创伤知情的意识与照护的人。

创伤知情的照护的理念在欧美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在一些国家已经受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和教育的运用和推广。在美国，创伤知情照护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uma-Informed Care）于2005年成立。它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下的物质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Administration）设立，旨在从社会机构和服务部门从上至下地推广创伤知情的理念。 根据美国创伤知情照护国家中心，创伤知情的照护由以下四个R构成：（1）意识到创伤对个体的身心的广泛影响，以及不同的康复的道路（Realizing that trauma has a widespread impact on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possible paths to recovery）；（2）识别创伤的症状（Recognizing traumatic symptoms）；（3）将对创伤的了解运用到实际决策与实践中，有效地应对有创伤的人群（Responding Effectively, incorporating what is known about trauma into policies and practices）；（4）极极地避免引起二次创伤（Actively avoiding Re-traumatization)。 并且，创伤知情的照护是基于以下五个核心理念的：（1）安全（safety）；（2）信任感（trustworthiness）；（3）选择（choice）；（4）合作（collaboration）；（5）赋权（empowerment）。 ●美国联邦物质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将心理创伤定义为：由个人经历的一起或一系列事件或环境——这些事件或环境因其对人体的正常机能和心理、身体、社会、情感或精神健康持久性的负面影响，而对人的身心有害或造成重大威胁。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s Concept of Trauma and Guidance for a Trauma-Informed Approach. HHS Publication No. (SMA) 14-4884. Rockville, MD: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4. Fallot, R. D., & Harris, M. (2009). Creating cultures of trauma-informed care (CCTIC): A self-assessment and planning protocol. Washington, DC: Community Connections.

02

谁的创伤被看见、被承认？

Whose pains and sufferings do we see?

把看似属于私人的、隐秘的创伤，与社会中的压迫系统（systems of oppression）和文化联系起来，让社会看见并承认这些创伤以及它们对个体的影响，从而推动法制和社会机构的完善，让默默承受痛苦的人能得到系统性的支持和关照，重新找回自主权、安全感和自我赋权的能力——这些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给日后几十年来创伤知情的照护的发展所开创的先驱。因此，创伤知情的意识和照护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女权实践（a feminist practice）。

但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对创伤的理解依然充满局限性。尽管目前许多机构及心理学研究已开始使用生理-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的框架来理解创伤经历，但社会对创伤经历依然强调其生理性（physiological）、心理性（psychological）、及生物性（biological）的一面，却忽略创伤经历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政治性（political）。

大部分时候，社会依然把心理创伤看作是个人的悲剧，而不是社会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心理精神健康医护工作者们会更倾向从生理-心理的角度去理解和治疗创伤，而不是从社会压迫系统（systems of oppression）的角度去看待创伤的形成，并且把创伤康复所需要的条件放到社会系统里去考虑。

吃药、按时就医、均衡饮食、经常锻炼...这些都是好事，但这些聚焦于个体的康复手段是有限的，尤其当我们所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报告（2020），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女性遭遇性暴力伤害的可能性比男性更高，年龄也更早；而带有残障的女性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的可能性则比没有身心残障的女性更高。根据人权战线（Human Rights Campaign）的总结（n.d.)，性少数群体（LGBTQ）比主流异性恋群体更容易遭受暴力，而性少数群体中的双性恋群体相比于其他性少数遭遇性暴力的频率更高，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及有更高的自杀倾向。

不仅如此，幼年时经历贫困的孩子的大脑结构会发生改变并且更有可能患有抑郁症（Lucy, Beldon, et al., 2013）；底层打工人员相比社会其他阶层人群更有可能从事高危工作，因此遭遇人身意外的可能性更高；低收入人群相比于中高收入人群更容易患有心理精神疾病及自身免疫疾病（Li, Sundquist, et al., 2019）。除此之外，创伤是可跨代转移的（transgenerational），来自于遭遇过暴力、贫困与其他形式社会压迫的家庭的儿童有更高的可能患有抑郁及焦虑症，及代际性的创伤后应激反应综合症（Yehuda, Halligan, et al., 2001）。

创伤的形成与每个人所处的阶级、性别身份、民族、性取向、宗教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时代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对创伤的理解和应对也应该是从社会与系统的角度出发的。如果我们要延续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者开创强奸危机与家暴干预机构时的精神，我们必须时常反思：

当我们在谈论心理创伤时，我们在谈论哪种创伤，谁的创伤？

我们的社会更愿意去看见和承认哪种创伤？

谁的创伤被看见、被承认？

谁的创伤没有被承认过？

谁的创伤不被允许谈论？

谁的哪种创伤有权被允许就医？

“疗愈工作坊”为谁所设？

它的价格把谁挡在了门槛之外？

哪些人能付得起心理咨询和“疗愈工作坊”的费用？

付不起的人有权康复吗？

03

创伤是一个政治性的经历。

Trauma is a political experience.

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创伤都是一个政治性的经历。而康复也是。

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应对方案。无论是哪种的心理创伤的康复，都需要社会系统性以及社区式的支持。这当中既少不了自下而上的发声、参与、批评与建议，也少不了自上而下的立法、改革、拨款、空间的设立，更缺不了前后两者的交流与合作。如美国旧金山市推行的创伤知情的社区建设模式（Trauma-informed community building (TICB) model）的白皮书（2018）里提到的，一个以创伤知情的原则建设的社区可以降低少数、边缘、和易受创伤群体所经历的贫困，以及经济与社会压力，帮助提升社群连结，增强社群及社群中个人的抗逆力（resilience），从而推动长期的社群及社群中个人的发展与变革。

这一切也许看起来还很远，但如我在这个公众号开篇第一篇文章里提到的：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创造，而不因为现状的匮乏而止步。通过帮助自我康复，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是她人康复路上的支持性存在，并且，与她人一起创造一个创伤知情的社群与社会。

最后，我想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在她1964年出版的《文化进化的延续性》一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着深思熟虑和坚定信念的人能够改变世界——其实，他们是唯一改变过世界的人。 ——Margaret Mead, Continuities of Cultural Evolution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