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J·D·塞林格）

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

［美］J·D·塞林格

丁骏 译

九故事（中英全本）

8.8

[美] J.D.塞林格 / 2018 / 译林出版社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航空信，邀请我参加将于四月十八日在英国举行的一场婚礼。这碰巧是一场我心甘情愿付出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请柬刚到的时候，我以为也许还真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费用先管他娘的。不过我后来跟我妻子就这件事深入讨论了几番，她是个头脑超级冷静的姑娘，我们决定还是不去了——一方面我岳母正盼着四月下旬来跟我们住两个星期，我把这茬儿给忘了个干干净净。我跟格兰切大妈还真不是隔三岔五就能见一面的，再说了，岁月不饶人。她五十八岁。（她会抢先承认的。）

虽然如此，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是那种眼看着一场婚礼要平淡收场也不伸伸手指头的人。于是乎，我便动手草草写了几笔，把我大约六年前认识这位新娘的事公开出来，如果我这几笔能让那位我没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的不自在，倒是更好。本来我也没想去讨好谁。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启迪，为了教化。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十名美国现役军人在英国德文郡参加一个进攻前的专门培训班，由英国情报局主办，我是六十人中的一员。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这六十个人还挺特别的，这么一大伙人竟然一个合群的都没有。我们基本上都是那种爱写信的人，互相说个话但凡不是跟工作有关，一般就是在问某人有没有多余的墨水。如果既没写信，也不上课，我们就各干各的。天气好的时候，我经常到乡下风景不错的各处去转转。下雨天则一般找个干的地方看看书，常常是紧挨着一张乒乓桌。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那天是个星期六，下着大雨。这最后一天的晚上七点，我们全体人员要按计划坐火车去伦敦，有传言说我们在那里会被分插进为D日[1]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下午三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东西装进了行军包，包括一只放防毒面具的帆布袋，里面装满了我从大洋另一头带来的书。（防毒面具则已在几个星期前被我从马里塔尼亚号的舷窗里溜下去了，我非常清楚敌人一旦真的使用毒气，我是肯定来不及把这劳什子玩意儿戴上的。）我记得我在我们那座匡西特活动营房的末端窗口站了很久，看着斜斜的千篇一律的雨丝，食指痒痒似乎想扣动扳机，但即便真是如此也几乎微弱得难以察觉。我能听到身后很多支水笔在很多张“胜利信笺”上疾走的沙沙声，毫无同志情谊可言的声响。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念头，我披上雨衣，系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船形军帽（到今天还有人对我说，我戴军帽的角度与众不同——微微往下拉，盖住两只耳朵）。接着，我把自己的表跟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沿着长长湿湿的鹅卵石山路往下走，来到了镇上。四周电闪雷鸣，我毫不在意。会不会被雷劈到也是天注定的事。

在小镇的中心——这儿有可能是全镇最湿的地方，我在一座教堂前停下，读那里的告示栏，多半是因为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数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部分也是因为在军队待了三年之后，我已经对读布告栏上瘾了。栏里有个通告，三点一刻儿童唱诗班将进行排练。我看了看手表，又看向通告。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纸上列着要来参加排练的孩子们的名单。我站在雨中，把所有的名字念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头放着小号套鞋，底朝天。我往前走，在第一排坐下。讲台上摆着三排紧挨着的礼堂椅，上面坐着大约二十个孩子，大多是女孩，年龄在七岁到十三岁。孩子们的教练——一个穿粗呢衣服的粗壮女人正在叮嘱他们唱歌的时候要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有谁听说过吗？她问道，有哪只小小鸟儿想唱好好听的歌儿，却敢不把他的小小嘴儿先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人听说过。回答她的是千篇一律的木然表情。她又接着说，她所有的孩子都要领会所唱的歌词，而不是像傻头傻脑的鹦鹉那样光是张嘴唱。然后她吹了一声定音笛，孩子们便像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双手托举起他们的赞美诗集。

他们的演唱没有乐器伴奏——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嗓音柔美和悦，毫不造作，但凡换一个比我多点儿宗教派性的人，也许毫不费力地就体验一把灵魂升华了。几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有点儿拖拍，但也只有作曲家的妈才可能找这碴儿。我从没听过这首赞美诗，可我却不停希望这首诗至少有一打或者更多的句子。我一边听，一边把所有孩子的脸都打量了一遍，看得尤其仔细的是离我最近、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那个孩子。她大约十三岁，齐耳的金灰色直发、精致的额头，倦怠的眼睛很可能已经数过观众人数了，我想。她的嗓音与众不同，和其他孩子的声音区别清晰，绝不仅仅因为她离我最近。她是最好的高音部，甜美至极，自信笃定，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主领的音。这位年轻的姑娘却好像对自己的演唱本领有些厌倦，也许只是对此时此地感到厌倦；有两次，我看到她在演唱的间歇打哈欠。她像个有教养的小姐那样打哈欠，嘴是闭着的，但你肯定还是能看出来——她的鼻翼出卖了她。

赞美诗刚一唱完，合唱团教练便喋喋不休地数落起那些在牧师布道的时候两只脚停不下来，嘴巴也闭不上的人。看样子排练中唱诗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眼看教练的聒噪声就要把孩子们的歌声所撒下的魔力破坏殆尽，我站起身，走出了教堂。

雨下得更大了。我沿着街道往前走，在红十字会的游艺室外，我透过窗户向里张望，士兵们三三两两站在屋子深处的咖啡吧台前，即使隔着窗玻璃我也能听到另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乒乓球的蹦跶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私人开的茶室，里面没有顾客，只有一个中年女服务员，看上去她好像更希望进来的是一位雨衣不会滴水的客人。我尽量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挂在一个衣帽架上，然后找了张桌子坐下，点了一份茶和肉桂吐司。这是一天里我第一次跟人说话。接着我把所有的口袋搜了一遍，包括雨衣的口袋，终于找到了几封旧信。我打算再读一遍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八十八大街上的施拉夫特店的服务变差了，另一封是我岳母的，问如果我能出“营盘”，可不可以一有机会就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回去。

我的第一杯茶还没喝完，那位我仔细打量过、听过她唱歌的唱诗班的年轻小姐便走进了茶室。她的头发被雨淋透了，露出两只耳朵的耳廓。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小男孩，是她弟弟无疑，她用两根手指夹起男孩的帽子，仿佛那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标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练的女人，戴一顶软塌塌的毛毡帽——多半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唱诗班队员边走边脱下外套，选了一张桌子——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就在我正前方，离我只有八到十英尺远。她和家庭教师都坐了下来。那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还不准备坐下。他把夹克从身上滑溜下来，随手一甩；接着他开始故意惹家庭教师生气，一副天生捣蛋鬼的假装严肃的表情，把椅子拖出来推进去反复好几次，一面还看着老师的脸。女老师压低嗓门说了他两三次，命令他坐下，意思就是别再猴皮了。但是直到他姐姐发话，他才停下来，把他的小屁股整个儿按到椅子上。他又立即拿起餐巾顶在头上。他的姐姐把餐巾拿下来，展开，平铺在他的膝盖上。

他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队员发现我正在打量他们这一桌人。她也盯着我看，用她那对清点观众数目的眼睛，接着，她突然对我微微地、得体地一笑。这一笑出人意料的灿烂，浅浅而得体的笑容有时候就会那么灿烂。我也回报一笑，远没有她的灿烂，我尽量抿着上嘴唇，以便遮住两颗门牙之间那个乌黑的临时填充物——这是美国大兵的专用品。下一分钟，小女孩已经仪态万方地站在了我的桌子边上。她穿一条格子呢连身裙——坎贝尔式的格子呢，我想。我觉得这样一条裙子，穿在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身上，在这样大雨滂沱的一个日子，真是太美了。“我以为美国人都不屑喝茶。”她说道。

她这话不是自作聪明，而是想弄明白真相，或者为了统计数据。我回答说，有些美国人除了茶什么都不喝。我问她想不想跟我坐一会儿。

“谢谢，”她说，“也许只能稍坐片刻。”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椅子，我对面那一把，她在椅子四分之一前沿的地方坐下，脊背自然而然挺得笔直，线条优美。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满心想开始这场对话。等坐下之后，我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我又笑了笑，仍然不让乌黑的牙齿填充物露出来。我终于说了一句：这真不是出门的天。

“是的，一点没错。”我的客人说道。她口齿清晰，且毫无疑问是个不喜欢闲聊的人。她伸长手指，掌心向上放在桌沿上，就像在参加一个降神会，接着，几乎是立即握成了拳头——她的指甲都啃到肉里了。她戴着一只腕表，外形像是军用表，很像领海员用的计时秒表。表面对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太大了些。

“你刚才听唱诗班排练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看见你了。”

我说我当然听了，而且我还在所有人的合唱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个专业的歌手。”

“真的吗？唱歌剧吗？”

“天哪，不是歌剧。我要在电台唱爵士，赚很多钱。然后，等我三十岁了，我就退休，在俄亥俄的一个大牧场住下。”她用手掌碰了碰湿透的头顶。“你知道俄亥俄吗？”她问道。

我说我曾坐火车经过几次，但是并不熟悉那个地方。我请她来一片肉桂吐司。“不用了，谢谢你，”她说，“我是真的食量极小。”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然后说俄亥俄州有一些地方非常荒凉。“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告诉过我。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教师这会儿正着急地招呼她快点儿回到自己那桌去——她的意思是别再打扰人家了。然而我的客人却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挪了一两英寸，这样她就背对着自己那桌，不可能再有任何交流了。“你是山上那个秘密情报学校的，对不对？”她很酷地问道。

和所有人一样，我也知道保密这回事，我回答我是因为健康原因来德文郡的。

“真的吗？”她说道，“我说，我又不是昨天才生下来。”

我说要那样说的话，我打赌她不是。我喝了几口茶。我有点儿在意起自己的姿势了，在位子上坐得更直了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算是相当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要是仔细想想，这句话说得非常势利，我希望她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她脸红了——立即让我意识到自己所缺乏的社交风度。“怎么说呢，我见过的大多数美国人举止就像动物。他们总在互相动拳头，见人就骂，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从我姑妈的窗户扔了进来。幸运的是，窗是开着的。但是你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聪明吗？”

当然算不上聪明，但是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当兵的都是背井离乡，能有几个是真正生活如意的。我说我以为大多数人能自己想到这些。

“可能吧。”我的客人说道，不是很信服。她又抬起手去摸湿漉漉的脑袋，动了动几绺湿软的金发，想把露出来的耳廓遮住。“我的头发都湿透了，”她说道，“我像个丑八怪。”她看向我。“我头发干的时候是带波浪的。”

“我能看出来，我看得出来是那样。”

“不是真的鬈发，但是是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是的。

她点点头。“你深深地爱着你的妻子吗？还是说我这个问题太私人了？”

我说如果觉得问题太私人了，我会告诉她的。

她把放在桌面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自己想对她戴的那只表面大得出奇的腕表做点表示——也许想建议她把表戴在腰上。

“一般情况下，我并非是交际型的人。”她边说边朝我看，看我懂不懂她所用词汇的意思。但是我完全不动声色。“我走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孤单极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说她是对的，我刚才确实感觉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过来。

“我在训练自己更有同情心。我姑妈说我这个人冷冰冰的。”她说道，又摸了摸头，“我跟我姑妈住。她是个极其善良的人。我母亲去世后，她竭尽全力想让我和查尔斯适应起来。”

“这真好。”

“母亲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相当感性，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了新的锋芒，“你觉得我这个人冷冰冰的吗？”

我说完全没觉得——事实上，恰恰相反。我告诉她我的名字，然后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犹豫了一会儿。“我叫艾斯美。我想我暂时就不告诉你我的姓了。我的姓带着封号，你可能会光对封号念念不忘。美国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会那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那个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正在这时，我感觉到脖后根一阵呼吸的热气。我转过头，差点跟艾斯美的弟弟鼻子撞鼻子。他对我毫不理会，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丽小姐说你必须回去把茶喝完！”他的口信捎到了，便在我和他姐姐中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在我的右边。我特别好奇地打量着他。他看上去非常神气，棕色的设得兰羊毛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套衫，白衬衫加条纹领带。他回瞪着我，一双绿眼睛大得出奇。“电影里的人亲嘴为什么都歪着脸？”他提问道。

“歪着脸？”我说。这个问题也曾在我童年时困扰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们的鼻子太大了，跟谁都没法迎面亲嘴。

“他叫查尔斯，”艾斯美说，“以他的年龄来看，算是极聪明的。”

“他的眼睛肯定是绿色的。是不是，查尔斯？”

查尔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这个问题也只配这样的反应，接着他开始在椅子上向前向下扭动身体，直到整个身体都钻到桌子底下，只露出一个脑袋，再像摔跤运动员似的撅起肚子把身子弯成弓形，脑袋搭在椅子上。“我的眼睛是橘黄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声音很不自然。他掀起桌布的一角，盖在自己那张漂亮的、故作冷面滑稽的脸上。

“他有时候挺聪明，有时候就不行。”艾斯美说道，“查尔斯，你给我坐好！”

查尔斯原地不动。他看着像是在屏气。

“他非常想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被sh-ā h-ài了。”

我告诉她我很难过。

艾斯美点点头。“父亲很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盖。“他长得很像我母亲——我是说查尔斯。我长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她继续咬指甲盖。“我母亲是个感情奔放的女人。她是外向型的。父亲是内向型。他们倒是般配的一对，不过，只是表面上的般配。坦白说吧，父亲真的需要一位比母亲更知性的伴侣。他是一个禀赋极高的天才。”

我默默地等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但是她不再说了。我低头去看查尔斯，他这会儿正把半边脸贴在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闭上了眼睛，做出瞌睡的样子，像个天使一样，接着他伸出舌头——一个长得惊人的器官——发出一声尖叫，这在我的国家非常适合奉送给一位眼神不好的棒球裁判。这尖叫声简直震动了整个茶室。

“别叫了。”艾斯美说，丝毫不为所动，“一次排队买炸鱼排加薯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美国人这样喊来着，现在他只要一无聊就这样喊。快别叫了，立刻停下，不然我马上把你送到梅格丽小姐那里去。”

查尔斯睁开一双超大的眼睛，表示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除此之外也没显得特别在意。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搁在椅子上。

我提议也许他可以留着这一手——即他的怪叫——留到他开始正式使用封号的时候——我是说，如果他也有个封号的话。

艾斯美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儿像在做临床诊断。“你有点儿冷幽默，是不是？”她说道——语气带着怀念，“父亲说我丝毫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没有足够的装备来迎接生活，因为我没有幽默感。”

我看着她，燃起一根烟，然后说我觉得真正的紧要关头，幽默感派不上任何用场。

“父亲说有用。”

这句话出于一份信仰，而不是要反驳，于是我赶紧转换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的父亲可能是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而我则是从近处来看（我可不管这样说到底什么意思）。

“查尔斯格外地想念他，”沉默片刻后艾斯美说，“父亲是个分外可爱的人。他也极其英俊。倒不是说人的相貌有多重要，但父亲确实英俊。他的眼神具有骇人的洞穿力，而他又偏偏是‘冰性’[2]如此宽厚之人。”

我点点头。我说我想她父亲的词汇量一定大得非同一般。

“哦，是的，是这样，”艾斯美说，“他是个档案管理家——当然咯，只是业余爱好。”

这时，我感到胳膊上被谁烦人地拍了一下，几乎是一拳头，从查尔斯的方向过来的。我转向他。他这会儿正儿八经地坐在椅子上，只是一只膝盖压在屁股底下。“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他尖声问道，“这是个谜语！”

我朝着天花板的方向转了转眼珠，做沉思状，大声重复了一遍谜语。然后我用一副被难倒了的表情看着查尔斯说，我认输了。

“咱俩墙角见！”谜底以最高音揭晓。最得意的还是查尔斯本人。他简直乐不可支。事实上，艾斯美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好像他咳嗽不止似的。“行了，别笑了，”她说着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他不管遇到谁都要说一遍这个谜语，而且每回都要这样笑个没完。一般他一笑就会口水直流。好了，别笑了，拜托了。”

“不过，这倒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谜语之一。”我说道，一面注视着查尔斯，他正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听到这句夸奖，他的身子在椅子上更起劲儿地往下滑，而且又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脸，一直拉到眼睛下面。然后他用露出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正慢慢退去的欢乐和骄傲，他可是知道一两个真正精彩谜语的人。

“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在入伍前从事什么职业？”艾斯美问我。

我说我根本没有职业，我刚大学毕业一年，我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专业的短篇小说作家。

她礼貌地点点头。“发表过吗？”她问道。

这个问题我不陌生，但总是感觉棘手，而且我从来不会一、二、三那样干脆地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大都是一伙——

“我父亲一手字写得极漂亮，”艾斯美打断我，“我在保存他的一些书信，为了子孙后代。”

我说这主意听着非常不错。我刚好又看着她那只表面巨大、像是计秒表的腕表。我问这表是不是本来是她父亲的。

她低头肃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道，“这是他在我和查尔斯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感觉有些不自然，把手从桌上拿了下来，一边说：“当然，纯粹就是做个纪念。”她把话题移去别处。“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为我写一个故事，我将感到不胜荣幸。我酷爱读书。”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为她写的。我说我不是特别多产。

“为什么非要特别多产呢！只要别孩子气，别那么傻就行了。”她想了想，“我喜欢写污秽的故事。”

“写什么？”我问，身子向前倾。

“污秽。我对污秽极其感兴趣。”

我正想让她说得具体点，但是感觉到查尔斯在掐我，重重地掐我的胳膊。我转向他，略微皱了皱眉头。他就站在我边上。“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他问道，跟我像是挺熟的样子。

“你刚才问过他了，”艾斯美说，“行了，别闹了。”

查尔斯不理他姐姐，向前一步踩在我的一只脚上，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关键问题。我发现他的领带结位置偏了，便帮他弄正。然后，我凝视他的眼睛，假装猜道：“咱们墙角见？”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查尔斯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我简直觉得是我把他嘴巴给撬开的。他从我的脚上退下来，怒不可遏又神色凛然地走回到自己的桌边，头也没回。

“他气坏了，”艾斯美说，“他脾气暴躁。我母亲总是要宠他。我父亲是唯一不宠他的人。”

我继续看着查尔斯，他已经坐了下来，开始喝茶，两只手抱着杯子。我希望他能转过身，但是他没有。

艾斯美站起身。“我也该走了，”[3]她叹了口气说，“你懂法语吗？”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心里既怅然若失又茫然不已。我和艾斯美握了握手。她的手，正如我想的那样，是一双神经质的手，掌心湿湿的。我告诉她（用的是英语），她的陪伴让我愉快至极。

她点点头。“我料想你会的，”她说，“以我的年纪，我算是很善于交流的。”她又试探性地摸了摸她的头发。“我的头发这个样子，真是万分抱歉，”她说道，“我可能看上去很吓人。”

“完全没有！事实上，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已经出现波浪了。”

她又飞快地碰了碰头发。“你最近还会再来这里吗？”她问道，“我们每个周六都来这里，练完合唱以后。”

我回答说我太喜欢再来这里了，不幸的是，我知道自己是没法再来了。

“换句话说，你不能透露部队的行踪。”艾斯美说。她没有要离开桌子的表示。事实上，她把一只脚架到另一只脚上，眼睛向下看，把两只鞋子的尖头对齐。这个小动作很好看，因为她穿着白袜子，她的脚踝和脚都很可爱。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道，脸上稍稍有些泛红，“我写信非常流畅，以我这样的——”

“那太好了。”我拿出铅笔和纸，写下我的名字、军阶、编号和陆军军邮号码。

“我会先给你写信的，”她说着接过纸条，“这样免得你感觉有失面子之类的。”她把地址放进裙子的一个口袋里。“再见。”她说，随后便走回到自己的桌子去了。

我又点了一壶茶，看着他们俩，直到他们还有那位备受折磨的梅格丽小姐起身准备离去。查尔斯走在最前面，瘸着腿，一副悲惨样，像是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几英寸似的。他没有朝我看。梅格丽小姐走在第二个，然后是艾斯美，她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手作答，从椅子上半欠起身子。这是一个让我莫名感伤的时刻。

还不到一分钟，艾斯美又回到茶室，身后跟着查尔斯，她拽着查尔斯的厚呢短夹克的袖子。“查尔斯想吻你一下告别。”她说道。

我立即放下茶杯，说这太好了，但是她确定吗？

“是的。”她有点儿严厉地说。她放开查尔斯的袖子，把他往我这边用力推了一把。他走过来，铁着脸，在我右耳朵下面很响地吧唧一口，湿漉漉的。这苦差事一结束，他就笔直朝门口奔去，要告别这种感伤多情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一把抓住他夹克背后的半根腰带，拽着不放，然后问他：“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

他的脸一下子亮起来。“咱俩墙角见！”他尖叫道，一溜烟跑出了屋子，可能又歇斯底里了。

艾斯美又双脚交搭站着。“你确定你不会忘记要给我写个故事吧？”她问道，“不一定只为我一个人写。可以是——”

我说我绝对不可能忘记。我告诉她我还没有为任何人写过故事，但是看来现在正是最适合的时机。

她点点头。“要写得极其污秽，极其感人，”她建议道，“你对污秽到底有没有一点儿了解？”

我说不敢说真的有多了解，但是眼下我正不断接触它这样那样的表现形式，正越来越了解，而且我会努力满足她具体的要求。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能在不这么身不由己的情形下相遇，这是个遗憾，不是吗？”

我说是的，我说这当然是个遗憾。

“再见，”艾斯美说，“我希望你能完好无缺地从战场上回来。”

我向她表示感谢，又说了几句别的什么话，然后看着她走出茶室。她走得很慢，思索着什么，一面摸了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这个故事中污秽，或者说感人的部分。场景变了，人物也变了。我仍然在故事里，但是从现在起，因为某些我不能随意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即便是最聪明的读者也认不出来。

胜利日几个星期之后的某天晚上，大约十点三十分，巴伐利亚的高弗尔特城。参谋军士X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位于一处民宅的二楼，停战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士兵一起驻扎在这幢房子里。他坐在一把折叠木椅上，对着一张看起来很乱的小小的写字台，面前摊着一本海外版的平装小说，他很费力地读着小说。问题在他，不在小说。尽管军中特别服务部每月送来的书都是让住在一楼的人先下手，但是挑剩下的往往就是X自己想看的。可他不是一个经历了战争之后身心完好无缺的年轻人，已经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总要把一个段落读上三遍，这会儿他又开始反复重读句子了。他突然合上书，读到哪里也没做记录。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抵挡桌上那个光秃秃的灯泡发出的刺目白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香烟里抽出一根，点烟的手指不停轻微地震颤，互相磕碰。他在椅子上略微往后靠了靠，浑不知味地抽起烟来。几个星期以来他都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只要舌尖轻轻一顶，他的牙龈就会出血，而他几乎没法停下这个实验。这是他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他就这样坐着一面抽烟，一面做这个实验。可是突然，一种熟悉的感觉照例毫无预示地袭来，他的脑袋好像自动卸下，就像放在高处架子上的一件没系牢的行李一样摇摇欲坠。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急救措施：双手紧紧按住太阳穴。他那样牢牢地按了一会儿。他的头发该剪了，而且很脏。他在梅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医院住过两个星期，在那里洗了三四次头，但是坐吉普车回高弗尔特城，一路上时间长，尘土飞扬，他的头发又脏了。去医院接他的下士Z开吉普车仍然是战时风格，挡风玻璃全部摇下来，管他停战不停战呢。德国有成千上万新开进来的部队。把挡风玻璃放下来，像战时那样开吉普车，下士Z就有希望显示他不是新来的，再怎么乱猜也别想把他跟那些欧洲战区的新王八羔子们混为一谈。

松开太阳穴之后，X开始盯着写字台的桌面看，那里乱得像个杂货铺，至少有二十多封没拆过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没打开的包裹，全都是寄给他的。他伸手越过这堆遗骸，拣出一本靠墙放着的书。这是一本戈培尔的书，书名是“史无前例的时代”。这书的主人是这户人家那位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他们几个星期前还住在这个房子里。她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按照军中规定，她的官衔刚好落入就地逮捕的一类。逮捕她的正是X本人。此刻，是他自出院回来那天起第三次打开这个女人的这本书，去读扉页上的一行简短的题词。题词是用墨水写的德语，字很小，诚恳得无可救药，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既没上文，也没下文。在屋子近乎病态的寂静中，书页上这几个孤零零的字仿佛有着无可争议的，甚至是经典的控诉意味。X盯着书页看了几分钟，努力不让自己陷进去，尽管艰难至极。接着，带着几个星期以来做任何事都未曾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截铅笔头，在这段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各位神父，各位老师，我思考：‘地狱是什么？’我认为地狱就是失去爱的能力之折磨。”他正要在这话后面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完全无法辨认——恐惧顿时穿透他整个人。他啪地合上了书。

他飞快地从桌子上拿起一样别的东西，是他在奥尔巴尼的哥哥写来的一封信。在他进医院前这封信就已经放在他桌上了。他打开信封，勉强下决心要把信读完，但还是只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下面这些话他就停下了：“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算是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时间很多，要不给孩子们寄几把刺刀，或者万字章也行……”他把信撕了，低头看着废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里还夹了一张快照。他能辨认出某人的一双脚站在某处的草坪上。

他把两只手臂放在桌子上，头枕在上面。他从头到脚浑身都在疼，似乎所有的痛区都是互相依存的。他很像一棵圣诞树，上面的彩灯是串联起来的，只要一个灯泡坏了，其余的都会一起灭掉。

门敲都没敲就砰的一声被撞开了。X抬起头，转过身去，看见下士Z站在门口。下士Z和X合开一辆吉普车，从D日登陆之后连着五次战役都和他并肩作战。他住在一楼，一般有了什么小道消息或者牢骚要发泄，他就会上楼来找X。他身材魁梧，很上相，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有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经给他在叙尔特根森林拍过一张照：他一手提一只感恩节火鸡，很配合地摆了个姿势。“你在写信吗？”他问X，“这儿怎么这么吓人，我的老天啊。”他走进一间房间总喜欢里面开着顶灯。

X在椅子里转过身，请他进屋，让他当心别踩到狗。

“踩到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底下呢，克莱。把那该死的灯打开怎么样？”

克莱找到顶灯的开关，啪地打开，然后穿过这间佣人房模样的狭小房间，在床边坐下，面朝房间的主人。他砖红色的头发刚刚梳过，正滴着水，要梳洗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他总得用一定量的水。和往常一样，他黄绿色衬衫的右面口袋鼓鼓的，插着一把带水笔卡子的梳子。左面口袋上别着一个步兵战斗团徽章（严格来说，他是没有资格戴的），一条欧洲战区勋带，上面有五颗铜星（而不是一颗银星，相当于五颗铜星），以及“珍珠港事件前服役”勋带。他重重叹了口气，说：“万能的救世主啊。”这话并不意味着什么，军队里都这样。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烟，磕出一根，又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好口袋帽。他一边抽烟，一边表情空洞呆滞地把房间扫视了一遍。他的目光最后落在收音机上。“嗨，”他说道，“过几分钟收音机里有个超级棒的节目。鲍勃·霍普，明星都在那儿。”

X打开一包新的烟，说自己刚刚把收音机关掉。

克莱丝毫不以为意，他看着X努力想把烟点着。“耶稣啊，”他说道，带着围观者的热情，“你该看看你自己这两只该死的手。天哪，你这叫一个哆嗦啊。你自己知道不？”

X把烟点上了，点点头，然后说克莱你眼睛还真尖。

“没开玩笑，嗨。我在医院看到你的时候我他妈差点没晕过去。你看着就他妈像一具死尸。你掉了多少肉？得有多少磅？你自己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的信都怎么弄的？你收到罗丽塔的信了吗？”

罗丽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一旦条件许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她给他写信很勤，她身处的乐园里充满了三重惊叹号和谬误百出的言论。整个战争期间，凡是罗丽塔的来信克莱全都念给X听，不管有多亲密——事实上越是亲密克莱就越来劲儿。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信就让X帮他策划或者扩充回信，或者加进几个能唬人的法语词或者德语词。

“是呀，我昨天刚收到她的一封信。在我楼下房间里。晚点儿我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道。他在床沿上坐直了身子，屏住呼吸，又响又长地打了一个大饱嗝。他似乎对这一成就还算满意，又放松了下来。“她那个他妈的哥哥要从海军退伍了，就因为他那个屁股，”他说道，“他的那个屁股，这个杂种。”他又坐直身子，试图再打一个嗝，但这次成绩差了点儿。他的脸上显出一丝警觉。“嗨，趁我还没忘记。明天早上我们得五点起床，然后开车去汉堡还是哪里的。去给整个分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X看他的目光带着敌意，说自己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克莱显得很吃惊，几乎有点儿受伤。“哦，夹克很不错呢！看上去不错。干吗不要？”

“没什么原因。我们为什么五点就得起床？战争已经结束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不知道——我们必须在中饭前回来。他们有些新的表格，我们必须在中饭前填好……我问了布林为什么我们不能今天晚上填完——那些他妈的表格就堆在他桌子上。他还不想拆信封，这个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生着布林的气。

克莱突然怀着新的——更高的——兴趣盯住X看。“嗨，”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那该死的半边脸正满世界哆嗦呢？”

X说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伸手捂住了抽搐的半边脸。

克莱瞪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像是带着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似的绘声绘色地说道：“我给罗丽塔写信告诉她你精神崩溃了。”

“哦？”

“是呀。她对这些玩意儿来劲儿得要命。她正在念心理学。”克莱摊手摊脚地倒在床上，也没脱鞋，“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没有人会打个仗什么的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可能是，就好比说这一辈子一直都是精神不稳定的。”

X伸手挡在眼前——床上方的灯光好像要把他照瞎了——然后说罗丽塔对事物的洞察力总是让人欣喜。

克莱瞥向他。“听着，你这个杂种，”他说道，“她对心理学知道的还就是比你他妈的洞察得多。”

“能不能把你的臭脚从我床上挪开？”

克莱的脚原地不动几秒钟，以示“别告诉我该把我的脚放哪里”，然后一摆腿，双脚着地，人跟着坐了起来。“反正我也要下楼了。沃克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站起身，“嗨。我刚才在楼下还在跟那个新来的狗娘养的伯恩斯坦说呢。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和你开到瓦隆涅，咱们被炮弹轰了他妈的得有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躺在洞里的时候，一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车篷上，被我给打死了？记不记得？”

“是的——别再提那只猫的事了，克莱，去他妈的。我不想再听你提起了。”

“不是的，我就是想说我写信告诉罗丽塔这事了。她和心理学班上所有的人一起讨论过了。在课堂上啥的。还有那个该死的教授，全都参加了。”

“那挺好。我不想听这事了，克莱。”

“不是的，你知道罗丽塔说我为什么要随手给那猫来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没开玩笑。是因为被炮弹连轰什么的。”

X把手指插进自己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再次挡住眼睛。“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是在尽忠职守，在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像你一样英勇地干掉那只小猫咪。”

克莱狐疑地看着他。“你他妈的说的什么话？”

“那只猫是个间谍。你不得不随手给它一枪。它是个非常聪明的德国侏儒，披了件便宜的毛大衣。所以压根儿半点也谈不上野蛮、残忍、肮脏，甚至——”

“去他妈的！”克莱说道，嘴唇都绷紧了，“你就不能说句正经话吗？”

X突然感觉恶心，他在椅子里猛地转身，抓起废纸篓——刚刚来得及。等他直起身再次转向他的客人时，发现克莱正尴尬地站在从床铺到房门的半路上。

X想道歉，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伸手去拿香烟。“下楼来听霍普的电台节目吧，嗨，”克莱说道，虽然继续保持距离，但还是想显得友好，“这对你有好处。我是说真的。”

“你快去吧，克莱……我要看我的集邮本。”

“是吗？你还有个集邮本？我都不知道——”

“我是开玩笑的。”

克莱慢腾腾地朝门口走了几步。“我过会儿可能要开车去艾斯塔尔德，”他说道，“他们有个舞会。可能要一直开到早上两点。想去吗？”

“不想去，谢谢……我也许会在房间里练几步。”

“好吧。晚安！悠着点儿，看在老天的分上。”门砰地关上了，然后又立即打开。“嗨，我把给罗丽塔的一封信塞你门底下行吗？我在里面加了点儿德文。你能帮我改改吗？”

“好的。现在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吧，真他妈的。”

“没问题，”克莱说，“你知道我妈妈写信怎么说吗？她信里说她很高兴我和你在一起，而且是整个战争都在一起。同一辆吉普车啥的。她说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写的信比以前通顺得多得多了。”

X抬起头看向他，然后用了很大的劲儿说：“谢谢。替我谢谢她。”

“我会的。晚安！”门砰地关上了，这次是真的关上了。

X坐在那里，盯着门看了很久，然后把椅子转向写字台，从地板上拿起他的便携式打字机。他在乱七八糟的桌面上清理出一块地方放打字机，把那一堆乱糟糟的没拆的信和包裹推到边上。他心想如果他给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写封信也许是对自己比较快速的治疗法，不管成效多么微小。但是他没法把纸好好地塞进打字机辊筒里，这会儿他的手指颤抖得太厉害了。他把手垂在身体两侧，等了一会儿，又试了一次，但最后还是把纸揉作了一团。

他意识到应该把废纸篓拿出房间，但是他却一动也没动，而是把手臂放到打字机上，头又伏了上去，闭上了眼睛。

脑袋嗡嗡震颤几分钟之后，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斜睨着一只用绿纸包着的没打开的小小的包裹。可能是他在给打字机清理地方时从那一堆东西里掉出来的。他看到这个小包裹已经被转寄了好几次。在包裹的一侧，他就看到至少三个他以前的陆军军邮号码。

他毫无兴趣地打开包裹，甚至都没去看寄件人的地址。他点了根火柴把包裹绳烧断了。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绳子一路烧毁，而不是打开包裹，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

盒子里面有一个用纱纸包着的小物件，上面放着一封墨水写的短信。

他拿起信纸，念了起来。

　　——路十七号

　　德文郡，——，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X中士：

　　希望你能原谅我一直过了三十八天才开始我们的通信，但是我一直非常忙，因为我的姨妈喉咙感染链球菌，几乎丧命，我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接二连三的重任。然而，我时常想起你，还有那个我们相伴度过的极其愉快的午后，即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三点四十五分至四点十五分，这是怕你万一已经记不太清了。

　　我们都为D日感到无比激动，也难免骇畏，但求这能加快促成战争的结束，以及这种至少也算是荒谬的生存方式的结束。我和查尔斯都很挂念你；我们希望你不属于第一批进攻敦廷半岛的部队。你不是吧？请你尽快回信。代向你夫人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您忠诚的，

　　艾斯美

　　又及：我冒昧地随信寄去我的手表，战斗期间你可以戴着它。我们短暂的会面中我没有注意你是否戴着表，但是这只表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功用，比如可以测知步行速度。我深信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这只表对你肯定远比对我更有用，而且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幸运的护身符收下。

　　我目前正在教查尔斯读书写字，我发现他是个极其聪慧的初学者，他也想在信上写几个字。请你一有时间和心情就回信吧。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 吻你 查尔斯

　　过了不知有多久，X才把信纸放下，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才从盒子里取出艾斯美父亲的那块腕表。等到他终于把表拿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表的水晶面已经在邮寄过程中震碎了。他不知道表的其他部分是不是还完好，但他竟没有勇气拧拧发条做个检查。他只是握着表又坐了很久很久。然后，突然间，他几乎是狂喜般地发现，他感到了睡意。

　　一个人只要还能真正感到睡意，艾斯美，那他就总有希望再次成为一个——一个完——好——无——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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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日，即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日子。
2. 原文是“intransically”，英文中并没有这个词，但是有“intrinsically”（固有地，本质地）。艾斯美是个早熟的年轻女孩，喜欢用大词、雅词——尽管有时候用得也不是很对。这里她显然是把“intrinsically”误念作“intransically”，而我是能听出来的。所以翻译设计让艾斯美把“秉性”误念作“冰性”，以求尽量符合原作文本的精神。
3. 这句话原文是用法语说的，“Il faut que je parte aussi”。说法语是艾斯美身上另一项早熟且相当优雅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