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论文】丨《赛博格是一种后人类吗？——论赛博格的动物性之维》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行而上学堂世佑学长（学堂科哲主讲老师）的一篇关于赛博格的CSSCI论文，在此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学堂的世佑学长。

世佑学长

南洋理工大学访学学者，清华大学科哲博士，北师大科哲硕士。擅长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本科双非工科，三跨科哲专业。有丰富的从零开始学习科哲专业的经验，对全国各高校科哲专业的特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曾在科技部下属智库实习，并参与当代科技哲学的欧盟-中国合作项目。在清华读博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并发表CSSCI论文数篇。《科技日报》撰写过多篇科学史主题的专栏，担任过“少年得到”科技史课程顾问。

世界上第一位赛博格 —— 彼得·史考特-摩根

赛博格是一种后人类吗？—— 论赛博格的动物性之维

文章信息：《赛博格是一种后人类吗?——论赛博格的动物性之维》，《自然辩证法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37卷第4期，2021年4月（第一作者，独著）。该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全文转载。

摘要：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被认为是后人类的一种实现形式，但是哈拉维却否认自己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后人类主义认为赛博格化就是人类转变为机器的过程，但是这种对人类的理解中隐含了一种人与动物的形而上学的二分。对人与动物/机器的区分源自于笛卡尔，而林奈从博物学的角度论证了人与动物并无区别。海德格尔把人与动物的区分恢复为了一个哲学问题，从存在论的层面论证动物与人的区别就是贫乏世界。赛博格像动物一样麻痹于被集置支配的技术社会系统，人的赛博格化就是人的动物化。人之人性并非一种现成之物，而是与人的动物性不断对抗中被确定的。人之为人并非一种现成状态，而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接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赛博格并非一种后人类，而是一种后人道主义的人。

关键词：赛博格 动物性 哈拉维 海德格尔

一、哈拉维：我不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者

赛博格（cyborg）最初是两位美国科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工程学概念，原意为“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美国当代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和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在1985年发表了论文《赛博格宣言》[1]，为赛博格概念引入了一种更加深远与丰富的文化批评意涵。在《宣言》中，哈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生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生物。” [2]哈拉维认为，赛博格突破了人类文化中三个古老的界限：即人与动物的界限、人与机器的界限以及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3]

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自提出后，便受到学界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1980年代兴起的后人类文化研究热潮中，赛博格成为了文化批评界重要的研究主题，被认为是后人类实现的一种形式。正如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说，“尽管关于‘后人类’的阐释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4]然而，尽管许多后人类研究者已经把《赛博格宣言》视为一种“关于后人类的宣言”[5]，但是《宣言》的作者哈拉维却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我不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者。”[6]

要理解哈拉维的这种立场，我们需要分析赛博格概念的哲学基础，回溯哈拉维提出赛博格概念的目的。美国学者加文·雷伊（Gavin Rae）认为，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建立在一种对笛卡尔式的人类中心主义（Cartesian anthropocentrism）的批判之上。[7]他指出，“哈拉维提出赛博格形象的目的并非要分析人类和机器是如何合成来创造一个‘后/超—人类（post/trans-human）’的，而是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明人道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如何被推翻的，并且必须被推翻，以克服一种理解，即由于人道主义不合理的特权使实际的镇压模式永久化。”[8]换言之，哈拉维提出赛博格概念的目的并非是指称一种现实的后人类族群，而是旨在描绘一个讽刺的形象并构建一种新型的政治主体。

而这种对于赛博格概念的理解分歧其实对应着后人类研究领域中关于“posthumanism”一词的两种理解倾向。第一种后人类（物种）主义（posthuman-ism）更加关注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在现代技术影响下的发展与演化，并基于此探讨后人类物种的相关伦理问题。第二种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sm，有时也根据语境被译为后人本主义），则立足于文化批评的范式，批判自近代起来长期支配西方思想界的人道主义（humanism）的对人的理解。在哈拉维看来，第一种后人类（物种）主义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种思路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升级与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并把这种人与技术的深度耦合视为人类这个物种进化的方向。然而，这种所谓的后人类主义仍然处在父权制资本主义与控制论式现代技术的共同支配之下，是“统治信息学（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的产物，名为后人类，但本质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和加强。哈拉维忧虑，“后人类主义很容易被应用到这些项目中”[9]，为了避免自己立场被误解，她强调自己并非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并且宣称自己已经停止使用这一概念。

彼得·史考特-摩根 生前

换言之，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理解为一种“人—机器”的结合，那么这种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恰恰违背了哈拉维的哲学初衷。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是以“人类”为起点来构想的一种未来物种，但是作为起点的“人类”并不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而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人类学所建构的一个理性的和普遍的主体。福柯认为，这种“人类”的历史只有不到200年，“人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它的事实，它的秘密……是 19 世纪现代知识型的产物”。[10]这种“人类学”则是继承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严格地区分人与非人，将一种抽象的人放置在历史的中心，发展成了一种规范性的人道主义。“在福柯看来，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经验证明了这个人道主义论题如何既不富有任何成果，又是有害的、有毒的，因为它使得最不同的和最危险的政治操作成为可能。”[11]延续着这种“人道主义—后人类主义”立场的赛博格，所追寻的对“人类”的超越，其实最终只是借助现代技术之手实现了“人类”的最极端的可能性。

那么，如何去对抗后人类主义带来的危险的可能性呢？哈拉维把目光转向动物，“比起后人类主义，我更喜欢动物学，因为我认为物种在这里是一个大问题，物种是那些内部矛盾（internally oxymoronic）的奇妙词汇之一。”[12]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杂合体或一种喀迈拉（chimera），赛博格在不仅是人与机器的结合，同时也是人与动物的结合。这种结合当然不是一种现实的结合（比如转基因之类生物科技），而是一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拒斥一种未经反思的对人与动物的形而上学的截然二分。哈拉维认为，我们需要在一种关系性而非一种对立性中来把握“人—动物”的关系。赛博格之所以能同时打破人与机器和人与动物两重边界，是因为“人—机器”与“人—动物”的边界一开始便纠缠在一起。

在哈拉维所拒斥的后人类主义中，人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就是人的机器化，其起点是被哲学人类学建构的“人类”，其终点是完全“非人类”——纯粹的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一种福柯式的立场，否定存在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类概念。那么，人类与机器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而人的赛博格化过程就是人类与机器的边界在不断的相互冲突，并在冲突中相互交融的过程。当“人类”的确定性丧失了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重新把握人的边界的思考方式。回到哈拉维赛博格概念的原初语境，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人类何以能够区别于动物，来理解人类何以能够区别于机器。

二、人类何以能够区别于动物：笛卡尔、林奈与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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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一种人类学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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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内容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WFZhUk6M3Dk5CFDjAo3G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