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的晚上》 铁凝

《安德烈的晚上》

铁凝

　　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在它四周的乡村，农民几百年来靠种棉为生。所以，当有一天这座城市突然在棉田的包围中矗立起来，人们就想，让我们拿什么来作这城市发展的根基呢？我们有棉花，也许我们应该建造纺织厂。于是，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远远看去，这两个站立了四十多年的瘦削的大字，好似两个彼此相望、却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孤独的舞者。

　　接着，有外地工人为支援纺织厂的生产一批批进入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学会了吃鱼；上海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体味了糯米的奇妙。这是一个由纺织工人填充起来的城市，一个让苏式住宅覆盖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安德烈姓安，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1954年3月左右。安德烈这名字是父亲为他所起，名字本身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安德烈的父母就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由上海搬入这里支援城市建设的，他们都是中学教师。父亲穿过苏联印花布衬衫，母亲也穿苏式“布拉吉”。当年他们都向往过苏联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们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长大之后能够去苏联留学。当然，他们想不到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快速变幻，使安德烈不再会有去往苏联的可能。不过，假设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么？他的父母从没问过他有什么打算，他的打算对他们也许并不重要。

　　那么，安德烈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得知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到了后来，“文革”开始了，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插队，安德烈却由于母亲一个熟人的关系，进一家区办罐头厂当起工人。这在当时特别叫人羡慕。但让安德烈高兴的并不是他留在城市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刚也留了下来。

　　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块儿上了同一所中学。小时候，他们永远坐同桌，他们一块儿写作业，他们合伙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们互相串门——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刚家去。李金刚的父母都是来自天津的纺织工人，他们家就在纺织厂的某一片苏式住宅区里。安德烈喜欢李金刚的居住环境，那些一模一样的楼群和一模一样的楼间花园给了他一种生活本身的宽厚和稳定感，无论从哪一个单元里出来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觉这些大楼的哪一扇门都可以是李金刚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他家住在父母为之工作的中学宿舍区，有点严肃，叫人拘谨。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棍车上买过冰棍喝过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进戳有“舞会”大字的职工俱乐部看过大人跳舞。他们还在小花园里剥过一只死猫的皮（猫系李金刚掐死）。刚一开始，高年级的一些造反同学曾经在校园里堵住安德烈，质问他为什么起一个“苏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边的李金刚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为嘛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个德哪个烈么？是朱德的德，列宁的列！”高年级同学被和列宁震住了，李金刚的天津口音也使他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李金刚的机智勇敢更是让安德烈深深折服。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那个烈字去掉了下边四个点。日月如梭，李金刚始终是安德烈须臾不可缺少的挚友。他们从两个男生长成了两个男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刚一直在纺织厂当电工，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妈的女儿，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恋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这种依恋，出于对这女孩子的怜惜，他们愿意安德烈娶她为妻。或者，这种考虑还出于上海人的清高和对这座城市的提防，他们愿意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们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这暗示。当他接受了这暗示的时候，他第一次试着用打量恋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结果他发现无论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恋人。她苍白、纤弱，下颏尖尖的，老爱半张着嘴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随时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应该怎么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执拗地想起他刚当工人那会儿，十七岁吧，有一天和李金刚一块儿到纺织厂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间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轮流使用。他们进来的一小时前，女工们刚刚使用过这间浴室。虽然浴池里的澡水已经换过，但室内仍然蒸腾着让男人敏感的女人的体味儿。安德烈就在迈进浴池的时候，就在一团团热乎乎的女人气味中，浴池边缘散落着几枚女工遗忘的黑色发卡，其中一枚还缠绞着一丝纤细的长发。他长久地盯着它们，体内突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几乎无法自持，他把自己潜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涩。他冲动着，头脑里闪过班上一些女生的样子，他发现他头脑中的女性里没有他的表妹。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怎样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决定结婚了。父母为他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没请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马和一桌有别于平时的晚饭。那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桌上摆一瓶八毛五分钱的红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庆。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兴奋地猛喝一大口，结果她让酒给呛着了。酒呛得她剧烈地咳嗽着，单薄的肩膀抖得厉害。当她终于平息了咳嗽，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安德烈注视着表妹跳动的眼皮，他看见有一颗眼泪从她稀疏的睫毛下边钻出来，顺着眼角流到颧骨上。表妹的眼泪使安德烈有种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妈承担起照顾这孤女一生的义务。他认可了这个事实和义务，一边又有点心酸。他抽空儿去了李金刚家。当他走进那片熟悉的楼群，当他推开李金刚家那扇被他推过无数次的门时，他几乎落下泪来。李金刚知道他要说什么，拉着他到小酒馆喝酒。但是安德烈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掉泪。他只是需要看见李金刚，和李金刚待一会儿。在安德烈的生活里，从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别的男性朋友了。

　　后来，安德烈有了女儿。女儿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产之后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安德烈需要照顾两个病人，对此他却没有更多的抱怨。也许因为他是个健康的男人，他体态匀称，行动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备这样的健康他理应照顾病弱的亲人。也许不仅仅因为他健康，是他那后退的思维使然吧；生活要我这样啊。有时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经是罐头厂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进厂之初，罐头一词在中国还是与奢侈一词联在一起的，它不仅标志着食品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档次，也常见于某人用于揭发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诸如：“某某一家不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然常常拿罐头当饭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头倒进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头是尊贵的，罐头又似乎应该受到鄙视。可罐头毕竟是馋人的，于是做罐头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视。那时安德烈每月都能从厂里带回一些免费的罐头给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鸭梨……这是厂里给工人的优惠。这种时候他从不忘记李金刚，他常在下班之后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刚家也给他放下两听糖水蜜桃什么的。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够吃饱饭，还能隔长补短地享受一个罐头，生活就显得挺安稳。安德烈和李金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生活是满意的。

　　但是时代不饶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了往昔的魅力。当这个城市忽然有一天连美国苹果和委内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摊子上随处可见时，当人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也渐渐多起来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光顾那些吃着不新鲜，开起瓶来又费劲的糖水蜜桃罐头们呢。安德烈的罐头厂只能生产千篇一律的水果罐头，没有上马新品种的技术、资金和设备，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后来，工资发不出来，厂里就用罐头顶工资，每月发工资那天，工人们只能把几箱罐头领回家。

　　安德烈在封盖车间干活儿，从前他坐在传送带前看无数玻璃瓶从眼前流过，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盖机咬住瓶口，密封之后再从机器下滑出来，闭着眼他也能毫无差错地将它们各归其位。这种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需动用强体力，却尽动用体力之外的语言——闲聊天，久而久之这车间的工人就把聊天当做了劳动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时进厂。因为坐对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说话最多。二十多年之后，当有一天安德烈决定离开罐头厂时，他发现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时间，却原来是和姚秀芬一起度过的。聊天使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经历，甚至彼此爱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虽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爱吃饺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没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个朋友叫李金刚，纺织厂的电工，还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爷爷奶奶就在这城市的周围种棉花。他们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结了婚，他们吃了彼此的喜糖，还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儿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妇和瘫痪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时候迟到，是因为给老人换尿褯子……他们有一搭无一搭、有上句没下句地聊着，姚秀芬羡慕安德烈好听的普通话，却不修饰她的本地口音。她还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这城市独有的词，比如她把“告诉你”叫做“递说你”；请人拿好一件东西时，她会说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话使安德烈觉得真实而有生气，她的口音伴随着封盖机单调的“咔哧、咔哧”声，从不使安德烈感到沉闷。中午了，当他们更熟一些的时候，也交换彼此饭盒里的午饭。在这时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现得要主动，当她得知安德烈喜欢吃饺子以后，她的饭盒里有时候就装着饺子。她把饺子换给安德烈，从安德烈饭盒里要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块烙煳的饼，或是两个蒸得碱大的馒头。她观察着安德烈制造的食品，告诉他制作面食的一些常识，比如饼煳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火急，二是面硬。还有什么“软面的饺子硬面的面”之类的口诀。有一个中午，车间里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饭，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饭盒里一块又干又硬的葱花饼，突如其来地落下眼泪。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对着嘴里的硬饼说：你是一个男人，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说，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他和李金刚在这里的所有事情都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他骑上车往家，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