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与时代共振的美学形态
来自: GOTking
“我们这一代人,要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抗美援朝电影。”
电影《长津湖》自上映以来势如破竹,成功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军,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产战争片,这一成绩无论对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还是对中国电影历史来说都意味深长。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严酷的极寒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奋勇杀敌,扭转战场态势,打出军威国威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津湖》凭借空前庞大的投资制作体量与最顶尖的制作团队,以震撼磅礴的银幕奇观和生动传神的人物演绎,将其与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成功连接起来,激发出广泛的观影热情,形成口碑传播的“长津湖效应”。可以说,《长津湖》是新时代战争电影的标杆之作,展现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为中国电影创作注入蓬勃力量。
长达三小时的观影,最突出的感受用三句话来形容:主题宏大却饱满细腻,故事久远却感同身受,超级时长却意犹未尽。《长津湖》的总制片人于冬称:“我们这一代人,要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抗美援朝电影。” 好的文艺作品应该与时代同频共振,深度契合时代情绪,形成广泛而深刻的情感共鸣。影片不仅继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战争电影的历史传统,又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新主流电影的宏大气魄与个人情怀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契合了当下观众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理解,创造出与新时代共振的美学形态。正是影片多个维度的创新突破,以及对于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之间平衡的把握,使其收获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从时代出发的叙事视角
《长津湖》运用了多线叙述结构,以严密的逻辑和非凡想象力为影片谋篇布局,也使故事内容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让观众感受着多种可能性,从而确立了“后现代认知方式”。电影将高层决策指挥的宏大叙事线、基层连队战士的微观叙事线、美军视角的对抗叙事线三线并行,全景式讲述了抗美援朝的源起与决策,呈现了长津湖之战从筹划到胜利的全过程,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宏大叙事线和对抗叙事线均严格参照军史文献,既构筑了历史的宏大与真实,又点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奠定了影片正史叙事的格局和高度,彰显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文化自信。而微观叙事线则重在延展艺术真实,尤其凸显个体生命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以及人性在战争中的升华或蜕变。《长津湖》中的伍万里就是典型的“低起点”叙事,这种叙事策略能够为人物预留出更多的成长空间,也为观众对于人物的认同提供了更多的心理时间,以小见大,产生极强的代入感。另外,影片开场由江南水乡的故事引入,在国产战争题材影片中也是极为少见,伍氏兄弟的家乡在最初剧本中设置在黄土高坡,而为了符合史实,并且更好地用电影语言吸引观众,影片最终将家乡设定改到江南水乡。把伍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通过展现静谧生活和祖国大好河山,书写人民对于和平的向往,如果没有对和平的描绘,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共情,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即通过艺术化手法引出了影片的叙事主题——“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
契合时代精神的人物塑造
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以往的一些同类影片,虽然也会做一些人性人情方面的描述,但多缺少生活质感、性格的立体感和真实可信度。《长津湖》在自然流露宏大主题的同时,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通过丰富的人物情感关系的展现、紧凑的角色设置和细腻复杂的人物情感塑造,加强了人物性格的描写,既增强了大众认同,又完美呈现了可触可感的战争以及参与其中的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该片成功塑造了伍千里、伍万里、“雷公”、梅生、平河等人物形象,涵盖了“百千万里”的兄弟情、“雷老爹”与多代战士的父子情、七连全体战士的友情等多组复杂且具有人性深度的情感线索。正是这些人之常情,弥合了历史时空的隔阂,与当下的观众建立了情感上的关联。与之前通过刻画个人情感来表现战争的《雁南飞》、《高山下的花环》等国产战争电影相比,《长津湖》刻画的人之常情更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展示了当代的百姓情怀,贯通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实”的部分,既展现毛泽东、彭德怀等党的领袖和志愿军首长运筹帷幄的指挥,也表现了毛岸英、杨根思等志愿军英模人物及“冰雕连”英雄群体的感人行动和惊人壮举。虚实的有机结合,使影片既葆有历史的真实,也增强了故事性和戏剧性,拓展了人物命运的表现空间。在故事演绎上,主创人员也自觉突破窠臼,表演具有纯正的战士色彩和时代气息,同时在角色中融入适量的幽默喜剧表演,比如余从戎将伍万里所写检查中的多个“〇”读成“蛋”的段落,伍万里、余从戎等人接连被北极熊团指挥室墙上贴的半裸女郎图像惊呆的段落,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下审美倾向和欣赏习惯,为主要角色与观众的共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塑造鲜活饱满、有勇有谋的人物形象,将志愿军官兵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具有时代色彩的电影语言
《长津湖》以类型化叙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艺术表达上开创了新的范式,建立了新的电影美学,这离不开对电影化叙事技巧的把握。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曾说:“影片制作者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独创性要表现在细节的画面结构里,而不在于多弄些热闹的场面。”对战争电影的叙事来说,关于战地宏大场景的奇观化处理自是必不可少,比之于传统,《长津湖》巧妙协调了影像奇观与细节刻画的审美功能,其视觉冲击力与情绪感染力的有机交融使影片的观赏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品思想的有效传达。影片中既有火车被敌机轰炸的场景、敌机扫射石滩血肉横飞的场景等宏大奇观,也有炸药包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击中、敌我坦克炮弹互相擦剐溅出火花等细节景观,还有伍万里收捡的张小山的坠饰、失而复得的梅生女儿的照片、啃冻土豆磕断了牙等细节,二者相得益彰,都强化了视听感受,深化了叙事意义,进一步点明了题旨。《长津湖》在描述基本历史史实之外,还调动了丰富而生动的视听素材,有效满足了审美鉴赏能力不断提高的当代观众期待视野。影片中的志愿军战士拉开了疾驶的列车车门,映入眼帘的是巍峨蜿蜒的万里长城之上夕阳照耀的绚烂景象,志愿军战士集体站立在列车门口凝神遥望祖国的壮美山河的正反打镜头,为影片的视觉谱系平添了如诗如画的审美体验;而背景音效中大量使用未经过处理的自然声音,风声、鸟鸣与铁轨声在开阔的声场中回荡,背景音乐也适时进入,以悠扬的弦乐突出长城落日的恢宏大气,战士们的眼神与逐渐高亢激昂的交响乐相配合,从他们对长城美景的惊讶中诞生出保家卫国的决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声音与画面以蒙太奇的方式流露出导演的中国文化自觉与审美倾向。此外,在“雷公”驾车带着标识弹穿过枪林弹雨转移美军注意力的情节中,《我的祖国》和《沂蒙山小调》两段歌曲完成了从普遍的爱国情怀到个人牺牲的切换,富有壮美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意。
不同于《我和我的父辈》等主旋律影片的故事结构,《长津湖》打破常规的导演阵容,由三位著名导演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非单个独立的段落。因此,三位导演的分工与配合也成为影片完成度的关键。陈凯歌导演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部分,把控了影片的时代气息和重要人物性格的确立;徐克导演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细节的展示;林超贤导演则偏重战斗场面创作,并在动作设计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三位导演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才华,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既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又有战士的铁血硬朗和战斗的紧张刺激,形成完整统一的美感,最终呈现出一部在艺术上十分完整的作品。
在宣发层面,团队重点强调了《长津湖》对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原,帮助观众更加顺畅地理解抗美援朝战斗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关注情绪营造和内容卖点,将历史情感与当代情绪相结合,从而激发出国人朴素热烈的爱国情怀,形成全民观影的热潮。此外,借势参演艺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辅助线上线下营销,有效实现了市场热度的持续引爆。
《长津湖》的问世,让广大观众有机会回望71年前那场战争,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一往无前的可贵精神,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抗美援朝以及这场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让民众得以感悟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影片很好地把握了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尺度,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视听语言等多个创作维度上对国产战争电影进行了突破与延展,创造了契合当下时代语境的“新纪录”电影样态,证明了为人民书写、为时代发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艺作品,一定能赢得人民的喜爱。它也是在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所做出的响亮而有力的宣言——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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