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增长的悖论

制度和增长的悖论 作者：聂辉华　阅读：1699 次　时间：2009-5-7　来源：白鲨在线_聂辉华官方网站_niehuihua.com 1990年代初期，杰出的新制度经济学家Coase和North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人们对于制度的重要作用再也没有怀疑。问题是，制度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和增长相比，究竟是制度决定了增长，还是增长决定了制度？这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时势造英雄。年纪轻轻但是著作等身的MIT天才经济学家Acemoglu和他的固定合作伙伴Johnson、Ronbinson于2001年在顶尖的《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一篇堪称惊世骇俗的雄文《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以一种近似于匪夷所思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可算是松了一口气。AJR（2001）的故事无疑是相当精彩的：现在的制度取决于过去的制度，过去的制度受宗主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不同的殖民政策又取决于殖民者对当地疾病的适应能力。在那些殖民者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殖民者没有激励建立长期的保护产权的制度，因此倾向于掠夺，这导致了一种坏的制度；相反，则导致了一种好的制度。好坏不同的制度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在这个长长的逻辑链条中，由于殖民地的经济增长与当地的疾病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殖民者死亡率只能通过制度与经济增长发生关系，于是殖民者死亡率便可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IV）。这篇文章的方法很简单，基本上就是OLS，但是文章的影响很大。根据Google学术搜索引擎计算，现在的引用次数已经是2694了，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有300多篇论文引用它！ 精彩的东西是一定会被人挑剔的。与MIT一墙之隔的哈佛大学的大牌教授、另一个天才经济学家Shleifer和他的合作者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对AJR（2001）进行了间接但是犀利的批评。Shleifer等（2004）认为，AJR（2001）用于度量制度的指标“掠夺风险”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制度本身。一个独裁的国家（例如新加坡）也可以有很低的掠夺风险，但我们不会说独裁是一种好的制度。与其说是殖民者的死亡率决定了殖民地的政策，不如说是殖民者的人力资本决定了殖民地的政策。有趣的是，Shleifer等利用AJR（2001）的数据居然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最要命的批评来自于密西根大学Albouy的三篇质疑文章，每篇都针对AJR所使用的殖民者死亡率这个关键数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Albouy（2008）认为，AJR（2001）所计算的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及其相应的结论不可信。首先，64个样本国家中，只有28个国家的死亡率来自本国，其余36个国家的死亡率是AJR根据其他国家的情况推测的。这种推测建立在虚弱甚至错误的基础上。其中，6个国家搞错了名字，16个国家的推测基础是拉美传教士的死亡率。此外，还有一些死亡率是用传教士的死亡率乘以4.25。在剔除有问题的36个国家之后，掠夺风险（产权保护程度）和死亡率的关系显著弱化了。其次，AJR（2001）的死亡率数字不是来自于真正的殖民者，而是主要来自19世纪欧洲和美洲的士兵。有些士兵的死亡率来自和平时期，有些又来自战争时期。因为战争时期死亡率更高，因此这有利于AJR的结论。如果将这些死亡率来源控制住，并且剔除有问题的36个国家，那么掠夺风险和死亡率之间就没有关系。因此，制度的IV就遇到了弱工具问题：点估计是不稳定的，并且修正的置信区间通常是无穷大的。最后，如果剔除这些推测的死亡率和非洲样本，只有13个观测值。这些样本无法提供理论假说所需要的代表性。在Albouy看来，AJR的数据充满了“不一致性、有问题的推测和错误”。如果批评是对的，那就意味着AJR的文章徒有虚名。 针对Albouy的尖锐批评，AJR团队寸步不让，并且进行了两次反击。AJR（2005）在第一次回应中认为，自己的数据不存在对方所批评的严重问题。相反，Albouy自己的结果才是不一致的、错误的、选择性的，并且不合理地修改了原始数据。在第二次回应中AJR（2006）坚信，即便剔除非洲样本，自己的结果也是稳健的。当以恰当形式加入非洲样本时，结果只有一点点弱化。 尽管AJR进行了多次回应，但是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批评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最近，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Henry和Miller在一篇案例研究中以巴巴多斯岛和牙买加两个加勒比海岛国为例，证明了被殖民时期继承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并不一定能决定其经济发展。巴巴多斯岛和牙买加都被英国殖民，但是在独立后却走上了不同的增长路径。1960－2002年，巴巴多斯岛的人均GDP大概是牙买加的三倍，结果两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是独立时的五倍。作者认为，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不同选择才能解释这两个加勒比海岛国的增长差异。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那么AJR（2001）逻辑链条的关键部分就是断裂的。 批评和支持AJR（2001）的文章还将不断涌现。围绕这一问题的争锋很可能是经济学界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既是经济学家的乐趣所在，也是经济学家的无奈表现。也许，在终极意义上，永远没有人可以证明一个命题永远是对的，更何况想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时候，对所谓“真理”的追求就是一种信仰，与科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