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

• 

  书薄人淡 楼主 2011-04-25 22:49:51

  五 春秋以后有战国，世益乱，而道亦益盛。其道则在下不在上。战国为中国史上学术昌隆一时代，其学术昌隆即是道。 中国古代道在上，在政府，在君相大臣，后人称之为“王官学”。孔子以下其道在野，在民间，所谓“百家言”。 门人受学称弟子，则师即如父兄，为一家之长。故先秦之诸子学又称“百家言”。父、子、孙、曾，其传悠久而广大，亦如一家之相传。师则尊称曰子，亦如诸侯之称伯。战国始有诸子百家，而孔子则为中国历史上关键转捩之第一人。 孔门儒家，此下两千五百年来，为诸子百家中独尊独盛之一家。亦可谓中国民族文化，乃一部儒学史，中国文化即孔门相传之儒学化。此暂不详论。姑先论继孔子儒家而起之其他诸子百家。 孔子后，最先起者为墨翟。墨家反对儒家，实则墨家之学亦承儒家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墨翟亦然。惟于儒家称述古人中，独推夏禹，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夏禹治水勤劳在外，足无胫，腓无毛。墨子则曰：“摩顶放肿，利天下为之。”故墨道乃可谓承效夏禹之尚忠。 墨子之最异于孔子处，孔子言孝，而墨子则主兼爱，曰：“视人之父若其父。”兼爱不可谓非德，但于人性则有所违离。儒家言德本于性，墨家则本之天。曰“天志”，曰“尚同”。但天之生人亦有异。父母各异，孝道若有私，实则其性同。墨子兼爱，必主视人之父若其父，岂不转违于性。 故墨道虽若视孔子为大，其人则可尊不可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孝与让，岂不人人能之。但不曰人皆可以为禹。非洪水为灾，即何来有禹。禹亦非不孝不慈，但迹近不孝不慈，非寻常人处普通环境所当学。故墨家虽盛于一时，而终不传于后世。 继墨翟起者有杨朱。杨朱一反墨道。墨主兼爱。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言若近于义，而实违于仁。故一时虽杨墨并称，而杨朱乃终不能与墨翟媲美。亦可谓为我亦人之性，但终非人之德。此有近于荀子所谓之性恶。故孟子虽曰：“杨墨之言盈天下”，然杨朱有性无德，则终不成为一家言，其道终不传。由性以成德，此乃孔门之大教。 继起者又有庄周，为道家，兼反儒、墨。其言若有似于杨朱，而实亦与杨朱异。杨朱专就人言，庄子则推之于天。 庄周之学实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近于孔子。惟孔子仅言及尧舜，庄周则更推而上之言黄帝。 人文演进愈趋复杂，相异日增。人事愈古，则愈简单，愈见其同。庄周则忧其异而求其同。 人文历史之上，更有大自然之天，则更见其同。庄老道家，由近世以返之古，由人文以返之天，即自然。于是无为乃更贵于有为。 庄老道家实亦言天志尚同，其言似偏近于墨，实则其反有为反人文则更远于墨。 继起有许行为神农之言，其言：“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尚劳作，似近墨。实则益推而上，其言治国平天下之道，益简单，益自然，则又近于道。 若求为神农，则惟如老子之言小国寡民，始能之。若求小国寡民，则黄帝时中国已成大一统，则道家言亦自有矛盾，难经详究。 六 孟子与庄周、许行略同时，孟子言：“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言：“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则孟子确然为一儒。孟子又言：“孔子圣之时。”孟子已与孔子异时，孟子亦依时立教，故孟子言亦与孔子多异。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亦尚言齐桓、晋文。孟子则斥霸道，申王道，又言“以齐王犹反手”。孔子甚推管仲。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孔子时梦周公。孟子则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人人能孝能让，自能不嗜杀人。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亦即可为天子，为一世之共主。 依近人观念，时代进步，思想亦进步。孟子之于孔子，如上所言，亦其例矣。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孟子则亦言天道，更盛唱性善论。此为其学术思想之异于孔子处。 孔子言：“学不厌，教不倦。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则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 宋代理学家起，孔孟连称，言孔则必及孟，未有舍孟而专言孔者。故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传统，亦有其时新。今人乃谓中国人一意尊孔，务守旧，不知开新。但中国实旧中有新，亦如变中有常。如人生有幼稚，有耄老，有生亦有死，而死后仍有生。生生不绝，而实一贯相承。中国乃一氏族社会，其学术思想亦如此。故战国诸子称家言，其义深长矣。 孟子之后有邹衍，乃会通儒道两家成阴阳家言。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阴阳家亦言人道，而终归之于天道。道家言天亦言物。阴阳家亦然，乃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学。儒家言性亦言物，而归重于德。阴阳家乃兼言物与德，而有五德终始之说。论物性，依近代人观念言，可谓之自然科学。论人之德，依近代人观念言，乃归极于人文科学。 五行相生相克，五德因之有终有始。《大戴礼记》有<五帝德>一篇。中国历史上朝代兴亡，圣帝明王，随时而起，人道即本天道，帝德皆由天命，在阴阳家言中，乃自有其一套历史哲学。 孟子言仁义道德，一本之孔子，纯属人文精神，乃有甚深教育意义存其间。邹衍虽亦同言仁义道德，但一归之天命，属于自然，乃无人文精神在内，亦无教育意义可言。邹衍与孟子之相异乃在此，阴阳家言与儒家言之不同亦在此。 中国后世学术流传，仍是一套儒、道相通之学。而阴阳家言，则广泛流传于社会之下层。近人或谓中国之自然科学源于道家，实不如谓其乃成长于阴阳家。 阴阳家尊天，近宗教。近人则谓之不科学，乃迷信。其实中国阴阳家言，乃汇通宗教、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历史哲学为一体，大值今人之重为阐说与发明。 邹衍之后有荀况，一反邹衍阴阳家言，乃连带反及孟子与子思。又反老聃、庄周言天道。而一尊孔子。 荀况主性恶论，有化性起伪之主张。物性人性皆本自然，皆命于天。荀况则不尊天，反自然，故主化性。伪者乃人为，即人文。人生中之所谓善，乃起于人为，由于人文化成。主其事者为圣，故荀况乃不尊天而尊圣。 荀子既尊圣，乃尊师，亦劝学。其所谓化性起伪，主要乃一种教育功能。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孟子所重在人生内在之德行，荀子所重在人文外见之文章。 德行之学重在身体践行。孟子曰：“舜之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德行重在以礼处群，反己自发之自我教育。人与人相交，学重在己不在师。文章之学则于典籍中上师古人。 孟子曰：“有亲炙之者，有私淑艾者。”闻古人之风而学之，则为私淑艾，仍在人与人相交接。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在典籍中上师古人。故孔子之梦见周公，实亦以读书为学，非以从师为学。 中国后人言，有身教有言教。身教乃以己之德行教，言教则以文章典籍教。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则两者兼之。 孟子主性善，重在能自学，故曰：“非不能，是不为”。荀子主性恶，重在学圣人，圣人在古不在今。故劝学乃劝人读古书，学古圣人。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其教子伯鱼曰：“学诗乎！学礼乎！”其实学诗即学礼，重在学当身之实践。颜渊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此亦学孔子之当前履行。然又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则孔子于当身实践之外，亦重文章之教。即一“礼”字，亦同兼文章与践行，实兼古今而为一。 孟子言教与学，不重一“礼”字。古礼已不存，故孟子惟重言性。其言教育，乃重在启发，不重模仿。荀子主性恶，则重模仿。在乱世，则惟有在典籍中为学。 孔门六艺乃指礼、乐、射、御、书、数，皆习行之事。荀子以下，儒家言六艺乃转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皆古代之典籍。乐附于礼，乃称五经。实可谓此下汉儒经学，乃从荀子来。 此下儒家一重德行，一重文章。一重习行，一重经典。故孔子以下之儒家，分为孟荀两大派。 唐代韩愈言，孟子大醇，而荀子有小疵。其高下之间只在此。要之，则不可偏废。 亦可谓墨家亦重习行，转近孟子，但墨家更重师，乃有巨子之出现。若得盛行，当近宗教组织。许行农家之学亦重习行，傥得流传，则近政党组织，有如近代之GCD。但不主阶/级/斗争，仅主思想之和平传播。此见中国之国民性。 道家一任自然。老子曰：“绝学无忧”。不尚学，乃亦不尚教。道家既不教人学，乃亦不为师。惟其不为师，无弟子，乃重自著书。如庄子有内篇七篇，乃战国诸子百家中自著书之第一人。孔子亦著《春秋》，其弟子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乃一部历史书，惟不仅记载史实，而实寓有一套甚高深的历史哲学在其内。

  删除 |

  赞 回应
• 

  书薄人淡 楼主 2011-04-27 23:31:47

  七 中国文化有两大特点，与西洋文化不同处。一在其重视史学，一在其重视教育学，而皆自孔子创发之。孔子《春秋》重视人事褒贬，此即历史学与教育之相通处。 中国史学，乃从人类大群体之长期经验中，指点出治国平天下之人群大道来。中国教育，则从此大道中来培植其领导人才，为其最高目标。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道统更高于治统，而师道亦更高于君道。 在中国人之理想王国中，孔子应为其最高领导人，而孟、荀则为其左右两辅弼。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先王偏近理想，法后王则偏重实际。要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一以贯之，则为儒家之最高理想与主要任务。 今再综述上文，战国诸子百家中，主要者有儒、墨、道、农、阴阳五家。尚有名家，实即墨家之支流，迹近西方哲学中之逻辑辨学，兹不详。 荀子书中有<正论篇>，有<非十二子>篇，除提倡孔子外，将墨子以下各家均加驳斥。 继此乃有韩非之法家。韩非亦荀子门人，而又兼采老子之说，又为韩之诸公子，故不重史学，亦不重教育学，而特创为法家言。 韩非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乃墨家之流变。是韩非轻教化而尚法禁，重政统而卑道统。果不深取荀子尊崇圣学之意，而仅采其性恶论，与其法后王之说，则其为害之烈，乃有不堪言者。韩非法家言，即其例。 其同时又有吕不韦，本赵国一商人，乃得西为秦相。广招东方学人，欲融会百家，和通为一家言。其书有《吕氏春秋》，后人称之为杂家。其他尚有纵横家言与小说家言，此亦不详。 八 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即荀子所谓之后王。而秦始皇帝乃自认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新王。夏、商、周三代天子称王之前，尚有五帝及三皇。秦始皇帝乃兼其称曰“皇帝”，自号“始皇帝”，认为子孙世袭，可以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而不绝。 吕不韦先已获罪，诸宾客皆见逐。而始皇帝又私喜韩非书。李斯为秦相，亦荀子门人，与韩非为同学。时博士官中，诸儒劝秦复封建，李斯乃献议罢诸儒博士官，焚民间所藏儒书。又诏书中明申“以古非今者族”。是则果有据孔子意来非时政，即当得灭族之罪。较之韩非，似更酷矣。但韩非李斯于秦皆不得其死，而秦亦传二世即亡，则荀子之言人性恶，亦信有证。而人性亦终不尽于恶，亦即于此可证矣。 惟在上之政治，既渐臻于统一，在下之学术，似亦当渐求其统一。荀卿、吕不韦皆已开其端。《中庸》与《易传》两书，皆当出于秦代焚书之后，亦皆有意于学术之会通。汉兴，淮南王著书又继之，河间献王亦有意于此，而汉武帝乃成其业。 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其议始于董仲舒。仲舒之言曰：“行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确然分道义与功利而为二，可谓深得儒家传统。 但当时有孟子博士，亦罢免。既云罢黜百家，儒家亦在其内。独尊五经，乃尊其为古代之王官学。于是王官之学与百家之言，在当时乃为学术上一大分野。孔子作《春秋》，自称为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在《春秋》。汉人列《春秋》为五经，亦以其为王官学见尊。 《论语》则与《孝经》《尔雅》，同列为当时三部小学书。 汉人连称周公、孔子，孔子乃以其能继周公之王官学而尊，非以其创儒家言而尊，此终是当时一偏见。此下乃尊《论语》过于尊《春秋》，尊孔子过于尊周公。至唐代，乃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此始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大进步。 其实汉尊五经，惟《诗经》乃孔子以前书。如《书经》，则<尧典><禹贡>诸篇当出孔子后，《仪礼》乃士礼，其书亦孔子后人所作。《易》在孔子时为卜筮书，明见《论语》。孟、荀亦皆不言《易》。荀子书中有言及《易》处，亦出荀子后。<十传>乃秦代焚书后之作。孔子《春秋》则有《榖梁》《公羊》两传，在博士官中生争论。《左氏传》更讲诵在后。则汉代之博士官学，实亦非周代王官学之旧。 战国诸子创为家言，门人传习，重在有师弟子之教育。而西汉博士弟子从学，则定于政府法令，与战国时代自由教育之情义亦别。 若从历史论，则西汉博士官学实非即古代之王官学，不如战国诸子家言各有独创，为一家之新义。故汉代之经学，即博士官学，实有逊于战国之诸子学，不能相与媲美争胜。惟西汉则为一治世，而战国则终不失为一乱世，如是而已。 抑且汉儒之尊孔子，乃多依邹衍阴阳家言。邹衍阴阳家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如谓秦以水德王，汉以火德王，此皆天命使然，非秦始皇帝与汉高祖其人之确有德。则其言“德”字，已显与孔孟相传儒家言德有异。 司马谈为初汉史官，其实此即是古代之王官学。有<论六家要旨>篇，独尊道家言。其子司马迁袭父位，从学于孔安国，学《尚书》。又承董仲舒意，学孔子《春秋》作为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独尊孔子，特为<孔子世家>。又为<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尊孟子斥邹衍。其他诸子中，则为<老子韩非列传>，谓：“韩非源于老子，而老子深远矣”。其论学乃特有深见。 又为<儒林列传>，汉初经师，皆列入儒林，则汉代之博士官学，实承战国儒家来。此则更为深见之尤。司马迁实亦为西汉一大儒。 西汉晚年有扬雄，好为辞赋，实非儒学。晚而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乃效法《论语》作《法言》，又效法《易经》作《太玄》。此亦不失为西汉一大儒。 九 王莽乃以阴阳家言起而代汉。但岂得谓王莽之确然有德。故自光武中兴，而阴阳家言逐渐衰。但自此而五经亦失去其共同内涵之要旨。东汉诸博士遂致于倚席不讲，太学仅具一形式。 班固继司马迁为《汉书》，特辟<艺文志>及<古今人表>两篇。孔子教颜渊，分“博文”“约礼”两端。班氏此两篇，于此下儒家教育思想有大贡献，亦东汉初一大儒。 亦有起而反孔子者，则如东汉初之王充。故东汉学术乃又与西汉有异。 东汉士人中最见重者如郭泰林宗，其身分仅一太学生。其实林宗非一经学家，实乃一教育家。又如黄宪叔度，其人亦非一经学家，隐居在野，而其私人德行，乃为一代之宗师。时人乃以颜渊拟之。 晚汉郑玄，人称其“囊括大典，网罗群言”，最为经学一大师。实则仅训诂家言，非能于经学大义有所发明或创新。 下至三国，经学乃不复振。 当时群称经师经生为儒林。其实两汉经学，非可即谓是战国之儒学。而如马迁、班固诸人之史学，实于儒学为更近。 汉代人言：“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经学已为仕宦之阶梯，而教育精神乃渐狭缩在家庭中，于是乃有门第之兴起。 东汉时道家言亦渐兴。如严光即其一例，即郑玄亦是一例，又如三国时诸葛亮又是一例。诸葛亮实亦门第中人，隐居隆中，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岂非亦迹近黄老道家言。经刘先主三顾，遂许之以驰驱。先主卒，其告后主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教子书则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则诸葛之杰出，实亦儒道兼修。 倘以诸葛亮为近于伊尹之任，则管宁乃近伯夷之清，徐庶乃近柳下惠之和，此三人实皆一代之大儒。而隐显异迹，又谁欤能深切视之。故两汉之提倡经学，其影响之深厚广大，岂不经三国之丧乱而乃益见其无可企及乎。读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不得不深通儒家言，其要旨乃在此。 最以治道家言知名者曰王弼。治《周易》，又治《老子》，亦儒道兼修。又何晏注《论语》，邢昺为之作疏，亦皆儒道兼修。王与马共天下，而王导之在东晋，终为臣不为君，此亦儒道兼修。可见战国道家言，其大义深旨实可通与儒，观于三国、两晋而可见。故治中国文化史，贵能儒道兼修。此则战国诸子庄老之功亦终为不可没矣。 郭象注《庄子》，其中多杂儒家义。陶潜在晋宋间，以诗名，其人亦儒道兼修。此下南北朝人，亦多儒道兼修，不俱举。或谓其时儒学失传，道家盛行，则实失之。 其时适佛学东来。或道、佛兼修，或儒、佛兼修。专信佛者则甚少，而尤以儒佛兼修为最得一时之重望。 最著如竺道生，一阐提亦得成佛，即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义。梁武帝信佛，实亦儒佛兼修。昭明太子为《文选》，甚重陶潜，其为学之统可知。刘勰为《文心雕龙》，其以释而兼修儒，更可作明证。 故儒学自孔子后，乃为中国传统之学，即在魏晋南北朝时亦然。此一层，治中国学术史最不可忽。 北周有苏绰，其政治制度上之建设，影响隋、唐甚大，而其人亦儒佛兼修。下及隋代，王通乃北方一大儒。其所造诣，当可上比董仲舒。可知儒学之在魏晋南北朝，亦确然仍有其传统。 十 唐代号为儒、释、道三教并盛。 自隋代，佛教始有中国僧人自创之宗派。如天台、华严、禅三宗，皆可旁通儒家大义。天台宗最先，空假中一心三观，显参儒家义。华严宗分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即其空，事即其假。事事无碍，则出世一归于入世，非由释之返儒而何？ 禅宗最广泛流行，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亦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义。五祖以《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告六祖，最为禅家要旨。心无所住，则有物如无物。心常生，则即性，即德，即天，即涅磐，亦即长生。而儒家之淑世精神，亦即在是矣。 玄奘以印度佛法各宗派已尽传中国，独惟识一宗无传，乃亲赴印度求之。此亦儒家之博文精神矣。 一部中国史，乃一部中国人文化成史，亦即一部中国文化史，亦即一部中国儒学精神史。而此儒学精神，则亦随时随地无所住而生。 唐初虽定《五经正义》，然经学则实已衰。 唐代考试取士则用《文选》，故曰：“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之儒学精神乃亦从诗中见。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非十足之儒学精神而何。李杜继起，李白称诗仙，乃儒道兼修。杜甫称诗圣，则为醇儒。 韩愈继起，以古文鸣。而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其辟佛则以孟子自比。又唱师道，为<师说>一文，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古文即其业，辟佛即以解世人之惑。其论传道，则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其弟子。”故孔子门人言：“夫子贤于尧舜远矣。”韩愈之辟佛，其功或更胜于孟子之拒杨墨。故于儒学传统中，亦终有其时代之进步。 杜佑《通典》，有功史学，实亦一种儒学精神。儒学不衰于魏晋南北朝，岂有独衰于唐代之理。

  删除 |

  赞 回应
• 

  书薄人淡 楼主 2011-05-02 15:14:04

  下篇 一 宋代儒学大兴。 经唐末五代十国政治长期混乱之后，学术传统不断将绝。宋儒乃于黑暗寒冷中，自发光热，与汉儒之经政府奖励提拔而起者，大不同。 如范仲淹苦学于长白山一僧寺中，胡瑗苦学于泰山一道院中。范仲淹断齑划粥，胡瑗投掷家书于院外涧水中，独学无友，平地突起，乃于中国儒学史上发新光芒，创新精神，开新风气，成新品格。此实有大堪称颂者。 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伊尹圣之任，仲淹似之。孙复亦一人独学于泰山僧寺中，宰相李迪下嫁其侄女，而孙复终不出山寺。伯夷之清，孙复似之。胡瑗讲学苏湖，朝廷取其法于太学，又任胡瑗为太学长。柳下惠圣之和，胡瑗似之。 书院讲学之风，师道之兴，乃更为此下中国儒学史上最大一特点。 两汉经学不啻乃言教。魏晋南北朝门第教育限于家庭。唐代可谓无师道。宋儒之尊师道，则尤较战国为胜。故汉儒为经师，宋儒为人师，宋儒影响深入于全社会全人生，其于中国民族之文化传统贡献为尤大。 子夏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与学，为儒家两要途。范仲淹出仕，孙复则不仕，但为《春秋尊王发微》一书，高揭中央政府统一大义，为政治思想上之最高领导。而胡瑗苏湖讲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会学术政治为一途，尤为作育人才一最大规模。 宋儒初兴，如范、如孙、如胡，皆可称通儒。其稍后起，欧阳修以文学名家，但亦精史学经学。司马光以史学名家，但亦治经学文学。尤如王安石，欧阳修以韩愈继承人勉之，而安石则自称欲为孟子。方其为相，集其徒同为《五经新义》。故宋儒皆通才多能，博于文而约于礼，此为与汉儒多以经学为学为教者有异。 范仲淹有庆历变政，王安石有熙宁变政，引起新旧党争，而此下儒学又生一大变。 二 《宋史》乃于<儒林传>外，别立<道学传>，而以周濂溪为之首。道学于周敦颐濂溪外，尚有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共四人，后人称周、张、二程。亦可谓道学始于濂溪，而成于横渠二程。 濂溪不务仕进，不尚著述，仅为一县令，隐居求志，可谓近于性之清。仅有《易通书》一部，内附<太极图说>，极为后世称重。《通书》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之志，乃中国儒家大传统。颜子之学，则为有宋道学家之特所重视。 横渠则近性之任。故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任重道远有如此。又勤于著述，其书最著者为《正蒙》。 二程近于性之和。初闻学于濂溪，后又交横渠。若谓濂溪学近孔门约礼一面，则横渠乃近博文一面，二程则执两用中。其最有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乃为其重视教育，实当为此下道学家最大开山。 今当特别提出者，范仲淹出师关中防西夏，横渠以少年上书言兵事。仲淹戒之，勉以向学，并授与《中庸》一书。横渠<西铭>最得二程重视，其思想渊源，可谓乃从仲淹来。 程伊川入太学，从学于胡瑗。胡瑗出题“颜子所好何学论”，伊川一文得奖，遂升为助教。则伊川之学，宜亦显受胡瑗之影响。 又横渠、明道，其先亦曾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下受职。 又伊川为侍讲，亦遵安石前轨，主天子立而听，为师者坐而讲。则道学家与宋初儒林，亦显有其一贯相承之辙迹。 道学与宋初儒林之精神最相殊异处，当为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一语为之主。孔子之十五志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为道学家一最大向往之规模。 明道言“修养主于敬”，伊川补充言“进学则在致知”。一偏约礼，一偏博文。二程此一层，乃开此下道学之歧途。 三 南宋朱子继起，后人称“濂、洛、关、闽”。朱子乃更为道学中一大宗师。 后人又连称程朱。其实朱子学近博文，上接伊川，乃为此下陆、王一派所反对。至于濂溪、明道，则不在陆王一派反对之列。 朱子在中国儒学史中之最大贡献，在其定《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章句。此下四书地位，乃在五经之上。周孔并称，改为孔孟并称。此实中国儒学史上一最大转变，而朱子实为其主动。 陆九渊象山与朱子同时，反对朱子。其言曰：“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先立其大，即指己之一心。学之主要在己心，不在读书。明主约礼而反博文，实与颜子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之言有违。故朱子谓“颜子细，孟子粗”。实则象山之学乃专主于孟子。 后人以朱子主“性即理”，象山主“心即理”，所争乃在此“理”字上。道学遂又改称理学，陆王则或称为心学。 四 蒙古入主，元代兴起，而儒学又大变。主要者在为儒则不务仕进。许衡与刘因之高下，即由此判。即许衡亦自悔之，故临终嘱立其墓碑但书许某之墓，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元代亦定科举考试制度，亦先四书后五经，永为明清两代遵守，则乃许衡之功。 但元代真儒则决不应科举考试，而务于书院讲学。元代又定制，全国设书院。地方官上任，其首先第一事，即为赴书院听讲。故元代中国，政亡于上，学存于下，为中国历史上一奇迹，亦为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一特色。而道学之贡献，此亦其一端。 五 明太祖乃继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之第二人。亦知崇儒，但终不免求以儒学为政治之用，此与道学宗旨仍相背。故明之代元，虽为民族革命，而儒者乃多隐而不出。亦有出而终于求退，与西汉初年之不见有儒又大异。 尤以明成祖诛方孝孺，明儒乃多承元代遗风，以隐居不出仕为尚。吴康斋陈白沙诸人，可为其代表。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发明良知学说，为中国学术史上绝大一佳话，而道学乃流而为心学。 此下王门如王龙溪、王心斋诸人，皆极富传奇性。流而为罗近溪、李卓吾，其人其事其学，更见为不寻常。 儒学自孔孟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主上流，不主下流。其学皆有出有处，有进有退。王学乃一主下流不主上流，在野不在朝，有处不出，有退不进，乃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 学术与政治划成两截，不仅在儒学中为一大变，即就战国诸子百家言，亦成为一大变。教育之风遂亦因而大变。 顾宪成、高攀龙力矫其弊，力主为学必通于从政。而东林书院之讲学，必上议朝政。其教育亦与当时王学有大别。 晚明儒士议政，同称东林。而明社亦偕东林党派以俱终。 六 满洲入主，清代亦如元代，同为异族政权。而清初儒风，乃与元初有大异。 清初，明遗民皆不仕而议政。黄黎洲为《明夷待访录》，力斥明太祖废宰相。又主学校当为在野议政中心。顾亭林则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为《日知录》，主要中心亦为议政。惟黎洲偏重中央，亭林则偏重地方，斯其异。黄、顾皆不仕。王船山更隐居湖南深山中不出，但其论学亦一归于论政。晚年有《读通鉴论》与《宋论》两书。 上述三人，后称清初明遗民中三大儒。但皆重著述，不重教育。惟黎洲一人有弟子，顾、王皆无。但此三人，其实皆当归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其风则远自东林启之。 亭林论学，志在为大群谋治平，不在为个人作圣贤，故其论学最反对阳明。船山不讲学，勤著述，故其晚年乃特喜横渠，于程朱转加轻。 清初诸儒中，其人确可入道学传者，当为李二曲。身居土室中，不与人接。伯夷、叔齐之清，二曲可上追其遗踪。 其他如南方有陆桴亭，北方有颜习斋，皆授徒讲学，其人宜亦可入道学传。惟在清代异族政权统治下，自由讲学之风终不振。故桴亭之学乃无传。习斋乃谓：“大圣大贤，必致天下于治平。”不知孔孟亦非能致天下于治平。习斋乃以道学反道学，其学亦传至李恕谷而即止。 吕留良于朱子四书义中，散入民族思想，影响一般有志仕进参加科举考试之人。其人乃遭戮尸之刑。而清廷乃以陆稼书入孔庙。此下清儒乃以反朝廷而转趋于反朱子反道学，乃有汉学与宋学之分别。 戴震东原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反朱子反理学。其用意实乃反朝廷之功令，而得成为一代大宗师。于是训诂考据之经学，代义理之经学而崛兴，此为乾嘉之学。不仅异于宋儒，实亦异于汉儒，而适成其为在异族统治下之清儒。但论戴震之学，必当牵涉及于纪昀。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常反宋学。东原在其门下，终不免受其影响。惜余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曾未对此义详发之。 道光以下，清政权衰于上，经学亦变于下，乃有《公羊春秋》变法维新之今文经学起。龚自珍启之，康有为大呼大唱，而其学乃掩盖一世。 康有为又著《孔子托古改制考》及《新学伪经考》两书。乃谓传统经典，皆出伪造。则果得变法维新，其变其新，又当何道之从？康有为又著有《大同书》，中多羼杂佛义，是不啻谓中国需随时出新孔子乃得救，而康氏乃若自视即为其人。即此以为中国传统治平大道之所在，是康氏虽以尊孔反欧化，而康氏之自我信仰，实则为欧化之至甚矣。 章太炎以在报章昌言排满得罪下狱，读佛书自遣，后乃撰为《国故论衡》一书。中国传统，尽成国故。《论衡》乃东汉王充所著书，批驳孔子。太炎之书取名《论衡》，其于孔子之意态，亦可不烦言而自知矣。故书中孔子地位乃远逊于释迦。又为《菿汉微义》，昌言其义。 康、章乃清末两大儒，此岂得谓有当于中国之文化传统，堪与从来之儒相比？ 七 故清代之亡，中国实无儒，亦无学，乃以派赴英美留学生代其缺。而胡适则为之魁首，乃有新文化运动之兴起。 新文化运动之对中国旧传统，则有疑古运动。其对西化，则曰：“赛先生德先生”，曰“科学”，曰“民主”，乃为新潮流之两大目标。 以下略

  删除 |

  赞 回应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登录 , 或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