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唐：“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

“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 作者 左宗唐 发表于上海书评 2011-03-27 03:10 事实上，胡君所撰《现代学林点将录》是近年书林罕见的杰构，其佳妙处是有目共睹的。 　　 胡文辉精心打造的“点将台”，倒恰似空中或海上的“七宝楼台”，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五光十色，辉映“梁山”。可惜，其整体结构是经不起“推敲”的，但作为一种另类的“史料汇编”，确也保存了不少学林掌故。 《现代学林点将录》　胡文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一版　606页，68.00元 　　去年《上海书评》（2010年10月17日）上有一位曾相湘先生，因胡君不识叶奂份的“份”即“彬”的古字，便将胡君所撰《现代学林点将录》斥为“胡言连蹇”、“卤莽灭裂”。“曾侯”如此一笔抹杀，大有“曾剃头”之气概，与我意见不免相左。事实上，胡著是近年书林罕见的杰构，其佳妙处是有目共睹的。 　　唐人刘知幾论史有才、学、识之目，胡君在评唐德刚时说： 　　今观唐氏，则“才”、“识”俱佳，“学”虽稍逊，而能另增一“趣”字。其书以论带史，借古说今，处处有我，可称史话（史谭）兼史评（史论）的现代变体。其长处在文笔，在议论，史料顺手拈来，考订亦偶有粗疏，故不符合今日学院派史学的标准；然在学术趋于枯燥的专业化之时，叙事史的传统自不当绝，史有别裁，不可无此一家。（418页） 　　此语不啻“夫子自道”，若改“唐”为“胡”，易“叙事史”作“点将录”，似亦天衣无缝。惟唐氏不屑于“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而在胡君则未能免，他也学顾亭林、伯希和的派头——“辛苦诗文自作笺”。胡著文多注脚，人各配诗，诗也时加按语，自称“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其注脚的确精彩，里面琳琅满目的“私货”，是胡君不辞辛苦多年囤积起来的，好在他没有居奇，如今公诸天下，自当首先感谢他的“苦劳”才是。 　　这部皇皇数十万言的巨制，对一百二十八位学者（旧头领一员、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额外头领十九员）的史料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工作量极为浩大，胡君的勤奋与博学于此可窥一斑。全书内容充实、文笔晓畅，且善于“合并同类项”，往往就时代特点、学术沿革、学科变迁、人物遭际等发挥引申，并顺便品评了大批同时代的人物，实际所及远远超过一百二十八员之数，展现了中国现代学人的众生相。他还在书中披露了大量秘闻轶事，妙趣横生，在有限的篇幅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可谓匠心独运。 　　当然，这也不是说此书就十全十美了。由于“点将录”体本身的先天不足，将现代学人作“一百零八将”之附庸，总体给人削足适履之感。而身为“湖海之士”的胡君，其后天失调处也屡见不鲜。因此，统而言之，我认为此书优缺点参半，借胡君评黄仁宇的话回赠胡君，则可谓“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参《东方》2002年第3期）。 　　笔者虽与“曾侯”同居湖湘，“曾剃头”之一刀了事则殊不足法，且待我少刮“大嘴”之胡，使胡著之面目更加清晰，“奇书”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亦广大学林同人所乐闻者乎！顷见《上海书评》3月13日刊出黄裳先生致胡君函亦论及《点将录》，胡君亦有答函，哓哓自辩，颇类时下研究生之“预答辩”者。今拙文刊出，“答辩”是否通过，想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点将录肇始于明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而清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则首次将这种形式运用于文学批评，近代以来踵事增华者有汪辟疆、钱仲联等，但都属诗学。前几年陈传席作《画坛点将录》、王家葵作《近代印坛点将录》，则施诸画学与印学。胡著与此前点将录的对象都不同，不是针对诗人、画家、印人等做单一“工种”者的评论，而是“学人”，现代学人数量庞大，所属学科既不同，又有专家、杂家与通人之别，故选将拟人，均非易事。 　　刘永翔在为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所作序中对点将录这种题材的沿革利弊作了精到的品评。他指出其弊有多端，如“拟人不伦”、“拟之之道非一”、“持门户之见，快恩仇之报，褒贬随心”等，并说： 　　之数弊者，皆其体之先天不足、作者之予智自雄有以致之。后之踵为者，亦难以免乎此也。 　　细绎胡著，这些毛病确也一样不少。下面就从选人、拟人、品人三方面来谈胡著之不足。胡君网名自称“大嘴”，想必亦能“大肚”乎？ 　　首先，多重标准，自相矛盾。其书“例言”第四条云： 　　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为本位……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 　　且不说此处所谓的“现代标准”多似是而非，但看其第五条又说： 　　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中心……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的均衡。 　　不知何以数行之间逻辑混乱如此？ 　　况且，胡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贯彻其“例言”之旨，如评邓之诚时称： 　　邓氏之学，以见闻博洽见长，而考辨未能精细，论断未能严密……钱锺书更苛责《清诗纪诗初编》“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但他积累之功甚深，精力亦能集中，得《（骨董）琐记》、《初编》两书，亦足以传世。（431页） 　　按钱氏之评，实切中肯綮，并非苛刻。且“足以传世”并不等于就“现代”了，但此时胡君早将其“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的“现代标准”抛到了九霄云外。又如，按照“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原则，反观其所选名单，真正符合条件的实际仅三分之一强。 　　胡君曾说： 　　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37页） 　　不难看出，他口口声声“文史之学”，其实只有“广义的史学”，这就好比如今不少“高等学店”的分店“国学院”，率皆有“史”而无“文”，无文则野，自不免“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之诮。钱锺书曾说“学者不如文人”，而胡君正相反，他在评姚从吾时说： 　　李（敖）之于姚（从吾），恰如钱（锺书）之于吴（宓），皆弟子而嘲笑师尊，才情狂态，堪称无独有偶，在文坛可谓绝代双娇。然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427页） 　　末语歇后，讥李之余，显然也在向钱放冷箭，他还借评张星烺贬低钱氏“足以传世”的名著《管锥编》（详下文），但在钱锺书条下却不明说，何也？ 　　胡君曾说：“史语所重上古而轻近世，重史料考订而轻社会科学”（253页），而他自己早年也对上古领域感兴趣，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影响所及，书中也以古为贵，多选研究上古三代两汉历史、考古、语言文字之专家，如顾颉刚、徐中舒、屈万里、劳榦、齐思和、童书业、杨宽、李济、董作宾、邹衡、杨树达、陈直、容庚、于省吾、唐兰、胡厚宣、陈梦家、裘锡圭等等，占全额比例甚高，其中古文字学家似嫌过多。如此一来，其他领域的名额大受限制，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者被大大压缩，选了先秦考古专家邹衡，却不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泰斗、中国佛教考古奠基人、与邹氏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宿白（1922- ）。陈寅恪曾慨叹“何国人之好古，一至于斯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胡君顶礼陈氏，何亦贵远贱近若是耶？ 　　《点将录》的人选基本上是“史语所”的规模，以“古史学家”为大宗，“文学史家”也有一些，其他则蜻蜓点水，各门选一二人以凑数。胡君虽明确表示“取‘学术’本位，而非‘思想’本位”，不选“思想家”，却又将张君劢、徐复观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阑入其间。 　　由上可知，胡君“例言”规定“不照顾学科的均衡”，却也几近严重失衡。但他却十分“照顾”地区平衡，选了许多台湾及海外学者，这本无可厚非。但于宋史不采“宋学第一人”邓广铭，而用美国的刘子健，嫌邓“英雄迟暮”耳（386页）；不推大陆蒙元史三大家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而力挺台湾的姚从吾，还损韩氏等“俱后劲不足，有若程咬金的三板斧”（427页），然则为何不选后劲十足且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蒙古学巨匠”的亦邻真先生（1931-1999）呢！况且，学林非“汉人”学林，胡君也对满人情有独钟（56页），还拉杨锺羲、罗常培、启功“入伙梁山”，又何妨推荐一位蒙古族学者，照顾一下民族平等呢？当然，学林也非“汉学”林，印度学、西夏学、藏学的专家季羡林、王静如、李方桂、法国的石泰安（R. A. Stein）等既然也皆入选，那么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古突厥语研究第一人”的耿世民（1929- ）似乎也不应遗忘。 　　顺便提一下，像李方桂、王静如、季羡林、耿世民、亦邻真等都是真正通晓中外古今多种语言文字的大家，而学界一直盛传陈寅恪懂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佉卢文、吐火罗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实事求是地讲，他没有任何一种古文字真正通解，甚至陈氏自己也承认连现代英语都不能写作自如。五十岁后，他“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內，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见《寒柳堂集》），其故固有多端，但“古文字”未能真正过关，无疑也是主因之一。关于陈氏的这个神话，数十年来许多人迷信，现在看来应该破除。“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钱锺书《诗可以怨》），真通人岂易得哉！不过，造神运动是不会绝的，既有“人造”，又有“自制”。最近听说一个自诩追随陈寅恪足迹的“奇才”，吹嘘自己通晓印欧语系所有古典语言以及闪米特诸语言（参《文汇读书周报》2月25日），还在“百度”上自封为“著名语言学家”、“目前全世界掌握古典语言最多的学者”，难道全球学林曾为此举行过“公决”不成？记得国内一位年近古稀的著名语言学家，说自己连古汉语都还没有真正过关，两相对照，不就不言而喻了吗？ 　　 　　其次，四朝闻见，五代同堂。胡著题目所谓“现代”似乎过于“长时段”，不如“乾嘉”、“光宣”等“短时段”既明确又好操作。且汪录所点多为在世诗人，胡录则绝大多数为已故学人，《点将录》直如《录鬼簿》矣。胡君既令主要经历与成就在清朝的沈家本（1840-1913）、王先谦（1842-1917）、沈曾植（1850-1922）、叶德辉（1864-1927）诸人“落草为寇”，又将饶宗颐（1917- ）、何炳棣（1917- ）、周汝昌（1918- ）、余英时（1930- ）、汪宁生（1930- ）、裘锡圭（1935- ）、张五常（1935- ）等健在者也“逼上梁山”。老少年龄悬殊，沈家本比张五常大近百岁，可做高祖父。如此点将，使高祖与玄孙“比拳脚”，难免“关公战秦琼”之讥，还不如索性不选活人为愈。 　　第三，拟人不伦，“乱点鸳鸯”。其中又有多种情況： 　　（1）“不辨雌雄”。如以芮逸夫拟“一丈青扈三娘”，拿汪宁生配“母大虫顾大嫂”。 　　（2）“兄弟分家”。兄弟均为著名学者的虽然难找，但同行、同里、同校者似不妨看作兄弟行，而胡录将“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三兄弟配给李济、刘师培、洪业，刘固短命，洪则与阎罗何干？又如将陶希圣、孙楷第拟解珍、解宝，罗尔纲、周汝昌拟蔡福、蔡庆，均属不伦。鄙意不如将被胡君称为人类学“哼哈二将”（285页）的江苏同乡人芮逸夫（1898-1991）、凌纯声（1901-1978），与同为清华出身的“二麟”——张荫麟、贺麟（368页），来分别拟解氏或蔡氏兄弟，而以“奠定现代语言学基业的三巨头”（277页）——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来配阮氏三雄（三人曾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如此似较切合。胡录不选贺麟，盖其例言所谓“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域外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而他垂青“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却排斥“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理由却颇荒唐：“（赵）治汉语方言，乃涉及中古以后汉语的演变与分化问题，即汉语史的‘流’；而（李）治非汉语语言，则多聚焦于上古汉语的起源与形态，即汉语史的‘源’。故后者的工作难度更高，价值更大。”（94页）这仍是好古心理在作怪，难道探“源”就一定比讨“流”更重要吗？岂不知“源”的资料往往不如“流”的可靠，所得结果也常不能定论吗？而不明“流”变，则往往不能更好地溯“源”吗？何况赵氏在语言学上的成绩也远非局限于汉语方言，且不说他还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梁、陈外，连讲师李济也入选了），凭他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崇高地位，理应当选才是。 　　（3）曲加恶谥。做《点将录》的工作，照胡君的说法，“打个比方，这并不是‘吃猪肉’的学问，而是‘看猪跑’的学问。”（602页）按胡君诚善以禽兽方人，如揭陈垣为“猪仔议员”（33页）、诋冯友兰为“鸡鸭展翅”（64页）之类。书中于“地耗星白日鼠”、“地贼星鼓上蚤”、“地狗星金毛犬”亦曲为之解，他说： 　　（陈登原）以其钞书得法……拟之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白日鼠。（491页） 　　冯（承钧）氏在学问上盗宝西天，恰可比梁山大盗之神乎其技也。古希腊神话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神话亦有盗息壤的鲧，鸡鸣狗盗，岂非有大功于人类哉？（497页） 　　张（星烺）氏二十年代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有功德于天下后世，故拟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金毛犬段景住；段最善盗马，与时迁各有所长，今既以时迁配冯承钧，则以段配张，宜矣。（502页） 　　胡君不愧得冯沅君“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法之真传（480页），如此则历史上钞书、纂书、译书有大功者，若司马迁、司马光、郑樵、顾炎武、鸠摩罗什、玄奘、严复辈，特鸡鸣狗盗之雄耳！他不但妙喻迭出，更擅三隅之反，在谈张星烺的《汇编》时，还乘机发挥道： 　　况且，洛阳纸贵如《管锥编》，究其实，不亦一高级史料汇编乎？（501页） 　　按世谓钱氏为“文化昆仑”，照点将逻辑，岂非“文化大盗”哉！而于“额外头领”中不折不扣的文化强盗——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内藤湖南等，或无一语及之，或以巧言诡辩。胡君只顾高度评价“（内藤）在沈阳（奉天）清故宫发现并摄录《汉文旧档》、《满文旧档》，为清史及满学开辟一大史源”的如何“预流”（525页），却绝口不提内藤借日军之淫威，压价强购我国宝《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皆毁于关东大地震之事（参见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甚至还义愤填膺地为斯坦因“无与伦比”的贡献辩护（540页）： 　　（斯氏）至今仍被指为“中国本部古遗迹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尽管如此，且不论当年尚无文物国有及限制文物出境的法律，亦不论当年国内缺乏文物保存的观念与条件，单看其所获文物悉归大英帝国政府，而留存赤县神州的遗书则多为私人窃取，两相对照，国人当有愧矣。 　　呜呼，妙哉！真能发扬“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愧为“水浒”中人，“梁山好汉”的异代知己！ 　　 　　第四，拟法非一，淆乱无章。前引王书刘序中对点将录拟人之道非一之弊有很好的归纳，兹就胡录之解说，引刘氏语略加分析： 　　（1）“以形貌拟之者”。如冯友兰蓄须，“故拟以为美髯公朱仝”（65页），然而大胡子还有闻一多、朱希祖、蒙文通呢。 　　（2）“以所操之业拟之者”。如吴梅治戏曲，拟为“地乐星铁叫子乐和”（364页）；沈家本攻法律，则配“铁面孔目裴宣”（231页），但谓闻一多喜篆刻，“拟之为梁山泊掌造兵符印信的玉臂匠金大坚”（316页），则重副业、“不务正业”矣。 　　（3）“以诨名拟者”。如张荫麟、刘咸炘、刘师培“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142页），而又称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故拟为飞天大圣”（312页），则颇牵强。 　　（4）“以姓氏拟者”。如以陈康拟“跳涧虎陈达”。然而，陈寅恪也姓“陈”，又属“虎”，且于鼎革之际进退维“谷”，后复跌伤髌足而终老于“岭”南，拟为“跳涧虎”，岂不更切乎？ 　　（5）“以性情行止拟之者”。如徐复观“性情偏狭易怒”，故“拟之为天暴星丧门神”（291页）。又谓孙楷第晚年藏书被拆售，“孙氏为之痛心疾首……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之为天哭星焉”（173页）。然而，书即便被卖，尚存天壤间。而那些遭迫害、受侮辱以致上吊、投湖、含冤而死者，如陈梦家、王重民、向达等先生，其“结局可悲”较孙氏为何如哉！ 　　有时，胡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意恶搞”，如周祖谟为余嘉锡婿，而“拟为丑郡马”（197页），则徒具点将录体的外壳又有何益！不如学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将书名改作《现代学林品藻录》为得其实，最好再加人名字号索引，作“学林掌故汇编”观可也。陈传席《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仅点十数人，即放弃梁山点将体，改成品藻录形式，是有自知之明之举，胡君不妨效法。 　　 　　前面所谈选人、拟人之弊，或由点将录体例所致，有其客观性。现在再看品人方面，可惜通观全编，却又多见其“好恶随心，偏见叠出”之病。 　　胡君曾郑重其事地声明其“原则”——“自以为是则是之，自以为非则非之……与其为前人留面子，不如对后生负责任。”（605页）不错，书中“自以为是”之处正俯拾皆是，而臧否人物确也毫不“留面子”，不乏诛心之论。其表现亦五花八门，限于篇幅，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从“吃猪肉”、“看猪跑”到“跟猪跑”。胡君对“吃猪肉”的学问早就不感兴趣，近年来迷上了陈寅恪，为笺注陈诗而旁涉诗学，也学会作钱牧斋、陈寅恪、余英时的“模仿秀”，“索隐发微，别立新解”（55页），著有《陈寅恪诗笺释》。并推重“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129页），遂“逼”曾经“落水”的钱仲联再“上梁山”；而偏听杨树达的话“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乃拒黄侃于“水浒”之外（4页）。胡适、陈寅恪称道杨锺羲（1865-1939）的《雪桥诗话》，胡君也附和道“杨锺羲的《雪桥诗话》、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典型”（55-56页）。若杨氏可入选，则明标“以诗存史”并著《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自署“诗史阁主人”兼通经学的孙雄（1866-1935）岂不更应当选耶？ 　　书中此类人云亦云、随风扬沙之处不胜枚举，再如引《甲骨文字集释》编者李孝定所谓“外国有语源学，而无文字学”云云，胡君以为“所言似有理致”（59页）。殊不知此实拘虚之谈，岂不闻研究古埃及文字有象形文字学（hieroglyphology），探索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cuneiform）以及印度、玛雅文字者，皆有相应的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吗？“曾侯”曾责胡君“矮子观场，随人喝彩”，虽谑而虐，似亦不为无见。 　　二、“乌鸦笑猪黑”。鲁迅曾讥“专门家的话多悖”，钱锺书也说“专家不如通人”，而胡君却不喜通人，其《点将录》也标举“重专精甚于重广博”的所谓“现代标准”。如今，胡君无力为专精之学，颇泛滥无归，却刻意贬损博洽多闻的沈曾植、饶宗颐、钱锺书等一代通儒。 　　张尔田曾说沈氏的“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胡君随即引申为：“实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对杨联陞的持平之论——“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则又故弄狡狯道：“然自反面看，不也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212页）学问之道，后出转精，“积薪”本是很自然的事。胡君在论谢国桢时不是也说“学术后来居上，成功不必在我”（334页）吗，何前后宽严不一如此之甚耶？ 　　评饶时则更作“终结者”状：“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207页）甚至在注中刻薄地借顾颉刚评梁启超语“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来形容饶氏（209页）。顾氏此语本极不公平，胡君拿来以壮声势，其矫情与褊狭表露无遗矣。 　　至于品钱，看重的却非钱氏的学问，而是“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谈艺》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又谓“《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近时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呵呵，胡君真会掩耳盗“锺”，其实他的《学林点将录》才真正是一部“钩沉索隐”、“毁人不倦”的《学林毁人录》。书中不是笑夏志清、张文江“皆甚皮相”（80页），就是骂程千帆“见佛拜佛、见鬼拜鬼”，讥唐圭璋“乌鸦笑猪黑”（403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前揭刘永翔序文中有所谓“《东林录》蛇蝎之毒”、“方湖氏自圣之颠”，胡君实兼而有之。还是李零说得好： 　　学术是一种追求，学术是一种探讨。我向往的学术，更像艺术创造，而不是体育比赛。（《上海书评》1月23日） 　　不过，这种境界岂是把学者们捉置梁山泊比拳脚、排座次的胡君所能梦想的？ 　　 　　胡君在评论钱锺书时说： 　　《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已成就其七宝楼台。（78页） 　　其实，以“枯槐聚蚁”自号的钱先生本无意于“楼台”高筑，更不以“七宝”为贵，“豕苓桔梗”、“木屑竹头”他皆不轻视（见《管锥编序》）。在《读〈拉奥孔〉》中，他还说： 　　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 　　而胡君精心打造的“点将台”，倒恰似空中或海上的“七宝楼台”，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五光十色，辉映“梁山”。可惜，其整体结构是经不起“推敲”的，但作为一种另类的“史料汇编”，确也保存了不少学林掌故。记得张伯驹词话妙语解颐，他说： 　　后人学梦窗者，必抑屯田。然屯田不装七宝，仍是楼台。梦窗拆碎楼台，仍是七宝。后人既非楼台，亦非七宝，只就字面饤饾雕饰，自首至尾，亦不知其自己解否耳。 　　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指点群雄，网罗逸史，楼台拆碎，七宝全无，但见满地断栱残梁与夫“零砖碎瓦”，犹可供人驱遣，以资茶余饭后之谈助，惟不知“点将”之余，胡君自己于现代学术真解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