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遗产

《红楼梦》的翻译 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家可谓译作等身。单从数量上看，他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考虑到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我就不再多讲了。若从质量上着眼，恐怕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杨宪益、戴乃迭二先生的中译英，译文是流畅的，意思的准确度也是较高的，文化上感到隔膜的地方很少；另一方面，客观地讲，他们的英译文在地道、优雅、贴近原文风格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在文字的处理上，随意性也比较大。比如，在杨、戴译的《宋明平话选》中，《错斩崔宁》一篇未将“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一句译出，也许是觉得后面的这两个典故解释起来过于烦琐。这个理由说得过去，但西方读者若以为自己读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调，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错觉了。 杨、戴译的《红楼梦》经常被拿来与霍克思译本比较，有人认为杨译胜，有人坚持霍译佳。一般的论调是，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霍克思则更多的考虑了英语世界读者的欣赏习惯和认识特点。这里且举一个例子，比较看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末尾，宝玉听了黛玉的葬花辞：“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杨、戴译：Pao-yu, listening, was overwhelmed with grief（中文直译：宝玉听了，满腔愁绪）。 霍克思译：All this was uttered in a voice half-choked with sobs; for the words recited seemed only to inflame the grief of the reciter—indeed, Bao-yu,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ck, was so overcome by them that he had already flung himself weeping upon the ground（中文直译：上面这些是哽咽着说出的。这些话貌似只是引发了吟诗者的愁绪，而实际上，在石头另一侧听着的宝玉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 显然，杨、戴在这一句的处理上是比较随意的，将一个本来并不十分简单的句子译得过于简短，不少关键性的信息都没能交代清楚。霍克思的译文，反而是尽量贴着原文走的，因此，在字数上比杨、戴译多出数倍。不过，霍克思在此略有欠缺的是，原文的“早已痴倒了”不像“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这么直白、动作感这么强，“痴”这个《红楼梦》里的关键词也没得到体现。 从上面这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单纯强调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是不大妥当的。我认为，更准确的提法也许是，在多数情况下，杨、戴译本中所带的中文痕迹更重，而简省缩略的地方也并不少。张南峰先生曾在《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提出，杨宪益、戴乃迭因受政府委托从事翻译，会受到官方规范的制约，他们着眼的不是英语世界的接受，而是该书的赞助人和主要读者的接受，他们的目标文化不是译语文化，而是来源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杨、戴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给真正的外国读者看的，而是给会点英语的中国读者看的。事实恐怕也正是如此 ——如果可以暂不考虑其中无法忽视的文化经营与文化权力问题的话。此外，李晶在《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一书中也针对杨、戴译《红楼梦》指出：“由于‘文革’主流话语体系的禁欲主义倾向导致文学作品对性的描写讳莫如深，译者在翻译中还是删去或淡化了原著中与性有关的内容，以期译作为翻译赞助人和目标读者所接受。”综合来看，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因素造成的，杨、戴译《红楼梦》事实上并不是一部严格遵循原著的译本，明白这一点，对正确评价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的翻译成就至关重要。 钱锺书的批评 杨宪益先生晚年曾写过一篇《回忆钱锺书兄》（很可能是根据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当中谈到：“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范旭仑先生曾指出上述文字记述失实的地方：钱先生当时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主编英文馆刊PHILOBIBLON，中文名叫《书林季刊》，共出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公开出版，与“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不类。杨文一篇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号，“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部分是他后来收入《译馀偶拾》里的《迦腻色迦王的年代问题》的英译本，第二部分即《译馀偶拾》中的《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另一篇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号，“Chinese Account of 18th - Century England”（《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亦见《译馀偶拾》）。“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顶多说对了一半。 我不晓得杨宪益先生是没看见、忘记了还是特意没提，钱锺书先生曾在1948年第二期《书林季刊》上发表过一篇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谈谈《老残游记》第二章），评的正是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英译本。这篇文章现已收入《钱锺书英文文集》一书，但我想，读过的人也许不多，因此在这里介绍几句。钱先生在文章中一面称杨译《老残游记》是am admirable translation（值得佩服的译本），另一方面又措辞严厉地指出，将“老残”译成Mr Decadent（直译：颓废先生）是错的，原话是：There is a definite suggestion of the mad, bad and sad fin de siecle about the English word "decadent" which would be here quite misleading（英语的decadent一词带有一种明确的疯狂、败坏、悲哀的世纪末意味，用在这里是很不对劲的）。即便是像该书英国版那样改为 Mr Derelict（直译：被弃先生），也不准确。钱锺书先生解释说，《老残游记》中明确提过，“残”字借自一个和尚——懒残（杨宪益译为Lazy and Decadent），也就是《宋高僧传》里的明瓒和尚。而这个“残”，是残羹剩饭的“残”——明瓒“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跟“颓废”根本没有关系。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译本上世纪80 年代重新出版过，书名已经改为The Travels of Lao Can，直接用了音译。这跟钱锺书先生提的看法有无关系，不得而知。 重提这桩公案，目的是想指出，尽管杨宪益在他的自传中、在他的文章里多次以友善亲近的口吻提及钱锺书先生，但我们应该明白，在学问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钱锺书先生并无假借。我们应该以更坦荡、更理性、也更少拖泥带水的态度看待学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学人之间的学术水平存在客观差距的时候。 考证与作诗 杨宪益先生是个中西兼通的通才，而这种通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并非特别稀见。在中西史地考证方面，杨先生有他一小份颇有意思的成果，这就是《零墨新笺》，也即后来的《译馀偶拾》。对这本著作该如何评价，恐怕学术背景不同、所受学术训练相异的人不容易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是那种想象力忒丰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也是想象力忒丰富的人），这种人善于联想，长于识别模态，能在貌似并无关联的事物中发现共性。不过，这种联想能力理应受到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制约，否则就会流于狂想。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杨先生说中国的十四行诗出现得比意大利早两百多年，证据是李白有一首诗是十四行的，押韵方式也与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相近。至于李白的其它诗作如何、李白这首诗又以何种代表性以及何种语言呈现方式传到西方并被西方接受，杨先生就没有提了。张治先生评价说：“其考证多是涉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然实际只能算作是比较文学的思路，因为殊少中间环节的论证，谈不起“交通”二字……杨先生大多的考证还是靠不住的，盖以文学想象或今所谓的‘比较形象学’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这和苏雪林等一代熟悉泰西文学的才情很接近，可称作是玄想式的考证派……”其实，正统的历史学者的文章里也免不了玄想的成分，比如岑仲勉先生的。然而，一味凭细末的相似点进行中西勘同，而没有坚实的学术训练为基础，终究只能被人视为“玩票儿学问”而已。 与考证文字比起来，我更看重杨先生的诗作，尽管他常谦称这些只是“打油诗”。论技巧，杨先生的诗尚欠火候，比如我很欣赏他的一首《祝贺女作家谌容入党戏作一律》： 漫劳彩笔写悲欢，假假真真散淡篇。 　　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 　　才情自应传千载，盛世何须减十年。 　　从此夫荣妻更贵，将来一定作高官。 首联便写得平庸。可是接下来的几句都好，情愫的细腻逐渐变为激越，而后化作诙谐。这里面有感慨，有愤激，也有达观。这样的“打油诗”是很妙的打油诗。在1949年以后的旧诗史上，《银翘集》是一本不能不提的诗集。 立言与立德 1995年，杨先生写了一首《中国作协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该诗未及收入港版《银翘集》，见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 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蹰语未工。 恰似彩虹容易散，须臾光影便成空。 这里的自我调侃和自我否定，不宜以玩笑视之。这种无意义感和虚无感是经常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而且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传统。 古人讲的“三不朽”，按顺序，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今人评价人物，尤其是文苑人物，往往把它调了个个儿：重视“立言”，忽视“立功”、“立德”。也就是说，重视这个人写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著作，而不很看重这个人在事功方面贡献多不多、在做人方面是否是个楷模。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是颠倒且错误的。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的遗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遗产，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感召意义。其他的，译作啦，考证啦，老实说，不是“神”，而是“迹”，说到底，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杨宪益先生是个“公子哥儿”，是旧社会过来的纨绔子弟，但是他保留了纨绔子弟所可能有的最优良的品质，比如不执着于名利、充分的自由感和人格的独立性。热衷于追求自己的乐趣是纨绔子弟的一大特征，不过，架鹰遛狗玩女人是乐趣，钻研学问也是乐趣，同为乐趣，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却差得很远。杨宪益先生的潇洒达观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公子哥儿”生涯，而他独能将那些腐败的沉滓洗去，这才是特别难得的。 中国的精神传统中有重要的一脉，乃是庄子这一脉，只是历来浮慕者众，力行者稀。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可说是个蒙庄之徒，尽管他自己未必以此自命。蒙庄之徒怎么样生活？就是游于世。不是游手好闲之游，而是不与世俗紧贴着，游离一点，同时，自由一点，可以游来游去。杨宪益先生在建国后形迹未脱桎梏，甚至一度身陷囹圄，但他晚年得如无用之樗，真是萧散极了。我把这看作是“立德”；他是个样板，让我们看到蒙庄之徒是怎么活的以及人应该怎么活。 （一个月前为《FT睿》杂志写的，不知刊出了没有。昨晚跟伯牛兄等共饭，他提及我们很久之前探讨杨宪益旧诗的事，我想起了这篇东西。我举的例仍是那首诗，存此，以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