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的堡垒——纪念《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百年

此文是陆健德老师2002年TLS创刊百年时写的纪念之作，简洁地回顾了TLS的历史。 一 　　伟大的事物总有平凡的开端。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以下简称TLS）创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它已成为一种传统的象征。据说，这份英语世界最出色的书评杂志得以存在至今，竟是出于《泰晤士报》（英文The Times与泰晤士河无干，系清末误译）管理部门一个小小的疏忽。 　　1930年，牛津大学授予TLS主编布鲁斯•里奇蒙名誉博士学位（Doctor of Letters），表示祝贺的人中有原《泰晤士报》报馆经理莫伯理•贝尔的遗孀。里奇蒙为此向贝尔夫人致谢，他在信里回忆说，1902年1月初，《泰晤士报》需用大量版面报道议院开会的内容，临时决定出一份书评周刊，由该报主管书评栏的设斯菲尔德负责。第一期才出，设斯菲尔德就外出度假，周刊事务交由里奇蒙处理。到了3月份，会议即将结束，《泰晤士报》理应恢复常态。里奇蒙十分喜爱这项新工作，他给经理贝尔递了张条子，提醒周刊去留一事。第二天，贝尔在办公室与《泰晤士报》主编乔治•伯克尔商量业务，里奇蒙坐在自己的角落里不吱声。贝尔一边在房间踱步，一边把手里的钥匙圈晃得丁当响，就在他大声对伯克尔说话的时候，他突然滑步到里奇蒙身边，像是轻声念一句舞台旁白：“要我是你，我就不提这件事了。”里奇蒙心领神会，继续坐在桌前写他的报告。伯克尔忘记了周刊的由来，他一不留神，一份临时登载积压书评的增刊竟存活了一百年，前途依然无量。以往，说到TLS的创刊过程，人们常援引里奇蒙的这个故事。 　　为纪念TLS创刊一百周年，伦敦的哈泼柯林斯出版社2001年推出德文特•梅记述TLS历史的《批评时代》（Critical Times）一书。梅纠正了里奇蒙的叙述：《泰晤士报》早在1897年就印行一份名为《文学》的书评周刊，一直亏损，1902年年初卖给《学园》杂志，它的停刊之时，也是TLS的创刊之日。里奇蒙于1899年进报馆，贝尔很快发现这位28岁的年轻人练达老成，连主编伯克尔在文学、艺术和音乐等方面也尊重他的判断，于是萌生提携之意。也许出让《文学》周刊就是为里奇蒙主持TLS铺平道路。1903年5月18日，里奇蒙正式担任TLS主编之职。经过他几年不动声色的苦心经营，TLS在英国读书界确立了特殊的地位。1919年9月，旅英美国诗人托•斯•艾略特经作家理查•奥尔丁顿介绍认识里奇蒙，两人兴趣相投。不久后，艾略特在发往美国的家信里提到TLS请他撰稿，他略显失态地加了一句：“这是文学批评界最高的荣誉。” 　　艾略特急于向母亲报喜，语气十分兴奋。里奇蒙的风格朴素实在，永远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TLS约稿的意义。1930年，大史学家屈维廉荣获王室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里奇蒙发函致贺，屈维廉答谢道：“我只是在小小的领域工作，而你是在埋头为文明实干。”从文明的高度来看一份书评周刊的意义，这是屈维廉过人的见识。里奇蒙对文明的贡献早已受到注意。1935年，这位一贯低调、谦逊的编辑被授予爵士称号。 　　30年代中期，里奇蒙在英格兰南部的索斯伯里乡间购置了别业，请艾略特去做客。艾略特在享受了主人的殷勤款待后，半开玩笑地向维吉尼亚•吴尔夫抱怨，里奇蒙那幢房子的下水道有点堵塞。过了几天，吴尔夫写信邀艾略特去她在东埃塞克斯的住处度周末，“除非你每个周末都献给那位爵士的下水道了。”第二年艾略特又应邀去索斯伯里小住数日，吴尔夫得知后在信上问他：“我急着想听听你对那里抽水马桶的访问结果如何。”我们知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间互相嘲笑的时候用语也是非常刻薄的。 　　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写作天才被世人发现，还有里奇蒙的功劳。吴尔夫在1905年至1907年间给TLS写了大量评论，后来她渐渐转向创作，但仍与TLS保持密切联系，不断供稿。直至1974年，TLS发表文章是不署名的，报馆方面备有记录作者名字的档案。在案卷里吴尔夫最初被称为“A.V.斯蒂芬小姐”，后来变成“维吉尼亚•斯蒂芬”和“吴尔夫夫人”。吴尔夫对亨利•詹姆斯是十分敬重的（“他使我们理解文明对他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应该意味着什么”），但是在评詹姆斯的鬼怪故事时她用了“lewd”一词，里奇蒙认为不妥，要她在二十分钟以内将修改意见打电话告诉他。吴尔夫在日记里记道，为这一词之改，她整整想了十二分钟又二十秒。她偷偷发誓：既然里奇蒙想讨好贝尔格莱维亚区（伦敦富人住宅区）过于讲究委婉的趣味，重写她的句子，她再也不为TLS撰稿了。想不到她立即在这誓言后加了一个括号并写道：“我承认，说过头了。”括号里是良知细微但有力的声音，也许这就是詹姆斯教读者认识的文明的意义。 　　这事发生在1921年与1922年之交，而詹姆斯已在1916年去世了。其实，吴尔夫只是把“lewd”改成“obscene”而已，两者有何差别，还得请辞典编撰者指教。吴尔夫的固执中是否有点作家的虚荣心？好在事后她还是时不时地在TLS上发表书评。 　　至于里奇蒙是否重写了吴尔夫的句子，可以存而不论。里奇蒙审读文章一丝不苟，这是出了名的。对鼎鼎大名的作家，他也不给予特别的关照。亨利•詹姆斯在1913年6月19日的TLS上发表的论巴尔扎克一文在里奇蒙要求下一次次修删压缩，他实在不忍心下手，于是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慨然长叹：“我勉强为之——只是感到文章受伤流血。这真是一个血淋淋的行当。” 　　里奇蒙干这血淋淋的行当得心应手，但他和TLS有两次差一点成为商业祭坛上的牺牲。1908年，现代社会大众新闻业奠基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创办人诺思克利夫（又译作北岩）勋爵买下《泰晤士报》。这位诺思克利夫勋爵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英雄”，原姓哈姆斯沃思，因洞悉读者大众的种种弱点，生意场上节节胜利，1905年被封为子爵。诺思克利夫习惯于经营廉价期刊与庸俗小报，财务报表是他唯一认可的业绩证明。《泰晤士报》三位主管（主编伯克尔、经理贝尔和海外部主任吉罗尔）他都看不入眼，并以他无知的傲慢戏称他们为“三个僧侣”。报馆社论作者柴尔德在1910年致诺思克利夫信上直言争辩：“温彻斯特公学里‘隐修院’的精神已深入我们的血液。我们可塑性最强的岁月是在那样的地方度过的，身上怎么可能没有中世纪的遗风呢？”里奇蒙在牛津求学时读的是古典文学，与“三个僧侣”彼此心照。到了1912年年底，“三个僧侣”先后告退，他成了资格最老的前朝人物。诺思克利夫为减少开支，增加《泰晤士报》发行量，两次想将TLS并入《泰晤士报》，同时借机打发掉里奇蒙。这位报业大王素来果敢决断，但在TLS的前途问题上却有所犹豫。当他在1922年重提停办TLS旧事时，他大限已到，算得上是死不逢时了。作家、漫画家麦克斯•比尔鲍姆曾创作一幅漫画，讽刺诺思克利夫只讲轰动效应的生意经。画面上肥胖的诺思克利夫站在报馆办公室中央，大呼： 　　救命！我身上喜爱轰动效应的恶魔又在作怪了，抓住我！你们要是还爱我，就来约束我吧！这张漫画登载于1947年12月7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边上几位“僧侣”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里奇蒙于1937年年底退休，TLS得以存在至今，数他功劳最大。这又说明，在英国，即使是像诺思克利夫和默多克（他于1982年收购了《泰晤士报》报系）这类商界巨头，也不敢对文化的喉舌作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发行TLS并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该刊现任（里奇蒙后第七任）主编费迪南•蒙特在2002年1月18日的百年纪念刊上说，周刊眼下大致不赔不赚（“hovering on the edge of profitability”）。 二 　　TLS的主编一般都是著名公学和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而且往往有古典文学的背景。有两位属于例外，他们从学徒做到主编，特别应该介绍。德文特•温将《批评时代》一书献给亚瑟•克鲁克，这位克鲁克在1959年7月至1974年3月任TLS主编，他对周刊的贡献几乎不亚于里奇蒙。克鲁克14岁时（1926年）家贫辍学，到《泰晤士报》当信差。工作后克鲁克继续读夜校，不久在报馆里就以送信快捷、英文拼写准确出名。1928年，报馆信息部（即后来的参考图书馆）主任梅伍德请克鲁克当该部职员，梅伍德本人也是勤杂员出身，见这年轻人勤奋好学，有意提拔。他雇用克鲁克的目的之一是让他到作者家取回所评图书，好在这类差事不多。后来报馆凡请人评论之书一律赠送（即所谓的“review copy”），这也成了报刊杂志的常例。克鲁克两年后调到TLS编辑部，经过近30年的磨炼，于1959年7月接替阿兰•普赖斯-琼斯成为主编。1974年3月，行政管理部门为扩大销售量，决定放弃评论匿名制，克鲁克服务TLS达44年之久，不愿看到刊物的传统在自己任内中断，辞职而去。 　　在1945年2月至1948年1月任TLS主编的斯坦利•莫里森背景与克鲁克相似，他14岁时，在伦敦东区做小职员的父亲不能继续供他上学，幸好当时的英国社会为自学者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莫里森比有家学渊源的年轻人更看重思想与学术，26岁那年（1916年）改宗天主教（他的继任者普赖斯-琼斯也在1950年加入天主教会），同年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良心的抗拒”）被捕入狱，狱中两年时间进一步满足了他求知读书的欲望。他后来在宴会上被一位贵妇问到曾在何处求学，他得意地说：“在皇家监狱。”莫理森战前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排印工。1932年，他重新设计了《泰晤士报》报头，同时成为该报顾问，负责报刊排印。他出任TLS主编时已完成了《〈泰晤士报〉史》前两卷，他的学识在同事与熟人间口碑很好。1947年12月7日，TLS登载了著名犹太裔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埃评《〈泰晤士报〉史》第三卷的文章，书评标题上方则是前面提到的那幅比尔鲍姆漫画。莫理森这部多卷本著作没有署名，内米埃文中没有对作者个人的称誉之辞。一个多月后，莫理森退休，想开始《〈泰晤士报〉史》第四卷的写作。艾略特写信给他，不支持他退休的决定。但莫理森1948年2月底就逝世了，年仅58岁。莫里森在报馆还以响亮的笑声闻名。D.L.默雷（1938年1月至1945年1月任TLS主编）如此形容他那位继任者的大笑：“像一只充气的纸袋被一掌击破。” 三 　　1974年前，TLS发表文章（除个别栏目）是不署名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牛津英文系学者F.W.贝特森率先向TLS的匿名传统发难。他在自己创办并主编的杂志《批评论文》上撰文说：“观点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我们对观点持有者是否尊敬。”也就是说，假如评论者并不是某领域的权威，那么他或她在该领域的评论就不值得重视；如专家与滥竽充数者在匿名制面前一律平等，不知实情的读者往往无所适从。贝特森的论点应了中国一句老话：身轻言微，不足为重。不过要完全照他的意思办报，没上过大学的“小人物”斯蒂芬小姐就没有资格在有些所谓学术领域发表观点了。 　　TLS实行匿名制，本来是想表明周刊不是五花八门的个人观点的集萃，它反映了读书界共同的判断，匿名本身其实是权威性的象征。普莱斯-琼斯对贝特森的攻击并不在意，他半开玩笑地说：“专门收集签名的人就要来拜访我们的邻居了。”到了70年代初期，TLS无法打开销路，管理部门相信，改用署名制将会收到促销的效果。克鲁克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在自己主编的最后那期TLS（1974年3月底）的“观点”栏发表了自己的署名文章，重申一份严肃杂志的成败取决于它的内容，而非撰稿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作者的告别辞。克鲁克主持TLS近15年，自己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份刊物上。一直到现在，TLS的版面上仍不登载主编和编辑部人员的名字。 　　克鲁克去任前还在一份备忘录里列举了署名制的弊端。英国统治集团中很多人来自知识阶层，政府官员、议会议员经常应邀为TLS写匿名评论，第一期TLS的头篇文章就是原议员兼散文家毕瑞尔关于《鲁拜集》译者爱德华•菲兹杰拉尔德《书信续集》的评论。克鲁克担心，改行署名制，有的人就会有所顾虑，尤其是那些想批评自己所属政党的议员，这样TLS的作者队伍就不够完整。 　　署名制的种种毛病当然也是它的倡导者早已预料到的。1974年4月6日，《文人的兴衰》（1969）一书作者约翰•格罗斯出任TLS主编。同年6月7日的那期周刊上有一篇格罗斯的署名文章《道出姓名》，这是TLS的改革宣言。格罗斯首先申明，反对匿名制的道理相对简单：在很多场合下读者有权发问，一个判断或一种观点的权威性何在？一篇书评的意义往往取决于作者是谁，实行署名制有助于贯彻“文责自负”的原则。对改制后的问题格罗斯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我们的时代对超级明星、知识杂技演员、个人崇拜和立马能就任何话题说上一通的人物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做一位主编必须意识到这方面的压力并尽力抵制。”匿名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激烈，但从这句话上，我们看得出两个营垒实际上有一些可贵的共同点。 　　《批评时代》一书的作者梅显然站在守护传统者的一边。他指出，学术界反对匿名制动机不纯。TLS名气大，在上面发文章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还转述了匿名制支持者的论点，如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认为，“匿名文章持正公允，有非个人的特点，毕竟‘费厄泼莱’的精神尚未完全死去。”诗人、作家斯蒂芬•斯班德早在1938年就陈述了匿名评论的优点： 　　署名报刊写作的整个体制源起于一个当代的谬论，即表现一位作者的个性必然是件好事。……作者用某些公认的批评标准，用一种不大突出批评家个性但专注于所评作品本身的风格，这要好得多。与其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还不如打磨自己的匿名文章，使之够得上在一位优秀编辑安排下一批有见识的作家共同定下的标准。 　　当然，要办好这样一份报刊，编辑责任更重。1961年，艾略特在一篇祝贺布鲁斯•里奇蒙九十大寿的文章里写道： 　　我确信，每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都应学习为实行匿名制的期刊写稿。里奇蒙提出反对意见或削删时是毫不留情的，每一次我都承认他做得对。我学会了节制我的不满和奇思怪想。我渐渐明白，文章署名后有些内容是许可的，要是不署名，那些内容就变成了怪癖或丢人现眼的激烈态度。写匿名文章或书评的作者必须使自己听从他的编辑——当然那位编辑应该是这样一位人，他在使作者服从的同时不失自尊。编辑应该阅读经他发表出来的每一个词，因为他与他所交付刊行的匿名文章大有牵连。处理署名文章就大为不同。 　　写匿名文章更应注意自制与客观，这或许是文明对艾略特以及里奇蒙那一代人的含义。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1923）一文指出，批评实为一种冷静的合作活动，要共同追求正确的判断，批评家必须克服个人的偏见和癖好；伦敦的批评家们因虚荣和迟钝而各执己见，他们不比海德公园里那帮吵吵闹闹、连自己观点不同在哪里也说不清楚的演说家高明多少。看来艾略特把TLS的匿名传统视为公正无私的评论的保证。不过要防止匿名制被滥用又谈何容易。克鲁克对TLS主编的难处深有体。他说编辑应知道有关作者的一切，包括他的抱负、朋友和敌人，不然稿件中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或其他满足私欲的人身攻击不易引起注意，可能见诸报端。还应为赞成署名制的人说句公道话：他们没打算而且近30年来也确实没有把TLS办成“公共人物”（说得好听一点）哗众取宠的戏台。 　　四 　　TLS的刊名中有“文学的”一词，但它实际上却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伟大期刊一样，涉及到人文学术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如创刊百年纪念号上除“评论”和“读者来信”外还有诗歌、文学、政治、经济、艺术、小说、传记、哲学与宗教、历史、古典文学、语言等十一个栏目。在我国，刊名中的“文学”两字似乎少了点科学和“物质基础”的权威，识时务者会将“文学”改为“哲学社会科学”或“经济”。其他还会有一些改革措施：如在封面显眼处登上主编的大名，请电视节目主持人写专栏，留出大量版面给名校的专修班、高级管理班做广告。近些年来，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话题也常在TLS中见到，梅的儿子奥兰多•梅是TLS第一任科学编辑。像这类泛文化刊物往往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在英国的政治语言中，TLS可能是偏“右”的。百年纪念号政治栏有两篇书评：小说家马丁•艾米斯评《革命的声音：一九一七年》；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评《共产主义简史》。从作者的名字我们即可推知文章的立场（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已有中译本）。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20世纪上半叶的“右”不同于撒切尔时代的“右”，前者还可能就是后者追杀迫害的对象。 　　倾向性不排斥独立性，倾向性也包容多样性，这是TLS的长处。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出版后，当时《泰晤士报》主编斯蒂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书评指责凯恩斯所谓“亲德的和平主义”，十天后TLS上的书评（作者为外交部历史顾问）完全不顾“母报”定下的基调，有保留地赞赏了凯恩斯的深谋远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TLS以同情友好的态度看待意大利的巨变。1922年12月，一位专治意大利历史的学者在评墨索里尼的《政治谈话录》时对这位在意大利恢复社会秩序、振兴公共事业的枭雄深表钦佩，他认为，“现政权几乎可以说是自从1870年（意大利）统一以来唯一得到全社会强有力道德支持的政府”。类似的言论进入30年代仍多次出现在TLS的评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所谓的“反法西斯”宣传使人们忘记了历史的复杂性。由于《泰晤士报》主编道森的影响，TLS在30年代还有支持绥靖政策之嫌。假如二战不是一场简单的善恶大决战，我们也就不必对TLS大呼“政治立场不正确”了。史学家E.H.卡尔（史学经典《什么是历史？》和十卷本《苏维埃俄罗斯史》作者）在1937年的TLS上讥嘲斯大林的合法性，但是二战的进程震撼了卡尔，他在任《泰晤士报》副主编时（1941—1945）力求使该报和TLS理解苏联。苏军攻克柏林后不久卡尔在TLS上发《斯大林元帅》一文，他以敬仰的口吻说，正处于权力鼎盛期的斯大林在世人眼里更引人注目，更具人性，而在他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卡尔和当时一些史学界新进人物（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开始认识到苏联早期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也许他们明白，没有这些政策，二战时的苏军就不是德军的对手；苏联一旦被德国占领，英美将如何取胜？ 　　然而也有一些人物已在为一场新的战争磨刀，他们隐隐感到TLS的“左”转不合英国的战略利益。60年代后期，罗伯特•康奎斯特揭露苏联1937年清洗运动的《大恐怖》问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英美激起充满义愤的同情。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多年后才恍然大悟，像康奎斯特那种为苏联人民的苦难哭得最响的英国人未必真希望看到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顺利走向强大和幸福。俄罗斯一旦僵而不死，康奎斯特们才真正安心。这时他们就把用“道德”和“正义”的墨镜遮盖起来的挑剔眼光投向其他地方。关于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等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的转变，请看了张捷著《俄罗斯作家的昨天的今天》。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立即成了冷战武器。才任TLS副主编不久的约翰•斯德罗克在“评论”栏提出抗议：英美的苏联问题专家不应该利用这位小说家来达到宣传的目的。由中央情报局参与出资创办（1953年）的《文汇》（Encounter）杂志立即出面把TLS数落一通，斯德罗克被比为“躲在暗处的西方的日丹诺夫”。TLS答复道，它并非批评索尔仁尼琴，它只是看不惯那些过分热衷于反俄的人把索尔仁尼琴当作自己手中的政治王牌。31年前这支不愉快的插曲当然应请索尔仁尼琴本人来评说。到了80年代中后期，索尔仁尼琴因自己的言论在美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俄罗斯的良心”被移植到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身上去了。不过这插曲也表明，任何用笼统抽象的词语来从政治上为TLS“定性”的企图都是危险的。斯德罗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著有《结构主义》、《巴黎来的口令》等书，1995年从编辑部退休，仍常为TLS写书评。 　　五 　　《批评时代》的护封上是一幅黑白照片，大概摄于二战期间一家被炸的伦敦书店。炸弹掀去了屋顶和天花板，从天上直泻而下的光线带来赤裸裸的苍凉，地上尽是瓦砾和焚烧过的横梁，然而?挨着两面墙壁的书架依然奇迹般地挺立着，书架每一格都摆满了装订考究的古旧善本。三位穿着正式、头戴礼帽的男子站在书架前，或浏览图书，或阅读书脊上的烫金书名。他们专心致志，仿佛忘记了身边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在一个纷乱的世界，读书人的定力是暴风雨中一片小小的宁静。但是笔者又相信，那三位男士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们也许就是TLS的读者、作者和编者，就是像艾略特那样的战时民防队员。就在二战爆发前夕，才从《泰晤士报》转来TLS编辑部工作的菲力浦•汤姆林森在TLS一篇社论中写道：“如果文学不复存在，欧洲的灵魂也就随之消亡了。”那么在这非常时期，TLS有何作为？汤姆林森接着把文学与人文学术比为一盏明灯，“TLS必须一如既往地照料好这盏灯，并为心智的堡垒配备人员。”经过一百年的战争与和平，TLS自身已成了明灯与心智的堡垒。从商业角度来看它并不成功。在它诞生之前，莫伯理•贝尔说过一段辛酸话：“一份报纸办得越好，买它的人就越少。我们越是改进《泰晤士报》，读者数目就越小。”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世界）人口猛增，教育也更为普及，TLS的发行量并不比百年前高多少，但目前它拥有不少海外订户。在我国读书界，关心TSL的人很少。据国家图书馆外刊部反映，2001年全年没有一位读者到该部借阅TSL，因而以服务读者为唯一目标的外刊部没有订这本书评周刊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由此又想到克鲁克。 　　1945年夏，TLS的编辑助理克鲁克以读者的身份在报上发了一封信，信上提议重植爱德华•菲兹杰拉尔德坟上的玫瑰。他在1974年的告别辞上引用了这封信后写道：“如今谁还会关心菲兹杰拉尔德坟上的玫瑰长得怎样？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人去关心。” 　　TLS，必须有人去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