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庄轶载 作者，范曾

蒙庄轶载 ——庄子篇 作者，范曾 一 人类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永远是一个无可穷极的范畴。与其以管窥天，以锥划地，以有涯的生命追逐无涯的宇宙，不如“圣人存而不论”。庄子的不可知论源于自身的信心，这信心来自他心灵深处对道的体验，来自他博大的混沌的生命意识。 在庄子看来，儒墨皆一曲之才，他们的一切辩论都是妄窜奇说，他们对事物或规律的穷究深诘的结果是去宇宙本体——道益远，以至小而求至大，殆矣。 当庄子摒弃了“间间小智”的有限视野之后，“闲闲大智”使他能厕身于大道的机枢，这时，“齐一”的“天放”之思，成为庄子贴近宇宙本源的心灵之桥。宇宙万 物的寿天、古今、前后、短长、善恶，都是有了人类的“小智”之后才辨析解离的，而宇宙万物是处于一种恬然自化的和谐境域。此正《庄子·马蹄》所谓的“一而 不党，命日天放”。大自然的万物，开始和结束都是处于这种循环均齐的状态，如同一个圆形，身处环中观察则万物虽以不同形态相禅连，而其实是均齐的。这种自然的状态，庄子称为天钧(亦作天均)。无差别，无是非，这是庄子的心灵达于和谐混沌之境的不二法门。《庄子·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非呈前，圣人的使命是认定这是非的无须辨析性和这些是非本身的循环性，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然万物的差异性，庄子称作“天倪”，而圣人的使命，不是明析其“天倪”，而是“和之以天倪”。 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一种“天放”、“天钧”的状态，让“天倪”自然的分际归于“天和”(这里“天倪”和“天钧”是一个意思，都是自然的和平之气)，那么人 为的礼乐仁义还需要吗?那种严格的等级、纲常还需要吗?所以人类的大乱始于尧舜，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多余的，宛如胡乱地毁坏垣墙而种植杂草蓬蒿，择发而梳、 数米而炊，如此“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庄子对儒家治理国家的举措可谓深恶痛绝，他认为推举贤才，人民则相互伤害，任用智能，则人民的伪诈涌现；于是杀父鸩君，白日为盗，这种流毒还将无穷尽地延绵下去，“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庄子之书对儒家的批判已到了咬牙切齿、无以复加的地步。 庄子同时反对人类的一切智巧发明，以为这些都是人类道德沉沦、伪诈滋生的渊薮。他要砸烂一切玉器珠宝、符记玺印、斗斛秤杆；毁尽天下圣人之法，毁折乐器、 消除纹饰、毁坏一切的准绳尺度。庄子认为这些都足以使人类丧失其本真之性，也就是失去“天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受于天的“真”一旦失去，人类的罪恶便会开始。 基于对“真”的理解，它的同义词便是庄子书中的假拟人名“混沌”(《庄子·应帝王》)、“无为谓”(《庄子·知北游》)、“无穷”(《庄子·知北游》)。 对宇宙的“不知晓”，便是处于深奥玄妙的道中；“知晓”则与道相背离。庄子以为道并不凭修炼，圣人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他深藏在“无有”之乡(《庄子· 庚桑楚》)。这圣人果真有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他就是宇宙本身。读庄子书，也必须“以鸟养养鸟”，以庄子之心体验庄子之说，而不能“以人养养鸟”， 以自己世俗之心去体验庄子的天真之心。孔子曾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作庄者，其有忧患乎?”惟有大忧患者，才试图大解脱。庄子 在极其痛苦灾难之中超脱现实，求彻底的宁静和安慰于理想的境界。而庄子的理想境界不是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那儿没有丝竹管弦，没有飞天起舞。那儿是一无所 有，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没有烦恼，也没有快乐，那是方生方死、方出方入的“天门”。天门何在呢，那便是你的心灵，倘若你对名利等身外之物还汲汲以求， “操之则栗，舍之则悲”，那“天门弗开矣”(《庄子·天运》)。封闭的心灵永远得不到“天和”。 庄子对“天真”的追求，实际是他深层生命意识的体验，他知道只有天地存在着不言的大美，而他痛苦的解脱正是这种大美、至美的实现。他深恶人间世俗的一切矫 造之美，这种对道的体验，移植到美学的领域，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文论、诗论、画论中的求真返朴，重性灵、重境界，反刻削、反矫造、反堆砌种种理 论的源头活水。儒家和庄子在文艺理论上的价值取向，在春秋战国之世已奠定了他们冰炭不容的两极，而儒家的价值标准一向被视为正宗主流，庄子的价值取向则被 视为非正宗非主流。然而，庄子的学说却以他天才的敏悟、曼妙的文采和雄辩的气魄构架起他不朽的文艺殿堂。中国古代的文论，即使非常推重儒家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最精彩的部分，往往得自庄子。他的“本道根真，文源于道”，这“道”，便指庄子的凌驾于客观事物之上、主宰客观事物的精神本体，在庄子书中称为 “天地精神”。六朝诗人中回归自然本真的田园诗人陶潜和山水诗人谢灵运，则开中国文学史之先河。以“真”为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直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 词话》，其评价的第一标准便是“真”，他对李后主、纳兰性德的激赏，根本还在于此二人有“赤子之心”(评李后主)，故能“真切如此”(评纳兰性德)。因为庄子学说给人的首先是心灵的大解脱、大自由。 二 这里静卧着庄子，他微闭的双眸和上翘的口角，正展示着他欢悦的梦境，他变为栩栩然的蝴蝶。然而豁然梦醒，则化作蘧蘧然的庄周。请问弗洛伊德，他的梦，竟如何?蝴蝶是不是庄周超然的我? 他住在穷乡陋巷、斜阳草树之中，享其天年，布衣芒鞋，鼓盆而歌。他告诉人们什么是“至乐”之所在，什么是烟云过眼、应弃如敝屣的虚华。他谦卑，因为他无所 不包的智慧，大如沧海、百川来归，他除去承受，无所欲求；他骄傲，因为他俯仰一世，知道繁华过尽，必为凋零，而人类在名利场驰骛以逐的一切，不过是镜花水 月，不足怜惜。他彻底地鄙薄官宦的骄横，憎恨战争的残暴他本能地拒绝人类的奸诈和虚伪。他啸傲山林，怜花惜草。他淡于名利，请息交以绝游，知道人们的尔虞我诈，不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他自然而生，自然而死，来去都是过程；无生之足恋，何有死之悲哀?无物欲之烦扰，又何来汲汲之所求?他的精神飞翔于溷浊的泥淖之 上，不会心为形役。他的生命甘受着清贫的磨难，岂能俯首听命于豪门。宰相之位，他视作腐鼠；“仁义”之学，他詈为“无耻”。还有什么侯王值得他进谏?还有什么高位吸引他驻足?他就是他，一位傲骨铮铮的大哲人，一位忘记了是非曲直、忘记了一切差别的大智者。 庄子之文汪洋恣肆，深闳而辟。它们倏然而至，带来林林总总的自然生命；忽焉而去，留下了空明清远、杳无一物的苍穹。 庄子至今两千三百年过去，他的精神之翅却从那杳远的上古之世飞到今天，那是何等博大而辉煌的垂天之翅。他驱散着人类贪欲和残暴的阻霾，凭借着弥之六合而无 所穷极的清洌之气。这精神之翅闪耀着智慧之光，那是来自宇宙本体的不朽灵魂，来自尚不可知的万有之源。庄子的思想是那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成为它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的启示录。尤其对于中国的诗歌和绘画，庄子是毫无愧色的神祗和教主。他应被供奉于民族艺术的大厦，如缪斯之为西方的诗神，雅典娜之为希腊的文艺之神。 庄子文中深恶痛绝乱耳的五音、迷目的五色，那是由于他以为一切矫情、伪诈、虚假的艺术，都违背了自然的真情和本性。沉溺于五彩和沉溺于声乐，终至使人类蜷 曲不伸、精神委顿而淫靡。其实庄子所希冀于艺术的是那种道法自然的境界，他欣赏的是解衣般礴、裸露胴体、忘怀一切荣辱名利而挥毫作画的“真画者”；他更激 赏披头散发吟咏《商颂》的曾子，那“声 满天地，若出金石”的浩歌，决不是虚假礼仪的乐奏、不是阿谀奉承的赞美，那是天地的大美所在。 用近乎白描的悠闲飘渺的线条画庄子的衣纹，用灵动疏放的墨色写庄子的髯发，把观众带进一个绮丽的、睿智的梦境；而这个梦境，像庄子身下的巨石的色泽，碧透光润，像画面上角的飞蝶，轻盈浮动。梦，不仅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话题，同样是一个富于文学意味的话题。在庄子书中，梦境不是寻常的，它连接着宇宙鸿濛的初始，连接着忘却身外的得失祸福，也同样连接着庄子至美、至乐、至人的终极追求。梦境离无穷之门已不遥远，在那儿庄子与天地万物并生。当庄子的形骸或许早已化入幽石穷尘的时候，一只蝴蝶却栩栩而起! 三 或许是造化有意的安排，公元前三百七十年惠施诞生，越明年，庄子诞生，这两位思辩的对于差不多同时来到人间。狮虎的对手只可能是犀象，而不可能是狐鼠。同样，思辩需要同量等级的对手，有了伟大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才有伟大的马克思，我们几乎可以说有了惠施才有庄子。 诘问者惠施，清癯、犀利、雄辩，咄咄逼人；被诘者庄子浑然、博大、宏肆，应对无穷。惠施瘦削，正襟而坐，曾为魏国宰相，固有其位尊而气盛的仪容。面前虽是 如此恣纵不傥的庄子，惠施却毫不；让步。庄子微倾其身，这位视相位为腐鼠，甘于澹泊的旷世奇才，对这位睿智超群的辩土，显然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 平闩惠施倚着梧桐(《庄子·齐物论》“惠子之据梧”)雄谈阔论时，所向无空阔的气势，显然在庄子之前，不免因矜持而字斟句酌。惠施和庄子曾有过很多的争 论，惠施以为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逍遥游》)，而庄子以为惠施“其言 《惠子有诘》 也不中”(〈〈庄子·天下》)，都说对方的言说于世无济。而今日相逢竟如何?在濠梁之上清风徐来，碧水安流而儵鱼穿梭往还。庄子说：“是鱼之 乐也。”惠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又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不知鱼之乐，全矣。”辩论至此，惠施似乎胜券在操了，想不到庄 子峰回路转，说：“让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吧，你刚刚说过安知鱼之乐，这是你既已知道我知鱼之乐而又问我啊!”(《庄子·秋水》)这场辩论固然是十分机 智有趣，而问题的深刻意思不止于辩论本身。一个是以童心体物，与大自然了无界限的庄子智慧，一个则是不理解天地之道、“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庄子·天 下》)的典型的惠施智慧。然而惠施在此已表现出他卓荦不凡的思辩能力，而且他已是在试用形式逻辑初步推演了。庄子在物我齐一的精神上是超越了惠施，但在这 场辩论上只是打了个平手，谁也没有超过对方的得分。 庄子一直不满意名家的“论辩”，以为他们“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惠施和他稍后的公孙龙，被称为“名家”， 重逻辑与概念，倘若在中国“名家”大行其是，那么中国的逻辑学会得到发展，可惜的是这些天才的思辩家们，虽提出过不少正确的命题，却同时夹杂着诡辩，在历 史的长河中渐渐消遁。直到近代严复翻译“名学” (逻辑学)，才将西方科学的基础逻辑学介绍到中国。惠施死后，庄子感到失去对手的寂寞。他来到了惠施的墓前，他对跟从的人讲了一个故事，说郢中有一个人在 鼻尖上涂抹一层薄如蝇翼的白垩泥，叫一位石师傅挥斧削之，石师傅“运斤成风”，飕的一声把薄薄的一层白垩泥削尽而丝毫未伤其鼻，郢人站立着，不动声色。宋 元君知道这件事后，召见石师傅说：“请你表演给我看一下。”石师傅说：“我曾能如此，而今郢人已死，我不再有对手了。”庄子说，惠施既死，我再也找不到对 手，也不再有人够格与我辩说了。 古往今来，势均力敌的对手有的相互倾慕，如巴尔扎克之于斯坦达尔、雨果之于巴尔扎克；有的相互讥刺而实质重视的，如庄子之于惠施、朱熹之于陆九渊；有因妒 嫉恼恨而致残害者，如吴道子之于皇甫轸、萨里埃利之于莫扎特。众生殊相，非止一端，有可赞者，有可惜者，有可鄙者，古今皆然，可为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