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後认同(zz)
水月孤桥
第一节前言 台湾在战後能开出傲人经济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它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曾放宽外汇管制、采行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路线。这十年中,民间企业家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重新调整台湾资源的配置,使出口增加率由5.8%提升至24.5%,经济成长率平均值高达10%。诚如蒋硕杰所说,在当时经济学界大都沈迷於凯因斯学派或世界体系理论的大环境下,台湾竟然采行了与流行学术思潮相逆的经济发展路线,可算是极大的幸运和奇迹。然而,在这奇迹背後,则是一批以蒋硕杰为首的自由经济学者的远见和坚持。今日,开发中国家已纷纷采行开放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蒋硕杰的自由经济思想终获得全球性的肯定。 但在三十年前,当众人皆酣醉时,何以蒋硕杰能独醒?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大都归因於他敢挑战权威的独特风格。我们曾指出:蒋硕杰长期地接受与使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时间维度」概念,他一生坚持反对政府介入货币和信用创造过程的主张甚至可说是推导自此概念。毫无疑问地,蒋硕杰的经济思想及自由经济信念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但是影响到何种程度?众所周知,奥地利学派几乎全面性且毫不妥协地反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於是,我们想问:蒋硕杰对自由经济的坚持是否也是毫不妥协与全面性的?或只是选择性地反对政府某一方面的过度介入?如果答案是後者,而且我们也相信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推理并无重大缺陷,那么蒋硕杰是如何对自己的选择自圆其说?他早期的选择是否会随着他的研究发现而逐渐失去说服力?而这些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转变後的选择是更接近奥地利学派,还是更远离?对於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已经披露出来的相关资料去探索。 在文章结构方面,除了第一节的前言外,本文把蒋硕杰的学术生涯分成三段时期,分别於第二节到第四节讨论。第二节讨论的是他自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後的十年。我们认为他在这十年间抱持一种类似於米德(JamesE.Meade)之中间路线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反对经济计画。第三节将讨论他从 195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後期的二十年。在这段期间,他从反对瓦拉氏法则(Walras’Law)的误用,逐渐了解「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然而,由於未能找到信服的替代性的理论,他在此时期仍未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第四节讨论他回到中华经济研究院以後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他从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自由经济的本质在於企业家的创新及自由竞争的发现过程。由於这两项本质分别是奥地利学派(AustrianSchool)的米塞斯 (L.Mises)与海耶克(F.A.Hayek)在「社会主义之计算的大辩论」中所坚持的观点,後期的蒋硕杰找到了可以让他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替代性学说学说。在最後一节的结论中,我们略述他在重新肯定奥地利经济学说之後,对於民主过度膨胀以致伤害到自由经济的担忧。 第二节接受「中间条路」的时期 根据自述,蒋硕杰於1941年任职利物浦领事馆时便体认到「五鬼搬运法」的不道德和窃盗行为,也於1945年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时深刻了解物价管制的荒谬。这些自述明显地道出他在1940年代末期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这时他刚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对於海耶克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应相当熟悉。因此,他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的态度并不出人意表。相反地,倒是他对於自由经济的支持程度叫人好奇。在1948年的〈经济制度之选择〉一文中,他曾提到两点他不能完全同意自由经济理念的观点: 1.最理想的自由企业在提高生产一点也可能有一严重的缺陷,即自由价格机构可能无力使社会之储蓄倾向与投资保持一种必需的关系,以不断的产出足够的有效需要,来维持各种生产因素的充分利用。因此常易发生失业的现象。…只要政府能随时以不与私人企业冲突的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无法消弭的。 2.我们应该探讨的途径,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兼而有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优点。…其实集体计画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必要的附随条件。…社会主义的经济,尽可采用一种分权的经济制度,而使之兼有完全竞争的自由主义之长处。 第一段话是不折不扣的凯因斯式口吻,认定自由企业的社会本质上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过政府有能力利用公共投资加以消弭。第二段话属於修正的社会主义的基调,一方面相信市场机制本质上是失灵的,另一方面承认集体式社会主义运作上缺欠效率。从这两段话,我们提出的臆说是:此时蒋硕杰虽反对集权式社会主义,却保留很大的空间允许政府介入经济事务。传统的自由经济信念要求政府完全地撤离经济与社会领域,仅保留外交、国防与警政方面的机能;相对地,集体式社会主义则要求政府全面接管所有的人的所有活动。此时他在这两极之间选择了他称之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 根据他的说法,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是「容许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与遵照完全竞争的生产原则的国营企业并存的经济制度」。他允许自由竞争存在的理由,并不是为了模拟国营事业所需遵照的「完全竞争的生产原则」。国营事业是指向「容易造成独占或寡占的形式的工业」,势必要与自由竞争的工业在产业别方面截然分开。一但截然分开,采取国营企业的产业就不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不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价格,该产业也就无从计算出所谓的「完全竞争的生产原则」。明显地,蒋硕杰当时并未注意到此问题。他主张保留部份私人企业的理由,主要是为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存续」。他说到: 现在国内颇流行一种看法,即经济的平等重於政治的民主,…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放弃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地,我们如果采取了社会主义之後,将更需要有个可靠的民主政体。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尤其集体计画式的)之下,政府对人民之统治权利深入人民生活之各方面。 换言之,「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类似於英国费边社(FabianSociety)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集体(计画的)社会主义的差别在於民主。两种社会主义的另一项争议在於对凯因斯(J.M.Keynes)经济管理政策的态度。当自由经济被认为无法克服垄断与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後,民主社会主义者较集体社会主义者容易接纳市场机能带来的效率,只要求将市场活动限制在政府的监督与控制之内。 接着,我们以两个例子说明蒋硕杰当时对於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 1.1949年,他采用奥地利学派的时间延续性,推论出经济落後国家应该「先办轻工业、再办重工业」的发展策略。 说明:当时经济落後国家多采行命令式经济计画,主张应先发展重工业,等重工业有了成果後再发展轻工业。蒋硕杰反对这种「重重轻轻」的策略,认为轻工业的投资可以很快地取得回报,提升所得,从而扩张有效需求。如果再配合政府正确的储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储蓄也会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长。等储蓄提高、投资资金来源稳定之後,新的投资便会转向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如此循环下去,重工业也会逐步发展起来。在这文章中,他以奥地利学派的时间持续性为分析工具,以凯因斯的有效需求为政策的追求目标,思考着社会主义经济计画的进行路线。 2.1952年,他於休假回台时介绍尹仲容阅读米德所着《计画与价格机制》一书。 说明:根据自述,蒋硕杰介绍该书的推荐词是:「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全国的经济政策都是由战时内阁制定,他(Meade)身为内阁的经济处副处长,到战後升成正处长,管的事情很多,经验很丰富,看这本书你可以得到他真正的经验之谈。」蒋硕杰对此「他真正的经验之谈」的解释是:「这本书主要是讲价格机能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可以如何少掉计画者多少的事情,如何解决多少的麻烦。」此书虽道出「价格机能对经济的重要性」,但不宜忽略地,米德毕竟是一位典型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他在〈序言〉中清清楚楚地说该书旨在於推动自由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当蒋硕杰推介该书给尹仲容和负责经济计画之官员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引进我国。 米德表明他写该书是为了对於「是否该采行经济计画」这个当代大议题表示他的意见,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他点名了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其着作,其中包括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蒋硕杰时常提及的罗伯逊(D.H.Robertson)的演讲内容。米德所加入辩论的「大议题」,其实是自1920年代就已经展开的「社会主义者之计算的大辩论」(TheSocialistCalculationDebate)的延伸。海耶克在 1940年代末期出版《到奴役之路》之後就不再发表经济学方面的着作,因为他和米塞斯的论点在此辩论中被经济学界误解。当时学界普遍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联手击败了奥地利学派,因为他们误以为:分权式的社会主义不仅能达成自由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亦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米德和朗其 (O.Lange)对於分配正义的坚持度略有不同,但是都主张以分权式经济计画作为集体社会主义的修正路线。蒋硕杰这时也同样地接受这个错误的判定。在〈经济制度之选择〉文中,他便说到: 武断的集体计画既然代替了消费者自由的选择来决定一切的生产,则消费者之主权不啻被侵犯剥夺。近年来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之论争均以此问题为焦点,但是今日我国之侈言计画经济之论客,似乎仍多昧於此义,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强调。 此处的「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之论争」即是「社会主义者之计算的大辩论」。这个大辩论的当时「结论」让蒋硕杰除了了解集权社会主义的种种荒谬之外,同时也引导他进入「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 第三节转变时期 蒋硕杰对「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信心一直持续到1978年,虽然他的信心逐渐在消失。1978年,他与邢慕寰等五院士共同发表〈经济计画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一文,还对经济计画怀抱远景,并计画将全国可用於投资之资源都加以规划。这些规划包括了调整关税与商品税、允许厂商对其投资自由折旧、发展资本市场、筹建大汽车厂、扩大经济建设委员会之权责等建议。由於他并不信仰集体社会主义,因此该文的结论强烈地呼吁市场机能: 若政府不明顺应之道,强加干涉,则如治丝愈棼,欲益反损。故凡市场机能灵活运行之国家,其经济发展阶段皆超前;凡是市场机能滞碍不畅之国家,其经济发展阶段类皆落後。史实昭然,无待列举。即以台湾而论,倘非四十年代末期以至五十年代初期政府毅然取消一连串之管制措施,并将复式汇率改为单一汇率,则经济发展决不可能到达现今之阶段。 像这样既强烈主张计画经济又极力呼吁市场机能的文章,除了令人怀疑五位院士对经济制度的观点南辕北辙外,另外可能的解释便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容易接受模糊的折衷主张。 该文也以相同角度去解释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政府能在不干预市场机能前提下采行指导性的经济计画。为了继续这些成果,该文支持中央政府规划的六年国建计画,主张重建一个拥有实权的「中央计画局」(即经济建设委员会),专责於模拟市场的运作机能,寻找产业发展方向,并利用机制设计引导产业走上规划的发展方向。这种是不折不扣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相信市场的生产效率高过计画经济,另一方面却又相信市场是由短视且资讯不足的自私者组成。因此,只要中央计画局拥有充分的资讯和无私的官员,便能正确地规划出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长远发展方向。他们相信中央计画局的能力,也相信政府在远景、资讯、计画、甚至道德方面都优於个人。 然而,蒋硕杰在主持中华经济研究院时期,对政府计画与指导的能力就不再具有如此信心。他说: 政府帮忙找寻新的比较利益工业是对的,像新竹的工业科技研究院做得很好。但是,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应该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招募私人企业来参加,让他们自由竞争、发展。而且完全由政府工业政策领导也不好,因为政府可能有错,而把全国的资源用到错的方向去,不是个好现象。 这段话说得很委婉,但他的转变已很清楚。毫不惊讶地,他会在《访问记录》中坦白道: 我的中文着作中有一篇〈经济计画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与现在的六年国建计画有关系。这篇是我与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邹至庄等院士合写,於民国六十七年提出来的。那时候眼光所及并不见得比现在深,不过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比较重视。现在我觉得国建六年计画中,政府要支配这么大比例的国家资源,不太好!因为政府眼光看得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还是把它分散一点,由许多的私人企业家共同分摊责任比较好。 明显地,在1978年到1990年之间,他对政府的能力和经济计画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他的转变始於何时?如何开始的?我们认为他在1960年初期可能就已经开始怀疑「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正确性,但由於未能找到另一套令他信服的替代理论而未完全抛弃。我们认为:引导他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是他在1960年代初期对於瓦拉氏法则的研究发现,而最後让他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则是他在1980年代初期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 瓦拉氏法则不仅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体系达到均衡的核心假设,也是凯因斯学派发展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蒋硕杰是从柏廷肯 (D.Patinkin,1958)的一篇文章警觉到瓦拉氏法则被普遍误用的现象。他假设一个仅包括一个(总合)商品与一个债券的货币经济,而各经济单位在各期期末的预算限制式加总起来可写成:Md+Bd=M0+Bs+(Cs-Cd),其中Cs和Cd表示各经济单位在这期间内对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要,Bs 和M0表示期初全经济的货币供给和债券的供给,而Md和Bd表示各单位在期末对货币和债券的总持有量。假设期末时债券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这两市场的均衡式可写成Cs=Cd和Bd=Bs,带入预算限制的加总式之後,可导出:Md=M0。 蒋硕杰问道:这是否为货币市场的均衡式?若是,当商品市场与债券市场同时达成均衡时,货币市场便会自动达到均衡。这等於是将瓦拉氏法则的应用范围,由纯粹的商品交易经济推广到货币经济。若接受该法则,在分析均衡状态时,我们便可丢弃其中任一个市场。这个「被丢弃的市场」可以是商品市场,或是债券市场,也可以是货币市场。然而,蒋硕杰却指出:利用预算限制式加总出来的Md,是各单位在期末时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最多只能称作货币被作为价值储存(到下一期)的需要,并不包括各单位在这期间内为完成商品交易而(预先)持有的数量,亦即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需要。因此,在货币经济里使用瓦拉氏法则,不论是丢弃货币市场或是债券市场,都同样地误解了货币的功能。其结果将高估货币作为价值储存的影响,并忽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影响。只要交易或投资计画必须使用货币,采用瓦拉氏法则分析便会带来错误的结果。 那么,交易与投资计画是否必须使用货币?这是「社会主义者之计算的大辩论」所争议的主题。当时辩论的两方分别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海耶克,和新古典学派及社会主义者的泰勒(F.M.Taylor)、笛肯生(H.D.Dickinson)、朗其等。前者质疑社会主义之集体计画的可行性,而後者辩称中央计画局绝对有能力解决问题。米塞斯认为货币不仅决定商品的货币价格,也解决各种计算问题,如消费者对效用的计算和生产者对利润的计算等。经济社会若无货币,则一切的经济计算都会无法进行。泰勒辩称:当代数理理论和计算技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大型方程式组的解值问题,因此经济计算并不需要再借用货币和货币价格。笛肯生也接着呼应他,认为:统计学和抽样技术的发展,也已经解决了商品的需要函数和生产函数的估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学者是以瓦拉氏的一般均衡模型作为模拟市场机能的工具,并以商品的相对价格去回应米塞斯所提出的货币价格。至於米塞斯所提出的利润计算和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则在社会主义者的鄙视下被故意漠视。 在这场辩论中,米塞斯坚持没有货币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自然无法进行交易和投资计画。交易经济的本质便是货币,以物易物的经济只能存在於想像的社会。蒋硕杰并不否认瓦拉氏法则使用於以物易物之经济的正确性,但那只是理论分析的起点。一但考虑真实世界,交易和投资计画都必须仰赖货币来进行,而此时瓦拉氏法则却是不能使用的。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却必须仰赖瓦拉氏法则。 蒋硕杰对於投资计画必须使用货币的理由是:「每个支出单位至少会为了短期(未必有一个固定的期间)的计画性支出,而合理地持有足够的现金,以避免在此期间内必须去面对不规则又无法预测的现金收受情况。」这一点,当海耶克於1933年加入辩论时也同样地指出:社会存在千万个经济决策单位和商品,解值问题实际上并不可行,更何况影响各经济单位的决策因素亦随时在变。然而,朗其在修正瓦拉氏的一般均衡模型後提出他的解决办法:生产工具在中央计画局的指导下交由国家工厂制造,但一般消费性商品则交由私人制造,并允许市场进行交易;在计画之初,中央计画局先估算一组各种商品的初设价格 (initialprices),私人根据这组价格决定供给与需要,中央计画局再根据市场出现的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去调整各种商品的价格。朗其放弃了集权式的经济计画,把中央计画局重新定位为瓦拉氏理论中的「拍卖者」,并让「试误过程」去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 海耶克仍不同意朗其的修正观点,并於1937年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指出:资源的利用决定於个人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决定个人的生产与需要数量,更决定商品的种类和生产的方式。之後,他又於1945年发表〈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一文,指出:这些知识不仅零碎地分散在个人身上,更只存在经济活动的现场,有时也出现相互冲突的情景。中央计画局绝对无法整合这些知识,因而无法正确地决定资源的配置。不幸地,他的观点在当时被经济学界解释成奥地利学者逃向认识论的宣言,也遭遇到和米塞斯的利润计算和企业家精神一样被鄙视的结局 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米塞斯所提的企业家精神和海耶克所提的知识的利用被忽视後,市场机能所扮演的资源配置都能由中央计画局顺利接手。如果再考虑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中央计画局的成就不仅不低於市场机能在完全竞争下的表现,更可补救不完全竞争的缺点。换言之,除非重新正视企业家精神和知识之利用的问题,否则我们难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的错误。故当蒋硕杰在批评瓦拉氏法则的误用时曾不含糊地将其罪源追溯到朗其身上,也感觉到隐藏在瓦拉氏法则背後的社会主义倾向和危机,却依然对朗其所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有所期盼。 经济学家都明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於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了解人力资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却对人力资源的利用方式持不同的主张。譬如市场社会主义就认为科学研究人员以外的人员,包括经济计画局的官员和工厂的管理者并不拥有创造能力,因此人力资源也就如其他资源一样也存在资质(,包括天资、能力、技术与学问等)的差异,也必须妥善安排与计画。安排原则是把资质较佳的人才安置於政府机关,因为政府政策的影响层面远较生产事业为广。然後由上而下,按资质的不同逐层安置。在未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之前,蒋硕杰也持此态度。譬如在1977年的〈如何维持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问题〉一文中,他便说到: 我国於抗战期间,工业人才大率荟萃於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迁台初期,亦复大致如是,故迁台初期一切民营企业之投资计画,需先经政府官员之审核,或颇有理由。但时至今日,旧时资委会之工业专家多已老去,或因待遇之偏低,而逐渐离散,而民营企业经此二十余年之蓬勃成长,已自培育或罗致若干新人才。 当政府无法罗致优秀人才之後,人才自然「散处民间」,故他主张「此时应鼓励企业家自己出国考察国外市场,以发现新外销产品」,同时应注意到「企业家所发现之新外销产品未必即为政府认为应接受奖励者」。宜注意的是:这些人才如果还留在政府,政府就可以进行经济计画。同样的观点亦出现在〈经济计画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一文,他一方面主张:「盖有利之投资方向,须待众多之企业家,分别自各方面发掘寻找。其所选择之投资方向,未必属於政府所限定之类目。」另一方面则认为:「晚进国内外专家多认为机械工业为我国下一阶段工业发展之最好方向,则此时正可大胆以四、五亿美元之投资,促其建立。」换言之,此时期他仍视新外销机会和可外销的新产品为客观的存在,只要资质够高的人才就有能力发现它们,不论该人员任职於政府或是经营私人企业。如果人才开始散布,政府便无力管理全面的经济活动,此时不妨专责於「防止严重的失业及不景气的发生」,而将开拓市场的职责交给私人企业家。这便是蒋硕杰对於「自由竞争之社会主义」的解释,也是朗其修正後的市场社会主义。 第四节接纳自由经济的时期 诚如上节的讨论,蒋硕杰早在1960年代初期便警觉到朗其使用瓦拉氏法则的不当,到了1970年代後期开始怀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操控能力。然而,除非他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知识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否则逻辑上就难以完全抛弃朗其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一旦资源(包括人力)的配置效率被解释成在既有知识下寻找柏瑞图最适配置组合,则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画会是在考虑知识的搜寻与汇聚下成本最低的配置机制,而朗其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会是进一步考虑到代理人问题与诱因激发下的最低成本的配置机制。然而,海耶克却指出:自由竞争的价值并不在於资源的配置效率,因为我们无从加总那些零碎地分散在个人身上、只存在经济活动的现场、有时也出现相互冲突的情景的个人知识。一但个人知识无法加总,资源的配置效率就无法定义。他改以「发现过程」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评价标准,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改写为:如何寻找出能以最低成本提供个人评价最高之商品的供应者?如何寻找出愿意以最佳条件交换个人生产之产品的消费者?如何不断产生出能以更低成本满足个人欲望的新商品?如何不断扩大现有的交易机会? 海耶克较先触及「发现过程」的着作是1960年的《自由的宪章》,其较完整的着作则是1968年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一文。这段期间在蒋硕杰推荐米德的中间路线之後,自然不会影响到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这段期间则在他和其他院士共同提出〈经济计画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一文之前,为何它没影响到蒋硕杰?这点我们并不清楚,只能猜测他在这段期间正全心於澄清瓦拉氏法则之误用。然而,到了1983年发表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文时,蒋硕杰似乎完全掌握了海耶克对「发现过程」的精髓。 蒋硕杰提到:1950年代的台湾是个贫困而落後的社会。当时八百万的人口在接收日本人带不走的糖与米的生产事业外,只有规模甚小的炼铝工业,以及移转自大陆的棉毛工厂。当时每年的国外贸易总值约两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三千万美元,出口值的百分之八十都来自糖与米的出口。蔗糖出口由国际协定所决定,每年由参与国际蔗糖协定的产糖国家共同决定市场分摊的额度;稻米则专销日本,每年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两国政府直接磋商决定。因此,这两种主要出口品的弹性实际上是等於零。在无法增加出口值以减少贸易逆差的情形下,让外汇汇率由市场决定,无疑地会造成台币的贬值,并使国内的进口货物价更为上涨。但蒋硕杰当时依然坚持市场法则,反对政府干预汇市。他回忆道: 「我们始终认为,即使传统的主要出口品是面对着低弹性的国外需要,但是必定仍有好几百种新的产品,能以廉价的劳工来生产,而且易於推销到劳动稀少而工资昂贵的国家。台湾拥有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实在不应由人为的高估了的币值将之遮掩起来。 幸运地,政府接纳了贬值的建议。1950年代初期占出口大宗的蔗糖与米,其实只是战前日本有意兼并台湾而采行之「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计划下的产品,并不适合人口高度密集的台湾。但是,具有比较利益的产业是哪些?值得作为新的出口产业又是哪些?要如何去发现它们?该由谁去发现?这些都是计画经济者,包括指导性计画经济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从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中,蒋硕杰找到了答案:台湾的企业家找出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他说到: 新的农业出口则系极为劳动密集而使用较少土地者:先是洋菇、芦笋,接着是鳗鱼(输往日本)和食用蜗牛(输往法国)。 以国际市场而言,两国相对的比较优势不时地在变化。任何一方工资率的变动、法令的修改、资源价格的波动、技术的进步、技工的训练、以及资金的宽紧等,都会改变两国现有的比较优势。当一国在某些商品呈现出比较优势时,就是所谓商业机会的出现。然而,商业机会是主观的,是企业家综合了个人的资金运用状况、掌握员工合作的能力、对该国法令的了解与运用能力、以及和其他协力厂家的人情网络等的判断。蒋硕杰生动地描述台湾企业家对国际间商业机会的掌握能力,说到: 为求出口持续成长,台湾只有不断的设法开发新产品和寻找新市场,我们可以在台湾的农业和制造业出口品中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正如上面提过的,台湾的人口密度快速增加,使得生产稻米变为无利可图,於是台湾开始生产只要很少量的土地,而可在小棚中一层一层的稻草堆中种植的香菇作为新的出口作物,此种作物很快地扩张成新的主要出口物,一年出口值超过一亿元。然而,美国很快地便对台湾的洋菇出口设限,台湾只好另外找到欧洲共同市场作为洋菇的新生路,同时又开发芦笋作为新的出口作物。但是,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芦笋,美国及欧洲共同市场也很快地对台湾芦笋出口量设限。因此,台湾就得不断的开发新的出口品和寻找新市场,如销往日本的鳗鱼和洋葱,以及销往法国的食用蜗牛等等。制造品的扩张也遵循相同的路线:纺织品、鞋子、洋伞、黑白和彩色电视机、机械和电动玩具等等都曾次第遭受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设限。台湾出口成长之所以能够如此辉煌,完全是由於台湾的企业家能不断的发展新出口商品和不断的开发新市场。 至此,他改变了与五院士联合建言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解释,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因於政府的计画与指导,而归功於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松绑管制之後,商品价格与汇率会回归市场,而这些不被扭曲的价格结构提供企业家做正确的利润计算,投资於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和生产方式。之後,毫不惊讶地,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去定义被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 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的去发展,然後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 第五节结论 没有人会怀疑台湾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采行自由经济路线的成果。在这段期间,台湾幸运地出现过几位提倡自由经济的学者,蒋硕杰是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自由经济的认识与台湾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经济学者铭记於心:在1950年代,蒋硕杰对自由经济的认识只是反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物价管制,却帮助台湾坚守这少许的自由经济而开出经济奇迹;到了19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反过来提升他对自由经济的体认,使他转而强调民间企业家在自由市场内所能发挥的创造力。 在深入了解自由经济的意义後,蒋硕杰开始提出民主风潮会伤害自由经济的警语。1987年,他说到:「令人担忧的是,尤其在民主国家,揠苗助长性的经济政策更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政治压力。」1988年,他说到:「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处於新进的民主化社会中,我国政府基於政治上的考虑,…使得政府推动进口自由化的工作难以进行。」他这时对於民主的态度已经完全异於他接纳「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时期。转变之前,他为了保护民主而主张保有部份的私人企业:转变之後,他为了保护自由而担忧民主势力的过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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