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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老师广东米价一书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今天刚拿到样书，应该快上世了。
恩，岸本美绪写清代物价的那本书在清史译丛里也出了。
另外，刘志伟老师研究明清里甲制度那本书、郑振满老师关于明清福建家族组织的著作均在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了。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码：292 页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 ·ISBN：9787300118376 ·条形码：9787300118376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第二节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变迁之概观 第二章 里甲赋役制度与明初社会 第一节 “划地为牢”的里甲体制 第二节 里甲体制下的赋役征派 第三节 社会动乱与里甲制的危机 第三章 一条鞭法前的改革 第一节 均徭法与均平法 第二节 赋役折银及其意义 第三节 赋役改革过程的矛盾 第四节 以定额化为中心的改革 第四章 从一条鞭法到摊丁人地 第一节 一条鞭法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里甲差役及改革 第三节 摊丁人地 第五章 清代的图甲制 第一节 图甲制的变质 第二节 图甲制中“户”的性质 第三节 “总户”、“子户”与赋税征收 .附录一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附录二 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读 附录三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 初版后记 再版跋
恩，岸本美绪写清代物价的那本书在清史译丛里也出了。 ------------钻一下牛角尖儿 ，是清史编译丛刊，呵呵，岸本写“贱”的文字倒是很有趣
顶一下。
作 者： 郑振满 著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出 版 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9-1 字 数： 305000 版 次： 1 页 数： 287 印刷时间： 2009-9-1 开 本： 16开 编辑推荐 郑振满的这一著作，在中国家族制度史的研究领域，是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表现了中国大陆学者从自己的史学传统中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的努力。任何希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作更深入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郑振满的这一研究中得到许多启发。 香港《中国文化》，1993年第2期 郑著采用了两个互补的参照系。即历史过程与结构功能的关系和政治制度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巧妙地结合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不同着力点……已经形成独特的解释体系。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无论人们对郑提出的新的分析概念和历史特征有何看法，每一个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都不可忽视这本杰出的著作，这对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美国《亚洲研究学报》，62卷第2号，2003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 目录 第一章 前言 学术史的回顾 本书基本思路及分析构架 第二章 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 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 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 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 第三章 宗族组织的基本类型 继承式宗族组织 依附式宗族组织 合同式宗族组织 第四章 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 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 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发展 第五章 家族组织与传统社会的变迁 宗法伦理的庶民化 基层社会的自治化 财产关系的共有化 第六章 结语 附录一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历代碑铭解析 一、前言 二、早期佛教与世家大族 三、宋明理学与宗族祠堂 四、里社制度与神庙系统 五、结语 附录二 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一、宗族研究：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多元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三、方法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附录三 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一、什么是民俗 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 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 附录四 作者论著目录 后记 再版后记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再版后记 本书脱稿于1989年，初版于1992年，一晃已过了近20年。此次再版，只是修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并未作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只能说是旧作重印，照理不必有再版后记。但由于本书收录了几篇相关文字，出版社要我略作说明，因而顺便谈点感想，以为后记。 1995—1996年间，由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我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历史系访问。当时在该系任教的魏达维博士建议，把拙著翻译为英文出版，得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教授的大力支持。旋因魏君身体欠佳，由宋怡明博士承担翻译工作。译稿完成之后，宋君担心拙著偏重于实证，难以为美国学界所理解和接受，专门写了长篇译者序，介绍家族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和拙著的学术价值。2001年，拙著英文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得读者好评。宋君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为科大卫教授的高足，他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明清时期的宗族与地方社会。因此，英译者序对学术史的评述及其对拙著的解读，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并非泛论之作。承蒙宋君同意，在此次再版时收入英译者序，并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李仁渊先生翻译为中文，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收录的《文化、历史与国家》一文，原是应人类学者王铭铭教授之约，为他主编的某学术刊物制作的访谈录。旋因人事变故，此文未能依约发表，几经辗转流传，于2006年刊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王君早年就学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多年来试图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他曾为拙著写过书评，指出我的家族研究“侧重社会组织实体的历史形成过程，而未涉及家族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这一层面”。因此，我在访谈录中较多地谈论对文化和宏观历史过程的看法，希望对拙著的学术视野有所拓展，同时也算是对王君的一种回应。访谈录的作者黄向春博士，虽然是我的学生，但却是人类学科班出身，他的理论思辨能力帮我理清了思路，在此谨表谢意！ 收录于本书的《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一文，原是提交给“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后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一期。自拙著初版之后，我已多年未致力于家族研究，所论多为民间信仰与仪式组织。有的朋友甚至说，看我的书会“上当”，因为他们到福建看的都是地方神庙，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家族祠堂。我认为，到任何一个地方，只看到庙或祠堂都是不够的，因为宗族和宗教是民间社会的两种基本组织形式。问题在于，为什么有时宗族特别发达，有时则宗教特别盛行？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利用莆田地区的历代碑铭资料，考察民间宗族与宗教组织发展的不同历史条件。我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拙著之余，也会同时关注民间宗教，以免再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前几天谭徐锋兄告知，有些年轻朋友觉得拙著晦涩难懂，希望我能多作解释。其实，这是老问题了，也可以说是我的一大心病。陈春声兄在书评中曾经半调侃式地指出，研究生们可以把阅读拙著“作为对自己智力、悟性和毅力（甚至体力）的一次综合考验”。他认为，拙著晦涩难懂的原因是“过于追求类型的明确和体系的完美”，而未能诉诸学术直觉和文化体验。也有的朋友认为，拙著过于注重结构性的分析，而忽视了对具体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及其动机的论述，这自然也使拙著失去了可读性。我承认朋友们的批评都很有道理，但我显然已经无法改变全书的写法，只能留待今后再作尝试。 如果说我可以对拙著作自我解读，以利读者诸君节省精力，那么我也许可以建议，阅读拙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关于家族发展的内在逻辑，即本书第二、第三章和前言提出的理想模型；二是家族发展的历史背景，即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分别阅读不同的章节，未必需要通读全书。当然，如果读者可以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思考家族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对本书会有更全面的理解，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意义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顺便说明，最近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宗族”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学术话语，我使用“家族”的概念是画蛇添足，容易混淆视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有意曲解。拙著使用“家族”的概念，是因为必须同时考察家庭和宗族两种社会实体，而且我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实体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揭示家族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并不反对使用宗族的概念，拙著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宗族组织。在拙著的英文版书名中，因为无法找到准确表达家族组织的英语词汇，最终同时使用了family和lineage。关于拙著对家庭、宗族、家族之类概念的界定，在前言中已有明确的说明，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尽管我已不再从事家族史专题研究，但我依然坚信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任何研究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学者都不应忽视这一学术领域。近年来，在这一学术领域已有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对宗族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必将导致新的理论突破。我期待中国家族史研究的理论突破，也乐于接受读者诸君的批判。 郑振满 2009年8月25日 于鹭岛浪琴苑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评论选刊 刘志伟： 郑振满的这一著作，在中国家族制度史的研究领域，是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表现了中国大陆学者从自己的史学传统中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的努力。任何希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作更深入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郑振满的这一研究中得到许多启发。 香港《中国文化》书评，1993年第二期 陈春声： 有志于考察中国家族史和民间基层社会的研究生们，可以把阅读这部必读之作并理解作者的思路，作为对自己智力、悟性和毅力（甚至体力）的一次综合考验。不过，掩卷之余，自会觉得获益良深。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书评，1993年第四期 王铭铭： 郑著采用了两个互补的参照系，即历史过程与结构功能的关系和政治制度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巧妙地结合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不同着力点……已经形成独特的解释体系。 《史学理论研究》书评，1995年第一期 邓尔麟（Jerry Dennerling） 无论人们对郑提出的新的分析概念和历史特征有何看法，每一个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都不可忽视这本杰出的著作，这对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美国《亚洲研究学报》书评，62卷第2号，2003年5月
haha,多谢楼上的补注。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 ——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目 录 图表索引 序 汤明檖 第一章 导言 学术史的回顾 本书的基本研究构想 本书的材料与方法 第二章 米粮地区差价与米粮市场的运作 第一节 广东与省外的米粮贸易 一、粮食短缺与广东人的经济选择 二、广东与闽、赣、湘三省的米粮贸易 三、广西向广东的米粮输出 四、洋米进口的开始 第二节 广东省内的粮食贸易 一、米粮地区差价与各府州内部的粮食调济 二、米粮地区差价的计量分析 三、跨府州的米粮运销 第三节 市场中心与米粮贸易 一、作为广东米粮贸易中心的广州和佛山 二、县城和农村墟市上的米粮贸易 第四节 米粮市场上的商人 一、长途粮食贩运中的商人 二、省内市场上的粮食运销者 第三章 米价变化的动态分析 第一节 18世纪广东米粮的季节差价 一、全省米价季节性变动的方式 二、各府州米粮季节差价的比较 三、粮食仓储与米价季节变动的关系 四、不同时期广州地区米价季节变动程度的比较 第二节 关于市场整合的数理分析 第三节 18世纪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一、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二、人口压力对米价的影响 三、货币流通与物价上升的关系 四、物价缓慢上升的社会后果 第四章 粮食问题与基层社会 第一节 政府、士绅与粮食流通 一、政府对粮食流通的管理 二、“遏籴”与“禁遏籴”——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与调适 第二节 赈灾和救济 一、米价循环变动与政府、士绅在救灾中的作用 二、常平仓与米价的不规则变动 第三节 粮食仓储与社会控制 一、清代广东常平仓和社仓的建立 二、仓谷的捐纳与捐输 三、常平仓和社仓的管理 四、仓储形式更替与义仓的出现 第五章 结语：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附录一 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十三年（1707－1735）广东米价 乾隆元年至嘉庆五年广东米价数据的资料来源 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有关18世纪广东粮价的记载 附录二 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 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 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汤明檖先生序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以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建立起探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崇论闳议逊色。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实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陈春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入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宏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价分析写成一本约25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当它的雏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外同行的高度的评价。后来，陈春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桢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所取得的成绩，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作者借助电子计算机，处理了近十万个的粮价数字，在一系列较复杂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米粮价格背后的市场关系，并结合各种记述性资料的诠释，揭示了18世纪广东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动态。虽然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据资料，把数量分析引入到历史叙述中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史学方法，应该是在5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及关于数量研究方法论的逐步完善，计量研究已经显示出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特长。特别是经过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努力，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优点和局限，都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了解。在国内，计量方法的运用也是近年来讨论史学新方法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介绍或提倡者居多，付诸实践则少有进展。在经济史研究中，虽然对量化资料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大多还只限于数据的列举和简单的算术处理，采用数理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原始数据本身不能直观地反映出来的结论的研究，就罕见力作面世了。就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某个具体的经济史问题而言，春声的这部书也许还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 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计量方法，其意义还不只在于多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而在于它是我国历史学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一环。中国的人文学科比较缺少分析性和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即使在经济史这种对精确性和科学性有更高要求的领域中，研究者最轻车熟道的研究方法，也一直是凭睿智和直觉体验来解释文献中那些表意性和描述性的记载。更多地运用计量的方法，用数理分析的手段来处理各种数字的和非数字的资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通向科学化的一条简单和基本的途径。在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中，这种体现了19世纪以前科学主义的实证精神的方法，当然算不上是最先进的。只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计量方法适用面的扩大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才真正带有现代色彩。就中国目前的历史学研究来说，要从传统的方法走出来，实现向当代社会科学的转变，大力提倡包括计量研究在内的各种理性化的科学方法，实为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春声的这项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仍属一项前沿的工作。 对于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量方法的批评，常常担心以至指责研究者对计算机和数字的迷恋超过对历史事实本身的兴趣。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数量资料和计量方法的运用，确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成熟的计量研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这种局限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缩小或避免其影响。真正高明的计量史学家，从没有奢望计量研究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他们只是把计量的方法作为验证某种假设或理论概括，启发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修正错误的一种有效手段。而理论概括和理论假设的建立，还需要其他描述性材料和常识的支持，需要历史学家从其他研究成果中获得的历史感和判断力的支持。本书的出色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数理分析的方法，更在于它成功地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数字资料和描述性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利用的描述性材料之丰富，一点也不比许多叙述性的历史著作逊色，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作者独力搜集和第一次引用的，显示出作者在用传统方法搜集和利用史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本书的许多结论，是在数理分析的结果与根据描述性资料获得的认识相互参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单纯的数量分析可能产生的舛误，又能获得许多单纯由描述性材料所不能直接得到的认识。 只是在方法论上谈论本书的意义，未免有舍本求末之嫌。其实，春声这项研究的另一贡献，在于他从18世纪广东的米价分析入手，围绕着在一个地区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的发育程度、运作方式和发展趋向，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对传统中国后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这些在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见解，既不是老生常谈，又不是哗众取宠的空论，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必会留下它的痕迹。但要深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经济结构下的市场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某些论断也许会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补充和阐释。 本书是一部经济史的著作，不过，以传统社会为对象的经济史研究，哪怕只是出于寻求新课题和解释因果关系的需要，也常常不可避免要深入到社会史的领域。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更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从社会总体上把握经济现象的趋势。当代的经济史已经摆脱了划地为牢的学科藩篱，越来越具有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历史阐释的色彩。陈春声对粮价和市场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单纯的经济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关系、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变迁的层面展开分析。对民间基层社会研究的重视，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传统农村基层社会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尽管本书已经提出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但书中表现出来的把区域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的旨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陈春声先后就读和任教于中山大学，其间又一度师从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两所大学，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梁方仲先生和傅衣凌先生的多年耕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风。在陈春声的这部著作里，这些传统和学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看到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无限的欣慰，所以很愿意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下一点感想。 汤明檖 1991年8月2日于多伦多
再版后记 1992年本书在中山大学大学出版社初版，至今已近18个年头。若从1982年作者在汤明檖老师指导下，开始关注清代银、钱、米、布等问题时算起，转眼间已经28年过去了。多年以来，作者总想等手头的研究计划告一段落之后，再对全书做一番比较彻底的修订。结果一拖十多年过去，一直没能把修订稿交出来。 时间越久，发现要做修订的难度越大。这不仅是因为清代雨雪粮价档案利用的条件越来越便利，还不断有新的材料被发现，也不仅仅因为近十多年国内外同行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令作者需要重新考虑对话的指向，更重要的由于是作者自身学术兴趣和学术观念的变化，已经产生了一旦动手修订，则可能全书推倒从来的危险。业师傅衣凌教授在讲述自己的学术心路时，多次提到“不惜以今日之自我，与昔日之自我作战”一语，年岁日长，也就对20余年前听老师说过的话，逐渐有深一层的体验。与初版比较，这次再版仅做了少数字句的修改。没有能够更多地利用新发现的数据，并把这十余年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写出来，这是作者要再三抱歉的。 十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同行、朋友对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议，本书也得到过若干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奖项，前些年还有许多年轻研究者来函索书，作者只能以复印本寄赠的情况。2005年，台北稻香出版社也出版了本书的繁体字版。作者想借此机会，对师友们多年来的鼓励和指点，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意。 这次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谭徐锋等先生美意，本书有机会忝列“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之中。聊以自慰的是，依丛书编辑通例，得以在书后附上作者近年发表的几篇文章，读者或多或少可从中了解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其实，自1989年作者在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之时开始，就因种种因缘，开始了以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方式，研究华南地域社会历史的一系列课题。收录于本书附录二的3篇文章，可视为这一学术努力的部分结果。 《走向历史现场》一文，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合编的“历史•田野丛书”的总序，集中说明了作者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学者正在努力实践的新的学术取向。我们希望能表达一种具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且希望这种追求能够学有所本，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更深远渊源和更深厚积累的学术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也一直相信，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和《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两篇长文，试图呈现的就是这样的研究个案。这两项地域性的研究都相当具体，但力图对整个国家“大历史”的解释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有新的理解。希望这类的研究成果日渐积累，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 从某个角度讲，本书的正文和附录二的几篇文章，反映的是一位有机会亲历近3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史学工作者学术心路的变化。作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文学者，我们或多或少都带有点理想主义的性格特质。我总是觉得，应该深深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能够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持续转型有切身的体验，也由于年事渐长，人生积累日益丰富复杂，我们的历史观和学术价值观念也自觉不自觉地处于持续的转变之中。不过，在本书再版的时候，我还是想讲一句话：在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时期，接受严格的科学思维的训练，培养对社会理性和科学法则的正确信念，必将受益终身。 陈春声 2009年9月20日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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