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UE AND CRY 众声责难

作者： Mary McCarthy玛丽·麦卡锡

当我去年冬天在《纽约客》读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 想这是一篇非凡之作。我现在仍旧这样以为。但很明显我是非犹太人，作为一个非犹太人，我不“懂”。不管是我的非犹太家人或者朋友，谈论这件事时总是低声，“你弄明白了？”“没有”。唯一在出版物上理解的非犹太人是相当特殊的情况：慕斯曼诺法官在书中进行了指责，特雷弗-罗珀教授对纳粹历史有广泛的了解，理查德·克罗斯·曼，M.P.（），他自1946年以来一直支持以色列国并在提比利亚过冬。就我所知，所有对阿伦特小姐的恶意批评，不算这些，来自犹太人，还有那些对她有利的非犹太人，除了四个例外：A.Alvarez, George Lichtheim, Bruno Bettelheim, and Daniel Bell.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分歧在私人谈话中更为明显，一个非犹太人在犹太人提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感觉就像一个有阅读缺陷的人在一个普通读者群中提出问题，或者正好相反。就好像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需要一副特殊的犹太眼睛以使“真实意图”（who's its？）可见。像莱昂内尔·阿贝尔这样的宣传员在1963年《党派评论》夏季刊，玛丽·瑟金在《异议》上，成双成对热烈的向读者解读阿伦特小姐的心思。玛丽·瑟金把她的评论叫做“皇后的新装”，广而告之她把阿伦特小姐看穿了，赤裸裸的暴露在那里。以一种更粗俗的方式，她私下的对手揭露她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一篇报道说，在纽约的一名以色列官员的妻子私底下一直加她“汉娜·艾希曼”——当然是口误了。更温和的评论人士谈论她对待犹太议会的“傲慢”或“不相称”，当然同时承认阿伦特小姐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也不是艾希曼的崇拜者，但这是以不情愿的语气说的：这些犹太人，其中许多自称作者的朋友，尽管知道这是诽谤，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列举她的书中的种种缺点，而不是击退那些到处流传的诽谤。这些他们随处可以听到的诽谤试图摧毁一个活着女人的名声，这比阿伦特小姐对犹太领导人的“诽谤”让他们兴奋得多，如果真的是诽谤，这些人已经死了，不再受到伤害。我听说在一场由不同政见者主持的讨论阿伦特小姐书的会议中，只有一个为她辩护的声音从观众中发了出来，然后这个声音很快被淹没了，还有其他一些不同意他们的但这些人保持沉默。

在这样远离言论自由的气氛中，《党派评论》刊发了莱昂内尔·阿贝尔《恶的审美》，并声称要伴随一场讨论。换句话说，阿伦特小姐的辩护者将有机会进行回应。丹尼尔·贝尔在上一期文章中写得很好，与其说是辩护，不如说是请求停战，所以我要大声说出来，用一颗沉重的心。首先因为我是阿伦特小姐的朋友，朋友被认为是有偏见的。第二因为我是非犹太人，我担心这个事实只会让她的敌人高兴，既然（）不是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反犹太主义者？第三，我并不认为阿贝尔其文章中本身观点值得回应。我只能把它看作对阿伦特小姐的仇恨运动的文件中最糟糕的一个。阿贝尔提出了两个严肃的观点，a),阿伦特小姐如何解释在乌克兰没有犹太组织的情况下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b) 她如何将她对犹太领导人的批评与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给出的极权主义恐怖形象相调和？有许多含沙射影的恶意指控，以至于很难将他的论点从这群怪物中解放出来，直截了当的看到。他指责阿伦特小姐自始至终都可以隐藏证据(她一定很清楚，等等)，这不适合她的一面（这显然不是阿伦特），但是他催促读者去猜测这“面”什么：迷恋她自己的想法，与极权主义的爱恨情结，更喜欢屠夫而不是受害者，强者胜于弱者，为什么不说呢？纳粹战胜犹太人，阿贝尔声称感觉在她的书里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表现更好。这是先验的，尽管这也是他的结论，这是个恶性循环，这个词听起来再合适不过了。“艾希曼的审美很好，他的受害者在审美上令人厌恶，”他说完了，就像他开始说的。他没有为这个观点提供任何证据，如果他希望，他可以为他的个人印象进行辩护。但这更多是阿贝尔的判断而不是阿伦特小姐的判断：读她的书，他比死在火葬场的犹太人更喜欢艾希曼。这是他的品味，不是我的印象。

但是阿贝尔不是唯一一个坚持认为艾希曼以某种方式得到优待，作为那些阅读能力不太好和智力天赋不如他的人的代言人，他必须得到答案。对我来说难以置信，任何读者，不管多么愚蠢，会真的想像阿伦特小姐在艾希曼和犹太人之间平分罪责，更别说会她认为与犹太死者相比艾希曼是一个可爱的对象。但这确确实实发生了，它必须被理解。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尽我所能客观的重新去看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我最初的感觉是在阿伦特小姐讲述的这个故事里关于犹太领导人的部分非常少。这一部分内容并没有特别打动我，尤其是本身也不新，任何关注过卡斯特案的人或者读过希尔伯格书的评论的人都对犹太人合作的事实很熟悉；事实上，这种合作只是罗塞特、马尔加雷特·布贝尔-诺依曼、贝特尔海姆等人集中营文献中讲述的故事的另一个方面：受害者的领导人与他们的狱卒进行了合作。我最初的感觉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一本长达二百六十页的书中，只有八页是关于犹太领导人与艾希曼的官方合作，以及两又四分之一页讨论犹太人的特权类别（退伍军人、名人等等）。这两部分无疑是批评，尤其第二部分，不仅审查犹太人的行为还有关于非犹太团体对犹太人施压对犹太人进行“特殊”照顾，在我看来这更为恶劣。除此之外，也有关于犹太人合作和缺乏合作的说法。

现在，一些阿伦特小姐的批评者抱怨，她太突出以及给与这个话题太多空间（但是如何测量突出的尺度呢？），而其他人，也包括阿贝尔，说她提出的解决方案太短了。唯一让双方都满意的办法是忽略这整个主题，这可能是大多数的犹太最乐意的。我的结论是那些因为这些“揭露”而真正感到震惊和痛苦的人，他们对这一事实并不感到震惊和痛苦（他们一定知道至少模糊的知道），而是对其所处的环境感到震惊和痛苦。阿伦特小姐的大胆的把这些令人痛苦的事实放在纳粹罪行的背景下，犹太人觉得它不属于纳粹，在哪里它不成比例。把艾希曼的罪责和犹太人委员会罪责同时说出来看起来很冒失，好像把两者等同起来，尽管阿伦特小姐从来没有把他们相提并论，当犹太领袖经常和艾希曼办公室打交道时，她如何评估艾希曼的活动却压制犹太领袖所扮演的角色？

当她写那个著名的句子（经常被引用），”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领袖在灭绝他们自己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部分，”她表达了她的读者在读“黑暗一章”综述时时所感觉的同样的痛苦，当他们准备谴责她时，就像一个暴君常常把坏消息的使者判处死刑一样。

以阿贝尔的论点，她应该讨论犹太领导人的动机和论点，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表明这些动机。阿贝尔显示的想象力很好的重建一个论点：就是一定发生了没有超出普通人能理解的事情。可能一些犹太人害怕的是，尽管他们能理解这些动机，其他人可以吗（非犹太人呢？）可能不会。阿伦特小姐的大量批评者之所以反对她是因为，她试图去理解艾希曼而没有为犹太领导人做出同样的努力。但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像纳粹。他们表现得他们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他们暂时不去想最坏的情况，寻找一种能安抚敌人的方式。这在政治上叫绥靖。阿贝尔说，阿伦特小姐没有提到犹太议会的中产阶级性质。她没有必要这么做。

阿贝尔声称阿伦特小姐指责犹太领导集团没有反抗。她没有。反抗的问题在书中第九页和第十页提了出来。她的结论是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反抗和合作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或者，稍微采取一些解决办法。阿伦特小姐也许夸大了这个空间的大小，而且一定因国因镇而异。她给出一个例子，丹麦拉比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真相，他们被驱逐出境的命令已经下达，命令他们散开，毫无疑问，在一些当地人敌视，身体和文化上与犹太人不同的国家里，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但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它可以被遵循。阿伦特小姐的另一句名言，如果没有犹太委员会的合作，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的犹太人就不会被灭绝，在我看来，这是明摆着的。如果纳粹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人力为灭绝集中营挑选犹太人，对他们进行编号，集合他们，为他们的财产开罚单等等，他们不仅会逮捕更少的犹太人，也会使他们的感觉军事成效的枯竭；如果希特勒坚持这个解决办法，那代价是转移军队来执行它，战争可能会更早结束。很明显拒绝合作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但是这些报复也可能反过来可能使德国和被占领国的军队和平民士气低落，产生混乱，变成将军们的噩梦。纳粹以枪击大屠杀为首选的最终解决方案，因为它可以顺利、高效的——几乎是和平的。按计划进行，这不仅使德国人和被占领国家的人民，而且使犹太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驱赶牛车向东行驶的真正目的地。说这不是最可怕的指控——而是“渴望在摧毁犹太人方面最大限度的发挥犹太领导人的作用。”阿贝尔应该知道，推测过去不是罪魁祸首（太晚了），但仅仅是希望，悔恨，闭上眼睛和从不同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值得钦佩。

平稳有效几乎和平的。这是最终解决方案最可怕的一点，但对于运输专家艾希曼来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六个精神病专家都声称艾希曼是正常的，他的平常和普通正好适合这份工作，不管是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的，那就是“使车轮平稳地前行”。他的职责就是使最终方案正常化。平凡到天才是荒谬的，他的自负、吹嘘、华而不实的陈词滥调以及“中肯的话”，使他显得既可笑又平凡。一个屠夫同时又是一个完美的家庭男人（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没有比艾希曼更好的例子了。他的一个辩护律师说他就像一个邮递员——一个你能每天能看到有条不紊的工作，但很少被注意到的人。当然，他和犹太人相处很好，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关于他个性的陈词滥调（说“性格”将是一个错误），我一些最好的朋友也认同。 这使他推断出一个想象的论点，艾希曼皈依成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他把陈词滥调的逻辑推到了兹曼和自欺欺人的第十层。阿贝尔怎么能忽略这样的反语，阿伦特小姐关于“皈依”的描述，是十足的戏剧性的讽刺，此外，自从阿伦特小姐告诉读者艾希曼通过读一些基本的书“迅速而永远”的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她只是在冷冷的回应一个不知道他的话对听众有什么影响的讲演者。只有艾希曼自己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赫茨的好弟子。

依据阿贝尔的说法，艾希曼一定是从政治上考虑纳粹主义的，既然他想到犹太复国主义。但艾希曼的“考虑”是对思维里面的拙劣模仿（But Eichmann's "thought" was a parody of the idea of thinking.）。他把《我的奋斗》当成圣经，可能在其中夹上一朵花。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有一个成效，至少在他进入的圈子中，使他成为一个专家。这使他在他的同事和凡夫俗子中脱颖而出。作为一个犹太移民的专家，他完全合格，当时机成熟时，安排犹太移民到另一个世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他的官僚同事之中，他可能通过了一项新工作中的最高职位的能力测试。一个施虐狂，怪物，魔鬼不可能胜任该职位，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在纳粹系统中曾作为狱卒或是期刊编辑，但是，一个肩负着艾希曼责任的人不可能是贝尔森的禽兽或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事实上，艾希曼是一个诚实谨慎（神经脆弱的或者胆小鬼，懦弱），不能忍受流血的人，甚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恰恰是为了远离现实促成行政任务A提供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反映了德意志人民的集体意志在祖国与东部执行死刑之间的物理和心理空间。如果艾希曼看上去很亲切（热忱的），而不是像一位证人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冰块，这是一种很好的公众关系，他的工作职责之一是缓解犹太人以及与他接触的其他外国人，这样他们也将与现实保持距离。

阿贝尔不认为阿伦特小姐应该把忠诚度“一种积极的价值观”赋予艾希曼，好像她随心所欲的报道审判，像小说中角色一样虚构她自己的艾希曼。我应该可以认为责任感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无论如何， 早在阿伦特小姐写她的书之前从艾希曼的证词中浮现的是一个认真的小丑的形象。阿伦特小姐的作用是使这个有德行的小丑与他的行为协调一致。当然，她对艾希曼的肖像画，不是“最终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一些人将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对他的行为与他的受审相吻合。但她的批评者没有试图研究这一点，说他是个怪物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怪物意味着一个你无法解释的人，那就是宣称问题不能解释的。也许阿贝尔认为艾希曼是伪装（假装）的。

我现在突然想到，阿伦特小姐的冒犯的言论之一是把艾希曼与他的所作所为放在一起，不是修辞学意义的，而是现实基础上，听他说并且观看他——仿佛本身是危险的，像老生常谈那样，从艾希曼口中（因为他没有寻求他的法官的“理解”，而是他一定会被无罪释放）能想象到的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试图理解艾希曼就是要原谅他。理解经常是宽恕的前奏，但他们不一样，我们经常原谅我们不能理解的（看不出还有什么可做的）和理解我们不能原谅的。阿伦特小姐没有原谅艾希曼，事实上，她明确的宣判他的罪行，在她文章的结语——这一部分可能有些傲慢或似乎果断的承担了审判的责任，他是一个人，另一个人的行为，即承担责任，艾希曼总是回避这种行为中暴露了他的懦弱与平庸。

如果阿伦特小姐接受检察官突出的词“怪物”，这将给阿贝尔和其他人怎样的满足感？称某人怪物并不会使得他更有罪，通过把他同野兽和魔鬼分类他就不显得那么像了（“一个不人道、可怕的残忍以及邪恶的人，”OED, Sense 4）。这样一个不自然的人比艾希曼更恐怖——在美学上更糟糕——但在道德上，伊尔斯·科赫肯定没有艾希曼那么有罪，她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类情感的痕迹，因为毫无良心可言。阿贝尔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对犹大的一句名言，证明犹大是可笑的，他似乎认为这证明了他的论点，在他看来，犹大是个怪物。但犹大不是一个怪物，尽管他的行为是可怕的，他是一个男人，人性的第十二部份，他可能为了30块银币而背叛，像任何普通告密者一样。耶稣是不同寻常的，不是犹大。犹大，不像一个怪物，知道自己犯了就去用缰绳吊死了自己。艾希曼也是知道他自己某种程度上是有罪的 （就像他所说，“在上帝面前”），尽管他让这样的认知远离自己并且得益于检察官的控告，检察官控告那些他没有犯下的残忍罪行使他自己觉得是无辜的。艾希曼的可怕在于他的平庸，尽管做了更糟糕的事情，但在被指控犯了那些没有犯的罪时，可能会立刻感到无辜，就像一个被指控谋杀和抢劫的人会觉得委屈，因为不是他而是他的同盟者偷了受害者的手表——而他“只”犯了谋杀罪。

但是假定这只是关于条款的争吵。假设阿贝尔所说的“怪物”是指有能力杀死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犹太人的人。如果这是个定义，一个同义词，这里将没有争吵。但是如果“怪物”意味着一个异常堕落和邪恶的生物，像伊阿古或者理查德三世（阿贝尔举例），那就是他，在我看来，正是他在树立艾希曼这个形象，使他成为一个审美对象。

许多人在考虑艾希曼的审判时遇到的困难是“使惩罚与罪行相适应”。阿贝尔和其他批评者的希望是使罪犯与罪行相适应。就像除了杀害数百万无助的人外，任何惩罚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样，罪犯看起来也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这并非因为在过度时期他萎缩了，在实施者和他的行为之间的不成比例是当代历史上令人不安的事实——先进技术的效果，比如自动化。在盟军方面，有广岛和长崎，我们在轰炸机里的人们和百公里的杜鲁门先生根本无法与他们所作的事情相比。并不是说杜鲁门先生是和艾希曼同样大规模谋杀的凶手，杜鲁门先生至少出于一个好的动机，尽快迅速的结束战争。只是人类的规模不再是焦点，用受害者的数量和个人能力以及他们的无助来衡量艾希曼的罪行就是放大他和无助。

在另一方面，与阿贝尔所说相反，阿伦特小姐从来没有声称艾希曼是一个“勤杂工（尽职尽责的书记员）”，他的工作是至关重要，在纳粹系统中很关键，作为一个人，他能意识到自己为元首的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能认为也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他这样认为那是一种错觉（妄想）——毫无疑问，其他纳粹官员也有这种错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较低层次上，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尽管他们在一起是不可替代的。就如阿伦特小姐所指出的那样，艾希曼有随时离开他的办公桌以及他的“伟大使命”的自由，没有人逼迫他做这项“特定工作”。但他仍然带着热诚继续着这项工作，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他喜欢杀犹太人，即使是在很远地方的。他喜欢成为一名公职人员且认为自己是“必要的”，如果这需要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牺牲，他更喜欢，因为他从康德在制定绝对命令时所规定的初步措词中看出了这一点：一种高尚的行为是一种反倾向的行为。因此反倾向的行为是高尚的（合乎道德的）这是艾希曼的误解或许他使之合理化。当阿伦特小姐总结在这可怕的顿悟中，“第三帝国的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它的特性-诱惑的特性”。在我看来，在重读这篇文章中，阿伦特小姐对艾希曼的鄙视和轻视，夹杂着一种痛苦，苦涩的怜悯。艾希曼在这个时期，即战争接近尾声，把服从元首的意志当成法律，迫切的继续执行灭绝政策，而很久以前，他的同事和上司已经遇见了末日的来临并试图通过“拯救”犹太人来拯救他们自己。在艾希曼事件中，她感到痛惜的是（如果我没有误解她的话），当所有野心动机都消失了，并违背了他的个人意愿时——停止前往奥斯维辛的运输，在他的观念里，是屈从于一种诱惑，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作恶。如果阿贝尔想要一个戏剧化的艾希曼，他应该去看易卜生。那里他可以找到难以取悦的、文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对人类来说几乎同样危险。就像易卜生戏剧里那些谈论“理想的要求”的头脑简单的人一样，艾希曼是一个蠢蛋，阿伦特小姐看到的艾希曼的可鄙是他愚蠢的固执，他的内在机制，他的“灵魂”，像可靠的中产阶级闹钟一样继续滴答作响，不知道它已经变成了一台只倾听自己可靠性的声音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邪恶机器，

如果阿伦特小姐，作为一个犹太人，竟然发现她在心里怜悯艾希曼，这是一种犯罪吗？这是“美学”？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道德，这是非犹太人的“盲区”吗？基督徒不但被命令，而且要宽恕她的敌人。这是一条艰难的戒律，如果非犹太读者发现阿伦特小姐对杀害自己同胞的小丑表现一丝的怜悯，他就不会感到震惊而是钦佩。我们所有人，包括阿伦特小姐，同情他们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这不是怜悯之心，从伦理上讲，这不属于离我们最近的人（自怜绝不是一种美德）但对那些最遥远的，似乎超出了人类同情的范围。

对我来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尽管有所有的恐怖在，但道德上令人兴奋。我坦白的承认，它给我带来了欢乐，我也听到了一首赞歌-不是仇恨-对极权的赞歌而是对超越的赞歌，如天国的音乐，就像费加罗或弥赛亚最后的合唱。就像这些合唱团一样，赦免或者救赎正在发生。读者“站在”可怕的审判材料之上或是was borne aloft to survey it with his intelligence.没有人被赦免，但是整个经验被买回来了，补偿，就像在地狱的痛苦中一样。

现在的确，智慧掌握了暴力和痛苦的不连贯性，赋予它意义，即形式，这必然是审美的。阿伦特小姐讲了一个故事。阿贝尔的批评错过了一些事实。对与犹太人来说，把所发生的故事写成故事还为时过早。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苦难是有情可原的，有阴谋也有教训。

对于我来说，不管怎么样，阴谋和教训几乎是天赐之物。我作为一个读者，突出的情节的那些得救的犹太人-有幸福的结局。它们是一段无法忍受的历史的救赎特征：丹麦、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犹太人的故事。也许我喜欢他们是因为非犹太人在这些章节中表现良好，但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些章节表明，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表现良好，值得注意的是，在非犹太人行为良好的地方，犹太人却不合作。（与此相矛盾的是荷兰。）但我主要是把这本书当作非犹太人的寓言，可能给平常人上了一课，犹太人说，当警车来找隔壁的“犹太人”时，邻居没有必要呆在家里关着大门，既然有可能再次发生，也许正在发生，过去的犹太人可能不是现在的犹太人或者未来的。在这个寓言故事中，像在所有寓言故事中一样，有个对比。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艾希曼，代表所有官僚机构中的艾希曼，所有那些被事后问到的“小人物”，“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丹麦人给了他们一个答案，丹麦国王不只是一个国王而是另一个邻居，这是一个与艾希曼迥然不同的角色。一整群邻居，善的恶的，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瞥见，最重要的一个人是驻匈牙利的罗马教廷大使，他向霍西提出建议反对驱逐犹太人，梵蒂冈的抗议并非“出自一种虚假的同情。”

很明显，这则寓言故事并没有对广大犹太人说过话。但对有特权的犹太人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有特权的犹太人享有特权，享有特殊待遇，用于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他们实际上是“非犹太人”。在我看来，这个教训是专门针对非犹太人的，通过他们的代表艾希曼来接受审判。有些-是少数人被赦免了，没有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被控告，犹太人是见证人，为我们作证或者反对我们。

任何一个在最终方案实施时期里已经成年的人，在阅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不带着悔恨和自问。美国犹太人，当时和现在都远离现场，读这本书时，也可能会感到一些疑虑，尤其是富裕的犹太人为他们的亲属支付给纳粹大笔金钱当赎金的同时对“普通”犹太人的命运不感兴趣。在他们仍然认为是哀悼的时刻阿伦特小姐在这一点的严苛态度在他们看来是不友好和不合时宜的；就像在葬礼上进行批评的人一样。但问题是，这些仅仅为自己的同胞悲伤的人是否比那些时候寻求补救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恰当的情感，寻求补救意味着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的持续的关注。以色列国向犹太人承诺，政治上的，通过提供一个家园，一支军队和一个外交政策。“你现在是安全的，”它告诉他们。阿伦特小姐关心整个人类的安全而不是关心犹太人的安全。试图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她的思考比其他“多余”的人具有前瞻性，这些人可能成为“在东部重新安置”计划上的下一波犹太人。然而，以色列官方从审判中吸取的教训是——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与任何关于非犹太人的寓言都有很大不同，即不仅是非犹太人而是部落和人民。

作为阿伦特小姐批评者道德高尚的一个例子，我从阿贝尔的文章中找出下面的句子：“如果一个男人举着一杆枪对着另一个男人的头逼迫他杀死自己的朋友，这个持枪的人在美学上就不比那个因为恐惧杀死自己朋友甚至自己的生命都不能救的人更丑陋。”强迫一个人杀了他的朋友。一个私藏武器的人不能强迫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那是他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并说“杀死你的朋友否则我杀死你。”他正诱使你杀死你的朋友，这就是全部。

我已经给出了阿贝尔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道德特征，这使他自由的使用伪释义以及进行完全的虚构。现在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他对“受害者”转移使用，阿伦特小姐批评犹太领导人；犹太领导人成为受害者；因此，阿伦特小姐批评受害者，这意味着她在批评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无辜的人。第二，他说当他读阿伦特小姐的书时他“想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处理乌克兰杀害犹太人的情况。他不会觉得奇怪太久，理由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会推翻她在灭绝时期对犹太领导人的整个理论。她几次提到在俄罗斯领土上特别行动队枪杀犹太人的时事件：他们和共产党人、吉普赛人、罪犯以及神经错乱的人一起当场进行枪决。而俄罗斯没有犹太组织，在波兰有犹太委员会，但她没有处理波兰犹太人的灭绝问题这一点使我惊讶不已。但我真的很好奇，我在197-198页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艾希曼，他与东部枪击事件，波兰犹太人的毒气以及波兰隔都的管理都无关。他关心向犹太死亡集中营的供应物流问题。这也是在犹太委员会中关心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艾希曼的棋盘。在特别行动队对大批受害者执行现场枪决的地方，这里没有交通问题，没有选择问题，也不需要犹太组织，即使他们已经存在。东部犹太人的遭遇与艾希曼的故事分开来看，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小姐极可能的克制自己。

顺便说一句，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不禁犹太人还有其他团体在俄罗斯领土上被围捕和屠杀。斯大林国家机器废除了一切其他社会机构，当它在侵略被占领国后坍塌时，什么也没有剩下，社会一片虚空。这不可能被掩盖，没有藏身之地，没有修道院、没有私有土地，没有私人农庄。在波兰大部分幸存的犹太孩子是被藏在修道院中，村民常卖食物给躲藏在树林中的犹太人，在俄罗斯集体制中所有一切都被知晓这没有可能。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国家消灭了隐私。

回头看阿贝尔，第三个例子如下。“为什么艾希曼没有怀疑屠杀许多手无寸铁的人是邪恶的？阿伦特小姐从来没有试图解释这一点。”但他确实怀疑，他甚至知道，这种知识，他的“良知”持续了大概4周。艾希曼的良心是她书的中心，是其中几个章节的主题。很明显，阿贝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一个典型的误解中提到这个问题：“……根据她对发生问题的看法，欧洲犹太人对侩子手艾希曼表现的顺从，当他送他们去赴死的时候甚至剥夺了他感到良心不安的机会。”在这个句子中他说阿伦特小姐用犹太人的顺从来解释艾希曼的毫不怀疑良心。她没有，她引用的犹太领导人的顺从（不是犹太人）是导致艾希曼反科学灭绝的众多因素之一，当我读这篇文章时，导致灭绝的主要责任是，在艾希曼之外，在受人尊敬的德国社会之中，当时几乎保持了完全的沉默，后来站出来是也拒绝对此负责。

就如读者所见，试图纠正阿贝尔的某一观点马上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有有人这么做将进入一个迷宫。就像与许德拉争论一样。

但我至少谈一谈他最后的指控：他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发现的确凿证据，坦白地说，我并不称职也没有时间或空间去找出真相。如果阿贝尔是对的，在早期的书与现在的文章中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会证明什么呢？她当时是对的现在是错的，反之亦然。他得意洋洋的强调似乎在宣布她两次都错了，这不可能，至少在他陈述她的论点关于术语极权主义国家是“全能的”或者并非如此。当然，我不不认为她说这是“全能的”，也肯定不会误认为他的话是这个意思。无论如何，他引用的这段话是关于极权主义的可怕情况，不是关于极权主义国家。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没有暗示除服从之外，这可怕的统治在集中营、监狱和隔都，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

不过，公平的说，对于阿贝尔，在我看来，阿伦特小姐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观点不像在斯大林还活着时期那么悲观。但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根据新的证据和新的事件（正如她在新版的起源中关于匈牙利的章节所做的那样），这是思考的正常结果，并不需要“公开宣布放弃（之前的观点）”或者“收回（说过的话）”。除非阿贝尔和那些同意他的人使用一个私人法庭或警察国家。

注：

1、Abraham's bosom 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圣经中只引用了一次——在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中(路加福音16:19-31)。在犹太法典中，它被用于作为 “heaven”的同义词。拉撒路在故事中的形象是躺在靠近亚伯拉罕胸前的一张桌子上——就像在最后的晚餐中，约翰靠在耶稣的怀中——在天上的宴席。关于亚伯拉罕的怀里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意见。相信故事的背景是弥赛亚死亡和复活之后的一段时间的那些人把亚伯拉罕的怀里当作天堂的代名词。这个背景跟这个故事的关键不是真正相关的，故事关键是邪恶的人将会看到义人得幸福，而他们自己却受痛苦，以及他们之间存在一个“深渊”(路加福音16:26)，这将永远无法跨越。

2、 Josef Kramer约瑟夫·克莱默是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指挥官，被集中营犯人称为“贝尔森的禽兽”。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他对成千上万人的死负有重要责任。

3、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他是反犹太人的和色情的周刊《先锋报》的创始人，所有者和编辑，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主要战犯之一，于1946年被判反人类罪，执行了绞刑。

4 伊尔斯·科赫（德语：Ilse Koch，本姓Köhler，1906年9月22日－1967年9月1日）是纳粹集中营布痕瓦尔德（1937年至1941年）和迈丹尼克（1941年至1943年）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的妻子，她是首先由美国军方进行审判的著名纳粹分子之一。在庭审结束后，她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外界发现，曾被她虐待过的集中营囚犯，几乎都没有幸存者，以至于作家们把她描写成一个虐囚的虐待狂；在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她的形象就是一个“集中营女杀人犯”。她被指控谋杀具有独特纹身皮肤的犯人，并剥下人皮来做纪念品。她被称为“布痕瓦尔德的女巫”（"Die Hexe von Buchenwald"），因为她涉嫌虐待囚犯、并命令囚犯在她面前强暴别人。

5 Iago伊阿古，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一个角色，是奥赛罗的旗官，一个恶棍，阴险的人。

6、理查三世是约克王朝的末代国王，也是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莎士比亚等剧作家将其刻画为“驼背的暴君”。

7、 Hydra ，勒拿九头蛇（希腊语：Ύδρα，英语：Hydra，义为“水蛇”），又稱海卓拉、许德拉，是古希腊神话裡一种传说中有九个头的大蛇，存在於印歐的许多子嗣文化當中。砍去一个头即长出新头，也用来形容棘手的复杂事物或难以根绝的祸患。

注来自于百度百科或者维基百科

译者：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