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

四月，去汉中，看了几处与汉初三杰相关的历史陈迹，引发了几多感慨。 　　刘邦与“三杰”之恩怨 　　张良、萧何与韩信，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功莫大焉。刘邦将自己同他们三人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不如”。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讲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很诚恳，态度很谦虚。但是且慢，假如刘邦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绝对争夺不到天下。他接下去说：“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关键是“吾能用之”这句话，意思很明白，他们三个人的本事再大，也都在我的手心里握着，任我拿捏，为我所用。究竟谁比谁的本事更大，不言自明。刘邦有识人之眼、用人之量，但一切都以“吾能用之”为原则，以“取天下”为目的。一旦天下到手，觉得谁“用”起来再不像原先那么顺手，对不起，他马上会有另一套手段仔仔细细伺候你。随着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刘邦与“三杰”之间的矛盾时起时伏，尤其是同韩信的矛盾一直发展到你死我活。 　　 从“三杰”这一面来说，他们如何处理各自同刘邦的矛盾，又因他们三人的出身背景、性格特点、文化修养、奋斗经历、交往人物、乃至健康状况等等的不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各不相同。简言之，张良是“智避”，韩信是“硬碰”，萧何是“隐忍”。这又直接导致了他们三人的最终结局各不相同：张良凄凉隐退，韩信悲愤丧命，萧何苟且保身。 　　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刘邦与“三杰”曾经是一个最佳组合。楚汉相争，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但依靠他们这个最佳组合，将能量发挥到极致，终于赢得了这场比赛。比赛一旦结束，促成他们构成最佳组合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最佳组合是打天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刘邦为了独掌天下，需要重组班底，“飞鸟绝，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个最佳组合的倾情演出，上半场是正剧，下半场是悲剧。 　　刘邦将“三杰”玩完之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从此消定了吗？不见得。我过去读刘邦的《大风歌》，每每为它的大气磅礴所激动。这次从汉中归来再读《大风歌》，不对了，我忽然读出了刘邦内心的孤独和悲凉，《大风歌》是一位孤家寡人的内心独白。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 　 从宝鸡去汉中，翻越五百里秦岭，半路上有座张良庙，这是当年张良的隐居处。张良庙坐落在一条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浓荫如盖。古代从秦国到巴蜀去的金牛古道，就从张良庙大门口经过，古道遗址旁立有石碑。张良庙迎门是一座砖砌牌楼，牌楼正中镶有砖刻“汉张留侯祠”五个大字，清道光甲申年蔡文瑾所题。张良庙历经无数次重修，这几个字不知道已是第几次重修时的遗物。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张良庙也叫留侯祠。留侯祠在留侯镇，留侯镇属于留坝县。这些地名均因张良而得名。其实留侯之“留”不在此地，在江苏省。 　　刘邦与张良的关系比较微妙。 　　就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那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作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有意。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之下，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踩他的脚，附耳道，在这危急关头，不如就同意韩信立为假齐王，稳住他，以防小不忍生大变。刘邦立刻改口骂道，他妈的，他韩信大丈夫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要做就做个真王，哪有做假王之理，封他为齐王！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大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他对刘邦说，我在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来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省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我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实在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已私利？ 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入死，现在你贵为天子，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而遭到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奈何？”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着。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剌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一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 　　张良抽身而去，凄凉隐退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另一个深层因素，是源于他自身的悲剧命运。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被任命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成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当时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刘邦乘机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渡过了鸿门危机。刘邦退往汉中时，送给张良“金百溢，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只得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对他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知识高深，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作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画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作出精辟分析，帮助他作出正确决断。诸如：智击秦将，计取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不立六国之后。去汉中，以退为进。联合英布、彭越以抗项羽。重用韩信，独当一面。主动出击，追击项羽。调动韩信、彭越参加垓下会战。定都关中。不废太子。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竟要问，既然刘邦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没有谁再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张良内心作何感想？ 　　张良退出政坛，却退不出悲凉 　　在张良庙的牌楼右侧，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汉张良留侯辟穀处”。辟穀，“辟”，通“避”；“穀”，即五谷。避谷，不吃五谷。据说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修养健身方法，修养期间只吃药物，不吃五谷，做导引。《史记》、《汉书》中都说张良“多病”，“乃学导引轻身”，“不食谷”。张良隐居在这片深山老岭里辟谷修炼，固然有身体长期多病的原因，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来自政治方面。其一，他曾为之倾家亡命的“复韩”理想已化作云烟；其二，刘邦始终视他为“客”；其三，历朝历代君臣间“同患难易，共荣华难”的悲剧又将在新生的刘汉王朝内重演。综上所述，使他内心感到无比困惑和无奈。正好，自己身体也不好，退吧，退为上策，退，坚决退。他以养病为名，闭门谢客，“杜门不出岁余”，可见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虽然偶尔露面，也都是以重病号的姿态出现。例如，黥布发动叛乱，刘邦带病亲征，群臣“皆送至灞上”，张良也不得不来送行。“良疾，强起”，送至曲邮，他对刘邦说，按理我应该随你出征，无奈我病得厉害。楚兵很是剽悍，你自己多加小心吧。张良的病是真病，不是假病。但张良需要这“病”，“病”是他的一块心灵盾牌。托“病”躲避政治旋涡，借“病”消释心中郁结，称“病”宣示难平愤懑，这些都是沉积在中国官场文化中的政治技巧之一，采用者不绝于史焉。 　　 刘邦对待萧何和张良一亲一疏，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开国后，张良和萧何两人谁都没有当上相国，这是一件咄咄怪事，其中大有奥妙。 　　这说明，刘邦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心是很细的，心计也是很鬼的。让张良当相国，他不放心。让萧何当相国，又怕张良不服。撇下张良，怕是群臣都不会服气。不太好办。有时候，不好办的事也好办。刘邦找到的办法是：不立相国。刘邦这点心思，哪里瞒得过张良？好吧，看你刘邦如何动作。我先请个假，养几天病再说。刘邦却久久不愿捅破这层纸，晾着，不急。时间一长，张良反倒觉得太没意思。别人还以为是我张良盯着这个位子不肯让步呢，好象显得我张良不够豁达似的，岂不低俗？古往今来，将相大臣们要想彻底摆脱地位、权力、名利的羁绊，难。但张良很快从中摆脱了出来，他主动为刘邦解开了这个扣子，再一次显示出他的君子风骨。他利用最后一次随刘邦出兵伐代的机会，出奇谋拿下了马邑，顺便劝说刘邦立萧何为相国。 　　至此，张良觉得平生无愧于已，无愧于人，便和刘邦作了一次告别谈话。他从回顾自己的身世讲起，一席话讲得情真意切。他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最后，他向刘邦明确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他要跟随赤松子求“仙”去了。 　　就这样，张良毅然决然告别了政治舞台，但话语中也不乏丝丝缕缕的伤感情调。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疑而不任”态度，到死也没有改变。刘邦讨伐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返京途中箭伤发作，回宫后一病不起，太医百般医治，回天无术。刘邦自己也说，“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不愿再治。吕后到榻前问话：“皇上归天后，哪一天萧相国也死了，谁能接替？”刘邦答：“曹参。”吕问：“其他人呢？”刘答：“王陵可用，但需陈平扶他一把。陈平心里什么都明白，却难以独当一面。”吕问：“还有谁能重用？”刘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问：“还有谁？”刘答：“再往下我也不知道了。”吕后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最后也没有从刘邦嘴里问出张良的名字来。原因很简单，刘邦压根儿就不信任张良。其实，吕后倒是很想请张良再度出山的。刘邦死后，吕后强迫张良进食，并劝他说：“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强听食”。但未见他为吕后做过什么事，又活了六年才死。 　　张良庙内，保留的历代碑刻很多。题刻的内容，都是赞颂张良“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的，也有一些赞颂他 “智勇深沉”、“机谏得宜”、“高尚绝伦”等等，谥美之词，累世不绝。每一块碑刻，都饱含着题刻者浓浓的情感寄托。许多人来此一游，每每被张良的事迹撩动情怀，引发感慨。 　　 细想起来，张良用如此方法回避俗世烦恼，他的内心何尝能彻底轻松？俗世之事难，求“仙”之事就不难吗？ 　　 走出张良庙，踏进一片古树浓荫，我心中升起一缕淡淡的凄凉。 　　韩信之悲：有奇才，无大志 　　汉中市内，有一座汉台，是刘邦在汉中做汉王时的王府遗址。汉台南，不远处有个拜将坛，这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地方。进得拜将坛园门，迎面一座露天方坛，方坛四围有汉白玉栏杆。坛上是一尊韩信扶剑挺立的汉白玉雕像，气宇轩昂之中，神情有些忧郁。坛口台阶西侧一通石碑，上刻“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八个大字。台阶东侧也是一通石碑，刻的是舒同书写的“拜将台”三字。方坛北面，还有另一座方坛，是当年宫中百官出席韩信拜将仪式的参观台。明朝，在这个坛上加盖了个亭子，改成碑亭，镌刻历代名人题颂韩信的楹联诗词。 　　 韩信出身贫寒，他的人生目标与张良有着天壤之别。张良谋“国”，韩信谋“生”。韩信由于家里太穷，做官不够条件，经商没有本钱，连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漂母之食，跨裆之辱，辛酸不堪回首。深入韩信骨髓的平生心愿，就是要改变这种艰难屈辱的生存状态。靠什么出人头地？生逢乱世，落草造反，领兵搏杀，未尝不是一条奋斗之路。因此，韩信对用兵之道格外用心钻研，平时“好带刀剑”。后来经过大量的军事实践，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刘邦破格拜韩信为大将，是韩信一生中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机遇。群雄并起，四乡风随，韩信开始是投奔项梁而去的，在那里“杖剑从之，无所知名”。项梁败，从项羽。由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急于找机会表现自己，曾多次向项羽献策，项羽均未理睬。愤而离去，转投刘邦，仍未得到重用。韩信命运中出现机遇，颇有些喜剧色彩。刘邦从关中向汉中撤退时，一边走，一边将身后的栈道放火烧掉，形同一次狼狈败逃，队伍中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一路上逃亡将领数十人，大伤元气。为了扭转局面，刘邦急需招募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以扩充军队，重振军威，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恰在这时，等待已久仍不见起用的韩信，受到其他将领逃亡的影响，也在一天夜里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拍马便追。有人却向刘邦报告说，萧何跑了。刘邦失萧何“如失左右手”，心痛得顿足。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出现在刘邦面前，刘邦又气又喜，骂道：“混蛋，为何逃跑？”萧何道：“我那里是逃跑，我是追赶逃跑者。”刘邦问他追的是谁，他说是追韩信。刘邦又骂：“胡说八道，逃亡将领几十人，你别人都不追，哪里来的什么韩信，骗鬼啊！”萧何力陈韩信是个难得人才，希望刘邦委他以重任。并说，你如果心甘情愿在汉中永远呆下去，不用韩信也罢。你如果想争夺天下，非用韩信不可。你看着办吧。刘邦被萧何的一席话打动，就说：“好吧，我用他为将。”萧何又说，让他当个小将怕留不住他。刘邦答应拜他为大将。他让萧何马上把韩信叫来，要立即起用他。萧何批评刘邦说，你对下级向来傲慢无礼，呼来喝去，随心所欲。拜大将就像呼小儿似的，这样怎么能行呢！拜大将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举行隆重仪式。刘邦只好同意：“好吧，照你的意见办。” 　　 拜将，乃寄托生死存亡之重任。需要受命者立下誓言，许以生死，不庄重不行。我们今天任命将军，同样要举行隆重仪式。军容严正，全体起立，奏国歌，宣读命令，颁发委任状，佩戴将军衔，敬礼，讲话，奏军歌，等等。这一套是古往今来的军中传统。萧何是小官吏出身，在旧县衙混过，知道官场礼节。他一心为刘邦着想，觉得汉王眼下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需要重振军威，以图大事。他把韩信的拜将仪式筹备得格外隆重、正规。“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虽然往事越千年，我们那天登上韩信拜将坛，环观四周，似乎仍能隐隐感觉到当年拜韩信为大将时的隆重气氛。这次拜将仪式，实际上成了刘邦重振军威的誓师大会，由此吹响了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的战斗号角。 　　刘邦与韩信，可谓明主遇良将。一个为了争夺天下，渴望招募杰出军事人才；一个为了出人头地，苦苦寻找知人善任之主。一旦双方的追求在特定条件下交会到同一个点上，如同引爆一次“热核反应”，很快产生出巨大能量。时隔不久，刘邦就采用韩信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打出汉中，重入关中，平定了三秦，重新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随后，刘邦与韩信分兵东向，转入战略进攻。韩信独当一面，过黄河，虏魏王，擒夏说，下井陉，破赵，降燕，定齐，南摧楚兵数十万，势如破竹，席卷江东，威震天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邦的天下，大半地盘是由韩信领兵打下来的。也正因为如此，韩信之于刘邦，形成了“功高震主，拥兵自重”之势。韩信自己却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警惕，越来越狂傲。而刘邦对他则越来越猜忌。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再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不断掺入其中，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韩信是被刘邦“玩”死的 　　其实，韩信这个人并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张良重名节，韩信重实利。他母亲死后无钱下葬，自己找了一块荒岗高地将母亲掩埋了。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封个万户侯，母亲坟地傍可以“置万家”。可是，韩信那里知道，封建君王对“贤将”的要求，只许有“赴死”的忠诚，不许有“言利”的欲望。在刘邦看来，打出的天下都应无条件归他所有。韩信却总想切下一块蛋糕归自己。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是从攻打齐国开始的。这也是韩信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前，韩信已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迹，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刘邦自己在正面战场上却一再受挫，很不顺利。两相对比，刘邦对韩信的军事才能产生了一些妒忌心理，对他执掌的军事实力急速膨胀也有了一些疑虑，于是在行动上开始对他有所掣肘。当时，刘邦正被困在荥阳。韩信打下赵国后，队伍正驻扎在黄河北岸的修武休整，与黄河南岸的荥阳隔河相望。刘邦由部将夏侯婴陪同，在夜里乔装打扮，渡过黄河，第二天一早潜入韩信营帐，夺走了他的印信，调走了他的精锐部队。又传回命令，让张耳留守赵国，命令韩信收拾残部前去攻打齐国。根据刘邦下达的这道作战命令，韩信把零星部队集结起来，整顿一番，便向齐国进发。不料，半路上得到一个消息，说刘邦早已派郦食其前往齐国招降，不费一兵一卒，齐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这显然是刘邦使出的一个计谋。一方面，他要借助韩信挥师东征势如破竹的声威，让郦食其赶在韩信到达齐国之前，用三寸如簧之舌去“威服”齐国。另一方面，他有意要让韩信陷入一次“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削弱一下他锐不可挡的气势，为自己担当的正面战场找回一点平衡。 　　韩信是胜利者，却不是一个清醒的胜利者。他在军事领域深谙兵法玄奥，在政治领域却连“知已知彼”的常识都没有。一方面，“知已”不够。他对于自己实力之强劲，处境之敏感，缺乏清醒的分析和估计。对于自己盛名之下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甚至危险，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知彼”更不够。他全然不知道刘邦已在怎样的疑他、忌他、防他。因此，他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要害在哪里。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过于率性随情，大小举止皆失当。他先是想，既然齐国已被郦食其“说下”，他攻打齐国的军事行动就可以停止了。不料，齐国有个辩士蒯通，前来投靠他。蒯通窥测天下大势，觉得将来能够掌握天下命运的既不是项羽，也不是刘邦，而是他韩信。他鼓动韩信对齐国应该照打不误。韩信问他此话怎讲？蒯通说，刘邦命令你攻打齐国，暗中又派郦食其来招降齐国。现在郦食其“说”下了齐国，刘邦通知你停止攻打了吗？韩信答，没有接到通知。蒯通说，刘邦这种做法就不对。况且，郦食其一个说客，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齐国，得到齐国城市七十多座。你率领几万大军打下赵国，才得五十多城。将来论功行赏，你还不如他一个儒生的功劳大，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应该毫不动摇，打！韩信一听，觉得有道理，好，打。这一仗，韩信利用潍河之水，淹杀齐军，攻下了齐国。 　　韩信打下了齐国，声威更大，更加举足轻重。用蒯通的话说，这时刘邦和项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韩信手里。他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刘邦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既千方百计笼住他，又想出一些办法来掣肘他。项羽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在这时派武涉前来游说韩信。恰恰韩信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天大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却“天与弗取，时至弗行”。蒯通竭力鼓动他，第一步与刘、项“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然后再图下一步发展，后劲最大的是你韩信。并表示“臣愿披心腹，涂肝胆，效愚忠”，死心塌地要投靠他。蒯通所言，并没有违背当时的造反道德。天下亡秦，群雄并起，谁能把天下争夺到手就是谁的。一不靠公民投票，二不用举手表决，三不需法律程序，全凭实力。同是造反者，同为争天下，韩信与刘邦、项羽拥有同等权利、同等机会。如果韩信当时敢于喊出一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豪言，最终究竟谁能当上皇帝，真还难说。可是，韩信此人，纵有封侯之愿，却压根儿没有帝王之志。他一再向蒯通表示，“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蒯通怒其不争，仰天长啸：“时乎时，不再来”，“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说罢，装疯而去。 　　你说韩信多么笨吧！他既然不忍“背汉”，那就兢兢业业为刘邦把仗打好吧，可是他不。偏偏在这种敏感时刻，他向刘邦开价，要求自立为“假齐王”。刘邦怎能不怒火中烧？给他天下争他不想争、不敢争，又何必伸手去要个什么“假齐王”呢，蠢不蠢啊！刘邦迫于同项羽对峙的困难局面，为了防止不测，作为权宜之计，接受张良、陈平建议，封韩信为齐王。这样一来，局面是稳住了，但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疙瘩也结下了。韩信自以为从未萌生“背汉”之念，心里坦坦荡荡。可是，以后的矛盾发展已由不得。从此以后，刘邦却要将捆扎他手脚的绳索一步步收紧了。 　　刘邦的用人之术，是一套将人摆布于生死间的封建权术。韩信在军事上纵有盖世奇才，在权术游戏中根本不是刘邦的对手。韩信即使是一只猛虎，刘邦也能将它牵在手里转场子赚钱。他可以违心地将韩信封为齐王，让韩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汉王厚我”，使他即使面对蒯通和武涉的左右游说也“不忍背汉”。为了调动韩信参加垓下会战，又可以再次违心地加封给韩信一大片地盘，使他心甘情愿地前来殊死搏杀。可是，项羽一死，刘邦马上就给韩信颜色看。只是因为韩信立有盖世之功，如果操之过急，将他一棍子打死，恐天下不允，失去人心。所以第一步先剥夺他军权，改封为楚王。随后，又利用韩信狂傲自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弱点，以有人告他“欲反”为借口，“用陈平谋”，在云梦将他逮捕，押回洛阳，杀尽他威风，贬为淮阴侯。从此，韩信愤恨难消，人际关系更加紧张。“羞与绛、灌等列”，树敌太多，周围环境对他越来越不利。最后，失去理智，策应陈豨谋反，遭来杀身之祸，也是罪有应得。临死，韩信发出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等他明白过来时，脑袋已经落地。 　　刘邦信也萧何，疑也萧何 　　 最后说说萧何吧，萧何是“三杰”中唯一的善终者。 　　从地图册上看，离张良庙不远，公路边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处”。我问了一下那里的情况，说是现地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只立了一块石碑，偶然可以拣到几片碎瓦，别的没有什么可看。一想也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兵荒马乱，荒山野岭，当时不可能在现地留下什么标记。所谓“萧何月下追韩信处”，也是后人半寻半猜的地点，不去看也罢。 　　封建制度的用人原则，本质上就是人身依附关系。萧何能够成为“三杰”中的唯一善终者，不是偶然的。萧何与刘邦是真正的老乡，刘邦“沛公”，萧何是“沛人”。虽说韩信和刘邦、萧何也都是老乡，但彼老乡非此老乡。对韩信来说，老乡的概念意味着“老乡整老乡，杀你没商量”。在刘邦心目中，真正知根知底的是萧何。刘邦起事前，就和萧何很要好。《汉书•萧何传》中讲了几件事：一，萧何是沛中小吏，刘邦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二，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萧何“常佑之”。三，刘邦押送徭役去咸阳，别的官吏都给刘邦送钱三百，唯独萧何给了五百。《史记•高祖本纪》中讲了另一件事：吕雉的父亲犯了事，躲到沛县县令处避风。沛中官吏豪杰，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备了礼金前来探望。萧何负责收礼接待，他大声宣布：“人太多啦，送礼不满一千的都到堂下去坐。”刘邦来了，分文未带，却写了一个假帖递进去，大声说：“我送一万！”萧何眼皮一翻，将刘邦放了进去。刘邦对所有客人都不放在眼里，径直坐了上坐，喝得烂醉。从此，与吕公混得烂熟。吕公将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司马迁通过这件小事，将刘邦骨子里的痞子气写得淋漓尽致。萧何是衙役小吏之流，想来与乡里这类痞子是混得稔熟的。刘邦与萧何，这等关系，谁能比得？ 　　 史书上说萧何此人“以文无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本事不大，但不坏”。又说他办事认真，负责课税，上缴最多。秦朝的监郡御史经过考察，觉得他很适合到朝廷去当差，准备推荐。萧何不愿离开本乡本土，推辞不去。从这件事可知，萧何很适合干机关工作。他后来跟随刘邦打进咸阳，别人都忙于虏掠金银财宝，他却急往秦宫收集图书资料、法律文件、地图报表之类，这些东西后来对汉朝开国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何对刘邦，真可谓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连皮带骨统统倒进了刘邦的锅里。这一点，是他与张良、韩信的根本区别所在。刘邦长年领兵在外与项羽作战，萧何开始几年“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后来又留守关中，兢兢业业地“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并将粮食兵员源源不断从关中送往前线。事无巨细，他桩桩件件都考虑得周到细致，只要报给刘邦，全都照准。有些事来不及奏报，他就付诸实行，刘邦回到京城时再补报一下，刘邦也很满意。 　　萧何对刘邦忠到这种程度，刘邦对萧何就丝毫没有戒心了吗？非也！ 　　刘邦的用人原则，“疑人”第一。“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什么意思？刘邦在前线与项羽对峙，战事艰难，却几次派使者回京来慰问萧何，说他在后方工作太辛苦了。有个叫鲍生的，对此咂出了味道。他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暴衣露盖，非常艰苦。为了使汉王对你不起疑心，你何不动员你的子孙和亲属中凡是能当兵的都去当兵，使汉王觉得你把全族人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可以让他彻底放心。萧何“从其计，汉王大悦”。这件事给刘邦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群臣争功时，许多人认为萧何一天也没有到过前线，一次仗也没有打过，把他的功劳说得那么大，听了不服。刘邦就说：“你们都只是独自一人跟随我打天下，多的也只有两三人。萧何举族几十人跟随我，你们能和他比吗？”萧何算是认准了一条，他的肉全在刘邦的锅里，有了刘邦的天下，才有他萧何的家业。 　　 常听人说，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条别人是否真能做到，我不知道，反正他刘邦做不到。天下谁对刘邦最为忠心？萧何。可是，刘邦对萧何这样的忠心老臣，也是一疑再疑啊！韩信参预陈豨谋反，吕后串通萧何杀了韩信。刘邦从征讨陈豨的前线传回命令，正式立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专门配备一名都尉带五百兵丁担任相国府警卫，萧何的待遇马上上去了。有个叫召平的，立刻提醒萧何说：“你的祸要从这里开始了！如今陛下领军在外，你在宫中留守，一粒小石子也没有打到过你头上，你要什么五百警卫？淮阴侯刚刚闹过一次谋反，陛下为你配备五百警卫，并不是对你的恩宠，是对你不放心啊！”他劝萧何谢封勿受，并将自己家中的财物统统献出来，作为军费支援前线，以消释陛下心中之疑。萧何“从其计”。果然不出所料，“上悦”。不久，黥布叛乱，刘邦亲征讨伐，又一次次从前线派使者回京看望萧相国，询问他在后方操持国事的情况。又有人提醒萧何说：“我看你糊涂到极点，灭族之灾快了！你不想一想，你现在高居相国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陛下领军在外，担心你倾动关中啊！现在，你应该多买田地住宅，让陛下知道你并无谋国之心，他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又一次“从其计，上乃大悦”。请看看，伴君之人，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如果不是那些肠子拐了十八道弯的人从旁一次又一次及时提醒萧何，萧何的脑袋能不能保留到最后，很难说。 　　 萧何如此谨小慎微，而且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刘邦居然还斥令毒打了他一顿。那是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京城，许多人拦路告状，说萧相国强买田宅。萧何去宫里拜访刘邦，刘邦笑道：“看你做的利民好事，这么多人告你状，你自己去平息民愤吧！”萧何乘机向刘邦提了一条建议，说，长安地方狭窄，老百姓田地少，我看皇家猎苑内有不少空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老百姓进去耕种算了，也不要收他们官税了。刘邦勃然大怒：“你受了他们多少贿赂，竟来动我皇家猎苑的脑筋，拖下去打！”天那，你打死他萧何，他也不会对你刘邦起二心啊。过了几天，有位近身侍卫问刘邦，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你把他打得这么厉害？刘邦道，我听说过去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好事都归秦始皇，有坏事都揽到他自己头上。萧何倒好，为了讨好百姓，竟想拿我的皇家猎苑去做人情，他肯定受了贿赂，我教训教训他。侍卫说，皇上这几年领兵在外，萧相国留守关中，如果他对陛下不忠，只要在关中稍有动作，关西的地盘就不再是你陛下的了。他那样的大利不贪，怎会去贪一点小小贿赂呢？刘邦被侍卫说得无话可讲，知道错了，赦出萧何。萧何年事已高，一向恭敬皇上，脱了鞋进去向刘邦叩拜谢罪。此刻，谁也想不到，刘邦竟会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罢了，相国是贤相。我打你，是为了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我这个皇上不是好皇上。” 　　屁话，一通屁话！刘邦脸不红，心不跳，用一通屁话将他的疑心病掩饰了过去。刘邦是个疑心病狂，他有一整套疑人术。他怀疑人不要任何理由，怀疑错了说几句屁话就可以掩饰过去，被怨者还得向他叩拜谢恩。封建帝王是没有什么廉耻概念的。他们有时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人。偶然也会讲出几句带有友情亲情人之常情的话来，却往往不一定是真心。他们更多的时候不讲人话讲鬼话，前说后赖，眨眼变脸，恬不知耻。一是一，二是二，耿直不阿之人，是做不了皇帝的。 　　 看看刘邦与“三杰”关系的演变过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封建主义的用人原则是什么玩意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绝对的“忠君”，绝对的排斥异已，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必然杀人如麻。从刘邦到吕后，将异姓王一个个斩尽杀绝，血淋淋地向我们展现了封建制度的本质特点。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团结不同见解、不同经历、不同特点的人在一起共事，这是“封建”与“民主”根本区别之所在。 　　 　　 6，29，朱增泉 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