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段时间，由国学网、百度网联合网上投票评选国学大师的事儿，闹得挺沸扬；选出的结果，也颇引争议：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余学而不敏，岂敢妄言。但这陈寅恪，那是相当的不得了，而且在我看来，也可算是最为“另类”的一位了。老先生于前清季世出海游学，先后赴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数邦，历时十余年，能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真可谓学贯中西！ 即使在建国后，名头、脾气、架子也是大的吓死人的；居然于五六十年代，敢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甚至，在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时，他开出的条件竟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何其敢也！！先生所交之人，中共陶铸、陈毅有之，国民党傅斯年有之，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否则，拒之门外，抵死不见，如康生之流。按理说，这样的“刺头儿”、“反动学术权威”，早应当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矣！然而夫子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 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夫子最后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可以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却“不务正业”的去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柳如是何许人也？朱明亡国之际，一花魁尔！以国学巨擎、一代宗师，所为何以至此？或从夫子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中，可观出些许端倪：“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依“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犹如西人所述：“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力”——亦是夫子一生的写照！！ 其实，学人的这种“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远在春秋之际，便已有之。《论语•公冶长》有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曲水流觞；五代之时，陈抟长眠；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隐而不仕。如此种种，皆如夫子般，以无为而治有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夫子之所以为国学巨擎，正是深得此中国传统学人之精髓矣。我们常说“以诗言志”，往往在貌似无味的作品中，却蕴涵了作者深邃的境界，不剖析不可以得之，这想来是陈学渐兴之因了！钱穆先生又说：“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 鲁迅先生有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钱穆先生六十年代，亦把书斋称为桴楼，此“桴”便是“乘桴浮于海”之“桴”了。 行文将尽，本不欲再复赘言；但，中国文化传统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而又以立德为尚。有才无德之辈，此为奴才是也，最为历史所不齿，故仍不免嘴碎妄议之。如冯友兰先生参加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但毕竟为小节，权可算不得已而为之。唯郭沫若，若仅以立功、立言而论之，或可称国学大师；然刻下时议汹汹，怕大节或亦有亏，这“立德”二字，无论如何当有怀疑之处。是故，这“国学大师”的头衔嘛，哼哼，怕是虚位以待君，先放一段时间再看，或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