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以中国》有感

本书是许宏先生于2014年出版的考古学著作，思考了中国文明的种种面貌从何而来的问题。文中前三章首先分析“早期国家”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地区曾经存在的文明的物质文化，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探寻“二里头”文明的来源，最后两章试图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及其与后世文献记载的差别。 首章围绕陶寺文化展开。作者在文中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陶寺遗址的发掘本身就是中国考古学界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但此章并未局限于讨论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间的关系。处在史前时代的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属于红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说明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有人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因而一、二百年后的二里头、二里岗出土工艺更为先进、成熟的青铜器也就不显突兀了。即使在史前时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作者通过对比大汶口文化、后红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诸多其他地区的物质文化，论证陶寺文化的陶礼器群、玉圭、木俎等器物包含了外来因素，可见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存在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不同文化间方言众多，但人们仍能相互沟通，或许有赖于文字的创造和流传。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的字符与甲骨文和金文颇为相似，虽然学界给出了诸多释读的可能性，但这类文字符号的存在足以印证中国书写传统之悠久。 第二章以嵩山地区的考古文化为对象展开。科学的考古发掘大多时候虽能令地下遗存重见天日，却依然由于各种不可控的因素或技术的局限性，导致无法作出更精确解读。在龙山时代的嵩山地区周边聚落林立，聚落内部的分化程度和城防布局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不特设内墙来分隔社会阶层的活动范围，只有抵御外敌的城圈，有的则相反。由于考古材料大多数时候残缺不全，因此这些城圈与聚落之间是否始终共存，聚落内部的小城圈是否有可能标志战时的临时避难所或其他功能分区等问题都无法深究。再者，考古学的“由物见人”是指通过器物类型学来辨别不同的人群。如嵩山南北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区分是通过比对二者出土的日常炊具，但按类型学划分种群也不严谨，如复古倾向、文化交流、古物收藏等情境都会增加器物辨人的难度，缺乏当事人指认的考古学解释也就有了值得商榷的空间。除此之外，本章还将更多遗址的文化状况有意地与二里头、二里岗的作对比。对“大禹治水”可能发生的地理范围进行探究，可知嵩山地区可能并非禹都，也非夏朝兴起之地。即便如此，嵩山一带的遗址文化中仍或多或少能体现“早期王朝”的文明曙光。如平粮台和新密古城寨遗址的方正城池恰与二里头的方正宫城极为相似。嵩山附近的瓦店遗址出土了作为占卜用器的卜骨，该习俗亦可见于二里岗文明。本章所提到的遗址几乎都忽兴忽废，存在时间不长，且存在明显的暴力冲突痕迹，因此还不能视为进入了相对统一和平的夏朝。 第三章以新砦遗址为出发点，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明进程。新砦遗址不以方正城圈为城防建筑，而代之以环壕工程，其内暂时未见大型夯土建筑遗迹，这些都与二里头截然相反。但陶寺文化、嵩山地区的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出土的铜器显示出中原青铜传统的延续，透露出青铜时代的先声。新砦陶器上出现的兽面纹在外观上接近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面部的特点，或许暗示着二者之间有内在关联。新砦类遗存在嵩山以北的花嘴地遗址出土的墨玉璋填补了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未出现使用大型玉器传统的缺憾，为日后二里头都邑成组大型玉礼器的出现做铺垫。至于此时的中原是否已经产生早期的国家，依旧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从建筑遗迹的规模和布局、墓葬、物质文明、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等方面，考察了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发展，包括其文化来源、文化传播的影响、疆域的开拓、礼制观念的成型。二里头文明既不是突然崛起的，其文化大多可追溯至中原龙山文化，也没有在二里岗出现前后突然消亡，形成文化上的断裂，二里头第四期甚至和二里岗下层文化共存过一段时间。此外，二里头虽然疆域“广阔”，但还没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当时中原地区更可能是松散独立的国家群。正是在一步步文化渗透、交流和战争吞并的交织中，加强了各区域的联系，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作为广域国家的“中国”才日益成型。 本书的各章节涵盖了从多角度释读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中原文明。组成中国“早期国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被分解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一神奇有趣的景象正是全书意图绘制的图景。粗看每一章里并列的各小节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论证目标，但考古学从不擅长过于细微的历史考证，而长于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进程。因而作者在文中对于某一问题的回答也提供了学界尽可能多的见解，承认很多问题的争论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盖棺定论。正如文末所说，“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重构上的重大贡献。”不仅历史学可以通过文献重构过去，考古学也能独立于历史学科，重建过去的历史。历史学考证商周时期的历史采用的是王国维推崇的二重证据法，但考古学要摆脱证经补史的学科取向才能用特有的“语言”展示过去的历史。虽然考古发掘总是伴随着对未知文化的猜想，但对于还未出土任何直接相关的文字资料的夏朝，考古学家不应为了“确证”夏朝的存在而凭借无铭文的器物来过度解读某一文化遗址，而应从全局审视历史的真相。本文给出了很好的范例，虽然全文直至最后仍未能准确回答二里头人的族属和二里头的国别等问题，但通过对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景观，导致源自后世神话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夏朝形象被解构，这一贡献已经足以证明考古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