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研究】張濤：述《五禮通考》之成書

述《五禮通考》之成書 張濤 清味經秦蕙田纂修《五禮通考》一書，以《周官》五禮分目，匯古今諸儒聚訟之說，附以歷朝史志，為之疏通駁解，使後之考禮者一編在手，如覽眾書，而列代沿革，亦備於目前，其有功經義，良不鮮也。 今不自揆，就其成書史事略加稽考，先述其纂修始末以爲經，再敍與事二十餘人之情況，以爲緯，兼及該書版本源流與各本得失，聊供世之讀是書者參酌討論。深愧所見不廣，所得未深，倉促成文，殊難賅備，查疑補缺，俟諸異日。 一、《五禮通考》纂修繫年 雍正二年甲辰（1724），秦蕙田二十三歲，與同邑友人相約讀經，期月二會，前後十有餘年。諸君參錯禮書，往復問難，隨讀隨記，積藁百卷。 《五禮通考》卷端秦氏《自序》云：“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錫、吴主事大年、學士尊彛兄弟為讀經之會。” 案蔡德晉，字宸錫。吴鼐，字大年。吴鼎，字尊彛。 秦氏《自序》又云：“相與謂三《禮》自秦漢諸儒抱殘守闕，註疏雜入䜟緯，轇輵紛紜。……迺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証者，繼之以註疏、諸儒之牴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専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説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逕，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覆，務期惬諸已、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裒然漸有成帙矣。” 案秦《序》追憶讀經之會緣起、諸君論難情實頗爲生動詳盡，良可寶貴，雖不若後撰《凡例》之該備，然大綱草創，亦具體而微者也。觀此可以見古人著作發端、賡續之艱難，所謂先河後海之意。此序作於乾隆二十六年。另秦氏友人諸氏洛，乾隆十九年撰《書〈味經窩圖〉後》，内述讀經之事，可與此互參，姑錄數語如次：“與同里蔡學正敬齋、吴工部容齋、學士易堂，龔布衣繩中聯解經會。朔望必集，各出疑義相質，如是者數年，成經説百餘卷。”内龔粲字繩中，為秦《序》所遺。 又案自本年始，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一期。 雍正三年乙巳（1725）。春，諸人詳考禮書“袒裼襲”之義。未幾，蔡德晉成《袒裼襲記》與《袒裼襲解辨》二文。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賓禮“天子諸侯朝”門：“蕙田案：禮文有經傳明據而淆於諸儒之岐説者，莫如袒裼襲之義。少時與同學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與徧考經文，詳稽衆説，久乃豁然融貫，迎刃而解。搜集則吴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説則蔡氏筆也。棼絲就理，翳障頓開，凡三閲月而後定。嗚呼，讀經豈易焉！” 案所云“此二説”，指蔡氏德晉《袒裼襲記》及《袒裼襲解辨》，俱見《五禮通考》本卷，後嚴杰輯《經義叢鈔》，卷十二亦錄此二文，唯前者名《袒裼襲說》。 乾隆十年乙丑（1745）。秦氏遷禮部右侍郎，承命校閱禮書，於五禮沿流，詳加考究。 《清史列傳·大臣畫一傳檔正編十七·秦蕙田》：“十年，遷禮部右侍郎。” 《五禮通考自序》：“乙丑簡佐秩宗，奉命校閱禮書。” 案前此乾隆元年丙辰（1736），秦氏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南書房行走，見《清史稿》卷三〇四本傳。其間修書一事，不曾或輟，本《序》所謂“丙辰通籍，供奉内廷。見聞所及，時加釐正”者是。至佐貳禮部，得閱禮書，於纂修《五禮》之舉助益良多，故本《序》自道其事云：“時方纂修《會典》，天子以聖人之徳，制作禮樂，百度聿新。蕙田職業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 秦蕙田《周易孔義序》：“蕙田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 案秦氏自稱“《五禮》”，此為初見。 又案自秦氏及第入京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二期，其間數事，影響《五禮通考》纂修甚巨，晉升秩宗，乃其一也。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五月，以本生父秦道然身故，丁憂在家，仿徐乾學《讀禮通考》，復加更張，訂制《五禮通考》綱目規模。 《清史列傳·秦蕙田》：“十二年五月，丁本生父憂。” 《五禮通考自序》：“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崑山徐健菴先生《通考》。” 案雍正間諸君排比經注、衆説，匯為一編，然未嘗以《五禮》名之。至第二期，始見《五禮》之稱。據本《序》，秦氏以徐乾學《讀禮通考》“規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賓軍四禮尚屬闕如”，遂“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與本書《凡例》所謂“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軍賓嘉，《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至近代崑山徐氏乾學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禮則倣《經傳通解》，兼採衆説詳加折衷；歴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為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闗，經國善俗，厥功甚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是書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吉禮如干卷、嘉禮如干卷、賓禮如干卷、軍禮及凶禮之未備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禮，别為條目，附于嘉禮，合徐書而大宗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正合，可知《五禮通考》全書條目，至此略定。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四月，秦氏將服闋，仍起禮部侍郎。此後，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均許同訂《五禮通考》。 《清史列傳·秦蕙田》：“十三年四月，奉旨：‘秦蕙田服制將滿，著仍以禮部侍郎調用。’” 《五禮通考自序》：“服闋後再任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適同學桐山宜田領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郵籖往來，多所啟發，并促早為卒業，施之剞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元和宋君慤庭從而和之。” 案宜田、方觀承字，抱孫、盧見曾字，慤庭、宋宗元字是也。 又案據《清史列傳》本傳，本年三月，方觀承擢浙江巡撫，十四年末擢直隸總督，兼理河道。則方氏應允同訂《五禮通考》事，當在明年末返京任職之後。盧見曾為《五禮通考》作序，參下乾隆二十年條。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五禮通考》初稿垂成，顧棟高入都，正月十六日，為作序言。 《五禮通考》卷端顧棟高《序》：“少宗伯秦公味經輯《五禮通考》一書，凡若干卷，書垂成而余入京師，屬為之叙。……乾隆十七年壬申顧棟高時年七十有四。” 案據顧氏《萬卷樓文稿》，此序作於本年正月中浣六日。秦氏時方任職刑部，文中稱“少宗伯”者，據舊銜也。所謂“書垂成”者，見下年案語。顧又嘗與秦氏《五禮通考》論纂修事，多所攻錯，詳本稿二節。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八月，蒋汾功序《五禮通考》。吴玉搢主秦宅，訂《五禮通考》。秦蕙田陪祀，與人論明堂之制。 《五禮通考》卷首蒋汾功《序》：“今秋兒子和寧給假歸里，爰以授之，而索予弁其首。予讀之，听然莫逆於心也夫。……故不敢以老辭，序而歸之。乾隆十有八年秋八月陽湖八十二老人蒋汾功。” 案自乾隆元年秦蕙田登第進京，至十七、八年間顧棟高、蔣汾功各為撰序，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二期。其時秦氏依據舊稿，勤加增益，小成初稿，顧《序》所謂“書垂成”者，指此而言。蔣《序》謂秦氏“早嵗即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彚為一編”，是為舊稿；“通籍後簪筆承明，毎稍暇輒抒思釐定，至晉居秩宗而帙始成，”則此初稿是也。《五禮通考》一書，纂修歷時甚久，其大綱大目雖麤具於乾隆丁卯、戊辰間秦氏丁憂之際，然至顧、蔣二人作序時，仍不言其書卷數，故知此初稿尚有疏漏，難稱詳備，非今所見《五禮通考》之比也。前人有以今見《五禮通考》爲“乾隆十八年本”者，殆未是，說詳本稿第三節。 段朝端《吴山夫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癸酉五十六嵗”條云：“蓋先生於是年由嵗貢入都試教席，主秦樹峰司寇家。” 案段氏引吴玉搢《〈亭林集〉跋》“亭林先生全集，予得於雍正改元之十一月，……越二十餘年北遊燕冀”云云。夫本年去雍正元年三十餘載，與吴云“二十餘年”不侔，不當以吴氏本年始入都，故段《譜》“二十三年戊寅”條下小注又云“或壬申（引者案乾隆十七年）已入都未可知”。要之，吴玉搢前此已至京師，唯本年始館於秦宅耳。丁晏所撰年譜謂明年吴氏入都，非。 《五禮通考》卷廿四：“又案上圓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難於營建。乾隆癸酉，予適陪祀，見少司空長白三公名和。三精於營造，予問曰：‘考古明堂之制，應如是，可乎？’曰：‘可。’並言今大高殿後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也。古法有之，論乃定。” 案觀此可知秦氏為學，不廢實踐，非祇書本上面討生活也。其古今比核之法，亦通貫《五禮通考》全書。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初，《五禮通考》積稿二百餘卷，復邀錢大昕助纂。戴震由錢大昕之介，得識秦氏，為講天算推步，並紹介江永之曆學。王鳴盛、王昶亦與其事。 諸洛《書〈味經窩圖〉後》云：“著《五禮通考》二百餘卷，補徤菴徐公《讀禮通考》之闕。庚午，改刑部侍郎，於今五年。……甲戌元日，公招飲，止宿邸第，手此圖屬書語。” 案諸洛此文作於本年元日，内云“《五禮通考》二百餘卷”，因知該書至此規模大備，猶在錢、戴諸人襄助以前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傳》：“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旣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輙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往往采其說焉。” 案《竹汀居士年譜》本年條稱“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定《五禮通考》。休寧戴東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談竟日，歎其學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與居士同車出，親訪之”云云，可與參看。戴震入都之年，王昶《春融堂集·戴東原先生墓誌銘》、淩廷堪《校禮堂集》卷三十五《戴東原先生事略狀》並同《竹汀居士年譜》。段玉裁撰《戴譜》誤作乾隆二十年，茲從錢賓四先生辨正，繫於本年。段君《戴東原先生年譜》引紀昀《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為聞所未聞也。”則秦氏招戴震講論，經年未輟也。今《五禮通考》内戴震按語往往而有，而“觀象授時”一門所載尤夥。段君又言“文恭全載（戴）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為古今演算法大全之範”，實則《五禮通考》收錄戴氏此文，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後，故味經窩通行本《五禮通考》有之，而味經窩初刻試印本尚付之闕如也，詳本稿第三節。 又案自本年始，為纂修之第三期。 《戴東原集》卷十二《江愼修先生事略狀（壬午）》：“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尙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尙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 案江永《推步法解》見《五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七。 又案戴君此文作於乾隆二十七年，故以“尚書”稱秦氏。實則秦氏擢領工部、兼署刑部尚書在乾隆二十二年，本年尚爲侍郎。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五《王鳴盛傳》：“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受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溥。”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本年條云：“正月北上，二月抵京師，禮部侍郎無錫秦公（蕙田）方仿徐氏《讀禮通考》之例纂《五禮通考》，屬先生修吉禮。” 案據此則秦氏延聘諸人當在二月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冬，秦蕙田以《五禮通考》全書示盧見曾，囑其作序。 《五禮通考》卷端盧見曾序：“乙亥冬，今秦大司寇味經秦先生辱示《五禮通考》，……書成，徵序於余”云云。 案秦氏諸人纂修《五禮通考》，孜孜不倦，時獲新境，此言“書成”，云成而實未成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钱大昕館于秦宅, 參校《五禮通考》。 《潜研堂文集》卷廿六《味经窝类稿序》：“丁丑、戊寅之间，馆公邸第，因得稍窥公得力所自。” 秦氏《自序》：“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宫允曉徵實襄參校之役。” 案秦氏自敍其事，屬之明年。然據《清史列傳》秦氏本傳，調任刑部尚書，兼管工部，事在二十三年正月。前此錢大昕或已至秦邸，所謂“丁丑、戊寅之间”，固得其實。秦《序》於助纂衆人，除同邑友好並諸顯宦外，唯及錢氏，則謂錢氏之於《五禮通考》纂修一事，居功至偉，自非過當。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冬，《五禮通考》成，秦蕙田作《自序》。 秦氏《自序》：“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為門類七十有五為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閲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六十矣。” 案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三期，至本年止。味經窩初刻試印本之刊印，當在本年前後，詳本稿第三節。如上條陳，凡此三十八年之間，歷經三期：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爲第一期，秦蕙田與鄉人爲讀經之會，積稿成帙，都百餘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爲第二期，秦氏登第入京、任職禮部、讀校禮書、及丁憂回籍數事，於《五禮通考》之纂修，影響莫大焉，而成稿亦逾二百卷；乾隆十九年至本年止，爲第三期，秦氏得錢、戴眾新進才雋之助，續加葺補，終期大備。自雍正二年起，前後幾四十年，秦氏孜孜經營，今始垂成。此中甘苦，略可想見，而經始諸人如蔡德晉、吴鼐，均已徂謝，他若顧棟高輩，亦不及見此書之成。 又案自此以後，即纂修《五禮通考》之修訂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月廿日，盧文弨為跋《五禮通考》。 盧文弨《五禮通考跋（癸未）》：“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案或本《五禮通考》書前所附跋文與盧《集》字句稍異，末云“嵗在癸未二月既望五日，受業盧文弨拜識”。 又案據《竹汀居士年譜》、《戴东原年谱》等書，本年秦蕙田奉诏修《音韵述微》，錢、戴二人嘗預其事。此編纂《五禮通考》將成，乃有餘力為之也。此事今不俱論，唯王昶《江慎修先生墓誌銘》謂秦氏奏江永韻學湛深，“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承，以備采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五禮通考》”，似《推步法解》始載於《五禮通考》者。然二十六年所刊《通考》已將慎修此文收錄，王君之《銘》但以事類相近，牽連行文，未可以編年實錄視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卢文弨致書秦蕙田，言《五禮通考》“可參酌者”十五事。九月九日巳時，秦氏卒於滄州，十一月諡文恭。 《抱經堂文集》卷十八《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甲申）》云：“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謹就愚見，似其中尙有可參酌者數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主臣。” 案盧氏此文為二十六年本《五禮通考》糾謬，其所云“可參酌者”十五事，為通行本《五禮通考》採用者五、未用者七、酌情採用未能盡改者三。可知今通行本《五禮通考》之勘定，必在本年以後，詳見拙文《味經窩本〈五禮通考〉刊刻年代攷》。因本年九月秦氏驟然下世，此通行本之修訂暨盧氏糾謬之去取，是否秦氏手定，尚難確定。 《清史列傳·秦蕙田》：“二十九年，充經筵講官。……四月，以病請解任，諭曰：‘秦蕙田，不必解任，題奏事件照常辦，尋常咨行事，暫且不必畫稿，俾得從容調攝。’八月，復請解任回籍，諭曰：‘秦蕙田以現在病尚未痊，奏請開缺，給假回籍就醫。著照所請，准其給假南旋，即可乘便就醫，而江鄉水土於伊調攝自必相宜，可以日漸痊愈。刑部尚書不必開缺，其事務著劉綸兼署。’九月，卒於途。……尋賜祭葬如例，諡文恭。”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秦文恭公墓志銘》：“以九月九日巳時薨于滄州。” 《清通志》卷五十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蕙田，諡文恭。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諡。”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高宗下詔征書。其後，江蘇省以此書進呈。 《江蘇採輯遺書目錄》：“《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刊本）。” 案此刊本當即味經窩之修訂通行本。 二、《五禮通考》與事學人名錄 上節檢選所見繫年資料匯為一編，歷述《五禮通考》成書始末，雖尚簡陋，然條目粗具，可備參酌。惟參編《五禮通考》之人，有頗乏具體年月可考者，乃無由增入，甚爲可惜。茲作“《五禮通考》與事學人名錄”一節，相為經緯，則《五禮通考》之纂修情實，或因此而益彰。 昔王大隆欣夫先生跋所藏稿本《五禮通考》，謂秦氏“少時與同里顧棟高、吴鼎、龔燦、吴鼐、蔡德晉諸人爲讀經會，於《禮》考訂辯正，必求其是，筆錄存之，成經說百餘卷。及官禮部侍郎，即據此及蔡德晉書為藍本，撰《五禮通考》以廣徐乾學《讀禮通考》之未及。博諮當時通儒，助之成書者，有金匱吴鼎、德州盧見曾、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休寧戴震、仁和沈廷芳、吴江顧我鈞”，又謂“青浦王昶亦預參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方觀承、宋宗元後來出資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兩家案語悉出後增”。此語大略得其仿佛，第不無小誤，且猶有未盡。 夫是書之纂修，發端於錫山讀經會。當時除秦蕙田而外，尚有蔡德晉、吴鼐、吴鼎， 《五禮通考》卷端秦氏《自序》，見上節“雍正二年甲辰”條。 又有龔燦。 《清儒學案》卷六十七《味經學案》載《味經日鈔自序》云：“余少與蔡學正宸錫、吴水部大年、學士尊彝、龔布衣繩中為讀經之會。”較《五禮通考自序》多龔繩中一人，即王欣夫所說“龔燦”，諸洛《書味經窩圖後》、钱大昕《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墓志铭》所記皆有此人。 内中蔡德晉氏，貢獻尤多，惜乎大著未就，先行下世。 王大隆謂《五禮通考》據蔡氏書為藍本。案王昶《蒲褐山房詩話》 “蔡德晉”條云：“宸錫先生精通三禮，嘗分門別類，以次相從，采掇鈎貫，凡五十餘冊，功未竟而歿。秦文恭公少與同學，得其本而增修之，証以歷朝史事，補以宋、元諸儒之說。今所傳《五禮通考》，雖續健庵尚書《讀禮通考》之遺，實則據先生書為藍本。今其書割裂之餘，無有存者。”此即王說所本。然當日諸人讀經問難、筆錄成篇非必一二人之功，觀上節“雍正三年乙巳”條可見。且秦氏自有積稿，蔡氏之說亦後來增益也，如稿本《五禮通考》卷六一頁廿一、卷二三四頁十三所載蔡說即如此。又《清史稿》蔡氏本《傳》謂其“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無錫金匱縣誌》卷三十九《藝文•著述》則云“蔡德晉，《禮經本義》三十九卷（《周禮》二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八十一卷、《詩經集義》十六卷”頗有不同，今存僅《禮經本義》十七卷、《敬齋禮說》抄本二種。而《五禮通考》内錄蔡氏經說甚夥，正可補其著作亡逸之缺憾。 洎後秦氏入都，吴鼎亦擧經學，仍屬參校之役，今通行本《五禮通考》數卷卷首署其名。 顧棟高《萬卷樓文稿》冊四《五禮通考序》有“秦子味經與其友吳子尊彜輯《五禮通考》一書”云云，與《五禮通考》卷端所載但稱秦氏不同，可知吴鼎之功，原不可掩。 其後參校者又有顧我鈞、 案稿本、通行本參校者皆有其名。顧氏為顧我琦之弟，我琦曾與秦氏同修《江南通志》，我鈞殆是時結識秦氏也。我鈞身後寥落，文章傳世者鮮，所見僅《顧發千雜著》一殘本載有經說數篇。幸賴《五禮通考》保存其文，如卷二十《嘉靖分祀論》、《嘉靖議郊配論》及稿本卷十四《父天母地論》之類。 陸登選、 稿本卷六二、六五題云“貢士陸登選參校”，然後來刊本絕不見其名氏，殆未終其事者歟？《江南通志》卷一百十、《福建通志》卷廿七、卷四一、《重修臺灣縣志》卷九有一名“陸登選”者，福建甌寧人，舉人，嘗為官，年齒略長，豈同姓名耶？ 褚寅亮、 稿本卷一百二至一百四、一百六至一百八、一一六至一二二署“中書舍人長洲褚寅亮參校”，通行本則更換他人，未審其故。褚氏與錢大昕、王鳴盛相友善，固精於禮學者，有《儀禮管見》行世。 盛世佐。 馮浩《儀禮集編小引》云：“君（引者案即盛世佐）將赴部時，大司寇錫山味經秦公著《五禮通考》，以參校之責屬余，余敬謝不敏，言君於秦公。君乍至，公急以禮館君邸宿，退食之暇，相與論難，或讙然喜，或怫然爭。余每規君毋憨，而君以經術所關，一字不假借。《五禮通考》中君所論定實居其半，而君自有專書，以爲可獨傳也。”此承喬秀岩師惠示。另，盧文弨《書校本〈儀禮〉後》，《〈儀禮注疏詳校〉自序》亦記其事。盛氏乾隆二十年以公事卒江南舟次，其館於秦宅當稍前於此，或與錢大昕諸人相後先也。乃秦氏於盛世佐絕未提及，豈馮氏所說“怫然爭”之故歟？馮氏所云“君所論定實居其半”，固難坐實，然《五禮通考》多有因襲盛氏《儀禮集編》處，所據且為稿本，與盛書後來版本有異。參見拙文《〈五禮通考〉“喪禮門”編纂評析》。 至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三階段，秦氏延請參校是書者，有錢大昕、戴震、 參上節“乾隆十九年甲戌”、“二十二年丁丑”條。 王鳴盛、 王氏與修《五禮通考》多門，後將所編“軍禮門”部分單獨刊行，《周禮軍賦說》實該部分草稿而已。然王氏所編，稍嫌粗略，故今《五禮通考》相應部分對之多有修訂。王氏又有《五禮通考序》，見《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筆者所見《五禮通考》各本皆不載此序。 沈廷芳、 《五禮通考》卷二四六至二五一為“凶禮”除“喪禮”之外者，稿本、味經窩諸本皆署“按察使司按察使仁和沈廷芳”。 王昶， 王氏與修吉禮，然《五禮通考》卷中未分注名氏，王大隆已言及之。案《蒲褐山房詩話》有“文恭嘗招予寓味經窩數月，予病為按脈定方”云云，殆參與時日甚短，故今吉禮部分不數王昶其人。 參校者又署盧見曾、宋宗元，方觀承則為“同訂”。 參上節“乾隆十三年戊辰”條。王大隆謂德州盧見曾“助之成書”，“方觀承、宋宗元後來出資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兩家案語悉出後增”，“悉出他手”，似盧氏與方、宋二人不同。然盧氏《五禮通考序》初不言此，卷中亦無一條案語，其生平撰作多假他人之手，恐徒具名而已。至若方觀承，則為方苞之侄，《五禮通考》卷首載其序乃言“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奉詔纂修三《禮》，余數從講問”，殆淵源有自，與盧、宋有異。王氏謂其“案語悉出後增”，誠然，《五禮通考》稿本卷一八一署戴震參校，而篇中方氏“案天大”一條，實為別紙新增，卷一八三又有方氏評戴之語可知方氏雖於乾隆十四年許為同訂，其案語則有寫於乾隆十九年後者；而云“悉出他手”，則難以遽定。秦氏此書亦有據方案而刪改者，見稿本卷二三四頁六、通行本卷二三三頁十、頁卅二、卷二三四頁五等等。《五禮通考》每卷卷首署“方觀承同訂”，異乎彼輩，非偶然也。方氏能吏，又精治河，故《五禮通考》“體國經野”一門所載方案尤多。 其參與校字之役者，則尹嘉銓、吴玉搢。 案吴玉搢見上節“乾隆十八年癸酉”條。《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十九皆吴氏所校。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二一“吴玉搢《山陽耆舊詩》”條云：“吴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峰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峰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此即王欣夫言“統校全書，則屬諸山陽吴氏玉搢（引者案原作縉）焉”之所本。秦蕙田《答顧復初司業論〈五禮通考〉書》所謂“今所託校讎者，惟淮陰吳山夫一人”，不過言當時情狀，不得云數十年間數百卷書皆吴氏一人手訂。今全書卷首四卷、卷卅二至卅六末署“博野尹嘉銓校字”可證。 又案《五禮通考》稿本卷卅八署“吴玉搢參校”，則吴氏不僅校字而已矣。 盧文弨亦曾參酌校訂， 參上節“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條。案盧氏一則云“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弨受而讀之”，再則云“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巳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文弨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諈諉，然先生之虛懷爲巳至矣，繙閱之勞所不敢辭”，則盧氏此前並未與修《五禮通考》，僅在其書成之後，勉力校訛；然其功亦巨。乾隆二十九年盧氏致書秦蕙田，為該書糾謬十五事，修訂本或采或不采，其事要皆關係重大。而盧氏貢獻仍不止此，今味經我初刻試印本多有盧氏校語，往往溢出《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所舉各條之外，有作“文弨謹案”者，當係盧氏之筆，間有作“盧云”者，未曉爲何人謄錄。 而馮浩曾受邀參校，但未預其役。 據阮元為馮浩《孟亭居士文稿》所撰《序》稱，乾隆十五年馮氏參編《續文獻通考》，則亦精於典制者。其《儀禮集編小引》云：“君將赴部時，大司寇錫山味經秦公著《五禮通考》，以參校之責屬余，余敬謝不敏，言君於秦公。”“君”即盛世佐，與馮氏為中表親、又有婚姻之誼，故馮氏薦之於秦蕙田。 另有蔣汾功、顧棟高為之作序， 據蔣《序》其“與秦氏世好：從父弱六出尊大父對巖先生之門，藥師又與予同年友也。日往來寄暢園中與其羣從子弟遊。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疏義外間絶少刋本，而庋貯緘題者數十笥。宗伯以絶人之姿盡發而讀之。”此言秦蕙田少年時事也。 而顧氏曾就編書體例與秦蕙田往復辯難。 王大隆謂顧氏曾與秦蕙田諸人共為讀經之會，乃顧、秦二人均無一言及此，王說恐未的。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棟高，無錫人；鼎，金匱人，亦佐文恭纂《五禮》者。文恭嘗招予寓味經窩數月，予病為按脈定方，故得備聞其事。”言顧氏助纂《五禮通考》，殆指秦、顧通信商討是書體例，未必謂顧參校其書也。二氏函中提及吴玉搢而未及錢大昕，則其通信當在乾隆十八、九年間，已在顧氏撰《序》之後。 三、《五禮通考》存世諸本略說 述《五禮通考》成書情實既畢，今乃就該書存世諸本略考其源流、特點，權作小結。 一、稿本。 七十三冊，殘。朱砂印格，版心刻“五禮通考卷”字樣。半頁13行，頂格者行大字21字，雙行小字21字。首蔣汾功、顧棟高二序，次凡例，次目錄二卷，次卷首存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内有“大隆審定”白文方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文長方印。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著錄，今藏復旦大學。王氏《書錄》云：“此為當時清寫原稿……全書較刻本為少，當係初定本。”參本稿第一節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條。 秦蕙田《答顧復初司業論〈五禮通考〉書》云：“今所託校讎者，惟淮陰吴山夫一人，幸麤稾俱已就理。而抄胥僅有三人，不能多寫，乘此暇隙，依序詳校，討論刪潤，盡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遠，無由質證耳。”《五禮通考》係絕大著作，編次謄錄不能一蹴而就，諸人皆隨錄隨改。此稿本通篇有朱筆圈點，重點語句旁勾紅圈，為後來刊本所無。眉批、夾簽滿紙，並有挖補痕跡，王氏以爲休寧戴震、嘉定王鳴盛、錢大昕等手校，文字與後來刊本多不同，可見當時纂修實況。 又當時所錄不止一本。此稿本卷九七、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一百九、一一四内浮籤有“抄本”“新本”“新抄本”字樣，則此乃一舊抄本，另有新抄本，以與刊本對勘。卷一一四引《大唐開元禮》“前享五日……皆加勺冪”下，眉批“禘享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指“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北向俱西上”下，眉批“禘又以下十四字，新抄本缺”，“十四字”指“禘又設未毀廟主各於其室，如時享”；“訖還齋所”下，眉批“禘又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字指“禘又以次出，毀廟主，如主未毀廟，主出，置于室内之座，如時享”。凡此稿本有而新抄本無之諸字，後來各本均已刪棄，可知校者但校新、舊抄本之異同，而別有人裁定當從新抄本刻印刊本。 二、味經窩初刻試印本。 八十冊。半頁13行，頂格者行大字21字，雙行小字30字。首蔣汾功、方觀承序、次目錄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嘉興張廷濟、獨山莫友芝、吴興劉承干、吴縣王欣夫遞藏，後歸復旦大學。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長方印，“莫印/彝孫”朱文方印，“莫友芝”、“郘亭長” （此二印《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著錄）、“莫印/繩孫”白文方印、“吴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方印、“柳蓉/村經/眼印”白文方印、“博古齋收藏善本書籍”朱文方印（《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脫“收”字）、“王欣夫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大隆審定”白文方印。張廷濟、王大隆跋語。此本亦多眉批、浮簽，王氏謂是秦蕙田、盧文弨、姚鼐手校，又云“舊粘校簽日久往往脫落，莫郘亭得此書後用墨筆移識書眉，憑筆跡可驗”。 張廷濟謂“此書審是初印底本”，良是。然王氏謂其刊於乾隆十八年（1753），不確。予舊有《味經窩本〈五禮通考〉刊刻年代攷》一稿，内中論此本年代，略謂： 一則，此本内參校人氏有戴震，校字者有吴玉搢。據本稿第一節，吴玉搢乾隆十八年主秦宅，則此本斷不能於本年速成。而戴震明年始入都，本年尚從江永讀書於徽州紫陽書院。此本卷一百九十九“緹縞”下案語采用戴震乾隆二十二年所創之說，則此本年代自在其後。 再則，盧文弨乾隆二十八年所跋及明年校訂所用之本，即為此本，上有盧氏校語可證，則其年代當在此前。 以此二點相較，更證以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則此味經窩初刻試印本之刊成，當在乾隆二十六（1761）年前后，審矣。 此本與後來刊本多有不同，其差異最巨者乃卷一百九十七末尾，有一批語云：“此本較後定本少附戴氏震《勾股割圜記》五十三頁。光緒乙亥八月五日賀緒蕃記。”所謂“後定本”，即下“味經窩修訂通行本”。 1994年，臺灣聖環圖書有限公司以拍攝膠片為底本，將此初刻試印本套彩影印，精裝八冊出版。依愚目驗，影印本與復旦原本稍有小異。 三、味經窩修訂通行本。 此本即以初刻試印本略加改訂，吸收浮簽、眉批校勘意見，修版刊行。今各大圖書館收藏者多為此本，乃秦氏“味經窩”刊行之最終版本。然通行各本之間實非完全一致，如通行各本卷前所載序言與每卷開列纂修人姓名即偶有不同。如上所述，顧棟高、蔣汾功、方觀承、盧見曾、王鳴盛諸人皆曾為此書作序，另有秦氏自序以及盧文弨跋文。二十六年味經窩初刻試印本僅存蔣、方兩序，而通行各本有但存蔣、方、秦三序者，周中孚所見已如此；有存蔣、方、顧、秦四序者；有存蔣、顧、方、盧、秦五序並盧跋者。今人所編各種目錄，或不辨此本與初刻試印本之別，一誤再誤，定為“乾隆十八年本”，或據卷前所載序言年代，定為“二十六年本”、“二十八年本”。今依本稿第一節，知此本刊成年代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後。因其常見，故其後諸本都以此為祖本。 四、四庫全書本。 四庫開館後，《五禮通考》收入經部禮類五“通禮之屬”，書前提要撰於乾隆四十三年十月（1778）。四庫本即以味經窩修訂通行本為底本，然反復謄抄，不無訛誤，此姑勿論；尤堪注意者二事： 其一，為少數民族譯名之變更，如卷二十三引《元史·別兒怯不花傳》，文淵閣庫本改作《伯勒奇爾布哈傳》者是。 其一，為忌諱文字之刪改。四庫館寓禁於徵，人所習知，乃《五禮通考》之類研經著作，亦不能幸免，令人髮指。如錢謙益，高宗甚惡其人，《五禮通考》原引錢氏文字，舘臣多予抽換。卷二百六味經窩本原引錢氏《徐霞客傳》，謂徐氏“好遠遊，紀江源一篇”云云，秦蕙田案曰：“徐、李二氏論江源，一得之遠遊，一得之圖象。其言皆信而有徵，可補前人所未備。惟察於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李指李紱，徐指霞客。今文淵閣庫本，秦案尚在，而錢《傳》已為他文所替代，與徐霞客無與也。四庫館臣之作爲，真可謂顧此而失彼。 晚近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與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更合作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圖像檢索版）》，收錄其電子化文本，學界廣爲利用。此本《五禮通考》首冊上之説明值得留意：“按：本冊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五、清末刊本。 江蘇書局本。光緒六年（1880）刊。案秦氏味經窩刊本以軟体字付刻，錢泳視之為康乾時期版刻之佳者。此江蘇書局本版式仿味經窩本，但字體遜色多矣。 湖南新化三味堂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據《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目錄》著錄，尚未得見。 张涛，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