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史记》文学成就研究概述

俞樟华　张新科: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名著。历代研究《史记》，均文史兼顾，两者齐头并进。但比较而言，从史的角度研究《史记》更为热闹，而《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相对较弱。从１９７７年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转变，研究《史记》文学成就的人庶几可以和史学界研究《史记》的队伍相颉颃；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标志着这一研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将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一、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专著。 　　对《史记》文学成就的研究，１９４９年以前只出过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１９４９年以后，人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对《史记》的文学成就作出科学评价，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还分别进行过“应该怎样来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两个专题讨论，这对促进《史记》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当时发表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或欣赏性的，至于专著，显然条件还不成熟。“文革”十年，整个《史记》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２日《光明日报》发表吴汝煜的《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一文后，研究者逐渐增多，迄今为止，至少有二百几十人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一批有份量的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如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是第一部从文学方面系统详述《史记》的专门性著作。它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了评价。全书材料丰富，立论谨严，文笔朴实，新意颇多。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是第一本从美学角度研究《史记》的专著，作者从几个侧面论证了《史记》的艺术美，开辟了《史记》文学研究的新园地。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艺术特征和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鞭辟入里，颇多创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徐谦夫搜集整理的《司马迁的传说》（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则是第一部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民间传说故事集。此外，韩兆琦的《史记评议赏析》和由他主编的第一本《史记赏析集》、吴汝煜的《史记论稿》、聂石樵的《司马迁论稿》、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也都侧重从文学方面研究《史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关于《史记》的论文。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以后发表的研究《史记》文学性方面的论文（包括各种欣赏文章），有五百余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在近十几年中发表的。这些文章有的是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有的是专题论述，涉及面非常宽广，诸如司马迁的文学观、审美观、太史公笔法、《史记》的抒情性、悲剧性、写人艺术、叙事手法、语言艺术、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等，都有全面深入的探讨。过去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有了新的突破；过去没有涉及或涉及较少的问题，则得到了开辟或加强。这里就几个研究较多、又较重要的问题介绍如下： 　　１．司马迁的文学思想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对司马迁哲学、政治、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文学思想则不注意。近年一些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姚凤林的《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１９８０年第５期）发表较早，他认为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这首先在于他认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力图将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并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司马迁还总结了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参酌个人创作的体会，提出了以“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此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视作家的政治态度，重视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的统一等等，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韩兆琦、聂石樵、肖黎、何旭光等人也对司马迁卓越的文学观作了评价。 司马迁创作理论的中心，是“发愤著书”说，这一理论对后代文学创作也发生过重要影响。因此，这时有十几篇文章专门研究了“发愤著书”说的意义和价值。陈子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认为，这一理论“实质上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袁伯诚连续写了“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陕西师大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固原师专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发愤著书”说对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同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意义（同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等四篇文章。作者认为，这一理论既是对从《诗经》到《楚辞》先秦文学创作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自己充满血泪的著书实践的痛苦总结。 　　２．司马迁的审美观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美学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从美学方面来研究《史记》，出现了一种《史记》研究美学热。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１期）认为，“真实”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重要的审美原则，反映了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趣味。由于“爱奇”，使《史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了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在论述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时认为，《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这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宋嗣廉也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渗透在整部《史记》之中，这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极其重要的因素。（《史记艺术美研究》第１６页）吴汝煜《论史记散文的艺术美》（《史记论稿》）一文，则从四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所在。认为“《史记》在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它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动人场面方面所显示的艺术水平，也完全可以同标志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相媲美”。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期）认为，司马迁的审美观有其时代性，还有突出的独特性，这主要的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韩文还从历史背景、时代风尚、个人遭遇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条件。 　　３．人物描写《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在一部书里集中地为三千年历史人物立传，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风姿有别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人物画廊，对后代的写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司马迁写人艺术成就的探讨，一直是《史记》研究的重点。近十几年有别于以前的突出贡献是：第一，对《史记》写人手法的分析，已经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广。涉猎的问题之多，研究的方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司马迁笔下写得成功的人物很多，过去的分析、欣赏只限于项羽、刘邦等十来个人物上面。而如今对《史记》人物的分析评论，已经扩展到五六十个以上，《史记》中写得较出色的人物几乎都有文章评说。经过这样大范围的挖掘，司马迁写人的手法、写人的成就，可以使人看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准确。 　　第三，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如韩兆琦对《史记》所写的人物特点作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后提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的画廊；由于《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异常悲壮、异常惨烈，其主要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史记》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以写悲剧人物而享盛名，《史记》则是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的文学作品（《史记评议赏析》）。韩文的这个观点，发人所未发，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又如自从扬雄指出司马迁有“爱奇”的特点后，历代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１９８４年第４期）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作者还认为，司马迁为了达到传奇人于天下的目的，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突破史书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文章最后论述说《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刘文关于司马迁“爱奇”主要是为了写人的意见，颇有新意。此外，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文学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５期）一文，将司马迁和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这二人所处的时代、世界观、作传记的目的、传记的内容特点、传记的形式特点、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比较。 像李文这种比较文章，目前还为数不多，它有益于研究者开阔眼界，活跃思路。 　　４．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描写战争，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记》最精彩的笔墨之一。司马迁写了大小凡数百次战争，写得虽详略不同，但大都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不仅反映了史实，而且也为军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记》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是近年新开辟的课题。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１９８２年第３期）认为，《史记》突破了前人的军事文学创作，注意写出战争产生的根源和具有全国性的规模，注意描写对战争的全局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因素，以及高级指挥部的决策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专门为统帅、参谋长、将领立传，以人物为中心比较具体地描绘某一战役、某一战斗，这是为编年体的军事文学所不及的。此外，《史记》在描写战争的场景和场面方面，也超过了前人而有其显著特色。 　　从文学角度对《史记》战争文学进行探讨的还有郭双成的《入细刻划　独雄千古》（《解放军报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９期）、徐传武的《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几个特点》（《人文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等文。徐文认为，《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特点有四个：一是司马迁不是表面地写战争的一般情况，而是多方面地向深处开掘，尽量地触及到战争胜利的本质原因。正义感、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灵魂。二是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司马迁不是不分大小、轻重一一记述，而是做了精心选择和剪裁。三是《史记》写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朴素记录，而且是有声有色的生动的彩色艺术画卷。四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中心，使真人真事的艺术处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５.《史记》与先秦文学《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先秦文学对《史记》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是对这种影响的纵横比较，深入探讨，到近些年来才兴盛起来。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专门讨论了《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对《史记》的影响，认为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展示人物形象，这种方法《左传》开其端，后来在司马迁的笔下更趋成熟，终于成了史传文学的主要写作方式。其次，在细节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左传》已经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对《史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关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问题，如果说《左传》还只是滥觞之源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笔下，这种手法就发展成波澜壮阔的长江大河了。 　　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孝感师专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将《史记》与《战国策》作了认真比较。张新科《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陕西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１期）认为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到《史记》才真正建立起来。 　　司马迁对屈原十分崇拜，《史记》受《离骚》的影响也很深。吴汝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南通师专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一文认为《史记》所表现的审美理想与《离骚》一脉相承；《史记》深得《离骚》的情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从《离骚》中吸取了讽兴当世的力量和反传统思想的精神；此外，从体裁的独创性来说，《史记》也足以追配《离骚》而无愧。 　　６．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之大，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讨论《史记》对后代各类文学作品影响的文章，通过把《史记》放在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了《史记》的价值，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在这种讨论中，又以讨论《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最为热烈，成果最大。 　　《史记》与小说有关系，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而近十几年才得到人们的注意。赵建夫的《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社会科学》１９８１年第４期）、赵清永的《〈史记〉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影影刍议》（《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８６年第２期）、郭预衡的《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文，都专门就《史记》与后代某一部小说作了具体比较，揭示了《史记》在思想上艺术上与这些小说的相通之处。而陈磊的《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４期）、韩兆琦的《史记的小说因素》（《史记评议赏析》）、李少雍的《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等文，则是全面论述《史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一些新人耳目的意见。陈文通过大量具体实事的分析比较，寻根溯源，认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纪传体形式，发端于《史记》；《史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也培育与影响了后世小说家；可以把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史记》中的优秀传记，看成是“传记体的历史小说”，文章还认为，探索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该追溯到《史记》；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及其特色，《史记》也不能被忽视。韩文认为，《史记》中蕴藏着诸多小说因素，它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一是《史记》人物传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效仿、所继承；二是《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这是一部伟大作品出现后所常有的情形；三是《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四是《史记》记事的时间长，所记的事件多，是后代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 李文专门就《史记》纪传体为什么会给小说以影响、从哪些方面对小说产生影响的这两个方面作了充分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我国古典小说在题材、结构、人物描写手法等各个方面，较之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卓然独具的鲜明特点和传统风格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史记》纪传体的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文章从历史人物传记体裁方面的影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方面的影响、人物描写方法方面的影响、题材方面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列举大量小说事例作了深入的比较论述。 　　总之，《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语）。所以，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仍是《史记》研究者应该思考，并为之努力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