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哲学评注》导读

贝尔《哲学评注》导读 [美]约翰•基尔卡伦 [美]詹德兰•库卡塔斯 著 王立秋 试译 自由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不用强制的手段，威胁和引诱来阻碍我们拒斥的观念传播——甚至在它们看起来不但错误而且危险的时候也如此——道德原则的问题。在培尔的时代，许多基督教徒相信上帝本人就要求使用这样的手段来防止宗教谬误的传播，但甚至除却这种神学意见之外，以强力阻止危险观念的传播——如果那是最有效的方式的话——在许多人看来也是自然的。强制的方法也许经常是无效的，但自由主义者相信甚至在它们是有效的，或者可能是有效的时候，它们也是错误的。支持这个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的最早的，也许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述就是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的《关于福音的那些文字（路加福音14.23），“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的哲学评注》(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se words of the gospel[Luke 14.23], “Compel them to come in, that my House may be full.”)。 贝尔的一生 皮埃尔•贝尔，一位清教牧师的次子，在1647年6月18日出生在比利牛斯山叫富瓦封地(Compte de Foix)的勒加尔拉(Le Carla，今天的加尔拉-贝尔[Carla-Bayle])。和他的兄弟，雅各布和约瑟夫，他在小镇唯一的一所学校里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并进一步在父亲的帮助下接受教育，后者教他拉丁和希腊语并给他介绍他自己的书房和住在附近的同事的书房里的各种著作。让•贝尔极其朴素的环境使他不可能在雅各布完成他的神学教育之前送年轻的儿子去上中学，在出发前往皮洛朗(Puylaurens)的学院求学的时候，贝尔已经二十一岁了。已经爱上书本和学习但对学校的低标准失望的皮埃尔在三个月之后就离开了皮洛朗前往图卢兹并被接收为一所耶稣会学院日班生，在那里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逻辑学的教育。作为一名年轻的乡村学者，他不能在他的教师的论证面前为他的清教信仰辩护，于是在1669年3月19日的时候贝尔改宗天主教，这使他胡格诺教派的家庭感到失望。 贝尔的改宗持续得并不长久。到他在1670年8月为他的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完全疏远了天主教的实践并且在智识上也不再满足于它的学说。但如果说放弃他的清教信仰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气的话，起誓脱离天主教——即便是为了诡异一个人生来具有的宗教——则肯定是危险的，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再度堕入异教”会招致重刑。尽管如此，贝尔依然再次改宗并逃到了日内瓦，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父母和年轻的兄弟。 在日内瓦贝尔也放弃了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且，在他在学院的同学，雅克•巴斯那日(Jacques Basnage, 1653-1723)和文森特•米尼托利(Vincent Minutoli, 1640-1710)的影响下，成为笛卡尔哲学的信徒。在日内瓦附近一个贵族家庭担任了两年的家庭教师后，贝尔回到了法国继续以家庭教师为业，并化名拜尔(Bele)以避免被认出堕落天主教徒的身份。1675年他角逐并赢取了色当清教学院的哲学教席。 在学院贝尔与神学和希伯来语教授，皮埃尔•朱里厄(Pierre Jurieu, 1637-1713)结下了密切的友谊，并享受他的赞助和他容量巨大的图书馆。在色当他阅读了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 1638-1715)和斯宾诺莎(Spinoza, 1632-77)的著作，并开始生产他自己的作品。这种学院生活为政治的发展所扰乱。胡格诺教徒自1598年南特赦令开始享有的宗教宽容在路易十四(1638-1715)统治期间逐渐受侵蚀。1681年色当学院为皇家法令所废止，而贝尔和朱里厄则转移到鹿特丹港市的伊吕斯特尔学院(Ecole Illustre)并分别担任哲学和神学教职，贝尔随身携带着他《慧星之际的思虑种种》(Various Thoughts on the Occasion of a Comet)。 这部著作最初是以《关于彗星的书信》(Letter on the Comet)为题于1682年3月出版并赢得许多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贝尔攻击了迷信，也是因为他论述了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与当时普遍的信念——即对上帝的信仰对社会凝聚来说是必要的——相反，可以持续下去。但当年五月贝尔对路易•曼布尔(Louis Maimbourg, 1620?-1686)反胡格诺的小册子，《加尔文主义的历史》(History of Calvinism)的答复的出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贝尔的《对曼普尔先生的加尔文主义的历史的总体批判》(General Criticism of M. Maimbourg’s History of Calvinism)在清教徒和一些天主教徒中受到欢迎，并于1682年11月出了第二版，但它引起了当局的愤怒。结果，对贝尔来说是灾难性的。1683年3月巴黎公共侩子手对贝尔著作的焚毁只起到了增进销量的作用；但雅各布•贝尔被监禁则是另一回事。在抓不到《总体批判》的作者的时候，当局监禁了他仅剩下的亲人；1685年11月12日雅各布在监狱的隔间中去世。 贝尔《总体批判》的出版带来的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是它对他的同事朱里厄本人对曼普尔先生的《历史》的批判的回应说得不明不白，以至于引起了这位神学家的嫉妒并最终把他们的友谊变成了苦涩的敌意。1685年贝尔开始数项著书事业，其中就包括他的《哲学评注》。这部作品是作为对“布鲁格的约翰•福克斯先生(Mr John Fox of Bruggs)”的一部英文作品的翻译出现的。贝尔隐藏了他自己的身份，以避免与朱里厄发生争执，他试图与后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朱里厄还是攻击了这部作品，尽管他假装不知道作者是谁。在贝尔最终深信宗教迫害是不能防御的同时，朱里厄则坚持传统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即如果是用作反对虚假的信仰而保卫真正的信仰的话，就有正当的理由。贝尔要求宽容，朱里厄则受清教的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从他的天主教岳父，詹姆士二世夺取英国王位的成功所鼓励而鼓吹圣战。接着发生的小册子的斗争进一步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1693年朱里厄成功说服鹿特丹市政议会废除贝尔在伊吕斯特尔学院的教职。 到这个时候贝尔已经开始着手他最有抱负的计划，《历史与批判词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在被市政议会解除教职并从他的朋友和出版商，莱尼埃•莱尔(Reinier Leer)那里获得一小笔年金的保障的情况下，现在，他可以自由地投入他的写作了。《词典》于1696年12月出版并立即取得了成功。出版在数月内就已售罄，贝尔则迅速开始修订第二版。但这部作品也引起了争论并吸引了鹿特丹的瓦隆宗教法庭的注意，后者担心一些词条在信众眼中可能被认为是丑闻——因为对无神论者，怀疑主义者，摩尼教徒不体面的、过度的宽容且对大卫王不够尊重，贝尔在《词典》最有争议的词条中大篇幅描写了大卫的罪行和过失。于1701年12月出版的第二版删去了一些文章并包括四篇安抚当局的“澄清”。 贝尔晚年投入了学术，他又出产了几部著作，其中包括他四卷本的《对一个乡下人的问题的回复》(Reply to the Question of a Provincial, 1703-7)，其中他继续他与那些，在他看来，为恶的问题提供轻率解决方案并为调解理性与信仰提供似是而非的论证的人的斗争。尽管因为声誉卓著，贝尔常常接纳访客，但是，在持续了很久的疾病之后，1706年12月28日的时候，贝尔在他的著作与论文的环绕中孤独地去世了。 贝尔的作品一度预示并在塑造欧洲的启蒙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他的《词典》最终来到法国的时候，它成了十八世纪读者最多，也是私人藏书中最为常见的著作之一。伏尔泰和狄德罗宣称受益于这部著作，而托马斯•杰弗逊在构成国会图书馆基础的一百本书中收录了这部著作。莱布尼茨感觉他必须在自己的《神正论》(Theodicy)中对贝尔的论题作出回应，而本雅明•富兰克林则受感动而为贝尔的论题，即无神论者可以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辩护，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也对这个论题作出了辩护。十八世纪初，《词典》，《关于彗星的思考》和《哲学评注》已成了英文，而《词典》和《哲学评注》则被译为德文。赫尔德，休谟，莱辛，孟德斯鸠和卢梭都研究并讨论了贝尔的作品，这些作品也为哲学家和诗人，以及一些政客和僧侣所熟知。贝尔的影像是巨大的。 时代的宗教冲突 为理解贝尔的思想及其影像，不但要从后来思想的角度，同时也要联系现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和智识环境来看待这部著作，这点是很重要的。当时的政治和哲学为宗教的问题所主导。 贝尔在路易十四成为国王的四年前出生。路易把自己是为上帝在法国的代表，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他会服从于教皇，但法国的神职人员在国家问题上受制于国王。国王的主张为天主教神职人员中的“教宗权制限主义派”所支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那些断言教皇具有绝对权威的神职人员，在法国是少数。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耶稣会信徒和冉森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上进一步分化。 路易十四不愿在任何问题上对当时教皇的权威让步，他甚至不愿意宽容异议宗派在法国的存在。路德的作品于1519年在法国第一次出现。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让•加尔文——一个在日内瓦流亡的法国人——的观念开始传播。在日内瓦受训的，信奉加尔文主义（一般被称作“胡格诺”）的牧师大量涌入法国，到1562年的时候法国已有两千所加尔文教会。透过他年轻的儿子，查理四世(Charles IX, 1560-74)统治的美第奇的卡特琳娜(Catherine de Medicis)废除了压迫的政策并且，与大臣米歇尔•德•洛比达(Michel de L’Hospital)一起试图带来宗教上的和解并给加尔文主义者一定程度的宽容。在吉斯公爵弗朗索瓦领导下的天主教的暴力的反应，导致了一场持续将近四十年代的内战。其间最著名的事件当数1572年8月2日圣巴塞洛缪节前夜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最终，由于王位天主教继承人的死亡，胡格诺教派领袖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成为合法继承人并且，在进一步的斗争之后继位为亨利四世(Henry IV, 1589-1610)。为保住他的位子，他改宗罗马天主教，但在1598年4月13日的时候，他颁布了南特赦令，后者给胡格诺教徒带来了程度可观的宗教宽容。赦令保障了胡格诺教徒良心的自由和在法国特定区域公开实践其宗教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抵御攻击的去处。自此胡格诺教徒有资格担任之前只对天主教徒开放的公职并可以到学校和大学学习。在福隆德运动（几乎拉倒君主政体的内乱）期间胡格诺教徒依然忠实于路易十四，后者公开地感谢了他们。 许多胡格诺教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是忠实的臣民。加尔文教义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臣民应当不加抵抗地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念在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后对胡格诺教徒来说变得很难接受，而反对暴政统治的合理的叛乱的理论，在一段时间里吸引了大量追随者。然而，当洛比达大臣——他认为出于和平的考虑应当宽容胡格诺教徒——领导“政治(Politique)”党在天主教徒中表达了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的时候，胡格诺教徒又回到了加尔文不抵抗的学说。皮埃尔•贝尔自己一直相信正当地抵抗当时国王的权威是不可能的。 1660年一群法国神职人员会众要求国王关闭胡格诺教派的学院和医院并把它们排除在公职之外。1670年，有人建议，在七岁的时候，孩子应该有能力脱离清教，而那些脱离清教的孩子应该从父母那里带走。因此，神职人员要求废止混合婚姻并且此类结合产生的孩子应当被认为是非法的（私生子）。路易十四逐渐同意了神职人员的要求。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因此也就是对胡格诺派教徒来说压迫逐渐严重的几十年。到1670年的时候，胡格诺教徒已被禁止建立或维持学院；尝试移民的人将受监禁和剥夺财产的惩罚；而那些帮助有意图移民的人将被发配到大型海船上划桨。天主教还建立了一个基金来奖励改宗天主教的胡格诺教徒，对于堕落的皈依者则会有严重的惩罚。 在1682年和1685年间许多仍属胡格诺教派的教会被关闭或拆毁。被在废墟里礼拜的人被当作国家的敌人并遭到严重的惩罚。1681年战争部长，卢瓦尔(Louvoir)，建议路易通过把部队驻扎在私人家庭，以所有者的收入来支出日用的方式强制胡格诺教徒（龙骑兵迫害或“武力强制”）。士兵无节制的暴行包括劫掠，强奸和暴打他们的房东，而他们引起的恐怖甚至导致路易本人也对他们的暴力表示谴责。但这种行为在战争部长的坚持下一直持续，后者试图阻止暴力的消息传到国王耳中。通过在法国的传播，龙骑兵迫害导致许多人改宗，但也致使数十万人离开法国。1685年10月南特赦令被废除，路易宣告既然如今法国已经完全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么赦令就不再必要。对剩下的胡格诺教徒来说，龙骑兵迫害依然持续，一些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685年的圣战恐怖甚于1793年的革命恐怖。在四十万被迫参加弥撒并领受圣餐的“改宗者”中，那些拒绝圣饼的人遭到了经常是残酷的惩罚。男人遭受监禁，女人则被送到女修道院，孩子则从他们父母那里夺走，受洗为天主教徒并送给别人收养。 压迫的恐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贝尔在《哲学评注》中的激情。他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法国清教徒共享着他兄弟的命运。尽管那成功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在大体上说在欧洲得到了接受，但甚至在私下，也只有一小部分的法国天主教徒因废除南特赦令后的大屠杀而遭到谴责。其中，像博须埃(Bossuet)，费奈隆和拉封丹那样的杰出人物，甚至赞美路易的勇气和决心。阿尔诺(Arnault)在私下写道“如果甚至关于胡格诺教徒所受强制的报告是真实的话那可真够凄惨的”并可能使天主教变得可憎——但他谴责的是不受与指令相称的限制的对强制的使用。提出反对持异议者的暴力不可能是基督教的且不可能正当的观点的任务，则留给了贝尔。 在这点上，甚至在他的加尔文派教友中也几乎找不到支持者。加尔文本人就——特别是在他在处决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之后的作品中，1553年塞尔维特因提出质疑被认为是标准的关于三位一体的信仰并否认耶稣是永生之子(Eternal Son)的学说而在日内瓦被当作渎神的异端烧死——强力地论证支持迫害。塞尔维特的一些看法把他和再洗礼派教徒联系在一起，这个教派对公民权威的拒斥导致他们被看作使理应受压迫的危险的盲信者。在进一步压迫再洗礼派的问题上清教思想发生了分化，而加尔文领导的对塞尔维特的控诉，则在巴塞尔，伯尔尼，日内瓦和苏黎世的许多瑞士教会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是加尔文的狂热，导致了塞尔维特的处决，但它引起的悲痛和真挚的自我反思则导致加尔文最协调的，为展示压迫异端和惩罚异端分子是基督教法官的义务而作出的努力。在这里加尔文不得不面对的最困难的哲学问题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n, 1515-63)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高度复杂的神学学说已经经受了数千年的辩论却依然不定，而没有什么明确地证明为真的话，人们怎么能够证明因在这些问题上意见的不同而互相杀戮是正当的呢？加尔文的回答是，这种论点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可知的，并且一切都是可以质疑的，甚至对上帝的信仰也如是。但贝尔走的更远，他很早就对授权民事法官以武力压迫异端将为天主教对清教徒的压迫正名的观点表示反对。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天主教的迫害是不许可的，因为清教徒站在正义的一边。 《哲学评注》内容提要 对真理的占有是否证明宗教迫害是正当的，这是贝尔在《哲学评注》中面对的问题。法国天主教徒，在极大程度上，都不怀疑对真理的占有可以为宗教迫害证明并且他们占有真理。但加尔文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不过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他们对针对他们的迫害的反对，在于它是异端分子对真正的信仰，加尔文主义的纯洁的追随者犯下的罪行。对贝尔来说这种立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贝尔的《评注》是对所有在宗教问题上的强制的批判，因为一切强制，都是与理性不相容的。就《评注》进一步意图证明迫害与基督教不相容而言，它也转向了关于神学之哲学基础，以及实际上，关于理性之主权(sovereignty，至高无上)的论证。他的论题是，自然法必须引导对宗教学说的阐释。在《哲学评注》的第一章里，贝尔表明了他的立场： 因此全部神圣的本文(Body of Divines)，无论属于哪个派别，在夸耀启示，信功和神秘的深奥之后，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都会最终对理性王座的脚凳致敬，并承认，尽管它们不会说出（但它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足够清楚和雄辩的语言）那种理性，凭自然之光（natural light，理性之光）的公理，或形而上学的真理对我们说话，这是至高无上的裁决，和最终的审判——它不诉诸于任何对人类心灵提出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假装，说神学是女王，而哲学则是婢女；因为众神自己也在通过他们的行为坦承，在他们看来后者（哲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女主人；而智力与发明的才能为避免与严格的证明相悖的指控而（作出的）努力和（它们所受的）折磨皆源出于此。与对这样的诽谤暴露自身（即被证明与严格的证明相悖）相反，才智会根据它们在其中找到的理由(Account)来改变哲学的原则本身，使人怀疑这样或那样的体系；通过所有这些行动痛苦地承认哲学的至高无上，以及它们所承担的向哲学献殷勤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意见——即，就像我要说的那样，但凡没有在理性和自然之光（理性之光）的最高法庭上得到证明，确证和记录的学说，无论是什么，都站在一个极不稳固，极其疯狂的基础之上——的话，才智就根本不会为培育哲学方面体面的气度，与哲学的法则保持一致而承受这样的痛苦。(pp. 67-68) 在《哲学评注》中，贝尔的意图，是借助理性之光，来细致地考察支持正当迫害的论据，以展示它是多么地欠缺。他提出的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的理论，是一种相互宽容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下，那些在信仰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有资格尝试用各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来说服彼此，但他们没有资格迫使对手据说是错误的良心皈依一种据说是真正的信仰。 在路加福音中，基督给出了一个关于准备好盛大的宴席却发现他邀请的许多人拒绝赴宴的人的比喻。这个愤怒的主人命令他的仆人，“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路加福音 14.23）。从圣奥古斯丁(354-430)开始，基督教的辩护者就一直圣经中的这句话来为强制的皈依正名。然而，贝尔的看法是，这种阐释不可能是正确的。他对这段话的评注是“哲学的”，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文学的。与深入其字面含义的讨论相反，贝尔论证了在这段话中，耶稣不可能会有要求与理性的自然之光在对错方面给我们昭示的东西相悖的东西的意图。贝尔论证道，为获得皈依而使用强力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无论对这个文本的正确的文字阐释是什么，耶稣都不可能意欲使之成为一道迫害的命令。 《评注》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确立了贝尔希望用来反对所谓对路加福音14.23的文字阐释的论据。这一论据以贝尔在第一章中的陈述，即理性的原则必须支配所有我们对圣典的阐释作为开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他论述道，所谓的字义与理性的自然之光是相互对立的；它有悖于福音书的精神；它会引起恶行与美德的混淆，社会的毁坏；它给异教徒以把基督教徒赶出他们的领土的借口；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犯罪；它使基督教失去一个反对穆罕默德教的重要论据；它使最早的基督教徒对他们的异教迫害者的抗议失去效力；以及它使基督教徒在没有结束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争论的希望的情况下对持续的压迫暴露。 《评注》的第二部分回应了一系列的反对意见。这里贝尔对那些可能认为他的论据夸大了潜在于强制学说中的暴力，不承认旧约中为上帝给予人民的律法所赦免的强力，并通过过度的宽容，带了使国家陷入混乱的威胁，更忽视了“勉强”的字面解读只授权使用保卫真理的暴力这个事实的人作出了回应。贝尔的回应回答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对意见，但也进一步致力于建构他自己的积极的，关于作为正当迫害理论和“半-宽容主义者”——这些人认为普遍的宽容是荒谬的——的观念的可行的替代选择的，宽容的理论。贝尔试图展示，误入歧途的良知，与开明的良知具有同等的权利。那些犯错的人，也有资格获得不逊于那些有远见的，受祝福的人的尊重，如果他们在他们对他们信念之正确的信仰上是真诚的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争论不能通过调用真理的更高的权利来加以解决——因为什么是真理，确切来说，正是这里争论的问题。因此争论的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的宽容作出同等的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中必然有一个犯了错，因此，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犯错的良知的要求，与一个开明的良知的要求，是平等的。 在贝尔学说的中心，是一种关于良知的道德性的理论。而行动，也绝不会比它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即它是错误的——而作出的时候更有罪的了。另一方面，无辜的错误在某个事实的点上是可原谅的：与她错当成她丈夫的男人睡觉的女人，如果这个错误是真诚的，那么，她就是无罪的。这些观点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但贝尔走得更远，他论道，在道德原则或宗教学说上的无辜的错误也是可原谅的，而在谬误中作出的行动不是有罪的且可以诗值得赞美的。如果谬误是有罪的疏忽或自欺的结果的话，那么，罪只在于疏忽或自欺，而不在于源自这一谬误的行动。 另一方面，不存在比强迫一个人作出他相信是错误的行动更重大的错误了。强迫良知也就是强迫人进入一种罪的状态，因为它意味着使一个人作出与他相信是上帝的声音的（良知）相悖的行为。确实，甚至通过威胁或诱惑来诱使一个人作出有悖于良知的行为是错误的。最终，上帝不会根据我们行动的真实品质而是根据我们的意图——根据我们心灵的纯粹——来审判我们。上帝所要求的是，人们根据在他们看来是真理的（信念），在他们认为合适的调查后行动。这个学说是贝尔关于宽容的理论的核心也是承载最大的批判重量的点（争议最大的地方）。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在1686年一起出版的。《评注》的第三部分出版于1687年，对包括在不久之前出版的关于巴黎大主教的宗教命令的著作，《法国教会为再度联合清教徒的行动，与非洲教会为再度联合多纳图派与天主教会的行动的一致性》(The Conformity of the Conduct of the Church of France for reuniting the Protestants, with that of the Church of Africk for reuniting the Donatists to the Catholick Church)书中的圣奥古斯丁的几段文字的评注。在评注这些段落的时候，贝尔责备了奥古斯丁为对多纳图派的迫害辩护的无力，应用并强化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论证。然而，关于这个部分，最令人震惊的，是贝尔在追问奥古斯丁，一位为所有基督教派所尊重——从耶稣会的莫林纳派，到冉森教派，再到阿米尼乌斯派，以及加尔文派——的人物时的严苛。在答复奥古斯丁的时候，贝尔遵循加尔文在他为处决塞尔维特辩护的时候的推理脉络，采取了为他的胡格诺派教友所提出，或至少是接受的论证。尽管个别的章节责备了奥古斯丁形形色色的不足，从对圣经篇章的误释以及从旧约的故事得出站不住脚的结论到推理的拙劣和用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辩论(begging question)，但是，一个关注主导着贝尔的攻击。他想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迫害的原则总会回弹到正统身上。如果迫害的论据是充足的话，那么，同样的论据也可以用来支持异端的迫害行为。圣奥古斯丁的立场——如果这种立场得到接受的话——的后果，是为反对彼此而武装所有的教派。 第四部分，《哲学评注》的“增补”，出版于1688年，是一个更长的，对朱里厄在他的《论在宗教问题上两种主权，良知与国王的权利；为摧毁宗教中立与普世宽容之教条，反对译本名为“哲学评注”的著作而作》(Rights of two sovereigns in matters of religion,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e;; to destroy the dogma of the indifference of religion and universal tolerance, against a book entitled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中提出的对《评注》前三个部分的批判的未刊答复的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贝尔细节性地阐发了一种在第二部分第十章和第三部分中已经得到概述的论证，即如果耶稣有能力预见基督教徒会在关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上产生歧见的话，那么他就是在要求一场教派之间的永不停息的战争；由于这有悖于上帝之善，他也就不可能意图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第四部分他还细节性地拒斥了奥古斯丁的那种观念，即宗教和道德问题上的谬误是对原罪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将导致更该受处罚的罪：贝尔论道，且不说罪，甚至解决分化基督教徒的学说上的争论，都在普通人，甚至，是任何人的能力之外。因此罪，无论是原罪还是属于个人的罪，都不能解释基督教徒之间的意见的差异。 无论如何，看起来，根据贝尔的原则，迫害者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能作出了值得赞扬的行动，如果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应当进行迫害的话。对此，贝尔给出了三点答复。首先，对迫害者来说，如果要用真诚来赦免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信仰就必须真的是真诚的，是对真理的真诚的探索而不是疏忽和“犯罪的激情”的产物，而这，是不大可能的。其次，在迫害的时候，迫害者在自己身上激起了仇恨与愤怒的激情，这些激情在他们身上与罪纠缠在一起，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受诱惑而进一步投入有罪的行动——因此也就强化了他们的谬误不是出于真诚的预设。最后，贝尔指出，即便迫害者在他们对迫害的正当性的信念上是真诚的，我们也必须致力于纠正它们的谬误（这是贝尔著作的目标）同时限制他们采取对人类社会如此有害的行动。我们不能迫害可能成为迫害者的人，但我们可以也必须防止他们获得按照它们不宽容的信念行动的力量。 《哲学评注》的影响 《哲学评注》不如洛克的《论宽容的信》(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出名，后者是在贝尔那部相形之下冗长得多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出版的。但贝尔的作品提供了与洛克的著作相比更加全面，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更加深刻的对支持宽容的论据的分析。洛克把可以追溯到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即国家只与对此世利益的保护相关，作为他最主要的论证前提，这个前提从来就没有得到洛克需要说服的人的承认；但甚至最倾向于迫害的基督教徒也不得不接受贝尔的论证前提。正如贝尔常说的那样，论证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它们用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辩论，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来假设他们应该证明的东西来辩论的话。贝尔智识风格的突出标志，是他从为他最深刻地反对其实践的人所接受“共通原则”出发进行论证的积极地努力。作为理性论证的捍卫者，贝尔是难以企及的，不奇怪，他反转了他对启蒙哲学家的影响。自奥古斯丁的时代开始，欧洲思想就一直纠缠于宗教宽容，以及后来的关于宽容政治与道德方面的多见解的问题；在我们当前的时代，所有这些问题再一次变得迫切。从贝尔在《哲学评注》中与那些依然活跃的问题的遭遇的仔细的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学到许多。 资料 J.W.艾伦(Allen, J.W.)：《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61)。 伊丽莎白•拉布罗斯(Labrousse, Elizabeth)：《贝尔》(Bayle), trans. Denys Pot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迪阿米德•麦卡洛克(MacCulloch, Diarmid)：《宗教改革：一部历史》(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Viking, 2004)。 关于贝尔的思想 皮埃尔•贝尔(Bayle, Pierre)：《彗星之际的思想种种》(Various Thoughts on the Occasion of a Comet)，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bert C. Bartlet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克雷格•布拉什(Brush, Craig)：《蒙田与贝尔：怀疑主义主题上的变异》(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Skepticis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约翰•基尔卡伦(Kilcullen, John)：《真诚与真理：论阿尔诺，贝尔和宽容》(Sincerety and Truth: Essay on Arnauld, Bayle and Toler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托马斯•列侬(Lennon, Thomas)：《阅读贝尔》(Reading Bay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吉安吕卡•莫里(Mori, Gianluca)：《哲人贝尔》(Bayle Philosophe, Paris: Champion, 1999)。 瓦尔特•雷克斯(Rex, Walter)：《皮埃尔•贝尔与宗教争论论集》(Essays on Pierre Bayle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5)。 巴巴拉•舍尔•汀斯利(Tinsley, Barbara Sher)：《皮埃尔•贝尔的宗教改革：启蒙前夜的良知与批判》(Pierre Bayle’s Reformation: Conscience and Criticism on the Eve of the Enlightenment, Selinsgrove, Pa.: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注]译自John Kilcullen and Chandran Kukathas, “Introduction”, in Pierre Bayle,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se Words of the Gospel, Luke 14.23, “Compel Them to Come In, That My House May Be Full”, trans. John Kilcullen and Chandran Kukatha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ix-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