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当日落之时，思想升起
来自: 新新新青年
这里一个是对许知远保持清醒的脑残粉，所以，写下的不仅是对项飚这期的感想，还有四季以来的梳理，和很多感情色彩浓厚的个人表述，这些都集中在第一部分。鉴于小组讨论的性质，在这里只把文章的第二、三部分截取下来。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数据至上主义、中间、附近、意义、必须保卫社会、公共空间、社会加速理论。
希望可以带来真诚和干货。
原文链接：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2068114?dt_dapp=1
如果说，一学期前和唐诺的采访，是让自己几近真切地触摸然后决定献身进阅读的道统，那么这期跟项飚的对谈，则是令自己从艾柯式开放却危险的文本中挣脱，像跳水一般一头扎进这个丰富饱满的世界里。看到的听到的感知到的，尽是活生生的生命。
项飚是个人类学学者。读北大时，年轻的他在北大附近的“浙江村”做社会调查，一做就是六年。这种学术定力，让多少为现在大学里为了发论文磕得头破血流的学者和学生汗颜？访谈里，他说自己对文本缺少感觉，而更在乎实践的领域，在乎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选择做社会研究。其实在社会研究领域，有“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方法的分别。粗浅来讲，“量化”，就是运用数据、测量等手段做社会研究，而质化侧重对话、体验、感受，注重还原情境。两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代表对世界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分野。自实证主义潮流兴起之后，“量化”研究成为主流，甚至有取消质化研究的呼声。当然，我没有看过《跨越边界的社区》，作为一名严谨而卓越的人类学学者，在书本里他大概率会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但我在意的，是镜头前他和温州熟人展现出来的温暖融洽的关系，是他对个人的“层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微感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认为万物皆数据，生命皆数据，这种对数据的推崇到了极端，便有了“数据至上主义”：我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的，自我是可以被量化的，我们为自己的身体装上传感器，自动接入数据——体温、血压、卡路里、运动情况、身体脂肪含量都可以实时监测。甚至连静坐冥想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录自己心跳和呼吸的次数。——然而，这个过程积累的一切精确数据，却都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精准的操控和意义的获得中间，存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gap）：我们发现，我们越是想无孔不入地测量和操控自己，就愈体会到某种巨大的空洞——一种加缪式的“荒诞”（absurdist）就出现了。数据能够毫无遗漏的相加和积累，但意义的产生需要经历消散、干预、影响和调整；意义是一种动态鲜活的过程，要感谢的不是计算，是叙事。是叙事，才引发了自我找寻，或说自我认知。项飚用六年时间，在保持一种研究者自制的同时，一直沉浸在“浙江村”里，沉浸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里，去体味、去感知，去耐心编织他们的故事——这些，或许更通往生命的内在，更通往意义的层次。
相对照的，项飚在节目中提到了“附近”的消失。“每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都通过那个高度抽象的系统来协调”，我们对悬浮于我们之上那个系统高度信任，但回到家，紧闭大门，我们却对身边的邻居没有丝毫的了解。公共领域其实在塌陷，网络让公共领域看似延展到整个地球，实际上是缩小到宅在家里——这是一种虚幻的镜像，犹如小小的胶片通过灯光投放到大屏幕上一样，可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相处之中之中才能确立自己的世界。“自由，意味着“于朋友处”。自由本质上是个表达关系的词汇。实际上，只有在和谐幸福的共同关系中，我们才能感知到自由。新自由主义政权所导致的完全隔离，并不能使我们感知到自由……有趣的是，就连马克思也从与他人和谐关系的角度对自由作了定义：只有在共同体（Gemeinschaft,任何人与其他人都有这样的共同体关系）中，个体才能找到全方位发展自我的方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谈及个人的自由。”
自由和行动是一致的，和共同体生活也是一致的。尽管由苏格拉底：“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开启的沉思传统对自由概念有重大影响，但严格来说，我们并没有一个“自我”供我们反躬自省，相反，“自我”是在与他人相遇时才被揭露出来的。阿伦特说，“ 对于我们来说，展现——即可为我们，亦可为他人所见所闻之物——构成了存在。与来自所见所闻的存在相比，即便是私人生活中最伟大的力量——心灵的激情，头脑的思维，感觉的愉悦——也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存在，除非并且直到它们被改变、被剥夺以及非个性化为一种可以说是合乎公共展现的形态为止。”因此真实的自由关联到人的多数性的事实，和他人在一起、共享世界的关系。自由不是内心感受的精神状态或不受打扰的私人生活，真正说来，自由是一种在人为的公共空间中才成为直接可触的现实的存在样式，自由就是公共自由和政治自由。
项飚言说“附近”，而另一位我喜欢的知识分子梁文道先生，在为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作序的时候，有与此相类似的描述。“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遁于天地间……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三十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围绕这个大主题，80年代我们讨论个人，90年代我们讨论市场，我们诞生了“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对垒，“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论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
是的，社会在哪里？在“身体政治”向“精神政治”的过渡时代，自由被权力精心设计，最后导致了同质化的抑郁；意义被经济逻辑侵蚀，被锻造成广泛的消费样态。以分秒计算的弥散而变异着的权力、资本和信息中介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中介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中间”消失了，“附近”消失了，“社会”消失了，我们要么选择退避回封闭式的自恋型人格，要么选择臣服于神魅化的国家/资本拜物教，要么选择李诞式玩笑不恭却千篇一律的犬儒主义与世界合谋。我们沟通的语言只有消费，我们习惯了作为原子化的个体，习惯了彼此之间的弱联系，却未曾想过，社会塌陷之后的世界已然变得十分脆弱，ji quan主义更容易形成。
“附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早在21世纪伊始，哲学家齐泽克就曾警告说，互联网正在公共领域引发一种“伪参与”幻象。针对那些对新媒体民主潜质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使用的“互动性”概念，齐泽克提出了一种“交互式被动（interpassivity）”：正是通过一道屏幕，当他人牺牲，我就通过他人牺牲了；当他人行动，我就通过他人行动了，这种虚拟的牺牲与行动带来的满足感，阻碍了真正有效的行动主体的出现。虚拟的行动带来的满足感，让我们以为“点赞即参与”、“围观即参与”、“转发即参与”，真正的公共参与在我们这个后真相的时代被沦为情绪的消费。正如项飚在访谈中讲到的，“这会把道德变得非常的情绪化，极端化……他忽然地会对某一个事情变得非常的同情，非常的有一种道德上的愤怒，但那个东西又很快地下去了，因为这不能转化为他的行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传人罗萨曾提出一个“社会加速理论”，在他看来，现代性就是“速度”（speed）。我们以为技术进步和交通改善会使人类到达“自由王国”，却未曾想过这让我们更加忙碌；互联网出现时，我们期待迎来新的民主，但结果发现连极度去中心化的区块链都可以为zhuan zhi所用；平庸得令人发指的符号和声音在我们周边流淌，我们所见的光亮因为缺少从幽暗处升起的性质，在一次次被复制之后露出陈腐的真面目——罗萨把这称为，“新异化的诞生”。
如项飚所说，现代社会“时间抹杀了空间”，我们的耐心只有3秒，疏离和退避在我们中间深化。一个良好的共同体，能帮助我们抵挡强权，抵挡孤单，抵挡虚无。但在高强度的政治辐射和野蛮扩张的商品逻辑下，在稀释一切的速度面前，“社会”变得岌岌可危。危机当前，我们亟需的，是耐心的理解，深厚的同情，是每个生命对这个冷酷的世界，进行一次次温暖而坚决的撞击。
最后。
东拉西扯了这么多，到最后要说掏心窝子的话，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非常幸运遇见了十三邀，认识了许知远老师，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那些所谓的时代感、社会意识、个人启蒙，就是在高考完的暑假中一本一本地阅读许老师的杂文集中筑就的。《时代的稻草人》、《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他们让我慢慢地学会成为一个“愤青”，一个批判者，决心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艰难行走的年轻人”。——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增添的座右铭。艰难，是因为要观察，要思考，要阅读，要行动；也是因为如此，才永远年轻。
严肃的节目不应该被埋没。结尾，人影幢幢，许项二人在堤边散步，我能看到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振翅起飞，四周弥漫起紫色的雾气，絮絮私语响起。“当日落之时，思想升起”，多浪漫，多浪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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