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世间再无梁从诫
《南方周末》记者、自然之友会员 徐 楠
世间已无梁从诫。即使他不发声，人们也习惯于从他的存在中寻求力量。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全社会都在为他的离去发出悲鸣。学者、政府官员、环保人士自不必提，很多企业家、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参与悼念。
人们本以为，老人晚年的影响力主要在环保领域。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曾经，他的讲座只有5个听众。今天，当全中国都是他的听众，他却不再开口了。
2006年，梁从诫遭遇交通事故，从此病卧在家，逐渐思维模糊。逢年过节，当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面前，他已认不清每个人的身份，但嘴里依然说着：“你是自然之友的，你是自然之友的……”
自然之友建立之初，发起人还没有“NGO”的概念，随着对中国环境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组织脉络，开始真正通向不设边界的现代公共生活。但它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
梁从诫曾经每天接无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环境投诉从四面八方涌来。日复一日。1998年，打击盗猎、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在赴京演讲后突遭解散，稍许高调招致了灭顶的命运。亲自协调演讲事宜的梁从诫，陷入了沉默。他对伙伴们无力地说：“别跟我说话，我不想说话。”
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封建主义的鬼魅，依然游荡在这个千年大国的上空。
他私下里质疑：“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在执掌自然之友后几年里，梁从诫空前谨慎。作为缔造和保护这个稚嫩机构的人，他彼时的孤独几乎无人可诉。
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在现代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之时，无人了解他那时的落寞。然而，这就是他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价值。
我们不能想象，在并不久远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凭借名门之后的特殊影响力，自然之友这样一个试图以民间行动贡献于社会的机构，怎么可能出现；
我们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凭借政协委员的特殊影响力，“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怎么可能送达国务院副总理的手中？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又怎么能得到缓解？
同样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梁从诫本人过硬的家学素养、极佳的英文和国际交流能力，英国首相怎么会回信赞同禁绝藏羚羊绒贸易？
今天，当成龙在公益广告中一遍遍地说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念。
后人将更难想象，在政治上刚刚解禁的那个时点，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和特定影响力，中国民间公共参与的第一步将如何迈出。
历史无法假设。西南联大避居李庄时，林徽因女士曾对幼小的梁从诫说：如果李庄沦陷，就证明中华大地已经倾覆，自己就跳江而去，绝不当亡国奴。可就在战事难测、颠沛辗转的途中，梁思成先生依然要求学生每天削好铅笔，对功课不得有丝毫马虎。
不问他人如何，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素养。
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他同时体会着最强的生命能量和最深的无力感。
直至今日，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初生和幼年，必须依靠文化贵族的一脉传承，必须在特殊的佑护下呼吸，却也必须在某一个时刻斩断依赖，突破自身，有勇气和能力与童年作别，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真正站立起来。
这是梁从诫一人之力不可能完成的。
他和自然之友所遇到的挑战，除了极端发展主义思维的盛行，除了行政体系中的封建陋习，更有一元化的资源分配格局，以及深植其中的礼序文化。尽管我们拥有现代性的制度体系已经几十年，然而精神和文化的现代性却还任重道远。从权力阶层到普罗众生，人们尊崇特权却又反感特权，谋求特权同时依赖特权。梁从诫的独特影响力，正是这一文化惯性的体现。他必须用个人影响、高层私交来撕开公民行动的一角，也必须将自然之友推离这样的行动模式，才可能与封建主义的游魂决裂，迎来真正基于程序、法治理念和现代精神的公民参与。
这是梁从诫遭遇的悖论，是民间环保运动遭遇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强大悖论。
我们慨叹：世间再无梁从诫。中国不乏贵胄望族之后，影响力不弱于他，然而如他般平视权力、承担公民责任、躬身推进现代精神者，少之又少。
我们更祈祷：世间再无梁从诫，祈祷中国不再需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来推进现代精神的奠基。祈祷日后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自你我这些普通人作为公民的思维和行动。
我们向先生的背影深深致敬，并且彼此勉励。现代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养成，是我们终此一生的使命。
《南方周末》记者、自然之友会员 徐 楠
世间已无梁从诫。即使他不发声，人们也习惯于从他的存在中寻求力量。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全社会都在为他的离去发出悲鸣。学者、政府官员、环保人士自不必提，很多企业家、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参与悼念。
人们本以为，老人晚年的影响力主要在环保领域。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曾经，他的讲座只有5个听众。今天，当全中国都是他的听众，他却不再开口了。
2006年，梁从诫遭遇交通事故，从此病卧在家，逐渐思维模糊。逢年过节，当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面前，他已认不清每个人的身份，但嘴里依然说着：“你是自然之友的，你是自然之友的……”
自然之友建立之初，发起人还没有“NGO”的概念，随着对中国环境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组织脉络，开始真正通向不设边界的现代公共生活。但它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
梁从诫曾经每天接无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环境投诉从四面八方涌来。日复一日。1998年，打击盗猎、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在赴京演讲后突遭解散，稍许高调招致了灭顶的命运。亲自协调演讲事宜的梁从诫，陷入了沉默。他对伙伴们无力地说：“别跟我说话，我不想说话。”
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封建主义的鬼魅，依然游荡在这个千年大国的上空。
他私下里质疑：“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在执掌自然之友后几年里，梁从诫空前谨慎。作为缔造和保护这个稚嫩机构的人，他彼时的孤独几乎无人可诉。
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在现代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之时，无人了解他那时的落寞。然而，这就是他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价值。
我们不能想象，在并不久远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凭借名门之后的特殊影响力，自然之友这样一个试图以民间行动贡献于社会的机构，怎么可能出现；
我们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凭借政协委员的特殊影响力，“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怎么可能送达国务院副总理的手中？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又怎么能得到缓解？
同样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梁从诫本人过硬的家学素养、极佳的英文和国际交流能力，英国首相怎么会回信赞同禁绝藏羚羊绒贸易？
今天，当成龙在公益广告中一遍遍地说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念。
后人将更难想象，在政治上刚刚解禁的那个时点，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和特定影响力，中国民间公共参与的第一步将如何迈出。
历史无法假设。西南联大避居李庄时，林徽因女士曾对幼小的梁从诫说：如果李庄沦陷，就证明中华大地已经倾覆，自己就跳江而去，绝不当亡国奴。可就在战事难测、颠沛辗转的途中，梁思成先生依然要求学生每天削好铅笔，对功课不得有丝毫马虎。
不问他人如何，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素养。
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他同时体会着最强的生命能量和最深的无力感。
直至今日，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初生和幼年，必须依靠文化贵族的一脉传承，必须在特殊的佑护下呼吸，却也必须在某一个时刻斩断依赖，突破自身，有勇气和能力与童年作别，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真正站立起来。
这是梁从诫一人之力不可能完成的。
他和自然之友所遇到的挑战，除了极端发展主义思维的盛行，除了行政体系中的封建陋习，更有一元化的资源分配格局，以及深植其中的礼序文化。尽管我们拥有现代性的制度体系已经几十年，然而精神和文化的现代性却还任重道远。从权力阶层到普罗众生，人们尊崇特权却又反感特权，谋求特权同时依赖特权。梁从诫的独特影响力，正是这一文化惯性的体现。他必须用个人影响、高层私交来撕开公民行动的一角，也必须将自然之友推离这样的行动模式，才可能与封建主义的游魂决裂，迎来真正基于程序、法治理念和现代精神的公民参与。
这是梁从诫遭遇的悖论，是民间环保运动遭遇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强大悖论。
我们慨叹：世间再无梁从诫。中国不乏贵胄望族之后，影响力不弱于他，然而如他般平视权力、承担公民责任、躬身推进现代精神者，少之又少。
我们更祈祷：世间再无梁从诫，祈祷中国不再需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来推进现代精神的奠基。祈祷日后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自你我这些普通人作为公民的思维和行动。
我们向先生的背影深深致敬，并且彼此勉励。现代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养成，是我们终此一生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