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明显的错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政府总是存在的，是少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存在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职能处理机构，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应该不会没有印象，所以如果司马迁反对政府于他自身而言是矛盾的。司马迁既然不反对政府，那么政府的存在就是有原因的，他要对此作出解释却又怕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整理作者的思路时，作者关于对“自私人性”的理解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话和文章的其他论述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给读者看的。但这段话似有所指，联系到司马迁的职务身份，司马迁作为宫廷史官，他撰写的是皇家档案，因此他的作品有一个特定的对象——皇帝——以便使这个执政者能以史为鉴。也只有皇帝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才能对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所以这段话是特意说给皇帝听的。至此作者要与之对话的隐藏于文章背后的这个人物终于浮出水面，那么随着皇帝的出场，隐伏与文章的第二条线索也逐渐清晰起来。
    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中，有位尊者讳的传统。司马迁不便在文章中直接让皇帝出场。如果提到皇帝会给皇帝造成很大压力——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是不愿别人来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更何况这些话对他来说怎么看都像是在教训，触怒圣意可招来杀身之祸。立志终其一生要“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可不想稍有闪失以酿成大错，为此他不得不不不设防保全性命，使他的理想最终得以实现，这其中的良苦用心我们可以从他的《报任安书》中体会到。我们不应忽略文章是以司马迁的凄惨遭遇为背景的——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伴君如伴虎的巨大恐惧给他造成的压力。皇帝的出场，便于我们理解司马迁，虽然皇帝不愿放下九五之尊成为这个被他侮辱了的人的文章中的一个配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