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诗意的相遇
我在一个相当嘈杂的环境中读完了米兰•昆德拉新作《相遇》的前半部分。内容依然充斥着昆德拉典型的“对存在的诗意沉思”，但与其小说不同，这本文艺评论/回忆录中更多的是对艺术乃至历史的反思，甚至嘲讽。
其中让我意外的一个细节是：昆德拉自称“从未看过一页”索尔仁尼琴的书。
作为读者，我不禁有些失望——因为错过了一场真正精彩的“相遇”：
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叛逃者”；同样是举世罕有的文学天才；况且昆德拉的祖国（捷克）与索尔仁尼琴的祖国（苏联）的关系还是前者文学中力量与灵感的主要源泉。
在书中，昆德拉从大名鼎鼎的培根、贝克特、马尔克斯谈到一众鲜有人知的捷克及拉美作家。甚至一度以相当专业的语言剖析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思路及意义。
可想而知，这样的阅读会带来智力上的极大愉悦感和满足感。用昆德拉式的语言来说，这种愉悦与满足来自于知识分子对超越平庸品位追求小众审美情趣的心理期待的实现。
有点拗口，但逻辑基本准确。
思维漫延至此，让我想起当天上午在另一本同样小众的书《先锋之死》里看到中国现代艺术家们的探索与挣扎。巧合的是，昆德拉在《相遇》中也提及了现代艺术。他说：“（培根）抵抗现代主义的教条，这些教条在传统与现代间树立起藩篱……现代艺术拥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独立自主的美学标准。”
我的思路停在了“价值”与“标准”这两个词上。
人类的一切认知、思考、行动、语言乃至存在，都建立在对类似基本概念的共识之上。这些共识进一步构成了我们对生命、自然、社会及其现象规律的最初理解与最终领悟。
既然“基本概念”被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参考标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是唯一的标准），那么对基本概念的解释则可以看作是“为标准设立标准”。
为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标准的定义，我求助于地球上最权威的几本词典。
在这里，“权威”一词承担了社会与哲学的双重风险。因为所谓权威需要大众的认同，而认同的标准却由少数人集中制定。尽管这“少数人”被视作大众的代表。但人类个体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代表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此之谓社会风险；而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又让我们质疑用具体的文字解释抽象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何况，还是基于少数人思考的文字——此之谓哲学风险。
总之，这是我在词典中看到的对“标准”的解释：“用于比较及判断事物或人的规则或准则”；“用于检验一切事实、原则、观点及行为从而形成对它们正确判断的既定的公认准则。”
正其名，顺其言，成其事。从观察和学习到信仰与思辨，人类依靠基本概念建筑起宏大的文明广厦。峰巅之处，价值体系（即道德）成为衡量这广厦是否倾斜的新标准。
至此，从定义世间万物的基本概念（底线标准）到做为文明标尺的道德规范（终极标准）得以确立。
看上去，价值与标准的关系似乎足够简单且合理。但残酷的事实是，对于一切基本概念，人类永 远缺乏进一步探究的能力。而且很不幸，这一缺陷是先天的、与人类思维模式甚至存在本质息息相关的。稍有动摇，现代文明的高塔便摇摇欲坠。
可见，价值体系终究只是塔尖并非基石。
例如：“简单”与“合理”都是基于逻辑的定义，而逻辑本身的定义，依然因袭了前文所述的基本概念。因此我们的追问与质疑便被迫面对一个看似文字游戏的、没有结局的恐怖迷宫：为标准设立标准，再以基于标准设立的标准来判定标准是否标准。
任何试图解开这一形而上死结的努力，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至少当前还看不到出路。
所以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像昆德拉们一样把智慧专注于可以述清阐明的概念上。例如在《相遇》中提到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的文学”。搞清楚这样的标准，显然比纠结于构成这些标准的标准要容易得多，也更具现实的意义。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何从中国到欧洲的文化精英们往往要从原有的标准与价值体系中出走，才能获得清明与理智；才能避免无知与惊慌。从肖邦到昆德拉；从高行健到哈金，既有政治与文化体系的“背叛者”们对于故乡标准的反思与叛逆和对异乡标准的观察与接受造就了他们作品中独有的清醒与伟大。
这群“异乡人”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昆德拉从未读过的索尔仁尼琴。１９７４年，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他在《和平与暴力》中写到：“我们之所以犯错不是因为难以看清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更习惯也更容易从顺应自身情感需要的地方寻找答案。”
很遗憾昆德拉没有看到这句话，因为《生活在别处》的书名虽取自兰波诗句，但索尔仁尼琴的灵魂灌注其中。或许，这才是价值（文学立场）与标准（道德立场）最诗意的相遇。
其中让我意外的一个细节是：昆德拉自称“从未看过一页”索尔仁尼琴的书。
作为读者，我不禁有些失望——因为错过了一场真正精彩的“相遇”：
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叛逃者”；同样是举世罕有的文学天才；况且昆德拉的祖国（捷克）与索尔仁尼琴的祖国（苏联）的关系还是前者文学中力量与灵感的主要源泉。
在书中，昆德拉从大名鼎鼎的培根、贝克特、马尔克斯谈到一众鲜有人知的捷克及拉美作家。甚至一度以相当专业的语言剖析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思路及意义。
可想而知，这样的阅读会带来智力上的极大愉悦感和满足感。用昆德拉式的语言来说，这种愉悦与满足来自于知识分子对超越平庸品位追求小众审美情趣的心理期待的实现。
有点拗口，但逻辑基本准确。
思维漫延至此，让我想起当天上午在另一本同样小众的书《先锋之死》里看到中国现代艺术家们的探索与挣扎。巧合的是，昆德拉在《相遇》中也提及了现代艺术。他说：“（培根）抵抗现代主义的教条，这些教条在传统与现代间树立起藩篱……现代艺术拥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独立自主的美学标准。”
我的思路停在了“价值”与“标准”这两个词上。
人类的一切认知、思考、行动、语言乃至存在，都建立在对类似基本概念的共识之上。这些共识进一步构成了我们对生命、自然、社会及其现象规律的最初理解与最终领悟。
既然“基本概念”被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参考标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是唯一的标准），那么对基本概念的解释则可以看作是“为标准设立标准”。
为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标准的定义，我求助于地球上最权威的几本词典。
在这里，“权威”一词承担了社会与哲学的双重风险。因为所谓权威需要大众的认同，而认同的标准却由少数人集中制定。尽管这“少数人”被视作大众的代表。但人类个体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代表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此之谓社会风险；而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又让我们质疑用具体的文字解释抽象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何况，还是基于少数人思考的文字——此之谓哲学风险。
总之，这是我在词典中看到的对“标准”的解释：“用于比较及判断事物或人的规则或准则”；“用于检验一切事实、原则、观点及行为从而形成对它们正确判断的既定的公认准则。”
正其名，顺其言，成其事。从观察和学习到信仰与思辨，人类依靠基本概念建筑起宏大的文明广厦。峰巅之处，价值体系（即道德）成为衡量这广厦是否倾斜的新标准。
至此，从定义世间万物的基本概念（底线标准）到做为文明标尺的道德规范（终极标准）得以确立。
看上去，价值与标准的关系似乎足够简单且合理。但残酷的事实是，对于一切基本概念，人类永 远缺乏进一步探究的能力。而且很不幸，这一缺陷是先天的、与人类思维模式甚至存在本质息息相关的。稍有动摇，现代文明的高塔便摇摇欲坠。
可见，价值体系终究只是塔尖并非基石。
例如：“简单”与“合理”都是基于逻辑的定义，而逻辑本身的定义，依然因袭了前文所述的基本概念。因此我们的追问与质疑便被迫面对一个看似文字游戏的、没有结局的恐怖迷宫：为标准设立标准，再以基于标准设立的标准来判定标准是否标准。
任何试图解开这一形而上死结的努力，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至少当前还看不到出路。
所以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像昆德拉们一样把智慧专注于可以述清阐明的概念上。例如在《相遇》中提到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的文学”。搞清楚这样的标准，显然比纠结于构成这些标准的标准要容易得多，也更具现实的意义。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何从中国到欧洲的文化精英们往往要从原有的标准与价值体系中出走，才能获得清明与理智；才能避免无知与惊慌。从肖邦到昆德拉；从高行健到哈金，既有政治与文化体系的“背叛者”们对于故乡标准的反思与叛逆和对异乡标准的观察与接受造就了他们作品中独有的清醒与伟大。
这群“异乡人”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昆德拉从未读过的索尔仁尼琴。１９７４年，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他在《和平与暴力》中写到：“我们之所以犯错不是因为难以看清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更习惯也更容易从顺应自身情感需要的地方寻找答案。”
很遗憾昆德拉没有看到这句话，因为《生活在别处》的书名虽取自兰波诗句，但索尔仁尼琴的灵魂灌注其中。或许，这才是价值（文学立场）与标准（道德立场）最诗意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