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的身价
两周前参加了缓慢阅读读书会的读书活动。
这次阅读的内容是穆勒《功利主义》的第二章，讲的是功利主义的涵义。由于个人的原因，我没有阅读就参加了晚上的活动。那天晚上，我听大家讲述书里面的内容，然后根据自己听到的和大家讨论。
导读准备让我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评价电影《浪潮》中的教师的行为，这一提议遭到小组成员的一致否定。由于当时我正好有一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讨论一下，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于是我讲出了我希望大家讨论的事件的背景，然后大家一起简单讨论了一下。
尽管当时我并没有阅读指定书目的指定章节，但大家的讨论还是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对书籍的理解也增进了不少，对于当时我想讨论的东西，我也有了新的看法。
记得当时我对大家是这样讲述事件背景的：
“大家都知道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吧？！这十三跳，有的人死了，有的没有。在这十三人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叫田玉，从四层楼跳下来，没有死。她现在在医院，下半身瘫痪。经过长期的谈判，富士康准备拿十八万私聊这件事情，条件是田玉及其家属不能与媒体接触，曝光此事。而这个姑娘只有17岁，下半身已经瘫痪了，身上还有两次手术需要做。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接受私聊，一种是将这件事曝光，争取更多的权益。”
我问大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事儿到底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开始，只有一个人反对公开，认为应该拿钱走人，因为不一定能争取到更多的款项。显然，这不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看这件事儿的，而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反应，我认为这是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目前的中国，实用主义的观点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在中国，像这样的工伤或者自杀的事件在工厂里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做劳工NGO的朋友和做媒体的朋友都有所了解。做劳工NGO的自然不必提，做媒体的也常常会接到电话说哪儿又跳楼了，但媒体往往会提不起兴趣，因为实在太多了，他们顾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首先问的问题是“人已经死了吗？”，如果没死，他们将不再搭理，如果死了，他们会视员工的工作忙碌情况决定派不派人去看。因为工人自杀实在太频繁，特别是东莞和深圳两大工业城市。
根据现行法律，自杀不能算工伤，工厂不负有责任，而工厂只会从人道援助的角度对工人给予象征性的资金帮助，黑心一点的老板，就可以不顾你的死活。死了就给丧葬费，不死就随便给点儿打发钱。
谈到自杀为什么与工厂无关，NGO的朋友说除非你能拿到证据，而这种证据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工厂很容易就用“别人都不自杀”这一话语来说明是自杀者自己的问题。而取证，简直是难于登天，因为工人的“感受”是虚拟的，不是实体的……
所以，田玉能拿到十八万，尽管远远不能解决这个还处在花季的姑娘以后的问题，相对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使用主义的观点在这里没有错。
当然，不一样的情况是，富士康处于媒体舆论的风口浪尖，它承受不起媒体过多的“偏爱”，而两岸三地高校60多师生的调查报告也正要揭晓，富士康的压力肯定不小。
抛开这些，回到功利主义上来。
功利主义要求人们追求每一件事情的“最大幸福”。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强调公共福利的重要性，强调道德高尚的人都应该为了最大的公共福利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这种为了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作为人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将穆勒所说的情况与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加以比较，你会发现要实现穆勒所说的状况，我们的民族需要经历一次洗脑才会成功。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穆勒的功利主义要求人民诚实守信。在他的理论里，他对这一点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对例外条件的限制也十分严格。而我们的社会，死乞白赖的被某些“道德先生”伪君子说成是礼仪之邦，实际上搞的全是尔虐我诈欺世盗名死不要脸的厚黑哲学。当然，这样说暴露了我的愤青身份。如果一个人喜欢逛书店，他就会不难发现成功学的风行；如果他偶尔逛逛地摊书店，他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如果他对大学的讲座情况比较了解，他也会很容易发现成功学所占的比例不少。在我看来，成功学就是要你撒谎。
比较穆勒所说的社会和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洗脑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文化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更新才能驱除毒素。
文化的更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人出来起促进作用。没有人去推动，“社会总会变得好起来”的论断就成了空中楼阁。
暂时让我们忘却道德上的偏见，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谈田玉的个案。
为了追求最大的社会福利，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公开此事。另外，就算是田玉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应该公开此事。
首先，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富士康作为我国邪恶工厂的代表，理应受到社会的正视，田玉的个案无疑有助于让已经被有关部门下令禁止报道的富士康再次被“聚光灯”照射。这是否能直接推动工厂体制的变革，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开始正视它，开始大范围反思它。
另外，通过公开自己的状况，田玉就是在通过正规的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于情于理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公开此事有风险，那就是富士康不买账，不给田玉钱，或者富士康干脆就玩无耐，拖下去。而没有钱的田玉却会面临没有钱付医药费而不得不拖着病体离开医院的情况。当然，我相信在聚光灯下的富士康不会那么无耻的不给钱，但还是有很多牌玩。况且，要是民间把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而主流媒体受命就是不报道的话，那也很是个问题。如你所知，作为当朝总理都遭遇了新闻审查制度，何况是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
当然，公开之后田玉至少会引起民间的关注，她完全有可能得到另外一些帮助。正如一位教授所说，她才十七岁，年轻的生命是无限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下半身是染患了，但手还是能动的，而这就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要帮助一个残疾人，金钱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想办法发挥这个残疾人自己的潜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助，让他们在别人的帮助下成长为可以自力更生的人。
如果田玉愿意将事件公开，得到社会的关注，并且得到社会上的人士的创意支持，发掘了她自己的潜能，她的生命就会很不一样。当然，她不公开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并不断发展成熟。不过在我看来，公开的话说不定还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即如何更有效的帮助残疾人。
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公开这个事件显然是更好的，它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肯定会更好。
然而，这不过是从一种学说的角度的观点，现实是：富士康下了“最后通牒”，将从30号之后不再支付田玉住院的医药费。这就是说，她要么接受18万兵被送回老家，要么就自己付高昂的医药费，而田玉及其家人显然不具备这个支付能力。
十八万，就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七岁姑娘终身残疾的身价。
行文至此，功利主义可以靠边站了，因为我的思维已经被这个残酷的事实打乱。
对于思考着来说，感情用事是大忌。
这次阅读的内容是穆勒《功利主义》的第二章，讲的是功利主义的涵义。由于个人的原因，我没有阅读就参加了晚上的活动。那天晚上，我听大家讲述书里面的内容，然后根据自己听到的和大家讨论。
导读准备让我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评价电影《浪潮》中的教师的行为，这一提议遭到小组成员的一致否定。由于当时我正好有一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讨论一下，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于是我讲出了我希望大家讨论的事件的背景，然后大家一起简单讨论了一下。
尽管当时我并没有阅读指定书目的指定章节，但大家的讨论还是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对书籍的理解也增进了不少，对于当时我想讨论的东西，我也有了新的看法。
记得当时我对大家是这样讲述事件背景的：
“大家都知道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吧？！这十三跳，有的人死了，有的没有。在这十三人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叫田玉，从四层楼跳下来，没有死。她现在在医院，下半身瘫痪。经过长期的谈判，富士康准备拿十八万私聊这件事情，条件是田玉及其家属不能与媒体接触，曝光此事。而这个姑娘只有17岁，下半身已经瘫痪了，身上还有两次手术需要做。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接受私聊，一种是将这件事曝光，争取更多的权益。”
我问大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事儿到底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开始，只有一个人反对公开，认为应该拿钱走人，因为不一定能争取到更多的款项。显然，这不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看这件事儿的，而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反应，我认为这是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目前的中国，实用主义的观点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在中国，像这样的工伤或者自杀的事件在工厂里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做劳工NGO的朋友和做媒体的朋友都有所了解。做劳工NGO的自然不必提，做媒体的也常常会接到电话说哪儿又跳楼了，但媒体往往会提不起兴趣，因为实在太多了，他们顾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媒体首先问的问题是“人已经死了吗？”，如果没死，他们将不再搭理，如果死了，他们会视员工的工作忙碌情况决定派不派人去看。因为工人自杀实在太频繁，特别是东莞和深圳两大工业城市。
根据现行法律，自杀不能算工伤，工厂不负有责任，而工厂只会从人道援助的角度对工人给予象征性的资金帮助，黑心一点的老板，就可以不顾你的死活。死了就给丧葬费，不死就随便给点儿打发钱。
谈到自杀为什么与工厂无关，NGO的朋友说除非你能拿到证据，而这种证据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工厂很容易就用“别人都不自杀”这一话语来说明是自杀者自己的问题。而取证，简直是难于登天，因为工人的“感受”是虚拟的，不是实体的……
所以，田玉能拿到十八万，尽管远远不能解决这个还处在花季的姑娘以后的问题，相对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使用主义的观点在这里没有错。
当然，不一样的情况是，富士康处于媒体舆论的风口浪尖，它承受不起媒体过多的“偏爱”，而两岸三地高校60多师生的调查报告也正要揭晓，富士康的压力肯定不小。
抛开这些，回到功利主义上来。
功利主义要求人们追求每一件事情的“最大幸福”。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强调公共福利的重要性，强调道德高尚的人都应该为了最大的公共福利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这种为了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作为人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将穆勒所说的情况与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加以比较，你会发现要实现穆勒所说的状况，我们的民族需要经历一次洗脑才会成功。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穆勒的功利主义要求人民诚实守信。在他的理论里，他对这一点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对例外条件的限制也十分严格。而我们的社会，死乞白赖的被某些“道德先生”伪君子说成是礼仪之邦，实际上搞的全是尔虐我诈欺世盗名死不要脸的厚黑哲学。当然，这样说暴露了我的愤青身份。如果一个人喜欢逛书店，他就会不难发现成功学的风行；如果他偶尔逛逛地摊书店，他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如果他对大学的讲座情况比较了解，他也会很容易发现成功学所占的比例不少。在我看来，成功学就是要你撒谎。
比较穆勒所说的社会和我们自己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洗脑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文化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更新才能驱除毒素。
文化的更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人出来起促进作用。没有人去推动，“社会总会变得好起来”的论断就成了空中楼阁。
暂时让我们忘却道德上的偏见，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谈田玉的个案。
为了追求最大的社会福利，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公开此事。另外，就算是田玉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应该公开此事。
首先，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富士康作为我国邪恶工厂的代表，理应受到社会的正视，田玉的个案无疑有助于让已经被有关部门下令禁止报道的富士康再次被“聚光灯”照射。这是否能直接推动工厂体制的变革，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开始正视它，开始大范围反思它。
另外，通过公开自己的状况，田玉就是在通过正规的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于情于理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公开此事有风险，那就是富士康不买账，不给田玉钱，或者富士康干脆就玩无耐，拖下去。而没有钱的田玉却会面临没有钱付医药费而不得不拖着病体离开医院的情况。当然，我相信在聚光灯下的富士康不会那么无耻的不给钱，但还是有很多牌玩。况且，要是民间把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而主流媒体受命就是不报道的话，那也很是个问题。如你所知，作为当朝总理都遭遇了新闻审查制度，何况是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
当然，公开之后田玉至少会引起民间的关注，她完全有可能得到另外一些帮助。正如一位教授所说，她才十七岁，年轻的生命是无限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下半身是染患了，但手还是能动的，而这就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要帮助一个残疾人，金钱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想办法发挥这个残疾人自己的潜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助，让他们在别人的帮助下成长为可以自力更生的人。
如果田玉愿意将事件公开，得到社会的关注，并且得到社会上的人士的创意支持，发掘了她自己的潜能，她的生命就会很不一样。当然，她不公开不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并不断发展成熟。不过在我看来，公开的话说不定还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即如何更有效的帮助残疾人。
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公开这个事件显然是更好的，它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肯定会更好。
然而，这不过是从一种学说的角度的观点，现实是：富士康下了“最后通牒”，将从30号之后不再支付田玉住院的医药费。这就是说，她要么接受18万兵被送回老家，要么就自己付高昂的医药费，而田玉及其家人显然不具备这个支付能力。
十八万，就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七岁姑娘终身残疾的身价。
行文至此，功利主义可以靠边站了，因为我的思维已经被这个残酷的事实打乱。
对于思考着来说，感情用事是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