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朋霍费尔所说的“愚蠢”

要理解朋霍费尔此处“愚蠢”一词的用法，还是进入他自己的文字。他自己说明了，这种愚蠢的特征就是“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这里其实进一步说明前一句所说的愚蠢“不服从理性”。对一个不服从理性的人来说，你当然不能“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教育的根本，就是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人明白。这不是说人不可教育，而是说这种愚蠢的人不可教育。当然，这里还需要对教育本身做一种理解，因为朋霍费尔在后面明确说，这种蠢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习得的，他还说，有这种人，他们有着伟大智力或智能，但也是蠢人，当然，低智能的，是蠢人无疑。这里可以观察到，这里所说的“蠢”，不是天生的智商高低，而是在某种确然的环境中被获得的。在后面，朋霍费尔还辨析出，这种愚蠢与其说是心理学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学问题，而且特别指出，任何的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在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人中产生愚蠢的喷发。说实话，对文革和极权体制下或领袖崇拜下的人的愚蠢有所了解的人，一般不难理解朋霍费尔所说的愚蠢。朋霍费尔也说了，“一个人的权力，需要别人的愚蠢”。
另外需要指出，中文版中的“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原英译文是：it is a moral rather than an intellectual defect.更准确的理解是，“与其说愚蠢是理智缺陷，不如说它是道德缺陷”。
朋霍费尔论述的“愚蠢”，类似于沃格林论述的活在“次级实在”中的人，下面是完整的一段口述：
【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精神上富有能力的人冲破主导的知识分子集团，为的是找到已经被丢失的实在。著名的例子有，英格兰的奥维尔与他的知识环境的决裂；在法国则有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德国，托马斯·曼在他努力与魏玛时期和魏玛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决裂时的工作，这一工作以他在约瑟夫小说的导言中表明的伟大的历史哲学为顶点。
重新获得与实在之接触的最重要手段是诉诸以往的还没有失去实在的或深深努力于重新获得实在的思想家。从何处开始的问题常常是传记上的偶然事件的问题。像加缪这样的人就是诉诸神话，这是在他所受教育中和在北非的成长经历上，最接近他的资源。类似诉诸神话以及以色列启示的，还可以在托马斯·曼身上找到。在这最后的例子中，你还能辨识出，当代对这种努力的支持源自何处，比如在托马斯·曼和科伦伊(Karl Kerényi)的关系中。一般而言，在我们的社会，实在的存蓄处，有待在处理实在之完好无损经验和象征化的科学那里找到，即使科学本身也被意识形态的氛围严重损伤了。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这样的领域是古典哲学和古典哲学学者的著作，比如，弗里德兰德，耶格尔(Werner Jäger)，多德(E.R. Dodds)，或施奈尔(Bruno Snell)。另一个这样的领域则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以及吉尔森和吕巴克这样的当代代表性学者的著作。第三个这样的领域则是古代近东史。我已经指出我从芝加哥东方学院接受到的影响，以及过去三十年间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巨大进展。进一步的领域则是比较宗教；我已经提到从研究诺斯替主义的学者那里接受到的影响，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早期比较宗教的学者，如，伊利亚德，普奇，和奎斯佩尔。更近时的，则有早期象征化的研究，甚至远追到旧石器时代。
在有的场合，我已经评论过那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即，在我们的大学，散落着这样一些学者，对他们来说，石器时代的象征化、新石器时代文明、古代文明、或古代中国或印度文明的探索是重新获得精神根基的手段，因为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教会的主导层面并没有找到这种根基。刚才略微提到的社会现象依然很少被探讨，但鉴于其重要性，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见证。我当学生时，被新康德方法论的知识氛围所包围。在维也纳法的纯粹理论的圈子中，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把他的方法论的基础放在康德那里的人。因此，我那时已经显示的对古典哲学的兴趣被我的同事们解释为历史兴趣和逃离以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真正哲学的企图。重建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把以往的伟大思想家包括在内，这种问题必然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的一封著名信件，在这封写给他的朋友魏托理(Francesco Vettori)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圣卡西亚诺(San Casciano)的暧昧的乡村社会做低贱工作的日子，以及他如何在夜晚降临时披上节日装束，进入他的研究，与古人相伴，参与温文尔雅的交流和对话。
再现实在以反对当代的扭曲变形需要艰苦的工作。你必须重建生存、经验、意识和实在的根本范畴。你必须同时研究那些充斥日常例行公事的诸般扭曲变形的技巧和结构；你必须发展一些概念，借助这些概念，生存的扭曲变形及其象征表达得以被范畴化。于是，这一工作的展开还必须在反对扭曲实在的意识形态上，而且还要反对那些本该是保守实在的人的思想家对实在的扭曲，比如，某些神学家。
当一个人具体努力于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寻找通往实在及其恰当语言表达的时候，某些规则出现了，尽管那是些总是不受当代知识分子喜欢的规则。我的工作中，在方法上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返回到孕生象征的经验。今天的语言象征根本不能被简单地承认为真正的(bona fide)象征，因为腐败如此之深，凡事都值得怀疑。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不得不探索由古典哲学家创立的哲学这一象征的含义，而其含义必须根据文本来确定。这一象征在时间过程中已经遭受到的含义上的此类变化也必须小心地予以确定，要把它们与原初含义相联系，因为只有在这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你才能判断含义的改变是否是有根有据的(justified)（因为这种改变是考虑到了在原初含义中没有被包括的实在之某些方面），或者含义上的改变是无根无据的(unjustified)（因为实在的要素因出于建构有缺陷的新概念的目的而被排除在外）。
这一分析性求索的规则常常招致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我在讨论中已经经验的，因为他们坚持有赋予词汇任何他们想要的含义的权利。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标准的生存——即，词语不是在语言中乱放的，而是思想家为了表达他们已经拥有的经验而创造的——却被狂热地拒斥。他们选择的语言哲学我称之为杜撰词义者(Humpty-Dumpty)的语言哲学：确定词语的含义是知识能力的一种练习，而这种能力必须不服从批评。
在理解扭曲变形的过程中，我得到的相当大的帮助来自伟大的奥地利小说家对这些过程的观察，特别是居特斯洛(Albert Paris Gütersloh)，穆西尔(Robert Musil)和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他们发明了第二实在这一术语，以表示那些生存于异化状态时的人们所创造的实在形象。这种异化状态被想象性的第二实在的建构所支持，而这种第二实在是与经验实在相对立的。其主要特征是多德勒所称的“拒绝统觉理解”(Apperzeptionsverweigerung)。此概念出现在他的小说《恶魔》(Die Dämonen)中，我总是欣赏这一事实：他是在讨论某些性倒错时发展出这一概念的。“拒绝统觉理解”的正式提出是在“饮食恶魔”一章的引言中，“饮食恶魔”即小说中的某个男主人公偏好的肥胖女士(fat ladies)。
“拒绝统觉理解”对我来说已经成为用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倒错和扭曲变形的核心概念。它出现在种种现象中，其中在历史上最有趣的一种就是孔德和马克思所要求的正式禁止提问。假如你提出实在的神性根基这一问题来质问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孔德将告知你：你不应该问无用的问题(questions oiseuese)，马克思也会告诉你，你应该闭嘴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不要思考，不要问我”(Denke nicht,frage mich nicht)。
不允许涉及到他们的前提的提问——会立即使得体系爆炸的提问，这种态度是意识形态分子在讨论中普遍采用的战术。比如，与黑格尔主义者的无数交谈中，我总是走到这一地步，即我不得不质问处在黑格尔的思辨基础中的被异化了的生存的前提。只要在这样的质问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被相应的黑格尔主义者告知，我不懂黑格尔，除非你丝毫不加质疑地承认黑格尔的前提，你就不能理解他。如果禁止提问被理解为所有意识形态辩论的核心战术，你就至少获得了诊断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准则：诊断的目的是要确定，为了使得一种捏造的体系之建构成为可能，实在的哪一部分被排除在外了。被排除出去的实在可能广泛多样，但有一项总是被排除在外：人对于朝向他的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
一旦认识到，作为关键性经验的生存张力的意识，是一个意识形态分子如果要让他的异化状态强加给每个人就必须将之排除在外的，那么，对这一张力的意识问题就进入了哲学思想的核心。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理解，以及对意识形态的生存之扭曲变形的理解，都预设了对意识的全面理解。而可以被称作“现代意识观”的特征，就是用对外部实在中的对象的感知觉的模型来构造意识。把意识的模型局限于外部实在的对象这种做法，变成十九世纪中的体系构造中或多或少隐藏着的戏法(trick)。甚至你可以在黑格尔的核心中观察到，如在他的《现象学》中，他也是从感知觉开始，并从这一基础发展所有更高的意识结构。这个情形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黑格尔是历史哲学最伟大行家之一；他当然知道，在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的意识之初始经验，并不关乎感官知觉，而是关乎结构经验（比如，数学结构）和转向生存之神性根基的经验，而这种转向是被此根基施展的拉力所激发。我丝毫不怀疑，有着黑格尔那样的历史知识的人故意忽视了意识的直接经验，并代之以高度抽象的、历史上非常晚出现的外部世界之对象的知觉模型，为的是完成一个表达他的异化状态的体系。我找不到黑格尔在其著作的任何一个段落中对他的有着知识缺陷的技术有过反思，但在马克思1944年巴黎手稿中，这种技术变得明目张胆了。
如果对外部世界中的对象的经验被绝对化为整个的意识结构，与神性实在相联系的所有精神现象和知识现象就自动地被遮蔽了。然而，既然这些现象不能被全然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终究是人性的历史，它们就必然被扭曲为有关超越实在的命题。对哲学家和先知的象征的这种命题化扭曲变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现象在经院哲学中有高度发展，在笛卡尔的现代形而上学转型中被进一步硬化，然后就一路被继续，被意识形态思想家变为一种次级正统。那种命题性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扭曲变形，并在教条性意识形态中一贯地继续着——我认为这是我更重要的发现之一。
一旦这一问题被认识到，接着就要问，为什么人类要卷入命题性形而上学游戏，以及相继的命题性意识形态的正统。十六世纪以降极大的现代意见统治（dogmatomachies），持续四百多年，至今还没有回到经验的洞见所看见的前教条的实在，其经验性动机是什么？
这一问题导致异化问题——即，在象征被扭曲变形为教条中表达自身的生存状态。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早在古典的古代时期，一旦城邦(polis)的神话历经象征化所得以孕生的社会之帝国解体而成为一个空壳，扭曲变形就已经开始了。在帝国之征服的浪潮中，伴随着廊下派学者及其他们对生存无序的观察，由此开始对异化的理解，即，在异化(allotriosis)一词的创造中表达了自身。作为自身乃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廊下派学者很好地理解了异化现象。如果说，哲学的生存是意识到人的人性的生存，而且这种人性是由其向着神性根基的张力所构建的，并且，如果这种明识是在被柏拉图式的转向(periagoge)——转向根基——所实现的生存实践中的，那么，异化是转离根基，向着一个被设想为无需由其与神性根基的关系来构建的人的自我。转向根基（古典的eperiagoge）因此而在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中被廊下派的apostrophe（转离根基）所补充。转向根基和转离根基成为描述人的生存中的秩序和无序的基本范畴。
廊下派学者有关生存结构的这些基本观察与前面提到过的对“拒绝统觉理解”的观察由此就相系在一起。“转离”意味着拒绝统觉到作为人之实在的构建者的神性根基的经验。这一出于意志的转离基本实在经验被廊下派学者诊断为一种心灵疾病。研究经由转离根基、并因此抽离一个人自己的自我所导致生存的扭曲变形的科学就成为心理病理学的核心，并到文艺复兴时期依然是核心。
到二十世纪，此问题再次变得显著，因为，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知识的失去方向这种大众现象再次让人们关注到转离(apostrophe）这一基本行动。在种种次级症状中发现无序的原因背后，你现在又发现，用生存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这些次级症状背后，还存在着转离的基本问题——人从他自身的人性中抽离。
刚才描述的重新发现之现象并非现代时期所特有。我们可以在古典希腊时期观察到它，当修昔底德用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术语作出的社会病理学观察，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现生存秩序的基础。以非常类似的方式，在历经二千年严重的生存扭曲之后的今天，此等现象正在开始被理解为病理性的；而一旦它被发现是病理性的，健康、井井有条的生存问题也就再次引起关注。】
但愿沃格林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会说： “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注]本帖是回应儒学联合论坛的帖子：
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847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