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4日 词语的狂欢和诗意的凋零
词语的狂欢和诗意的凋零
——读《语言与人生》
早川先生的《语言与人生》， 仿佛一块切片，从词语、语言的角度，切入社会与人生，随着纵深度不断推进，思考的力度也不断加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沿着语言这根红线，层层深入，直至描绘出人类社会活动的全景。冷静的条分缕析背后，是一腔对社会责任不肯丝毫懈怠的热忱。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社会心智的“麦田守望者”（呵呵，还敢卖弄“定义”!），那么早川先生的勤勉渊博与积极入世，便为我们学生后辈提供了绝好的风范。
为了方便理解，在阅读的《语言与人生》的时候，我采取了中英对照的方式。手头有两个版本，一本是1953年香港人人出版社出版、柳之远先生的译作，另一本是Harcourt Inc.1990年的英文原版，由父子两位早川先生（S.I.Hayakawa & Alan R. Hayakawa）合著修订而成。相隔近四十年的两版相对照，不经意间便发现时代的变迁。在53版里，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所以早川先生最急切担心的事情，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权统治对人类的危害，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价值观的对立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在90版中，随着东西两德的合并、华沙公约的解散，冷战即将成为历史名词，“世界大战”的阴霾逐渐从行文中减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重忧虑：商业狂躁、消费至上。媒体与广告的狂轰滥炸，虽与冷战宣传形式相异，但对人们思想能力的破坏程度却殊途同归。
随着世界的变化，这本小书也孜孜不倦地“与时俱进”，力求跟上时代节拍，所举事例多有更新，章节也重做调整，53版上半篇内《传达情感的语言》、《艺术和激荡的情绪》，在90版中，被合并进《语言的双重作用》，而90版的下半篇把《二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分开为两个章节，并加入了《诗歌和广告》、《空洞的眼睛》（主要讲述电视媒体）这两个新的章节。这番“大动干戈”，无非是为了保证内容贴近社会，以便读者观照。早川先生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原以为这本所谓“语义学经典”的小书，会非常高深难懂，没想到一读之下，却十分“平易近人”，可以说是风趣幽默。但若就此认为内容肤浅，却又错了，用生动平实的文字表达严肃深入的思考，才是本书最让人叹服的境界。不是多年学问与生活的磨砺，不可能有这样的厚积薄发。掩卷沉思，收获良多，现在只是撷取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与大家分享——《诗歌和广告》。
之所以挑出《诗歌与广告》这一章来做讨论，是因为它们与我密切相关——前者是兴趣，后者是职业。在53年的版本中，早川先生并没有谈及诗歌的窘境，但在90年的版本中，随着传媒工业的发展和膨胀，他以此为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并且把诗歌和广告放在了一起，试图找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比较，对于很多自命清高的诗人，大概是不能理解的事情。诗歌是艺术，广告是商业，一个高雅一个粗俗，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可是早川先生却通过对比，得出了惊人之语。为什么现代诗的语句如此晦涩？情绪又是如此阴暗？因为表达高兴、快乐、满意等正面情绪的词句，都被铺天盖地的广告用掉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的形式可能进一步被广告所取代。换言之，正是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广告，杀死了“神圣”的诗歌！
就文字形式而言，早川先生并不认为广告就一定逊色于诗歌，两者都经常使用押韵的手法，使文字充满韵律和感染力。无论广告还是诗歌，内中词语往往含义丰富，力求一语双关，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不同景深的“意境”。比如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诗句中的冬天和春天，表面上的含义是两个季节，更深层的含义是隐喻了人生的不同境遇。让我们再看一则广告语：“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虽说是广告标语，可是它的意境却可以直追宋词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堪称经典。这则广告语也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看呢，它好像在讲述一个动人缠绵的爱情故事，内里要表达的，却是“xx手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去买一个吧”的含义。把这相距甚远的两重含义糅合在十二个字里，创作上的挑战度一点儿也不比诗歌低。
所以，就形式而言，早川先生认为广告与诗歌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他宁愿把诗歌分为两类：“有赞助的诗歌”和“无赞助的诗歌”。广告和其它受人委托而创作的诗歌，都属于“有赞助的诗歌”；而其他个人创作的诗歌，属于“无赞助的诗歌”。这么一来，等于是肯定了广告与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和广告业的蓬勃兴旺相比，现代诗歌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它们不断萎缩，挣扎在社会边缘。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诗人们情绪苦闷，写出来的东西晦涩阴暗，难为大众所接受，更遑论广为传播。偶尔写两句阳光灿烂的句子，还会被人们误以为是广告词，真是别提多冤枉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想想看吧，李白要是活到今天，很可能就被误认作贵州茅台的高级广告文案（Senior Copywriter）了！杜甫也在劫难逃，“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不用说，一定是收了“黄四娘花草公司”的广告费！
虽然肯定了广告的创作形式，但早川先生仍然犀利地指出：所有广告的内容都包含着“intensional orientation”，这是广告与诗歌最本质的区别。Intensional orietation, 在这里我姑且粗陋地译为“密集导向”吧，根据早川先生的论述，这种导向对于人们的思维是非常有害的。它通过语言的重复进行催眠和强化，让受众相信，某个品牌有“特别”的好处值得“特别”的推荐，使受众一看到或听到产品的名称，就产生病态的条件反射，从而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久而久之，反射代替思考，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事物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变得浅薄和易操纵。比如，“强生奶粉，妈妈的爱”。几块钱的奶粉怎么能和伟大的母爱相提并论呢？“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和好事哪有什么天然联系？“帕萨特，成就明天！”一辆车就能决定一个人明天的成绩吗？可是，为什么全人类都愿意欢天喜地地接受这样的愚弄呢？尼尔.波兹曼先生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得好：商业宣传比政治宣传更可怕，因为商业总是带着娱乐的、甜腻的假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政治愚民术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名词，人们普遍都很警惕和敏感。而商业愚民术却让人防不胜防，它们长着“小甜甜”布莱尼（Britney Spears）一样的笑脸，承诺你“妈妈的爱”、“好事自然来”，不知不觉就让你的理智缴械投降。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放弃思考，诗歌等严肃艺术的失宠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在如今这个喧嚣的商品社会，还有几个人看得进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呢！我们这个时代，真不知道埋没了多少杜甫！上帝保佑他们至少生活无忧。
如果说广告对诗歌进行了一场世纪围剿，那么我要十分羞愧地承认，在这场“集体谋杀”中我也扮演过“帮凶”的角色。还记得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为了给某品牌的香烟做广告，描述香烟带来的飘逸感受，我曾撰写诗句如下“从此后/进山，我是山人/入洞，便成仙。”不知道我这句子曾教唆多少人成为烟民，现在想想真是汗颜。在创作策划的职位上，我一直还算胜任，直至某一天下午，办公室窗外的天空澄澈湛蓝，鸽子的影子不时掠过窗棂，面对第一百零一个case，我终于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厌倦。香烟和仙人有什么关系呢？IBM和银河战舰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每天都要乐此不疲地把它们拉到一起？如果传媒世界已经成为商业文化滋生的温床，那么，谁来为严肃艺术——包括诗歌——的生存和传播负责？带着这些疑问，我辞职来到香港，走进了“传媒管理”的课堂。
而那些不畏孤独、坚持独立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虽然边缘，虽然清贫，却一直是我眼中真正的灯塔。在中国内地诗坛，有几个名字格外值得关注：翟永明、马松、韩东、李亚伟。虽然红尘万丈使人困惑，虽然孤掌难鸣知音寥落，但他们的身影和作品不时提醒，清醒的灵魂总会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和执著，才让我们有机会看见，没有“商业机心”的文字和诗句，是多么纯净和雍容，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故事，也一样能在诗句里摇曳盛开。如果可以，请和我一起诵读这首瞿永明的《在古代》，侧耳倾听的人有福了。
《在古代》
翟永明
在古代 我只能这样
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
我们下一次
会在哪里见面
现在 我往你的邮箱
灌满了群星 它们都是五笔字形
它们站起来 为你奔跑
它们停泊在天上的某处
我并不关心
在古代 青山严格地存在
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
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就知道后会有期
现在 你在天上飞来飞去
群星满天跑 碰到你就像碰到疼处
它们像无数的补丁 去堵截
一个蓝色屏幕 它们并不歇斯底里
在古代 人们要写多少首诗？
才能变成崂山道士 穿过墙
穿过空气 再穿过一杯竹叶青
抓住你 更多的时候
他们头破血流 倒地不起
现在 你正拨一个手机号码
它发送上万种味道
它灌入了某个人的体香
当某个部位颤抖 全世界都颤抖
在古代 我们并不这样
我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几十里地
当耳环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
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广告掀起的文字游戏还在继续，词语的狂欢持续高烧，哪里才是诗歌的诺亚方舟？即便智慧如早川先生，也未给出我们答案。看来，我只能引用已故诗人顾城的诗句，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2007年11月25日
——读《语言与人生》
早川先生的《语言与人生》， 仿佛一块切片，从词语、语言的角度，切入社会与人生，随着纵深度不断推进，思考的力度也不断加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沿着语言这根红线，层层深入，直至描绘出人类社会活动的全景。冷静的条分缕析背后，是一腔对社会责任不肯丝毫懈怠的热忱。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社会心智的“麦田守望者”（呵呵，还敢卖弄“定义”!），那么早川先生的勤勉渊博与积极入世，便为我们学生后辈提供了绝好的风范。
为了方便理解，在阅读的《语言与人生》的时候，我采取了中英对照的方式。手头有两个版本，一本是1953年香港人人出版社出版、柳之远先生的译作，另一本是Harcourt Inc.1990年的英文原版，由父子两位早川先生（S.I.Hayakawa & Alan R. Hayakawa）合著修订而成。相隔近四十年的两版相对照，不经意间便发现时代的变迁。在53版里，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所以早川先生最急切担心的事情，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权统治对人类的危害，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价值观的对立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在90版中，随着东西两德的合并、华沙公约的解散，冷战即将成为历史名词，“世界大战”的阴霾逐渐从行文中减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重忧虑：商业狂躁、消费至上。媒体与广告的狂轰滥炸，虽与冷战宣传形式相异，但对人们思想能力的破坏程度却殊途同归。
随着世界的变化，这本小书也孜孜不倦地“与时俱进”，力求跟上时代节拍，所举事例多有更新，章节也重做调整，53版上半篇内《传达情感的语言》、《艺术和激荡的情绪》，在90版中，被合并进《语言的双重作用》，而90版的下半篇把《二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分开为两个章节，并加入了《诗歌和广告》、《空洞的眼睛》（主要讲述电视媒体）这两个新的章节。这番“大动干戈”，无非是为了保证内容贴近社会，以便读者观照。早川先生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原以为这本所谓“语义学经典”的小书，会非常高深难懂，没想到一读之下，却十分“平易近人”，可以说是风趣幽默。但若就此认为内容肤浅，却又错了，用生动平实的文字表达严肃深入的思考，才是本书最让人叹服的境界。不是多年学问与生活的磨砺，不可能有这样的厚积薄发。掩卷沉思，收获良多，现在只是撷取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与大家分享——《诗歌和广告》。
之所以挑出《诗歌与广告》这一章来做讨论，是因为它们与我密切相关——前者是兴趣，后者是职业。在53年的版本中，早川先生并没有谈及诗歌的窘境，但在90年的版本中，随着传媒工业的发展和膨胀，他以此为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并且把诗歌和广告放在了一起，试图找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比较，对于很多自命清高的诗人，大概是不能理解的事情。诗歌是艺术，广告是商业，一个高雅一个粗俗，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可是早川先生却通过对比，得出了惊人之语。为什么现代诗的语句如此晦涩？情绪又是如此阴暗？因为表达高兴、快乐、满意等正面情绪的词句，都被铺天盖地的广告用掉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的形式可能进一步被广告所取代。换言之，正是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广告，杀死了“神圣”的诗歌！
就文字形式而言，早川先生并不认为广告就一定逊色于诗歌，两者都经常使用押韵的手法，使文字充满韵律和感染力。无论广告还是诗歌，内中词语往往含义丰富，力求一语双关，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不同景深的“意境”。比如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诗句中的冬天和春天，表面上的含义是两个季节，更深层的含义是隐喻了人生的不同境遇。让我们再看一则广告语：“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虽说是广告标语，可是它的意境却可以直追宋词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堪称经典。这则广告语也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看呢，它好像在讲述一个动人缠绵的爱情故事，内里要表达的，却是“xx手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去买一个吧”的含义。把这相距甚远的两重含义糅合在十二个字里，创作上的挑战度一点儿也不比诗歌低。
所以，就形式而言，早川先生认为广告与诗歌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他宁愿把诗歌分为两类：“有赞助的诗歌”和“无赞助的诗歌”。广告和其它受人委托而创作的诗歌，都属于“有赞助的诗歌”；而其他个人创作的诗歌，属于“无赞助的诗歌”。这么一来，等于是肯定了广告与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和广告业的蓬勃兴旺相比，现代诗歌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它们不断萎缩，挣扎在社会边缘。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诗人们情绪苦闷，写出来的东西晦涩阴暗，难为大众所接受，更遑论广为传播。偶尔写两句阳光灿烂的句子，还会被人们误以为是广告词，真是别提多冤枉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想想看吧，李白要是活到今天，很可能就被误认作贵州茅台的高级广告文案（Senior Copywriter）了！杜甫也在劫难逃，“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不用说，一定是收了“黄四娘花草公司”的广告费！
虽然肯定了广告的创作形式，但早川先生仍然犀利地指出：所有广告的内容都包含着“intensional orientation”，这是广告与诗歌最本质的区别。Intensional orietation, 在这里我姑且粗陋地译为“密集导向”吧，根据早川先生的论述，这种导向对于人们的思维是非常有害的。它通过语言的重复进行催眠和强化，让受众相信，某个品牌有“特别”的好处值得“特别”的推荐，使受众一看到或听到产品的名称，就产生病态的条件反射，从而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久而久之，反射代替思考，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事物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变得浅薄和易操纵。比如，“强生奶粉，妈妈的爱”。几块钱的奶粉怎么能和伟大的母爱相提并论呢？“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和好事哪有什么天然联系？“帕萨特，成就明天！”一辆车就能决定一个人明天的成绩吗？可是，为什么全人类都愿意欢天喜地地接受这样的愚弄呢？尼尔.波兹曼先生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得好：商业宣传比政治宣传更可怕，因为商业总是带着娱乐的、甜腻的假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政治愚民术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名词，人们普遍都很警惕和敏感。而商业愚民术却让人防不胜防，它们长着“小甜甜”布莱尼（Britney Spears）一样的笑脸，承诺你“妈妈的爱”、“好事自然来”，不知不觉就让你的理智缴械投降。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放弃思考，诗歌等严肃艺术的失宠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在如今这个喧嚣的商品社会，还有几个人看得进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呢！我们这个时代，真不知道埋没了多少杜甫！上帝保佑他们至少生活无忧。
如果说广告对诗歌进行了一场世纪围剿，那么我要十分羞愧地承认，在这场“集体谋杀”中我也扮演过“帮凶”的角色。还记得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为了给某品牌的香烟做广告，描述香烟带来的飘逸感受，我曾撰写诗句如下“从此后/进山，我是山人/入洞，便成仙。”不知道我这句子曾教唆多少人成为烟民，现在想想真是汗颜。在创作策划的职位上，我一直还算胜任，直至某一天下午，办公室窗外的天空澄澈湛蓝，鸽子的影子不时掠过窗棂，面对第一百零一个case，我终于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厌倦。香烟和仙人有什么关系呢？IBM和银河战舰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每天都要乐此不疲地把它们拉到一起？如果传媒世界已经成为商业文化滋生的温床，那么，谁来为严肃艺术——包括诗歌——的生存和传播负责？带着这些疑问，我辞职来到香港，走进了“传媒管理”的课堂。
而那些不畏孤独、坚持独立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虽然边缘，虽然清贫，却一直是我眼中真正的灯塔。在中国内地诗坛，有几个名字格外值得关注：翟永明、马松、韩东、李亚伟。虽然红尘万丈使人困惑，虽然孤掌难鸣知音寥落，但他们的身影和作品不时提醒，清醒的灵魂总会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和执著，才让我们有机会看见，没有“商业机心”的文字和诗句，是多么纯净和雍容，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故事，也一样能在诗句里摇曳盛开。如果可以，请和我一起诵读这首瞿永明的《在古代》，侧耳倾听的人有福了。
《在古代》
翟永明
在古代 我只能这样
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
我们下一次
会在哪里见面
现在 我往你的邮箱
灌满了群星 它们都是五笔字形
它们站起来 为你奔跑
它们停泊在天上的某处
我并不关心
在古代 青山严格地存在
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
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就知道后会有期
现在 你在天上飞来飞去
群星满天跑 碰到你就像碰到疼处
它们像无数的补丁 去堵截
一个蓝色屏幕 它们并不歇斯底里
在古代 人们要写多少首诗？
才能变成崂山道士 穿过墙
穿过空气 再穿过一杯竹叶青
抓住你 更多的时候
他们头破血流 倒地不起
现在 你正拨一个手机号码
它发送上万种味道
它灌入了某个人的体香
当某个部位颤抖 全世界都颤抖
在古代 我们并不这样
我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几十里地
当耳环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
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广告掀起的文字游戏还在继续，词语的狂欢持续高烧，哪里才是诗歌的诺亚方舟？即便智慧如早川先生，也未给出我们答案。看来，我只能引用已故诗人顾城的诗句，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2007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