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真理问题（读书笔记+个人总结）
古典哲学的真理符合论：
存在着一个独立自存的客观真理秩序，以此为前设，对真理的追求——西方哲学的最高使命——被理解为向此客观秩序无限趋近的努力。在趋近中承载着价值与目的的意向。
笛卡尔对客观秩序的怀疑（主体性转向）：
真理并不见于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客观秩序，唯有我思及思我内蕴的观念才具有明见性和最终现实性，因而真理的根基必然只能是思我自身。外在于我的物理世界的认识（可怀疑）在可靠性上低于关于我自身存在的知识（不可怀疑）。
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我——思我，被建构为关于世界知识的原初性基地，标志着主体性转向在近代哲学中的开端。此一开端意味着思我作为主体对自身作为真理，取代了传统哲学信奉的独立自存的客观真理秩序。
源于笛卡尔的主体性转向意味着思我——主体的绝对自由。我思本身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因为只有在意志自由的条件下，才能摆脱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共处的世界之我，因而摆脱未经验证的世俗偏见（将意见和真理混为一谈的偏见），质疑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乃至世界存在本身，最终得到不可怀疑的，因而是一切知识奠基者之我的自由，因而我的存在（我在）就意味着我的意志的自由性（我自由），我思就意味着我的意志的能动性（我能够）。
思我本质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基的自由意志，因而我的自由并非是无责任的放任，而具有一种（奠基的）责任。由于思我自身作为真理，因而思我不仅是科学知识的奠基者，也具有重估一切价值，为真价值奠基的实践使命。
主体性的唯我论困境（自由的悖论）：
如果存在着我之外的其他主体，那么我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的主体，因为他人将挑战我——主体作为一切知识与价值奠基者的绝对性（我不复绝对的自由）；
如果不存在我之外的其他主体，我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主体，因为我不可能证明自己的奠基意向不是我的幻觉（我的自由不能成为负责的自由，绝对孤独的我的自由乃是否定性的，是命运的诅咒）。
回应的努力——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研究：
自由在积极的意义上是实现对他人与世界的绝对责任，同时他人（其他主体）必须是不能以其陌生性打扰我的绝对性的他人。为此研究主体共同体及其对唯一客观的世界的构造问题。
结果：失败。在我的先验意识中构造的共同体只是被客体化的，没有构造能力的共同体。为了将自身构造为严格意义上的先验主体，即一切存在和意义的最终源泉，思我必须置身于一切共同体之外。于是思我又回到作为起点的孤独中，重新面对唯我论的困境。
失败原因：主体性的提问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只要坚持笛卡尔式理想，即将思我（先验主体）的自明性，那么自我的孤独乃是先验哲学注定的困境。而对这种唯我论的孤独的超越，又将摧毁主体的自明性。
结论：应放弃自我的自明性这一主体性哲学的起点，重新建构一种同样具有为一切知识奠基性质的主体际性哲学。
困难：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普遍理性主体、绝对精神，固然不存在唯我论的问题，但同时也消解了自我的绝对自由，甚至自我及其特殊性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于是主体性哲学特有的深度也被消解了，这是后现代哲学的困境。
成果：现象学运动后来的发展虽然背离了胡塞尔的追求方向，但通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黑尔德、罗姆巴赫的发展和阐释，各有成就，但没有解决主体际性的问题。关于主体际性问题，罗姆巴赫的密释学重新解释了整体和个人的关系，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前景：“为知识奠基”的必要性并非现时代的主要问题，更迫切的问题是“一切存在和意义的最终源泉”，超个人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威尔伯关于意识光谱和自我层次的表述，将心理学、哲学、宗教熔为一炉，如果说密释学解决的是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那超个人心理学解决的是个人（自我）的层次问题，并在最高层次与“一”（普全的宇宙意识）汇合。这一问题因而有了新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如果能证明自我意识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那也就解决了主体际性的问题，但这种证明都是自我体验的，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
存在着一个独立自存的客观真理秩序，以此为前设，对真理的追求——西方哲学的最高使命——被理解为向此客观秩序无限趋近的努力。在趋近中承载着价值与目的的意向。
笛卡尔对客观秩序的怀疑（主体性转向）：
真理并不见于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客观秩序，唯有我思及思我内蕴的观念才具有明见性和最终现实性，因而真理的根基必然只能是思我自身。外在于我的物理世界的认识（可怀疑）在可靠性上低于关于我自身存在的知识（不可怀疑）。
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我——思我，被建构为关于世界知识的原初性基地，标志着主体性转向在近代哲学中的开端。此一开端意味着思我作为主体对自身作为真理，取代了传统哲学信奉的独立自存的客观真理秩序。
源于笛卡尔的主体性转向意味着思我——主体的绝对自由。我思本身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因为只有在意志自由的条件下，才能摆脱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共处的世界之我，因而摆脱未经验证的世俗偏见（将意见和真理混为一谈的偏见），质疑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乃至世界存在本身，最终得到不可怀疑的，因而是一切知识奠基者之我的自由，因而我的存在（我在）就意味着我的意志的自由性（我自由），我思就意味着我的意志的能动性（我能够）。
思我本质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基的自由意志，因而我的自由并非是无责任的放任，而具有一种（奠基的）责任。由于思我自身作为真理，因而思我不仅是科学知识的奠基者，也具有重估一切价值，为真价值奠基的实践使命。
主体性的唯我论困境（自由的悖论）：
如果存在着我之外的其他主体，那么我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的主体，因为他人将挑战我——主体作为一切知识与价值奠基者的绝对性（我不复绝对的自由）；
如果不存在我之外的其他主体，我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主体，因为我不可能证明自己的奠基意向不是我的幻觉（我的自由不能成为负责的自由，绝对孤独的我的自由乃是否定性的，是命运的诅咒）。
回应的努力——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研究：
自由在积极的意义上是实现对他人与世界的绝对责任，同时他人（其他主体）必须是不能以其陌生性打扰我的绝对性的他人。为此研究主体共同体及其对唯一客观的世界的构造问题。
结果：失败。在我的先验意识中构造的共同体只是被客体化的，没有构造能力的共同体。为了将自身构造为严格意义上的先验主体，即一切存在和意义的最终源泉，思我必须置身于一切共同体之外。于是思我又回到作为起点的孤独中，重新面对唯我论的困境。
失败原因：主体性的提问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只要坚持笛卡尔式理想，即将思我（先验主体）的自明性，那么自我的孤独乃是先验哲学注定的困境。而对这种唯我论的孤独的超越，又将摧毁主体的自明性。
结论：应放弃自我的自明性这一主体性哲学的起点，重新建构一种同样具有为一切知识奠基性质的主体际性哲学。
困难：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普遍理性主体、绝对精神，固然不存在唯我论的问题，但同时也消解了自我的绝对自由，甚至自我及其特殊性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于是主体性哲学特有的深度也被消解了，这是后现代哲学的困境。
成果：现象学运动后来的发展虽然背离了胡塞尔的追求方向，但通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黑尔德、罗姆巴赫的发展和阐释，各有成就，但没有解决主体际性的问题。关于主体际性问题，罗姆巴赫的密释学重新解释了整体和个人的关系，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前景：“为知识奠基”的必要性并非现时代的主要问题，更迫切的问题是“一切存在和意义的最终源泉”，超个人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威尔伯关于意识光谱和自我层次的表述，将心理学、哲学、宗教熔为一炉，如果说密释学解决的是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那超个人心理学解决的是个人（自我）的层次问题，并在最高层次与“一”（普全的宇宙意识）汇合。这一问题因而有了新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如果能证明自我意识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那也就解决了主体际性的问题，但这种证明都是自我体验的，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