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檔：南都《愛玲遺珍》文摘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一九五四年我住在香港英皇道，宋淇的太太文美陪我到街角的一家照相馆拍照。一九八四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兰心照相馆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前，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当年张爱玲为什么兴冲冲跑到兰心照相馆拍照呢？因为张爱玲英文版《秧歌》刚出版，《纽约时报》想登书评，要求提供作者照片。该书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刊登，连同照片，属于正面肯定，张爱玲遗物中有收藏剪报（图2），视为其人生高峰之一。可是佳评不等于畅销，《秧歌》没有再版。
这一张照片也是在兰心拍的。该组照片中，哪一张才是最爱？张爱玲曾经对我母亲说过：“我喜欢圆脸。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愿意有张圆脸(正如在兰心拍的一张照片，头往上抬，显得脸很圆)。
张爱玲说过想写一个故事：“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圆脸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
《对照记》写道：“一九四四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与他有同好的友人张君———名字一时记不起了———托人介绍来给我拍照，我就穿那件唯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拍了几张，要换个样子。单色呢旗袍不上照，就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看得出颈项上有一圈旗袍领的阴影(为求线条简洁，我把低矮的旗袍领改为连续的圈领)。
一九九四年，台湾的《中国时报》颁发终身成就奖给张爱玲。同年十二月八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我写信谢中国时报，说抱歉不能亲自领奖，至少应当去照个近影寄来，拍了照便寄张给你们。”
照中张爱玲手拿一份中文报纸，头条是《主席金日成昨猝逝》。金日成是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逝世，可照片是十二月拍成。张爱玲补充“忘了说我照片里的报纸是七月的。因为近来没有日期明显的头条新闻，只好用旧报。”
在《对照记》中，张爱玲写：“我考上了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对照记》初稿中，张爱玲形容自己当年“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宋淇看到说“夫人”会被误认为自称夫人太太，张爱玲同意加上引语号，表明是引用四书名言。《皇冠》结果出版了这引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自嘲变成自吹自擂！最后张爱玲写了一篇短文《编辑之痒》去纠正。
且看张爱玲自己对奖学金的看法。
《对照记》：“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刚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半年后珍珠港事变中香港也沦陷了，学校停办。”
《对照记》：“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我姑姑，一九四O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 张爱玲《对照记》
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与张爱玲感情笃深，1942年至1952年，张爱玲曾随姑姑在上海同住十年。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张佩纶之女。她年轻时曾赴英国留学，78岁时嫁给李开第，成就一段传奇。
李开第是上海闵行人，1924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称上海交通大学)，获取公费留学生的名额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李开第与张茂渊的真正结识，是在留学结束后。1927年底回到上海后，李开第在英国人创办的安利洋行工作，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张茂渊，成为好友。1932年9月，李开第在大华饭店举办了婚宴，张茂渊还充当了女傧相。之后李开第一家和张茂渊交往频繁，李斌自小喊张茂渊为“张伯伯”。而张茂渊一直未婚。1965年李开第丧妻，又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女儿远在广州，儿子自杀……多亏张茂渊无微不至地照顾，手把手地教他做家务、打扫厕所、打扫卫生等，加上女儿李斌变卖首饰、弟弟妹妹提供钱财，才熬过了十年噩梦。
1979年，李开第平反，在女儿的极力支持下与张茂渊结婚。“他们住在一起，不是孤单单的老人了，有个伴能互相照顾，挺好的。”李斌说。80年代初，张茂渊与张爱玲取得了联系，经常书信往来，后来因张茂渊身体不好，给张爱玲的信都由李开第执笔。张爱玲将她的著作的国内版权委托给李开第处置，所得稿酬也赠与二老，同时多次从美国汇款回来接济二老的生活。
张茂渊、李开第婚后共同度过12年。1991年，张茂渊因乳腺癌扩散过世。李开第忍住悲伤，写信告知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劈头第一句是“爱玲，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你与我所至爱的亲人已于6月13日晨7：45与世长辞。”而信的结尾，李开第不忘叮嘱侄女：“不要悲伤，身体保重。”此时李开第已90高龄，张爱玲年过七旬。
1982年8月1日给宋淇夫妇的信件中，张爱玲写道：“朱西宁的女儿朱天文托她在加州的女友送书给我，要面交，我请她寄来。前两天收到，六本内有三本是胡兰成化名写的，关于禅、中国小说史、礼乐。随手一翻，就看见许多引《红楼梦魇》与我别的书。我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气。”
南都：你的母亲邝文美在书信中有一句话提及张爱玲打胎的，事情是怎样的呢？
宋以朗：这封书信是在1976年3月25日的，里面只有一句记载：“Stephen没听见过你在纽约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诉我，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应该是张爱玲1961-1962在香港期间亲口告诉我母亲，具体详情我也不清楚。不过“路边社消息”(即道听途说)如是说：张爱玲与赖雅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文艺营认识，后来张爱玲写信告诉赖雅自己怀孕了，赖雅回信说不想要孩子，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避难作家，没有固定的收入，于是张爱玲打掉了孩子。时隔不久，赖雅就向张求婚了。
宋以朗：姑姑与她的关系没什么问题。人在海外，还有什么可做？姑姑有写信要张爱玲到上海一游，张爱玲不去。为什么？去了一定会很风光热闹，轰动上海，而张爱玲最讨厌这些。
1979年到1980年代，美国与中国经济能力相差很大，她给钱姑姑不成问题。有一封信写道，她考虑寄5000美金给姑姑，对于张不成问题，可怕害了姑姑。那时候，大多内陆的人生目的是变成万元户。张爱玲怕姑姑老人家了，因海外关系，突然有一大笔钱会有麻烦。那个年代，万一政治翻身怎么办？当别人知道张爱玲给姑姑很多钱，将姑姑拿去“斗”怎么办？于是她在信中盘算给多少钱才好。她大多是一次寄300美元。后来姑姑生病，信都是由姑丈来写。
宋以朗：有一封信是张爱玲写的，提及弟弟。她写道：“今天不知道去哪里，于是就去巴士站等巴士。把弟弟的信带在身上，准备在巴士看。可巴士来了，上了巴士，发现信留在巴士上。”随后，她在信上补了一句“那也好，掉了就掉了，不用看了。”张爱玲没有跟我父母多谈她弟弟的事，曾说过告诉弟弟没法经济上帮忙。
宋以朗：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不理炎樱。炎樱还是会写信告诉张爱玲自己这些年来做了什么，她说她有投资股票的天赋，她也叫张爱玲买哪些股票，张爱玲觉得烦恼，便不理了。
宋以朗：我父母曾经有提议张爱玲搬来香港，因为医疗经济及方便。可是如果张爱玲要过平静离群的生活，香港的狗仔队是不会给她安宁。但最大的理由，应该是对1997后的香港没有信心。我父母自认是风烛残年，再没有所谓，但也不必要张爱玲来受苦。为什么他们三人会有这种想法？我父亲跟大陆友人通信最多的是吴兴华和傅雷，二人均在“文革”惨死，所以有这种想法是不足为奇。
宋以朗：1990-1994年，大陆的版税，都交由姑丈KD打理。KD过世后，大陆版权无人打理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版税低微，一千字仅有几毛钱。而张爱玲和宋淇都在海外，授权跟汇钱都麻烦(要同时符合中外法律)。所以想到由K D打理大陆版权，版税归姑丈、姑姑二人，不做外汇，一举两得。具体版税数目我不清楚，就算微薄，都是一番心意。
1983年，炎樱给张爱玲去信。炎樱当时在纽约的股票公司任职，就用公司的信纸写了封短信，字迹潦草。信中说到，炎樱的朋友H algue先生(字迹过于潦草，未确定姓氏的准确写法)去了中国，拜访了张爱玲的姑姑和姑丈。“他们俩真是棒极了！”炎樱如此转述朋友对姑姑、李开第二人的印象，并称H algue先生的拜访非常愉快。“你还有再回中国去看看的机会吗？”这位老朋友问张爱玲。信的最后，炎樱写道“过些日子，我们就能再见面了，我盼望着。”
爱玲，
我有过二封信寄给你，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音。一封是寄给香港宋琪请他转寄给你的。内容是柯灵来信，附有一份出版法剪报。还有一封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来函，是寄到W ilcox信箱的。这二信都是为了安徽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张爱玲文集》而征求你意见的。因为从今年6月1日起实行出版法了。……现在大陆上文艺界有一股“张爱玲热”，其盛况不亚于四十年代，有很多的“张迷”，这是从港台方面传过来的。……
为了关怀你，我说说我的外行看法。你过去的著作在近几年中大陆上重出版者很多，对你是好的，不是坏的。作为作家你在大陆上的名声现在很红，很有光采。本来没有出版法，人家用不到征求你的同意就可出版你的旧作，现在实行法治，必先与你联系。如果你不同意，有些像俗语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但情况是应当问问清楚，如具体报酬办法等等，还可提出些要求，如酬金要汇至美国等等。不作答恐怕不好，是对捧你的人失礼。不直接答，通过我和柯灵传话也可以。我这些外行话如果不中听，请原谅我，出发点是好的。
K.D.
1991/8/30
止庵：这些作品更新了我们关于张爱玲作为一位双语作家的认识。其实张爱玲用英文写作非常早，可以从1942年回到上海算起，她用英文先后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文章，有些后来又用中文重写，比如《更衣记》。
50年代在香港，张爱玲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本书她都另外写有英文本，《秧歌》得以在美国出版，受到好评，外语版权先后卖出了23种。《秧歌》的成功使得张爱玲有信心在美国用英文写作。
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去美国，50年代的后半期、60年代和70年代的前半期她主要是用英文创作，写了大量作品。而我们之前对张爱玲的认识是：她从50年代之后写作就陷入了低潮，没写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她一直在写。
但是她在美国写的这些英文作品大多数得不到发表。只出了一本小说《北地胭脂》(1967年，后来翻译为中文出版时叫《怨女》)，发表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和散文《重访边城》。她在美国写的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都被退稿了。
止庵：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里，收录了一篇张爱玲写的《自白》。张爱玲提到，这两部小说被退稿，是因为“此间的出版商似乎对那两本小说中的人物不太满意，甚至觉得非常乏味。Knopf的一位编辑写道，如果之前的情况果真如此，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由此可见，《雷峰塔》和《易经》被退稿，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美国的编辑认为中国发生革命、共产党获胜是个悲剧。而张爱玲的小说对这之前旧中国的描写，却颠覆了这一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写《雷峰塔》和《易经》，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雷峰塔》和《易经》的情节是前后相连的，《雷峰塔》写到以张爱玲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琵琶”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止，《易经》写到她从香港回到上海为止。《小团圆》的前半部实际上是对这两部小说的缩写。这两部作品写得非常细腻，但不是自传。比如张爱玲的弟弟是比她晚去世的，但在《雷峰塔》结尾处，她写弟弟死了。
这两部英文作品和它们的中文译稿我都看了，我的感觉是：情节性不强，充满了各种细节，写了很多家庭琐事，有点像《红楼梦》那种写法。它们跟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完全不一样，显然不适合美国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正如张爱玲所说，这两部作品被退稿也是因为编辑觉得“非常乏味”。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四大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刺，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高氏妄改，死有余辜。在我看来，应该把第四恨事改成：张爱玲自己没把《雷峰塔》和《易经》用中文重写一遍。我对此很不能理解：张爱玲之前那么多英文作品她自己都用中文重写了，对她来说这也不难，晚年又有很多时间，为什么不做这事呢？现在留给别人来译，尽管译者很努力，译笔也有几分像张爱玲，但毕竟不是张爱玲自己写的，我觉得非常遗憾。
止庵：张爱玲留下的遗稿，完整的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些。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比如英文作品《少帅》，只写了七十多页，几万字。1961年张爱玲去台湾希望采访张学良，当时张还被软禁，这一采访要求没有被允许。未完成的《少帅》大概不太可能出版。
我在宋以朗先生那里见到的张爱玲遗稿，还有很多零碎的纸片，是她写的一些片段，包括信件的底稿。张爱玲是个“书写狂”，这种写满字的小纸片特别多，很零乱，没有头绪。我曾从中发现过一篇她给《对照记》写的后记，已经交给报纸发表。但大多数的纸片和残稿(包括《对照表》)，无法出版。总的来说，中文遗稿里面，没有成规模的、完整的东西了。
宋以朗：还有些不太有意义的小说没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个作者麦卡锡，所以还不能出版。小说里面校对的字迹，是张爱玲的。
《少帅》是英文小说，有七十六页，讲张学良与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只有开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免这些人物。
这个小说除了人物复杂外，也有弊端，因为事实无法避免，若将小说人物改成负面，会涉及诽谤。同时，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Visting)，我觉得出英文版没意思。《华丽园》是《小团圆》的第九章，写一个人在乡下看大戏，英文小说与中文没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与英文版的情节中间是不一样的，英文版没有销路，卖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后，她离开加州大学，在1974年开始想重写《色·戒》，就写信给我爸爸说出她的想法，将第一稿寄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觉得不行，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的。张爱玲同意我爸爸的观点，便将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加了很多情节。
止庵：目前我主编的《张爱玲全集》已经出了十卷，后面将要面世的两卷是她的剧作集，一共收录了十个剧本：电影剧本《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六月新娘》、《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小儿女》、《一曲难忘》和《魂归离恨天》，还有一个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
张爱玲写的剧本并不止这些，有的已经找不到了。她最早写的话剧《倾城之恋》虽然上演过，剧本却未发表，已经遗失。她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公映过，剧本也遗失了。郑树森和陈子善曾分别根据音像制品整理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剧本，但我觉得根据拍成的电影也许能还原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却无法还原编剧的文学剧本，一部电影拍成什么样，几乎都是导演的事。所以这两个“还原本”我没有收录。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张爱玲在美国，经宋淇介绍，给香港电懋公司编了十个剧本，拍了八部。这些剧本电影公司印成油印本，都还保留着。没拍的两部，一部《红楼梦》，剧本丢了；另一部是《魂归离恨天》，有手稿保留下来。张爱玲生前，有三个剧本编进她的书里。去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过一本《张爱玲电懋剧本集》，收了九个剧本。我这次出剧本集，是以宋以朗先生提供的油印本和手稿复印件做底本，再加上一个有手稿保留下来的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目前已经整理完了，今年内应该可以面世。
宋以朗：1961年10月至1962年3月，张爱玲在香港写剧本。我爸爸宋淇在电懋当监制，帮她找到编剧的工作。在我印象中，编剧写好一稿，就会开会，一般开六到八小时。导演、编剧、制片围坐在一起讨论，如果女主角的戏份不够重，提出来之后编剧就需要修改，或者删掉这个人几句话增加那个人几句话等等。开完会后，编剧当晚就会拿原剧本去重新修改，第二天早上用当时报社排版的“执字粒”方法把剧本打印出来，第二天下午新剧本就会出炉。
止庵：首先需要说明，张爱玲写剧本是“为稻粱谋”。她当时在美国写英文小说，通过给香港编电影剧本来养活自己。这多少有点像给好莱坞编剧的福克纳。
张爱玲写剧本是要投入拍摄的，这就要求它们尽量接近大众口味，这样才能被接受。所以她的电影剧本都是相当通俗的作品，不仅在情节上，就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很接近大众口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写的小说正好相反。比如张爱玲从来不相信幸福、爱情这些东西；但是她写的绝大部分是喜剧，结局都是皆大欢喜，又有爱情，又有幸福，所体现的完全是当时流行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
爱玲遗珍 - 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0-09/26/node_929.htm
当年张爱玲为什么兴冲冲跑到兰心照相馆拍照呢？因为张爱玲英文版《秧歌》刚出版，《纽约时报》想登书评，要求提供作者照片。该书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刊登，连同照片，属于正面肯定，张爱玲遗物中有收藏剪报（图2），视为其人生高峰之一。可是佳评不等于畅销，《秧歌》没有再版。
这一张照片也是在兰心拍的。该组照片中，哪一张才是最爱？张爱玲曾经对我母亲说过：“我喜欢圆脸。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愿意有张圆脸(正如在兰心拍的一张照片，头往上抬，显得脸很圆)。
张爱玲说过想写一个故事：“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圆脸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
《对照记》写道：“一九四四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与他有同好的友人张君———名字一时记不起了———托人介绍来给我拍照，我就穿那件唯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拍了几张，要换个样子。单色呢旗袍不上照，就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看得出颈项上有一圈旗袍领的阴影(为求线条简洁，我把低矮的旗袍领改为连续的圈领)。
一九九四年，台湾的《中国时报》颁发终身成就奖给张爱玲。同年十二月八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我写信谢中国时报，说抱歉不能亲自领奖，至少应当去照个近影寄来，拍了照便寄张给你们。”
照中张爱玲手拿一份中文报纸，头条是《主席金日成昨猝逝》。金日成是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逝世，可照片是十二月拍成。张爱玲补充“忘了说我照片里的报纸是七月的。因为近来没有日期明显的头条新闻，只好用旧报。”
在《对照记》中，张爱玲写：“我考上了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对照记》初稿中，张爱玲形容自己当年“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宋淇看到说“夫人”会被误认为自称夫人太太，张爱玲同意加上引语号，表明是引用四书名言。《皇冠》结果出版了这引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自嘲变成自吹自擂！最后张爱玲写了一篇短文《编辑之痒》去纠正。
且看张爱玲自己对奖学金的看法。
《对照记》：“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刚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半年后珍珠港事变中香港也沦陷了，学校停办。”
《对照记》：“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我姑姑，一九四O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 张爱玲《对照记》
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与张爱玲感情笃深，1942年至1952年，张爱玲曾随姑姑在上海同住十年。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张佩纶之女。她年轻时曾赴英国留学，78岁时嫁给李开第，成就一段传奇。
李开第是上海闵行人，1924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称上海交通大学)，获取公费留学生的名额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李开第与张茂渊的真正结识，是在留学结束后。1927年底回到上海后，李开第在英国人创办的安利洋行工作，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张茂渊，成为好友。1932年9月，李开第在大华饭店举办了婚宴，张茂渊还充当了女傧相。之后李开第一家和张茂渊交往频繁，李斌自小喊张茂渊为“张伯伯”。而张茂渊一直未婚。1965年李开第丧妻，又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女儿远在广州，儿子自杀……多亏张茂渊无微不至地照顾，手把手地教他做家务、打扫厕所、打扫卫生等，加上女儿李斌变卖首饰、弟弟妹妹提供钱财，才熬过了十年噩梦。
1979年，李开第平反，在女儿的极力支持下与张茂渊结婚。“他们住在一起，不是孤单单的老人了，有个伴能互相照顾，挺好的。”李斌说。80年代初，张茂渊与张爱玲取得了联系，经常书信往来，后来因张茂渊身体不好，给张爱玲的信都由李开第执笔。张爱玲将她的著作的国内版权委托给李开第处置，所得稿酬也赠与二老，同时多次从美国汇款回来接济二老的生活。
张茂渊、李开第婚后共同度过12年。1991年，张茂渊因乳腺癌扩散过世。李开第忍住悲伤，写信告知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劈头第一句是“爱玲，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你与我所至爱的亲人已于6月13日晨7：45与世长辞。”而信的结尾，李开第不忘叮嘱侄女：“不要悲伤，身体保重。”此时李开第已90高龄，张爱玲年过七旬。
1982年8月1日给宋淇夫妇的信件中，张爱玲写道：“朱西宁的女儿朱天文托她在加州的女友送书给我，要面交，我请她寄来。前两天收到，六本内有三本是胡兰成化名写的，关于禅、中国小说史、礼乐。随手一翻，就看见许多引《红楼梦魇》与我别的书。我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气。”
南都：你的母亲邝文美在书信中有一句话提及张爱玲打胎的，事情是怎样的呢？
宋以朗：这封书信是在1976年3月25日的，里面只有一句记载：“Stephen没听见过你在纽约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诉我，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应该是张爱玲1961-1962在香港期间亲口告诉我母亲，具体详情我也不清楚。不过“路边社消息”(即道听途说)如是说：张爱玲与赖雅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文艺营认识，后来张爱玲写信告诉赖雅自己怀孕了，赖雅回信说不想要孩子，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避难作家，没有固定的收入，于是张爱玲打掉了孩子。时隔不久，赖雅就向张求婚了。
宋以朗：姑姑与她的关系没什么问题。人在海外，还有什么可做？姑姑有写信要张爱玲到上海一游，张爱玲不去。为什么？去了一定会很风光热闹，轰动上海，而张爱玲最讨厌这些。
1979年到1980年代，美国与中国经济能力相差很大，她给钱姑姑不成问题。有一封信写道，她考虑寄5000美金给姑姑，对于张不成问题，可怕害了姑姑。那时候，大多内陆的人生目的是变成万元户。张爱玲怕姑姑老人家了，因海外关系，突然有一大笔钱会有麻烦。那个年代，万一政治翻身怎么办？当别人知道张爱玲给姑姑很多钱，将姑姑拿去“斗”怎么办？于是她在信中盘算给多少钱才好。她大多是一次寄300美元。后来姑姑生病，信都是由姑丈来写。
宋以朗：有一封信是张爱玲写的，提及弟弟。她写道：“今天不知道去哪里，于是就去巴士站等巴士。把弟弟的信带在身上，准备在巴士看。可巴士来了，上了巴士，发现信留在巴士上。”随后，她在信上补了一句“那也好，掉了就掉了，不用看了。”张爱玲没有跟我父母多谈她弟弟的事，曾说过告诉弟弟没法经济上帮忙。
宋以朗：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不理炎樱。炎樱还是会写信告诉张爱玲自己这些年来做了什么，她说她有投资股票的天赋，她也叫张爱玲买哪些股票，张爱玲觉得烦恼，便不理了。
宋以朗：我父母曾经有提议张爱玲搬来香港，因为医疗经济及方便。可是如果张爱玲要过平静离群的生活，香港的狗仔队是不会给她安宁。但最大的理由，应该是对1997后的香港没有信心。我父母自认是风烛残年，再没有所谓，但也不必要张爱玲来受苦。为什么他们三人会有这种想法？我父亲跟大陆友人通信最多的是吴兴华和傅雷，二人均在“文革”惨死，所以有这种想法是不足为奇。
宋以朗：1990-1994年，大陆的版税，都交由姑丈KD打理。KD过世后，大陆版权无人打理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版税低微，一千字仅有几毛钱。而张爱玲和宋淇都在海外，授权跟汇钱都麻烦(要同时符合中外法律)。所以想到由K D打理大陆版权，版税归姑丈、姑姑二人，不做外汇，一举两得。具体版税数目我不清楚，就算微薄，都是一番心意。
1983年，炎樱给张爱玲去信。炎樱当时在纽约的股票公司任职，就用公司的信纸写了封短信，字迹潦草。信中说到，炎樱的朋友H algue先生(字迹过于潦草，未确定姓氏的准确写法)去了中国，拜访了张爱玲的姑姑和姑丈。“他们俩真是棒极了！”炎樱如此转述朋友对姑姑、李开第二人的印象，并称H algue先生的拜访非常愉快。“你还有再回中国去看看的机会吗？”这位老朋友问张爱玲。信的最后，炎樱写道“过些日子，我们就能再见面了，我盼望着。”
爱玲，
我有过二封信寄给你，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音。一封是寄给香港宋琪请他转寄给你的。内容是柯灵来信，附有一份出版法剪报。还有一封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来函，是寄到W ilcox信箱的。这二信都是为了安徽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张爱玲文集》而征求你意见的。因为从今年6月1日起实行出版法了。……现在大陆上文艺界有一股“张爱玲热”，其盛况不亚于四十年代，有很多的“张迷”，这是从港台方面传过来的。……
为了关怀你，我说说我的外行看法。你过去的著作在近几年中大陆上重出版者很多，对你是好的，不是坏的。作为作家你在大陆上的名声现在很红，很有光采。本来没有出版法，人家用不到征求你的同意就可出版你的旧作，现在实行法治，必先与你联系。如果你不同意，有些像俗语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但情况是应当问问清楚，如具体报酬办法等等，还可提出些要求，如酬金要汇至美国等等。不作答恐怕不好，是对捧你的人失礼。不直接答，通过我和柯灵传话也可以。我这些外行话如果不中听，请原谅我，出发点是好的。
K.D.
1991/8/30
止庵：这些作品更新了我们关于张爱玲作为一位双语作家的认识。其实张爱玲用英文写作非常早，可以从1942年回到上海算起，她用英文先后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文章，有些后来又用中文重写，比如《更衣记》。
50年代在香港，张爱玲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本书她都另外写有英文本，《秧歌》得以在美国出版，受到好评，外语版权先后卖出了23种。《秧歌》的成功使得张爱玲有信心在美国用英文写作。
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去美国，50年代的后半期、60年代和70年代的前半期她主要是用英文创作，写了大量作品。而我们之前对张爱玲的认识是：她从50年代之后写作就陷入了低潮，没写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她一直在写。
但是她在美国写的这些英文作品大多数得不到发表。只出了一本小说《北地胭脂》(1967年，后来翻译为中文出版时叫《怨女》)，发表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和散文《重访边城》。她在美国写的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都被退稿了。
止庵：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里，收录了一篇张爱玲写的《自白》。张爱玲提到，这两部小说被退稿，是因为“此间的出版商似乎对那两本小说中的人物不太满意，甚至觉得非常乏味。Knopf的一位编辑写道，如果之前的情况果真如此，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由此可见，《雷峰塔》和《易经》被退稿，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美国的编辑认为中国发生革命、共产党获胜是个悲剧。而张爱玲的小说对这之前旧中国的描写，却颠覆了这一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写《雷峰塔》和《易经》，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雷峰塔》和《易经》的情节是前后相连的，《雷峰塔》写到以张爱玲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琵琶”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止，《易经》写到她从香港回到上海为止。《小团圆》的前半部实际上是对这两部小说的缩写。这两部作品写得非常细腻，但不是自传。比如张爱玲的弟弟是比她晚去世的，但在《雷峰塔》结尾处，她写弟弟死了。
这两部英文作品和它们的中文译稿我都看了，我的感觉是：情节性不强，充满了各种细节，写了很多家庭琐事，有点像《红楼梦》那种写法。它们跟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完全不一样，显然不适合美国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正如张爱玲所说，这两部作品被退稿也是因为编辑觉得“非常乏味”。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四大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刺，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高氏妄改，死有余辜。在我看来，应该把第四恨事改成：张爱玲自己没把《雷峰塔》和《易经》用中文重写一遍。我对此很不能理解：张爱玲之前那么多英文作品她自己都用中文重写了，对她来说这也不难，晚年又有很多时间，为什么不做这事呢？现在留给别人来译，尽管译者很努力，译笔也有几分像张爱玲，但毕竟不是张爱玲自己写的，我觉得非常遗憾。
止庵：张爱玲留下的遗稿，完整的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些。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比如英文作品《少帅》，只写了七十多页，几万字。1961年张爱玲去台湾希望采访张学良，当时张还被软禁，这一采访要求没有被允许。未完成的《少帅》大概不太可能出版。
我在宋以朗先生那里见到的张爱玲遗稿，还有很多零碎的纸片，是她写的一些片段，包括信件的底稿。张爱玲是个“书写狂”，这种写满字的小纸片特别多，很零乱，没有头绪。我曾从中发现过一篇她给《对照记》写的后记，已经交给报纸发表。但大多数的纸片和残稿(包括《对照表》)，无法出版。总的来说，中文遗稿里面，没有成规模的、完整的东西了。
宋以朗：还有些不太有意义的小说没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个作者麦卡锡，所以还不能出版。小说里面校对的字迹，是张爱玲的。
《少帅》是英文小说，有七十六页，讲张学良与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只有开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免这些人物。
这个小说除了人物复杂外，也有弊端，因为事实无法避免，若将小说人物改成负面，会涉及诽谤。同时，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Visting)，我觉得出英文版没意思。《华丽园》是《小团圆》的第九章，写一个人在乡下看大戏，英文小说与中文没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与英文版的情节中间是不一样的，英文版没有销路，卖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后，她离开加州大学，在1974年开始想重写《色·戒》，就写信给我爸爸说出她的想法，将第一稿寄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觉得不行，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的。张爱玲同意我爸爸的观点，便将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加了很多情节。
止庵：目前我主编的《张爱玲全集》已经出了十卷，后面将要面世的两卷是她的剧作集，一共收录了十个剧本：电影剧本《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六月新娘》、《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小儿女》、《一曲难忘》和《魂归离恨天》，还有一个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
张爱玲写的剧本并不止这些，有的已经找不到了。她最早写的话剧《倾城之恋》虽然上演过，剧本却未发表，已经遗失。她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公映过，剧本也遗失了。郑树森和陈子善曾分别根据音像制品整理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剧本，但我觉得根据拍成的电影也许能还原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却无法还原编剧的文学剧本，一部电影拍成什么样，几乎都是导演的事。所以这两个“还原本”我没有收录。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张爱玲在美国，经宋淇介绍，给香港电懋公司编了十个剧本，拍了八部。这些剧本电影公司印成油印本，都还保留着。没拍的两部，一部《红楼梦》，剧本丢了；另一部是《魂归离恨天》，有手稿保留下来。张爱玲生前，有三个剧本编进她的书里。去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过一本《张爱玲电懋剧本集》，收了九个剧本。我这次出剧本集，是以宋以朗先生提供的油印本和手稿复印件做底本，再加上一个有手稿保留下来的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目前已经整理完了，今年内应该可以面世。
宋以朗：1961年10月至1962年3月，张爱玲在香港写剧本。我爸爸宋淇在电懋当监制，帮她找到编剧的工作。在我印象中，编剧写好一稿，就会开会，一般开六到八小时。导演、编剧、制片围坐在一起讨论，如果女主角的戏份不够重，提出来之后编剧就需要修改，或者删掉这个人几句话增加那个人几句话等等。开完会后，编剧当晚就会拿原剧本去重新修改，第二天早上用当时报社排版的“执字粒”方法把剧本打印出来，第二天下午新剧本就会出炉。
止庵：首先需要说明，张爱玲写剧本是“为稻粱谋”。她当时在美国写英文小说，通过给香港编电影剧本来养活自己。这多少有点像给好莱坞编剧的福克纳。
张爱玲写剧本是要投入拍摄的，这就要求它们尽量接近大众口味，这样才能被接受。所以她的电影剧本都是相当通俗的作品，不仅在情节上，就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很接近大众口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写的小说正好相反。比如张爱玲从来不相信幸福、爱情这些东西；但是她写的绝大部分是喜剧，结局都是皆大欢喜，又有爱情，又有幸福，所体现的完全是当时流行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
爱玲遗珍 - 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0-09/26/node_92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