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识的无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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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一位与你观点相左的人讨论得愉快，那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双方对议题不夹带道德判断，对讨论的结果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无知，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看起来并不算是一种常见的品质。事实上，知识分子常常因为博识而容易陷入一种自己难以察觉的境地——即所谓“博识的无知”。
这一术语最早见于中世纪神学家Nicolas de Cusa 1440年的著作De Docta Ignorantia之中，原意指相对的、复杂的、有限的理性知识无法把握简单而无限的真理。一切科学都是猜想，因此人不可能认识上帝。在一个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的专门知识常常都是窄而深的，那些沿着这一路径竭力向前掘进的人们，虽然常常自我感觉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博识常常反倒妨害了人们去认识真理。因此，毫不奇怪，现代社会不同知识体系，乃至同一知识体系内部，知识分子之间对话时的分歧都加剧了，甚至到了根本无法对话的程度。
作为一个知识占有和累积的结果，博识往往助长人们的傲慢，让他们难以察觉自己的有限和无知。到处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情形——许多人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看过更多相关的原始材料，因而比他人更了解事实真相；但事实上，任何材料都有待诠释。最糟的是：有些人从来不会因为看到更多材料而改变和修正自己原有的立场，相反，所有材料都会被组织起来为他已有的立场辩护。同样的材料被用来证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双方常常都毫不怀疑自己价值体系与价值判断的绝对有效性。
无疑，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世界，“意念中的就是客观存在的（What is real in mind, is real in its consequences）”是屡试不爽的社会学格言。在争论中最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不同的世界，但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看到的那个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这就像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影像地图：在世界之上覆盖着不同的人对它的幻象投射。
这并非一种新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学术历来强调这一点。禅宗之所以衍生出一种近乎反智的哲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意识到繁琐的知识常常引发人们的执念，妨害他们获得正见。在金庸小说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隐喻：一群武林中最聪明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侠客岛上研习最上乘武功，然而他们“白首太玄经”的结果却是最终发现自己对所有细节极其详密的了解全是误入歧途，了解越博识，去真理越远，最终倒是一个文盲参透了，因为这类执念他毫无挂碍；在另一个故事中，情同手足的同门兄弟对同一本经典产生了“剑宗”、“气宗”的分歧，互相均自认解读正确，而以对方为非，越是深入下去，双方越难以调和。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式隐喻：知识的累积有时可能是误导人的，并使得对话破裂。
英国历史学家Norman Daniel曾将“博识的无知”（knowledgeable ignorance）用以表述中世纪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普遍看法：在有办法获得不同认识时仍坚持原有刻板印象。虽然欧洲人当时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加深，但多获得的信息并未修正、更不用说推翻他们的认识了，相反，这些成倍增长的知识最终似乎变成了一种成体系化的、自洽的、愈益顽固的偏见，用Edward Said的话说便是“东方学”。
这诚然是博识所带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和人们设想的相反，单纯的知识积累未必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提高认识水准；相反，有时它更加深了人们的偏执，并强化了一种有害的自信，即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认识。只不过在神学家的眼里，这种近乎非理性的“理性的傲慢”无异于渎神；而在史学家的眼里，这种固执使人排除了对话的可能——因为当你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唯一正确的之后，与此不同并不表示有助于达到更高认识的其他路径，而只意味着相对而言错误和低劣的认识。
我要承认，我本人也可能会陷入这种“博识的无知”之中。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知识储备可能难免会在某些时刻误导一个人的判断力。正因此，对知识分子来说，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可能是更可贵的品质。这样一个人比较少产生那种“我已找到真理”的错觉，也对自己的主观意识抱有正确的警惕。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讨论的起点：承认自己的无知、不设置既定的答案、并期望其他参与者丰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既然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那么，我想这类讨论可能也是避免“博识的无知”的一个办法，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做起来不免很难。
要和一位与你观点相左的人讨论得愉快，那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双方对议题不夹带道德判断，对讨论的结果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无知，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看起来并不算是一种常见的品质。事实上，知识分子常常因为博识而容易陷入一种自己难以察觉的境地——即所谓“博识的无知”。
这一术语最早见于中世纪神学家Nicolas de Cusa 1440年的著作De Docta Ignorantia之中，原意指相对的、复杂的、有限的理性知识无法把握简单而无限的真理。一切科学都是猜想，因此人不可能认识上帝。在一个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的专门知识常常都是窄而深的，那些沿着这一路径竭力向前掘进的人们，虽然常常自我感觉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博识常常反倒妨害了人们去认识真理。因此，毫不奇怪，现代社会不同知识体系，乃至同一知识体系内部，知识分子之间对话时的分歧都加剧了，甚至到了根本无法对话的程度。
作为一个知识占有和累积的结果，博识往往助长人们的傲慢，让他们难以察觉自己的有限和无知。到处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情形——许多人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看过更多相关的原始材料，因而比他人更了解事实真相；但事实上，任何材料都有待诠释。最糟的是：有些人从来不会因为看到更多材料而改变和修正自己原有的立场，相反，所有材料都会被组织起来为他已有的立场辩护。同样的材料被用来证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双方常常都毫不怀疑自己价值体系与价值判断的绝对有效性。
无疑，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世界，“意念中的就是客观存在的（What is real in mind, is real in its consequences）”是屡试不爽的社会学格言。在争论中最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不同的世界，但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看到的那个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这就像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影像地图：在世界之上覆盖着不同的人对它的幻象投射。
这并非一种新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学术历来强调这一点。禅宗之所以衍生出一种近乎反智的哲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意识到繁琐的知识常常引发人们的执念，妨害他们获得正见。在金庸小说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隐喻：一群武林中最聪明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侠客岛上研习最上乘武功，然而他们“白首太玄经”的结果却是最终发现自己对所有细节极其详密的了解全是误入歧途，了解越博识，去真理越远，最终倒是一个文盲参透了，因为这类执念他毫无挂碍；在另一个故事中，情同手足的同门兄弟对同一本经典产生了“剑宗”、“气宗”的分歧，互相均自认解读正确，而以对方为非，越是深入下去，双方越难以调和。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式隐喻：知识的累积有时可能是误导人的，并使得对话破裂。
英国历史学家Norman Daniel曾将“博识的无知”（knowledgeable ignorance）用以表述中世纪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普遍看法：在有办法获得不同认识时仍坚持原有刻板印象。虽然欧洲人当时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加深，但多获得的信息并未修正、更不用说推翻他们的认识了，相反，这些成倍增长的知识最终似乎变成了一种成体系化的、自洽的、愈益顽固的偏见，用Edward Said的话说便是“东方学”。
这诚然是博识所带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和人们设想的相反，单纯的知识积累未必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提高认识水准；相反，有时它更加深了人们的偏执，并强化了一种有害的自信，即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认识。只不过在神学家的眼里，这种近乎非理性的“理性的傲慢”无异于渎神；而在史学家的眼里，这种固执使人排除了对话的可能——因为当你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唯一正确的之后，与此不同并不表示有助于达到更高认识的其他路径，而只意味着相对而言错误和低劣的认识。
我要承认，我本人也可能会陷入这种“博识的无知”之中。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知识储备可能难免会在某些时刻误导一个人的判断力。正因此，对知识分子来说，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可能是更可贵的品质。这样一个人比较少产生那种“我已找到真理”的错觉，也对自己的主观意识抱有正确的警惕。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讨论的起点：承认自己的无知、不设置既定的答案、并期望其他参与者丰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既然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那么，我想这类讨论可能也是避免“博识的无知”的一个办法，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做起来不免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