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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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理解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萨伊（Jean Baptiste 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 Bastiat）了。萨伊是最早深入研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他认识到，经济学的任务并不是收集各种数据，而是说明普遍的事实（比如，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可使用的资源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
萨伊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确定了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和巴斯夏一样，萨伊也是积极为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辩护的人。身为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撰稿人，巴斯夏进一步争辩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斯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说明了“破窗理论”的谬误，经过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推广，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一“理论”有多么荒谬。
奥地利学派正式成型前的传统，靠的就是理论的不断完善，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学派（the British School）的名声之所以日益显赫，主要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最终，英国传统（基于客观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导致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诞生。
到了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了，在此后的若干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首次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当时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作品论述的一样，门格尔清楚地揭示了主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并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另外，门格尔还说明，自由市场上的货币产生的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最适合交换的商品，大家并不把这种商品用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
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说“自己因此成为经济学家”，当然他指的并不是仅仅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还包括门格尔在这一领域运用的方法。像此传统下的先辈们一样，门格尔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科学。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砌，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原理》出版12年后，门格尔发表了《考察》，反驳德国历史学派的看法。
门格尔曾任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幼但命运多舛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演绎逻辑之上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他不但革新了经济学，也为此后的理论家确定了反驳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的确，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地影响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经济分析的卓越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奥地利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在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y of Inn**ruck），有一位门格尔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Boehm-Bawerk）。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其分析包括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在内的许多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诞生于1884年，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种谬误，并极力辩护利息率并非人造的产物，而是市场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时间偏好”这一事实，相对于未来的人们总是更为偏爱眼前的满足。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正常的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必须节省资金，支付工人工资，只有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利润。庞巴维克还说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而是一种包含时间维度的复杂结构。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还包括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长期论战。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前，他就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组织了私人讨论会，这也是此后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私人讨论会的先例。
庞巴维克支持那些遵循无可动摇的经济规律的政策。在他看来，干预主义是在扰乱市场经济的各种力量，因此必然无法获得长期成功。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庞巴维克三次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努力实现金本位、自由贸易、预算的平衡和稳定的货币，取消出口补贴以及其他垄断特权。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作品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统一的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也为奥地利学派在英语世界开辟了一席之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在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货币问题正是“宏观”和“微观”方法的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业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Mises）接受了这一任务。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米塞斯在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如何应用于货币问题，并构筑了自己的“回归分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的货币学派的成果、威克塞尔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描绘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宏伟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也花了整整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学术生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其中三年是在某个炮兵司令部度过的，还有一年是在经济情报部门度过的。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问世了，在书中，米塞斯坚决主张，尽管帝国已经分裂，处于少数的人仍应当享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还清楚地说明了战争的经济影响。同时，通过蔡斯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安德森（Benjamin M. Anderson, Jr.）的努力，美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米塞斯的货币理论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当然他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的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在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奥地利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Otto Bauer）是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曾在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上见过此人，在与米塞斯多次彻夜交谈之后，鲍尔终于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与米塞斯结下世仇，他们在学术上领域迫害他，成功地阻止他获得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
但米塞斯并未理会这一切。1921年，他针对社会主义自身的问题发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米塞斯也因此一鸣惊人，两年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把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地方。米塞斯预测说，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在米塞斯的责难之下，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尝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社会的运转情况，而该话题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回避的。奥地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持续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为止，而学术界人士长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那些难题。
这一时期，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作的辩护转变了不少社会主义支持者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罗普克（Wihelm Roepke）、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还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开办了私人讨论会，参加者有马克卢普（Frits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舒尔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 Voegelin）、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驳斥社会主义者，一面与德国历史学派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的演绎方法论辩护，沉重打击了德国历史学派，此后他称这种演绎方法论为“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者“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米塞斯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由他的学生哈耶克负责。
在那里，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进行了多项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他们警告人们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发生的货币流通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发言中，他谈到了当年的研究成果。到英国和美国后不久，哈耶克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写了大量关于兑换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为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帮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发展完善了晚期经院哲学家对法律的看法，并将这种思想用于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幻象和平均主义。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刚刚经历了世界范围经济萧条的奥地利又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离开奥地利迁往伦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的教职，来到了日内瓦，不久之后又移民美国。因为米塞斯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没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论文，战争期间这些论文被藏匿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罗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主管，他不顾占领当局的反对，取消了价格管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因此开始复兴——译注）引导了战后德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1992年，奥地利档案保管人员在莫斯科公开的档案里发现了米塞斯在维也纳被盗的论文。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米塞斯到美国之后将其加以修订和扩充，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称这本书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融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类行为》仍然是能够标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如此，这本书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因为那些人已经彻底倒向凯恩斯主义了。
尽管米塞斯从未取得他应得的付薪教职，但他继续发扬维也纳的传统，在纽约大学时米塞斯周围仍然聚集了不少学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为记者的亨利·黑兹利特就已经成了他最主要的拥护者，他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上发表了米塞斯著作的书评，黑兹利特还在自己的经典作品（例如《经济学一课之师》）中宣传米塞斯的思想。黑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字逐句的反驳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重建了萨伊在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领域的重要地位。黑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他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纽约的私人讨论会直到此前两年才停止。这些年间，罗斯巴德一直是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就是根据《人类行为》写作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与福利、关于国家的理论——巩固并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罗斯巴德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思想的原则，即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他发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无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
罗斯巴德在后来的经济论文中考察了大萧条，他应用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说明，股市崩溃和经济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扩张的结果。此后，罗斯巴德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从中建立了一套用于检查对市场的各种干预之结果的理论框架。
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国殖民史和脱离英国的四卷本著作《坚信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确立了奥地利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在罗斯巴德的哲学论著《自由的道德》（The 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将自然权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结合起来。罗斯巴德关于经济学的学术作品都被集为两卷本的《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本世纪的经济学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 the Century”）丛书中。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地利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能已经停滞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的各学科间的奥地利学派学者组织起来。
1982年，在麦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米塞斯夫人——译注）、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资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成立了，这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通过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教育研讨会、各种书籍、专论、时事通讯、研究项目以及影片，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奥地利学派继续发展。
罗斯巴德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创刊，从1991年开始每年出版两期，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从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instructional summer school）。在那段时间，罗斯巴德发表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两卷本的《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解读》（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代表了罗斯巴德的最高成就，这部书扩展了经济学的历史，将几百年间的著作包括在内。
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奥伯大学（Auburn University）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地利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地利经济学。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的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展。现在奥地利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社会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努力发展这一学派的人。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里面，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Late scholastics)发现，世界上存在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力量，它们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固执地反对征税以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理解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萨伊（Jean Baptiste 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 Bastiat）了。萨伊是最早深入研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他认识到，经济学的任务并不是收集各种数据，而是说明普遍的事实（比如，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可使用的资源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
萨伊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确定了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和巴斯夏一样，萨伊也是积极为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辩护的人。身为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撰稿人，巴斯夏进一步争辩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斯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说明了“破窗理论”的谬误，经过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推广，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一“理论”有多么荒谬。
奥地利学派正式成型前的传统，靠的就是理论的不断完善，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学派（the British School）的名声之所以日益显赫，主要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最终，英国传统（基于客观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导致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诞生。
到了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了，在此后的若干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首次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当时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作品论述的一样，门格尔清楚地揭示了主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并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另外，门格尔还说明，自由市场上的货币产生的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最适合交换的商品，大家并不把这种商品用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
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说“自己因此成为经济学家”，当然他指的并不是仅仅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还包括门格尔在这一领域运用的方法。像此传统下的先辈们一样，门格尔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科学。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砌，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原理》出版12年后，门格尔发表了《考察》，反驳德国历史学派的看法。
门格尔曾任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幼但命运多舛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演绎逻辑之上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他不但革新了经济学，也为此后的理论家确定了反驳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的确，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地影响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经济分析的卓越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奥地利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在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y of Inn**ruck），有一位门格尔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Boehm-Bawerk）。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其分析包括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在内的许多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诞生于1884年，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种谬误，并极力辩护利息率并非人造的产物，而是市场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时间偏好”这一事实，相对于未来的人们总是更为偏爱眼前的满足。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正常的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必须节省资金，支付工人工资，只有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利润。庞巴维克还说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而是一种包含时间维度的复杂结构。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还包括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长期论战。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前，他就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组织了私人讨论会，这也是此后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私人讨论会的先例。
庞巴维克支持那些遵循无可动摇的经济规律的政策。在他看来，干预主义是在扰乱市场经济的各种力量，因此必然无法获得长期成功。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庞巴维克三次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努力实现金本位、自由贸易、预算的平衡和稳定的货币，取消出口补贴以及其他垄断特权。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作品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统一的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也为奥地利学派在英语世界开辟了一席之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在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货币问题正是“宏观”和“微观”方法的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业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Mises）接受了这一任务。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米塞斯在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如何应用于货币问题，并构筑了自己的“回归分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的货币学派的成果、威克塞尔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描绘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宏伟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也花了整整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学术生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其中三年是在某个炮兵司令部度过的，还有一年是在经济情报部门度过的。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问世了，在书中，米塞斯坚决主张，尽管帝国已经分裂，处于少数的人仍应当享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还清楚地说明了战争的经济影响。同时，通过蔡斯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小本杰明·M·安德森（Benjamin M. Anderson, Jr.）的努力，美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米塞斯的货币理论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当然他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的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在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奥地利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Otto Bauer）是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曾在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上见过此人，在与米塞斯多次彻夜交谈之后，鲍尔终于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与米塞斯结下世仇，他们在学术上领域迫害他，成功地阻止他获得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
但米塞斯并未理会这一切。1921年，他针对社会主义自身的问题发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米塞斯也因此一鸣惊人，两年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把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地方。米塞斯预测说，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在米塞斯的责难之下，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尝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社会的运转情况，而该话题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回避的。奥地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持续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为止，而学术界人士长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那些难题。
这一时期，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作的辩护转变了不少社会主义支持者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罗普克（Wihelm Roepke）、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还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开办了私人讨论会，参加者有马克卢普（Frits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舒尔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 Voegelin）、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驳斥社会主义者，一面与德国历史学派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的演绎方法论辩护，沉重打击了德国历史学派，此后他称这种演绎方法论为“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者“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米塞斯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由他的学生哈耶克负责。
在那里，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进行了多项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他们警告人们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发生的货币流通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发言中，他谈到了当年的研究成果。到英国和美国后不久，哈耶克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写了大量关于兑换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为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帮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发展完善了晚期经院哲学家对法律的看法，并将这种思想用于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幻象和平均主义。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刚刚经历了世界范围经济萧条的奥地利又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离开奥地利迁往伦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的教职，来到了日内瓦，不久之后又移民美国。因为米塞斯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没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论文，战争期间这些论文被藏匿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罗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主管，他不顾占领当局的反对，取消了价格管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因此开始复兴——译注）引导了战后德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1992年，奥地利档案保管人员在莫斯科公开的档案里发现了米塞斯在维也纳被盗的论文。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米塞斯到美国之后将其加以修订和扩充，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称这本书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融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类行为》仍然是能够标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如此，这本书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因为那些人已经彻底倒向凯恩斯主义了。
尽管米塞斯从未取得他应得的付薪教职，但他继续发扬维也纳的传统，在纽约大学时米塞斯周围仍然聚集了不少学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为记者的亨利·黑兹利特就已经成了他最主要的拥护者，他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上发表了米塞斯著作的书评，黑兹利特还在自己的经典作品（例如《经济学一课之师》）中宣传米塞斯的思想。黑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字逐句的反驳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重建了萨伊在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领域的重要地位。黑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他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纽约的私人讨论会直到此前两年才停止。这些年间，罗斯巴德一直是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就是根据《人类行为》写作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与福利、关于国家的理论——巩固并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罗斯巴德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思想的原则，即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他发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无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
罗斯巴德在后来的经济论文中考察了大萧条，他应用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说明，股市崩溃和经济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扩张的结果。此后，罗斯巴德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从中建立了一套用于检查对市场的各种干预之结果的理论框架。
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国殖民史和脱离英国的四卷本著作《坚信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确立了奥地利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在罗斯巴德的哲学论著《自由的道德》（The 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将自然权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结合起来。罗斯巴德关于经济学的学术作品都被集为两卷本的《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本世纪的经济学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 the Century”）丛书中。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地利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能已经停滞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的各学科间的奥地利学派学者组织起来。
1982年，在麦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米塞斯夫人——译注）、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资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成立了，这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通过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教育研讨会、各种书籍、专论、时事通讯、研究项目以及影片，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奥地利学派继续发展。
罗斯巴德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创刊，从1991年开始每年出版两期，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从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instructional summer school）。在那段时间，罗斯巴德发表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两卷本的《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解读》（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代表了罗斯巴德的最高成就，这部书扩展了经济学的历史，将几百年间的著作包括在内。
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奥伯大学（Auburn University）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地利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地利经济学。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的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展。现在奥地利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社会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努力发展这一学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