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回忆录之“俄罗斯”

假装与众不同，掩饰所有波兰人共有的执念，这毫无意义。我应当坦然承认，并尽可能冷静地予以剖析。波兰人与俄罗斯人彼此厌恶，更准确地说，他们怀揣着从不屑到憎恶乃至仇恨的各种负面情绪。即便偶有模糊的相互吸引，也总掺杂着猜疑。这种隔阂或许正如约瑟夫·康拉德所言，源于“气质的不可调和”。也许所有民族——若被视作整体而非个体集合——都令人反感，邻邦在彼此身上看到的，不过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丑陋真相。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很可能正是俄罗斯人心知肚明却不愿承认的自我真相，反之亦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对波兰人的敌意，或许正源于某种防御机制。唯有在《死屋手记》中，他才对波兰囚犯流露出敬意。即便如此，那些用爱国主义与天主教筑起围墙，不断强调自身优越性与异质性的囚徒，也未能唤起他丝毫温情。同样，每次与俄罗斯人相遇都会触发波兰人的防御心理——因为这迫使他们直面不愿承认的自我。 这场纠葛的混沌背景，如同同一条街上两个世仇家族的血怨般难以厘清。倘若此事未预兆全球规模的风云变幻，本不过是地区间的小小争端。俄罗斯唯有瓦解波兰-立陶宛联邦（其东南与土耳其接壤），方能成就今日之疆域——自1839年起，她更将广袤土地上信奉希腊天主教的民众悉数改宗东正教，这是些亲波兰、效忠梵蒂冈的领地。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加利西亚等地，东仪天主教会曾得以存续，却在二战后被强制改宗。若脱离历史语境，此类事件简直匪夷所思。 人们常将波兰与俄罗斯的敌意归因于波兰宣称受俄国统治时遭受的侵害，但这仅是表象。根源远比十九或二十世纪更为深邃。欧洲所有剧变都证明：浮动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恒定的内核。法国大革命未能斩断法兰西的文化脉络，十月革命不曾摧毁俄罗斯的精神传承，1944-1945年共产党夺权亦未终结波兰的文明延续。每种文明都会在关键时期烙下永恒印记。譬如法兰西的创造力，早在革命前两百年就由其资产阶级奠定；而同时期的波兰，贵族阶层成为主导力量。今日波兰农民或工人身上残留的“贵族文化”痕迹——被俄罗斯人讥讽为“老爷作派”的言行——尤其令他们恼火。 十六、十七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今已很难想象，波兰语——当时统治阶层及知识阶层的语言——其优雅与精致的光环曾向东远播至波洛茨克乃至基辅。莫斯科公国的人如同鞑靼人，不过是边境线上需要武力防范的蛮族，无人对其投以特别关注。同时期的波兰文学对匈牙利人、德国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多有著墨，却鲜少提及沙皇臣民，偶有记载也不过是惊叹他们面对暴政时难以理解的逆来顺受，嘲讽他们背信弃义的天性、狡诈的伎俩与野蛮的习俗（而法兰西人反过来也认为波兰习俗野蛮）。思想潮流的传播与原始森林草原的拓殖，同样遵循着自西向东的轨迹。人们珍视的一切——工艺技术、建筑艺术、文学创作、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思潮——几乎都来自佛兰德斯、德意志或意大利。即便存在显著的东方元素，也是经由重要商道从土耳其传入，尤以服饰马具为甚，这些物件至今保留着土耳其语名称。而莫斯科公国在逐步蜕变为俄罗斯的过程中，除却日渐显露的强权外，几乎毫无吸引力。俄罗斯的文化印记来自十九世纪，正如波兰的根基奠定于十六、十七世纪。那个时代的东方，在波兰人眼中仿佛文明世界的真空地带，使他们将俄罗斯视为化外之地。因此，当波兰人最终败于俄罗斯之手时，其震撼不啻于被鞑靼人征服：若这场失败真有什么意义，那必定是上帝对其罪孽的惩罚。然而波兰人真正的罪孽，是持续数个世纪在文学作品、地方议会与国会中空谈罪孽，却几乎从未付诸实际行动。 败者以轻蔑姿态对待胜者，拒不承认对方任何美德——唯盲从命令的禀赋除外——这般行径往往能真正刺痛胜者，因其揭示出强权背后的代价。俄波两国作家（多为流寓巴黎的移民）的笔战中，双方皆毫不留情。普希金的反波兰诗作里，满溢着对败者狂热傲慢的愤怒：他们拒不认输，梦想复仇，在欧洲各国外交部煽风点火反俄。这些诗篇不止诋毁一个谋求复国的民族，更延续着昔日争霸的记忆——波兰复辟将重提波洛茨克与基辅的归属问题，动摇帝国根基。因此普希金预言“所有斯拉夫河流终将汇入俄罗斯海”。 波兰诗人、革命家密茨凯维奇，作为烧炭党人盟友，其道德立场优于那位身陷沙皇宫廷的半囚徒同僚（亦是政见分歧前的挚友）。他那部以凝练诗行写就的抨俄檄文，之所以鞭辟入里，正因对专制君主的憎恶与对受害的俄罗斯民众的悲悯紧密交织。文中洞见与果戈里讽刺作品的素材其实无异，但异国批评者因缺乏故土牵绊而更显锋芒。令密茨凯维奇惊骇的，是蛮荒的自然景观、野蛮的人际关系、被奴役民众的逆来顺受。栖居那片土地的人类族群令他不安，犹如历史这位雕塑家弃而未琢的粗胚。 我遇见这些人：宽肩阔背/颅骨厚重如北方走兽与林木/血气旺盛，精力充沛/但每张脸都像他们的国土！/空旷、裸露、荒芜的平原：/从他们心底，如地下火山口/尚未迸发照亮面容的火焰/亦无炽烈双唇的光芒/更无额间凝结的阴郁纹路/不似东西方民众的面庞/历经多少世事沧桑/传说与变故，悲恸与期望/每张脸都是民族的纪念碑/这里人们的眼睛，如这国度的城池/大而澄澈；灵魂的激荡/从未以非凡神采惊动瞳仁/荒芜亦不会长久笼罩其上/远观辉煌壮丽/近看空洞苍凉/这民族的躯体如肥硕蚕茧/内里沉睡着毛虫般的灵魂/正为飞翔锻造胸肌/舒展羽翼，屈伸修饰——/待自由旭日升起时/何种飞虫将破茧而出？ 密茨凯维奇此诗凝练了波兰对俄的全部态度。数十年后，约瑟夫·康拉德在《在西方的注视下》中表达了同样的对混沌无序的恐惧。虽未明言，此书实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救世论的驳斥。 纳粹主义虽已消亡，但视斯拉夫人为“次等人种”的偏见犹存。这种在德国民众中广泛传播的观念，首要针对其近邻波兰人，使纳粹暴行更易施行。若说波兰人对其缺陷——混乱无序、拙于物质管理（自中世纪起，摇摇欲坠的桥梁与泥泞道路便是欧洲文学中波兰的标配形象）、鲁莽冲动、酗酒成性、缺乏营造温馨生活的天赋——全无觉察，以致德国人获得优越感，未免夸大。然而波兰人亦深知自身优点——这些在他们认为迟钝迂腐的德国人中罕觅踪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犀利的反讽天赋、即兴发挥的才能、嘲弄一切权力的倾向，使其能从内部瓦解任何政治体制（正如意大利人将法西斯主义化为一场化妆舞会）。尼采强调其波兰血统时，有深意在焉。 然而这两种刻板印象的鲜明对比，或许能给予审视俄波关系的波兰人以启示。因为在俄罗斯，那种无力规整周遭环境——即对温馨生活氛围的漠视，加之贪污渎职——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唯有当国家权力直接受益时，组织性努力方能见效。波兰人在异邦往往展现出非凡才干，事实上，无论自愿或被迫流寓俄罗斯的波兰人，都曾发挥过文明开化的作用。波兰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始终比德国人心目中的波兰人印象复杂得多；然而其中总含有掺杂一丝怜悯的轻蔑。波兰人因其传统、天主教道德准则及西方归属感而自觉优越。俄罗斯性格深处那种铅块般的沉静，对波兰人而言犹如一记耳光；这个惯于思想妥协的民族，难以理解俄罗斯人的那种忍耐、那种岿然不动、那种在理念上的极端主义。所有这些情绪，都使得波兰人的战败记忆格外苦涩。 对俄罗斯人而言，波兰人的屈膝礼、微笑、程式化礼节与奉承尽是虚伪造作。他们自诩高于这些浅薄自满的社交蝴蝶——那些恼人的荣誉感，那些倾向于英勇却无谓冲动的特质。俄罗斯人虽能敏锐辨识出更古老的文化形态，却因对西方文明的自卑情结而痛苦，因效忠专制政权而受良心谴责，他们总能察觉到空气中那个未说出口的词：野蛮人。那些令他们厌恶的特质——诗意、反讽、轻灵、拉丁仪式——同时又令他们着迷。 波兰人对西方（尤其是法国）的痴恋，实为自我欺骗。他们与蒙田故土的联结仅靠数代人积攒的舶来品维系，尽管这些影响相当可观。但法国的整个社会结构截然不同——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或其文化继承者），如何与纯粹的资产阶级沟通？波兰的社会结构反而更接近俄罗斯：两国资本主义姗姗来迟，都未在民族心理留下深刻印记。波兰寄望欧洲援助的幻想，往往建立在空洞承诺之上，结果屡屡落空。拿破仑败北前，曾驱使波兰军团镇压海地起义，如今当地仍可见皮肤黝黑却冠着波兰姓氏的后裔——那些无法归国的士兵子孙。然而拿破仑神话仍塑造了波兰人的政治习性，他们始终坚信自由是“自西方吹来的风”，继而将赌注押在民主革命上，期盼所有君王暴君倒台。但这些革命最终虎头蛇尾，克里米亚战争也谈不上圣战。 十九世纪波兰人滋生出某种“卡珊德拉情结”。除了偶尔言辞激烈的愤怒爆发，或少数如马克思、德·屈斯蒂纳侯爵等仇俄作家外，他们在西欧人身上看到的，竟是对俄罗斯及其象征——沙皇——难以解释的热爱。波兰人竭力警告，欧亚大陆腹地潜藏着无限野心与可能，盟国礼貌倾听后，却转身去沙俄使馆打听这些可疑革命者的底细。因此波兰人对西方的感情至少是矛盾的，深处或许暗藏恶意。 波兰和俄国的革命者本应在反沙皇斗争中亲如兄弟。无论当今教科书如何粉饰，正是历史轨迹差异导致的“气质不合”，阻碍了这些同样无私开明（均来自知识阶层）的人们结成稳固同盟。即便最激进的波兰人，因对往昔的眷恋，内心仍抗拒彻底变革。他们常不自觉地视革命为向全民授予旧式贵族议会特权的手段，而非开创新纪元。若要实现正义，革命须先终结民族压迫——这意味着恢复波兰主权。社会正义诉求与独立诉求就此交织，但当保守派和进步派于后者达成共识（虽非始终如此），激进纲领便失去了锋芒。 俄罗斯人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他们可以尽情痛斥自己的主权国家（何等“至高无上”的主权！），没有任何束缚能限制他们的思想：王权最稳固的支柱宗教不能，更早的政体也不能，那些与沙皇暴政等同的制度早已遭人唾弃。他们将全部心力投向未来，渴望摧毁旧世界，将大地化为白板，而后重绘新篇。影响深远的虚无主义运动未能在波兰扎根。即便两国革命者始终以宽厚相待，他们也绕不开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这个争端焦点。俄罗斯人指责波兰同仁妄想继承曾将这片土地波兰化、扶持东仪天主教的旧共和国，此言不虚；但波兰人控诉俄罗斯人将强制俄化视作天经地义，以“西俄罗斯”等官方辞令指代这些地区，同样有理。这片无主之地——双方都认定白俄罗斯语与乌克兰语不过是民间方言——的归属，本就迷雾重重，难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民族主义会促成阶级联合，从而削弱革命力量，因而反对独立，将以推翻整个沙皇帝国的专制制度为首要目标。罗莎·卢森堡便秉持这一错误观点，最终令其支持者与后继者自食恶果。这好比在1950年代向北非民众宣扬革命，却要求他们继续作为法国的一部分。“独立派”社会党人（毕苏斯基即属此列）最终占据上风。一战后，趁东方邻国内乱，主权波兰得以复国；1920年的波俄战争更是一场受到工农支持的全民战争。从后来各大洲（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事件可知，新建立的国家往往具有某些共性：民族情绪的激烈爆发；知识阶层的主导地位（波兰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占多数的波罗的海国家不同，其社会学根源可追溯至经济衰败中的贵族阶层）；军队的重要作用。在波兰，另有一个特殊因素：左翼对右翼国家民主党的仇恨。这催生了许多悖论。国家民主党曾为保障“秩序”寻求与沙皇和解，而左翼则继承了反俄起义的传统。左翼将毕苏斯基塑造成天选之人；当他借助军队掌控政府时，左翼视之为抵御右翼压力的缓冲——虽非上策，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随着议会制度和政治自由博弈的消亡，社会民主党人与各派进步人士的政党逐渐瓦解。卢森堡的继承者——波兰共产党人触犯了民族禁忌，他们的悲剧在于在死胡同里横冲直撞。他们的处境，堪比墨西哥某个鼓吹并入美国的政党。他们不仅遭到波兰警察的镇压，更被斯大林清算——1938年，斯大林解散波共，召其领导人至莫斯科处决。于是，马克思的预言以相反的方式应验了：当初《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他认为东方帝国的崩溃与波兰按1771年疆界复国，是欧洲革命的前提条件。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马克思谈论的是“欧洲文明”。他还将民族划分为“优等”与“劣等”。在这片文明的东部边缘，他青睐三个民族——波兰人、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富有创造力且热爱自由。他极度厌恶泛斯拉夫主义，对斯拉夫人（除上述两例外）怀有强烈反感，宣称他们甘当专制统治的盲目工具。因此，他关于国际政治的论述在波兰读者听来别有深意，简直像出自十九世纪波兰人之手。这种情感的根深蒂固至今可见：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波兰人唯独与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这些纠葛显得遥远而晦涩。我们成长在一个正常的国度，其荣辱兴衰纯属内政；决策显然只在华沙作出，而非别处。教科书里记载的殉难、密谋和流放西伯利亚的事迹，只能唤起同情；常识告诉我们，该嘲笑那个浪漫主义时代的悲情。在我的想象中，俄罗斯的存在仿佛已被淡化。这场争执不知怎的已然平息。边境的哨所将我们隔开；一种天然的禁忌守护着我们，不容许将他们的制度引入我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可以，但绝不能是他们那种。他们爱怎么折腾随他们去，与我们无关。这种看法或许显得愚蠢，但我当时的态度颇具代表性：那道禁忌门槛真实存在，任何忽视它的政治家都会犯错。 此外，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片区域，各地态度的形成并非由相同因素决定。在曾属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的西北及南部省份，人们主要呼吁抵抗德国人的“东进运动”。对我而言，除了条顿骑士团的残酷传说外，德国人并无特殊意义；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何况，威廉二世的军队并未留下特别不堪的记忆。当我像许多同龄人一样，用手指轻点太阳穴，观察希特勒主义逐渐显露的疯狂时，我更多是被整个时代的戏剧性所吸引，而非那些对我来说如同外星人般难以理解的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我将政治转化为一种隐秘的文字，一种宇宙意象。 然而，俄罗斯对我来说相对具体——尽管只是相对而言。它是童年记忆中的混沌与无限，更是一种语言。在我们如今看来破败不堪的家中，俄语曾是饭桌上讲笑话的语言，那些粗犷又甜美的微妙之处无法翻译。比如，从谢德林的作品中摘出这样一句话——两位权贵在围观群众的哄笑中对骂——翻译过来几乎毫无意义：“他们骂得如此精彩，以至于狂喜的赤贫者每分钟都在欢呼‘乌拉！’”波兰人似乎主要通过语言直觉来感知“俄罗斯性”，这种语言吸引他们，因为它解放了他们斯拉夫的另一面；关于俄罗斯的一切，都藏在语言里。而恰恰是这种吸引力，同时也构成威胁。我曾做过一个发人深省的练习：深吸一口气，先用低沉男低音念出“Вырыта заступом яма глубокая”（铁锹挖出的深坑），再用轻快男高音快速念出波兰语版本“Wykopana szpadlem jama głęboka”。第一句的重音和元音排列传递出阴郁、黑暗与力量；第二句则显得轻快、清晰而脆弱。换言之，这既是一种自我嘲弄的练习，也是一种警示。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压抑了对危险的认知，用各种伪装掩盖了渗透在思想和言语中的政治困境。当时谁也无法预见，那些已被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殉难史，很快就要重演。尽管我始终被一种即将降临的灾难感萦绕，但那关乎整个星球，而不仅限于我的祖国。这种预感后来成为我与周遭环境产生冲突的又一诱因。大多数波兰人早在二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就猛然退回到熟悉的旧模式中。二十年的主权国家历史太短暂，期间养成的习惯像蝴蝶翅膀上的灰尘般被轻易拂去。眼前的境况与过往有太多相似之处：国家被两个敌国瓜分、监禁、流放、西伯利亚、对英法的依赖、西方战场的波兰“军团”。这种惯性也解释了流亡政治家的逻辑：既然一战时德俄战败后波兰获得解放，这次理应重演。但正如有人所言，历史舞台上，每出戏剧只上演一次；若强行重演，悲剧便会掺杂血腥闹剧的成分。我们这些在理性环境下成长、对民族激情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战争岁月里经历了痛苦的内心分裂：当受尽屈辱与迫害的民族恢复旧姿态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理性判断，连观察力所揭示的真相都在昭示这种回归的谬误——这种认知几乎令人崩溃。 某些时刻会将我们抛入一种境地，仿佛蒸馏出那些模糊的情感，剔除所有冗余，将其简化为几条基本脉络。同时，这些情境又足够复杂，足以作为隐喻存在——而隐喻永远比任何理论更接近现实。正因如此，我不愿费力还原少年时的情绪，而想跳过二战，直接讲述1945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那个画面的每个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乡间宅邸最大的房间里，十几名苏联士兵和士官贴着墙坐在长凳上。我跪在地上，膝盖透过磨薄的便裤抵着地板，手捧一罐烟草，正用卷烟纸裹起一撮碎烟叶。长凳空间局促，他们不时用手肘推挤我——这些人，与某种神话般的俄罗斯形象毫无二致。或许在从未接触过俄罗斯人的旁观者眼中，他们言语的腔调与手势的含义难以分辨，宛如陌生而新奇的人种。但于我而言，他们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笔下那种人性特质的合法继承者。正如他们的先辈击溃拿破仑，如今他们击溃了希特勒。我们的目光齐齐投向房间中央——那里站着个不超过三十岁的男子，身披白色羊皮长袄，面容俊朗如莱茵河畔常见的类型。这是个德国战俘，曾经的征服者此刻沦为阶下囚。 那年冬天田野里陈尸遍野，龇牙咧嘴的模样既不能激发胜利的喜悦，也引不起怜悯。他们像石头般漠然，构成骄横者受惩的景观的一部分；我踏过雪地里刻着“与神同在”的皮带扣时，带着讽刺的沉思。如今其中一员就站在我们面前。他身后曾有的整洁房屋、浴室、挂满彩饰的圣诞树、世代经营的葡萄园和巴赫的音乐，都已远去。他被剥离自己的群体，落入他们的世界——这里没有浴室，没有收在柜中的桌布，没有绣着格言的毛巾枕套，没有玫瑰苗圃；这些人只有伏特加，用以麻痹苦难、无聊与不幸。他站在那里显得愚蠢，或者说天真。不仅因为孤立无援，寡不敌众，也不仅因为他手无寸铁而对方全副武装。不，是那个沉默法庭凝聚的精神密度压倒了他。与同胞相处时，他从未体验过这种近乎心灵感应的张力——无需言语或手势，个体就熔铸成超越自身的整体。他们总是需要言语、呼喊或歌声。而这些或许半文盲的男人们，却散发着某种宿命的智慧。正是这种无法从投向他的目光中解读出任何信息的恐惧，让他吓得魂飞魄散。 或许我本该恨他——尤其恨那种被他数百万同胞放大后、赋予希特勒权力的愚蠢，正是这种愚蠢让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沦为盲目的杀人工具。但我心中却寻不到恨意。不知为何，我想象他在阳光明媚的山坡上操练，推着装满果树幼苗的手推车。他们也不恨他。他如笼中困兽般，对未知感到恐惧，一名士兵起身递给他一支烟；这个手势意味着和解。另一人拍了拍他的背。接着军官上前，缓慢清晰地发表长篇演说。尽管徒劳——德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他却像试图揣摩主人语意的狗一样，紧盯说话者的嘴唇。不过友善的语调让他确信俄国人不想报复，不想伤害他。“别怕，”军官反复强调，“不会有事，战争已经结束，你不再是敌人而是普通人。你将参与重建，马上会被送往后方。”话音里的怜悯甚至热忱，权威者温和而郑重的语气，让这名俘虏平静下来，他怯生生地笑了：那是感激。无人下令，一名士兵懒洋洋从长凳起身，带着俘虏离开。余下的人重新陷入体力透支的漠然。几分钟后，士兵独自回来，拖着那件白羊皮袄扔到行李袋旁。他坐下来卷了支烟，忧郁地吞烟吐雾，朝地板啐了一口，用这个动作道出屋里所有人对生命脆弱的感悟：“这就是宿命。” 残忍？但必须将这一幕置于战争背景中审视。德国人用铁丝网围住无数苏联战俘任其饿毙，传闻如此可怖，以致每个面临此命运的人都选择血战到底。德军在波兰屠杀的无辜者数量堪比瑞士全国人口。至于盟军士兵，私下处决战俘也非罕见。仇恨与轻蔑通常伴随此类杀戮——行凶者先在脑中剥夺受害者的人性，将其扭曲成可怖傀儡，再对这些符号实施报复。 这种心理过程曾被纳粹系统性地助长，他们将其施加于犹太人和波兰人身上。但这些俄国士兵杀死德国人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对“必然性”的尊重。这种必要性，要么表现为将俘虏押送后方的困难，要么表现为一件白色羊皮袄的诱惑。或许在他们看来，夺走一个人的御寒衣物又让他在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是件令人不安或丑陋的事。既然“必然性”由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便在“必然”与“可能”之间划出界限。他们上演的这出人道主义喜剧，若未如此鲜明地呼应其内心需求，本可称之为犯罪。这种情感上的真诚，伴随着他们认为此类行动应当以极致温柔与平静来执行的信念。 谁能说我们此刻触及的，不正是波兰人执念的核心？任何集体性格形成的历史因果链都深植于往昔，而顺应这种压力的个体，从不思考自己为何被打上特定烙印。坐在长凳上目睹了刚才的事件后，我想到，政治制度作为因果链最终一环，似乎并非决定性因素。毕竟制度不会凭空而生，即便作为成品可以输出，其特质仍由原生土壤决定。我想起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某些片段，也不排斥波兰人的刻板印象：据说俄国人将人割喉之后，还能为受害者痛哭流涕。但最清晰浮现于我脑海的，是我读过的东正教派相关记载。由于自身带有的“东方”特质，我对这些教派信徒感到某种亲近，他们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残酷中得出结论：世界完全处于撒旦统治之下。唯有上帝之国，才能废除这条被他们等同于创世法则的恶魔律法，因此俄国神秘主义作家相信，上帝之国的实现不仅拯救人类，也将拯救苍蝇与蚂蚁。然而实践中，这种近乎超人的同情心，却使意图与行动割裂。在基督降临前，我们完全屈从于可耻的法则，因此心灵的抗争徒劳无功。后来当上帝之国更名为共产主义时，人们至少能聊以自慰：世俗的“必然性铁律”正引领我们接近它。通过服从这种需要杀戮、压迫与酷刑的必然性，我们让伟大之日更近一步。 这些士兵或许早已与基督教义割席，也未必是共产主义者。但童年环境的熏陶，赋予他们举世无双的二元性训练。他们崇高的宪法、教育体系与文学传统，都指向某种兄弟情谊的理想。“新人”本应高贵纯洁。但这仅限于理论，缓慢而自发，如同珊瑚礁般从海中隆起。若非有“罔视真相的共谋”支撑，这礁石或许早已崩塌。士兵们演给俘虏看的这出戏，更像是演给自己看的——是对“应然”的致敬，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现实正朝着相反方向疾驰。 当意图与行为间的纽带被切断，那些高尚的言辞、友善的拥抱、真诚忏悔的泪水，所有俄罗斯人特有的动人热情，都不过是对免于尘世法则约束之地的造访，在那里人人皆兄弟。他们的情感深度真实不虚，对自我与他者的接纳全然彻底——尽管同时，我们存在的某个层面并未受骗，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默许（consent）。若有人在深情拥抱后立即告发或杀害对方，也毫无矛盾——该受谴责的不是我们，而是这邪恶的世界。唯有在上帝之国（或共产主义社会），狮羊才能同卧。这种责任推卸极易成瘾；于是所谓“必然性”的触发门槛变得极低。恶行虽非激情实施，却也不加规避。更有甚者，每个自由行动都显得可疑，仿佛在掩饰对物质压迫的顺从。 波兰人与俄罗斯人血缘相近，又因自身个人主义伦理的脆弱性而饱受内在威胁，故而心怀忧惧。但塑造了波兰民族特质的历史进程，整体上缺乏末世论色彩。那些作为民主运动先声的激进新教派别坚信，公义完全能在现世实现。尽管多次禁止信徒担任公职（因一切权力皆需武力维系），他们仍认真讨论如何将福音书诫命应用于现存社会——即如何改造社会。波兰文学中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阿辽沙或梅诗金公爵这类象征“要么全善，要么全恶”困境的角色；也没有俄罗斯“多余人”那种渴求目标、渴求上帝的极端躁动——这种躁动曾以绝对理想预示革命长达近一个世纪。波兰文学的核心作品（即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国人推崇如德国的《浮士德》）的主题，是以人类苦难之名，对上帝发起的普罗米修斯式反叛（“你非世界之父，而是其——沙皇！”），但最终被基督教谦卑精神与造福人类的政治行动所化解（俄罗斯人则会二选一：要么谦卑成圣，要么行动到底）。因此，若细加审视，波兰浪漫主义的崇高理想，实则比浸透无限欲望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更务实、更谦逊。 尽管中学经历让我沾染了些二元论色彩（或许正因如此，我比旁人更易理解俄罗斯人），但其他影响抵消了这些特质。这些影响的本质，可从我们课堂上分析的十六世纪一部著作的标题《论改良共和国》（De Republica Emendanda）窥见一斑。我对立陶宛人的亲近感也意义重大。相较波兰人，他们更坚韧务实，其合作社模式本可成为全欧典范。无论如何，物质世界于他们——于我亦然——意义重大。 我的评判或许有失公允，但至少袒露了自己的执念。于我而言，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始终可疑——若代价过于高昂，深度有何意义？两害相权，若有规划得当的住宅、丰衣足食的勤勉民众，我们难道不宁愿选择“肤浅”？当果戈里《钦差大臣》永远是外省小城的现实写照时，中央集权的强大又有何益？我青年时代的波兰被一道界线贯穿：一侧是曾被普鲁士或奥地利管辖的地区，另一侧则浸染着俄罗斯的治理才能，反差触目惊心。但梦想“白板”革命的俄罗斯革命者，其实是在自欺——当他们将领袖送入克里姆林宫后，能用的唯有现成的人性材料、积习与风俗；更糟的是，他们自身也是被这片土地塑造的黏土。苏联史学家声称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进步”的，因其为未来革命铺路。此类“进步性”固然可笑，却揭示了俄罗斯对能量的崇拜——这种能量永远源自至高权力中心，以践踏自发成长为代价突破障碍。 我对俄罗斯的态度，埋下了日后与法国与美国友人误解的种子。他们屡屡指责我怀有民族主义情绪，却明知我从不以语言、种族或宗教划分人性优劣，也反对“连坐式”的归罪逻辑。当我表现出对俄罗斯个体近乎夸张的同情时，他们总显得惊诧不已。这些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蕴含着内在统一性。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语言，来厘清其中必要的区分。但这种术语的匮乏绝非我独有之困。二十世纪的人类在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狂潮前惊慌失措，只能拼命用生产数据或几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名称来填平时间的沟壑，却放弃了探究历史生成的细密肌理——在那里，每一根丝线都值得关注，即便是已被遗忘的俄罗斯教派的思想。那些看似永远消逝的事物，其实正经历着隐秘的蜕变：古罗马的特质至今仍在呼吸，只因唯有在那片土地，天主教才获得了独特形态；又如中世纪法国对卢瓦尔河以南的征服，这个事实深植于当地居民的集体无意识，后来在新教倾向、革命思潮乃至世俗化倾向中反复激荡回响。 当对国家和文明的描述尚未被学科壁垒催生的诸多禁忌所束缚时，那些通常身为旅行者的作者们，从不鄙弃历史延续性，这种延续性蕴含在屋顶斜脊的弧度、犁柄弯曲的线条、日常手势或民间谚语中。彼时，记者、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身份常交融于一人之身。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各方都受其损。如今某些关于国家共处之道的格言令人不适，正因它们试图捕捉理性无法把握的真相。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曾对一位波兰对话者说：“俄罗斯是个女人，但她从未有过丈夫。她只是不断遭受鞑靼人、沙皇和布尔什维克的凌辱。波兰本应是俄罗斯唯一的丈夫，可惜波兰太弱小了。”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此观点，至少能从中辨识出民间古老信仰的元素——这些信仰未必总是愚昧的。 人类知识的发展并不均衡：某些领域突飞猛进，另一些却步履蹒跚，甚至倒退。当下对种族与地域群体进行概括性论述的畏惧，实为一种可敬的冲动，因其保护我们免于沦为某些人的工具——这些人所求并非真理，而是政治斗争中的权宜之辩。唯有当这种畏惧的根源消弭后，善于追踪内在关联的头脑才能深入探究这个令当今智者尴尬、只配在乡野酒馆闲谈的话题。这种畏惧不会消失，除非对任一文明的评价不再被用作攻诘该文明养育之人的武器——换言之，尚需漫漫岁月。但当那一刻来临——鉴于俄罗斯的命运是在第聂伯河岸与邻国的竞逐中铸就的——我在此探讨的这些情感冲突，虽然如今只与直接相关者休戚相关，必将成为引人入胜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