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特沃：本雅明的最后一天
在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境遇中，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了断。这是比利牛斯地区的一个小镇，没人认识我，我的生命将完结。 我请您把我的思念传达给我的朋友阿多诺，并向他解释我所置身其中的境遇。剩下的时间不够我写下所有我想写的信了。 《本雅明书信全集》6:483
你会在那些谈论哲学、现代思想乃至文学批评的书中频繁读到这座城市的名字：它不像巴黎、柏林那样，浓缩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也不像剑桥或者法兰克福，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学术成就的重要篇章。你会在正文不起眼的角落里读到它的名字。或者，它会被归入文章的注释里，需要更高的技巧才能留意到它。有时，它被音译为波尔特沃，就像又一座建筑在古罗马人遗迹之上的阿拉贡小城；有时则取它在加泰罗尼亚语的本名，称为布港，以便读者更好地想象它。
总之，波尔特沃至今（或者说永远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里占有几个字符的位置，因为它是本雅明生命的终结之地。
1940年，为了逃离纳粹的追捕，本雅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波尔特沃附近自杀而死。我还记得当我兴致勃勃地沿着20世纪哲学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进路，一路读到本雅明的章节时，关于他生平的最后这行小字曾让我多么愕然。
一个为求生存逃亡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如果我们对于茨威格式的自杀尚有存在与殉道的意义可谈，那么，看到一个奋力逃亡的人选择自我了断，只想追问，1940年在西班牙，在波尔特沃，本雅明究竟遭遇了什么？
进而，同时代的维特根斯坦战后因病而终；海德格尔大起大落，终究还能过隐居的生活；布莱希特往苏联逃跑，最终尚且能在好莱坞与老舍相谈甚欢；年轻的阿伦特与本雅明同路南下逃亡，后来她在美国取得的非凡成就自不必多说——为何偏偏是本雅明厄运连连，殒命途中？
我接触本雅明较早，大学时，为了写一门翻译理论课的论文，粗浅读过本雅明著名的《论译者的任务》及其相关评述。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亲合，彼此照亮，以期唤醒背后那纯粹的元语言。
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无异于石破天惊的范式转换。我于是又倾情阅读了雅斯贝尔斯，乃至战后德里达等人的语言与翻译理论。之后，交出了我那篇做工粗糙想法又格格不入的论文。不出意料地，我得到了大学时拿过的最低的成绩。回想只觉好笑，跟随本雅明一生失意与厄运的宿命感竟能延宕至此。
我那篇小文在学术上固然拙劣，但如今再看，ai翻译泛滥，翻译商品化功利化的观念充斥着日常。对于我们这些本身就辗转于多个世界，感受过语言除功能以外更丰富的阐释气息的人来说，本雅明的主张仍旧可以很好地概括心中不时闪过的悲哀与荒谬：
技术的阴影遮蔽语言的本质。
或许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又或许，在我长期泛泛不得要领的阅读兴趣中，除了最初的翻译理论和语言哲学，在文学批评，与更广泛的文化与思想史的脉络中，我也频频与本雅明相遇。当然，或许也是过去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对这位满是“悲悼”与厄运的哲学家产生了某种共鸣。
总之，趁着复活节假期，当我想避开人群找一个地方独处一会儿时，我突然想起波尔特沃，于是，踏上了清晨从巴塞罗那始发的火车。
在边境
时至今日，通往边境的旅途也总让人心情复杂。如果说Puigcerda是一座深藏于比利牛斯山脉地处法西边境的小镇，波尔特沃则更像是边境本身。
城市被山与海紧紧相逼，三面都被群山环抱，只有东侧留给湛蓝的地中海。一道不高的海岬延伸入海，精确地横亘在边境线上。
盘山公路如银色的丝带缠绕在海岬山上，通往就位于对侧的Cerbère。山上依稀可见几栋边境站的建筑。另一条主干道则面向火车站，硕大的火车站在战前就已存在，按照国际车站的规格修建。住宅区挤在窄小的海岸与车站的夹角区域中，一直向北延伸至海岬山。
火车停靠，又继续向前，前往下一站法国境内的站点。下车后，我对波尔特沃产生了最初的印象：在山的那头，在这座小城一线之隔的地方，存在着强大如恒星般的实体。它的引力是那么强烈，小城的建筑、教堂、广场、主干道都面向它而建。就连语言也为它变容，在这里听不到半句西班牙语，所有的语言都带有法语的腔调。
因此，在波尔特沃，一切都被建造得沉重厚实。朴素的教堂毗邻车站前方，如同哨兵一般看守着铁轨。从车站出来进到山里的路，地图上看不过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实际需穿过一座铁轨桥下黑黢黢的隧道，其中有几道曲折，通行需要常年照明。
更明显的军事风格要数走出隧道后看见的这堵厚重的石砌挡墙，让人想起马其顿防线。显然这是一道经过特殊安排的防御工事。站在石墙下，长久地，我凝视它灰色的面容，仿佛下一秒，它就要重又站起身来，发出左右千万人命运的声响。我就已经感到那难言的沉痛：
它的威慑不减，它的威严仍在，不容半分小觑。它仍旧居高临下，冷眼看着我，看着往来的人。
它在看守什么？又在防备什么呢？
因为墙的尽头就是进山的路了。想要出入边境而不经由海岬那侧的军事哨卡，就得走山路。这是一条悠久的线路，当地人清楚，在伦皮尔萨山口附近，存在着连通两侧的翻越路径。
在宗教的年代，异教徒走过它；内战时，失败者走过它；佛朗哥时代，加泰罗尼亚人走过它；纳粹时，犹太人走过它。每每时局进一步恶化，自由的女神便会于这条通道上现身。
流亡地
滨海巴纽尔斯与波尔特沃相距车程约30分钟，自古就是地中海沿岸众多小型商港中的一座。因为地处政治实体的边界，一直以来，它得以自由左右货物运输，对斗争失败者的窝藏或者庇护，也是国家权力笼罩下一座小小的避风港。
1940年纳粹入侵法国，同年7月，维希政权成立的消息顺着铁轨和电线传到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北方沦陷区的难民，拖家带口，行装潦草，风尘仆仆，从火车上下来，用戒备恐惧的眼神打量起这个陌生的乡下小地方。
在茨威格的随笔里我已经读过他眼中在现代的进程下，巴黎这类大都市的衰亡。同时，他也将希望投向地方上的乡镇。以为本真的法兰西没有离开，只是退守到离诞生之初更近的地方，养精蓄锐。
他是对的。
在常态的岁月里，巴纽尔斯这个弹丸之地何曾得到过诗人的关注与深情？在和平的日子，祖国的、历史的、民族的，这类美丽的词藻如何轮到它的头上？可一旦战事发生，一旦陷入紧急，人们开始逃亡——关于逃亡没有攻略，讯息只靠恐惧口口相传。但如同神定一般，正确地，精准地，人群如蚁群一样，总是聚集在那些最友善最高尚的地点。
流亡至此的难民，都抱着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先逃至西班牙的一线希望，西班牙在那时仍被认为是中立国。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法国当局已经对这些被剥夺了国籍的人封锁了国境，即便他们已获得他国签证，也无法从正常途径离开法国。
在这种局面下，当时的巴纽尔斯市长代表城市开始了行动。我们不能臆测这位共和主义者与左翼同情人士对时局作何评论，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他没有回避这突然降临的超出他职责的道义责任。
他先是主动与难民中甘愿充当向导的人联络，为他们指明从本市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一道道陡坡与岔路。他提醒道，从赛贝尔去往波尔特沃有更近的沿海步道，但那里已被新当局的机动队把持。在他的建议下，难民们朝山间缓慢推进，对逃亡的具体线路进行实地考察。
于是，1940年9月25日，担任向导的丽莎费科特带领一小队人出发了。队伍中至少有亨尼古尔兰与她十几岁的儿子约瑟夫，后来的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卡丽娜伯曼和其他三位同伴。
本雅明就在这行人中。
留下不走才是真的冒险
临行前，丽莎费科特询问本雅明，他的心脏脆弱，是否还愿意冒险一试。
这一年他48岁，费科特却叫他老本雅明。虚弱与贫困在上了年纪的难民中并不鲜见。“……许多生命，不仅从资产阶级生活中跌落入水，而且几乎是一夜间就一头扎到底。”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长期的流亡生活从内里摧毁了他的健康，突如其来的逃亡则给了他最后的打击。
更直接的导火索在前一年，德国宣战后，当局荒谬地将本雅明这些外国人关进了拘留营。他在强制转移的步行中彻底昏了过去。后来，他发现自己几乎出不了门，经常“大汗淋漓，寸步难行”。他被医生诊断为心搏过速、高血压以及心脏肿大。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本雅明一步一顿地慢慢走在队伍的最后，费科特作为向导走在前面，身后跟着年轻的古尔兰母子，小约瑟夫古尔兰让母亲走在前面，不时担忧地回过头查看本雅明的状况。随着海拔的升高，他的心脏问题一定让他气喘吁吁，难以呼吸。
这场景本身就已让人动容：一位虚弱的病人被命运驱使来到这里，冒着生命危险，面对一座强硬的山峰。
如今不乏好奇的人来到巴纽尔斯，想要追随本雅明的脚步，勘定出这条悲壮路线的细节。但我看见，虽然山的两侧被人为分成不同的国家，但地形与风貌却没有理由迥异。从铁轨上下来，总是先走一条公路，不经意间，再转入乡间小屋牧场林立的土路。清冽的小溪恬静地流淌在山间，在丰润的时节，溪水在你眼前越过河道浅浅漫过道路，让人想起平陆成江的句子。参差的水草温柔地长在河中央，身后是山脚下的灌木岩石，漫山遍野，长满了刺团仙人掌。
往上的路和往下的是一样的。
他们在清晨出发，行进速度缓慢，因为他们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辨识路线和不引起人的注意上。本雅明精心制定了行进节奏，每走十分钟，休息一分钟。终于，他们摸清了这条路线的前三分之一，来到山脚下的位置，来到一小块开阔地，也探明了接下来的翻过伦皮尔萨山口的小路。此时天色已暗，费科特按照计划决定和同伴先返回城市，隔日再一鼓作气翻越。
但本雅明宣布：他要留在原地过夜，第二天再同他们汇合。尽管费科特劝阻在山中过夜有多么危险，本雅明坦言，他已经达到体力的极限，不愿意重复这一旅途的哪怕一小部分。
这或许是他理性考量下的选择。因为本雅明不是徒步的门外汉，早年他同样在欧洲各地旅行，只是与茨威格不同，本雅明的旅程充斥着现实的无奈。因为“在有些地方我可以挣到最低收入，在有些地方我可以靠最低收入过活，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这两个条件都满足”。这话放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
过去他住在西班牙、意大利那些专为穷人准备的度假地与生活成本低廉的岛屿上，为了避开人群的噪音，“他大清早步行前往自己选中的山坡，在那里的灌木后面拿出他的安乐椅，放好他的书籍、报刊，或阅读或写作，都无人打搅。”
后人苦苦寻找，至今无法给出这块本雅明留宿过夜的空地的具体位置。而在我自己的路线上，当我离开土路沿着灌木丛里散布着碎石的小径往上快速上行了约有一小时，我才在一个相对高处看到了第一块空地。
在这个高度，那些只在低处蔓延的仙人掌几乎失去了踪影，树林与灌木主宰了山腰。抬头望去，我们要登上的伦皮尔萨山口，我依旧认不出它是这些高不可攀中的哪一座。此刻我已疲惫不堪，抛下登山杖，只想坐下好好休息一番，可遍地都是泥土和碎石。
可怜的老本雅明。我想起本雅明的出身。无论他的思想是如何染着古典的金黄，无论他的作品是批判审视着当下，他毕竟是生活上的现代人。这里绝不同于海岛上稍远于人群的山坡，这里是真正的荒野。
我无从知晓本雅明是如何在漆黑中，独自面对这片纯粹赤裸的原始，面对满天星辰，他是否还能陶醉在独自一人的思索和救赎中。他是否会想起在伊维萨、卡普里那些海岛上的户外经历。
本雅明或许是都市研究的先驱，他的作品怎样审视拥抱了现代性——偏偏却是他而非赞颂存在、时间与黑森林的诗人们，被抛进了荒野。
伦皮尔萨山口
真正的攀登应当开始于9月26日黎明。费科特一行天还未完全亮就再度出发赶来。会合后，他们开始最后也是最艰难的翻越。
关于这部分的记载更加简略，费科特回忆道，本雅明是凭他自己的力量走完了所有崎岖险要的关卡，只有在最惊险的地方他才有过一次踉跄失足，费科特与小古尔兰架着他走过了这一段。
而以我所见，这真是一段体力充沛装备齐全的普通人也倍感吃力的路。
登顶的路起伏不定，起先，往上的路几乎是向阳的，沿路星丛般开着白色、淡粉色、淡黄色的小花，一时间，你或许会感到愉快和明朗。
但很快，地图与沿路标记又将你引向背阴的山谷中，身体开始觉得冷，脚下的路也变得有些松软潮湿。突然之间，你就发现自己其实身处峭壁边缘，身旁是不可见的深谷。
另外，费科特和其他作者丝毫没有提及的最大的挑战，是这滨海的地形所招惹来的狂风。前一秒，天地间还一片安静仿佛只余我一人，下一秒，就听见脚下、听见远处山林间那预兆的声音怒吼狂啸，由远及近。
随后，狂风直直朝你迎头砸来。一瞬间，你无法呼吸，无法睁眼，唯有站定缩起身子，等待这阵风离去。——是的，有时它也离开，许给你风平浪静的时刻，你还会以为风暴已经过去，生出些喜悦；旋即，它又再度出现，击溃你全部的思想和感官。
它反复袭来，使我愈发头疼焦躁，在饥饿、干渴、疲惫中，那些我生命中的种种在脑海中一一闪过，所有深藏的失落、孤立与愤懑仿佛都被风暴所唤醒，在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此情此景是如此实际地填补了文本的空白，我感到不虚此行，“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本雅明的繁复礼节也没有丧失。当他们中途停下喝水吃东西的时候，费特科递过来一个西红柿，他说：‘蒙您善意的许可，我可否……’”心平气和，仿佛置身于巴黎的咖啡馆中。
倘若我只是坐在咖啡馆里阅读，我依然会笑老本雅明不合时宜的优雅与自持。但唯有此刻，我意识到，他卓越的天才固然如诅咒般将他引向一生的挫败、黯淡与孤独，但他的生命底色始终保留着那和他的作品一样强大的地方。
这个与世界的粗暴和荒谬缠斗已久的人，显然，他必定有着高超却又不落入下流的生存之道。在纯粹的风度与教养中自有一股悄然的力量，不是战胜这无情的风暴，而是给予他在风暴中也必得立身处世的决绝姿态。
只是，他想要保护什么？又是凭何坚持呢？
终于，伦皮尔萨山口静静出现在我眼前。我已经看见山的那侧本雅明疲惫的身影，踉跄但坚定的朝着山顶走来。他必定走的很慢，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没有登山杖，相反，还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费科特提到，他拒绝别人帮他拿这个沉重的公文包。他说：
More important than I am. More important than myself.
公文包里的东西后来下落不明，很长的时间里学界都津津乐道这个公文包里的遗稿内容。但其实里面或许还装着更接地气的东西，例如，据称，离开马赛前，他就随身携带着足够毒死一匹马的药物。
法兰西旅馆
站在山口，能清晰地看到法国那侧，赛贝尔、滨海巴纽尔斯和更遥远的海岸线。狂风依然呼啸，仿佛是历史的天使吟唱发出神异的共鸣。但当一切魅影褪去，偶尔有三两登山者从法国那端的山坡缓缓走上来，他们的表情有的轻松，有的疲惫，甚至还有一只边牧，欢快地奔跑跳跃，较之人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回望波尔特沃，它标志性的车站即便在山顶也清晰可辨，如同一头藏在碧海蓝天之下的钢铁巨兽。从山口沿着山脊往东行走，登上凯罗伊格城堡后，顺着山坡往下，便是通往海岬处边境站的路。
此刻，本雅明一行已经站在了中立国的领土上，无需再躲避来自法国的威胁，只要径直去往西班牙海关，得到过境的签章，便可从波尔特沃乘火车出发，沿着西班牙南侧的海岸线一路去到欧洲最西侧的里斯本，那里有前往美国的船只。
但是，下山的的路线其实比来路更艰难与危险。当他们终于下到约莫山腰的位置，路面变回了大致平整的碎石土路，环抱着前侧几座小山头。费科特在这时候离开返回巴纽尔斯，因为前路的终点边境站，已经不需向导，她要回去将路线口口相传给更多人，古尔兰母子与几位途中加入的同伴则与本雅明一起。
像是自由来临前最后的考验，前方是无尽的地中海与蜷缩在山与海间的小小城镇，午后的日光斜斜往西，蒸腾着这片湛蓝的希望之海。如果在登顶的路上尚有恐惧与不安沿路在身后驱赶，在望见波尔特沃之后，他们一定放任自己被即将获救、自由的狂喜所淹没，即便体力得不到恢复，即便干渴、饥饿与酸痛的手脚持续折磨着他们，他们一定毫无保留献出了全部的意志。
而我，这段最后的路让我几近崩溃，因为我已经走了近7个小时，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我开始担忧，自己能否及时回去赶上回到巴塞罗那的末班车。但这条路就像鬼打墙似的，城市仿佛永远可望不可及。因为长时间走路，即便是路上的碎石也让我疼痛难忍，最害怕的是下坡，每一步脚尖都会钻心的疼。
终于，咬牙又绕过了整整三座小山四个弯角，才终于看到那座早已废弃多年的边境站。我坐在地上，筋疲力尽，看着身后夕阳斜斜落向身后来时的山头。
莫非，就是这样明亮的景色中，本雅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厄运？
西班牙人告诉他们，边境自今日起关闭，明天他们将被遣返给维希法国。这道决定无疑等同于间接行凶。
本雅明或许在听到最初的判决时，就短暂失去了意识；那样更好，就不必再费口舌做无谓的争论。但其余人是否做过辩解与抗争呢？比如他们持有的是美领馆签发的证件，只会以最少的时间在西班牙境内停留？比如他们是否质疑过西班牙作为名义上中立国的立场，因为欧洲另一个中立国直到二战终结都为难民提供了可靠的庇护？
那是徒劳。因为国家可以全凭自己的意志拒绝外人进入自己的领土，就像你拒绝陌生人进入自己的家中。
当然，今日它受到国际法体系的约束，受到了修正，以至于我们会忘记，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我们只基于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身份而受到承认和保护。我们会忘记，当我们来到另一个野蛮的实体面前，我们实则是暴露在了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赤裸裸的权力面前。
即便是在今天，多少次当我准备申请签证或者入境一个国家时，当我站在签证官或者边境官员面前，他们拿着我的材料，上下打量我时，我依然感受到相似的权力底色。
这样的权力对于这群失去了国籍，没有国家保护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几个月后，同样经由这条路线成功逃至美国的阿伦特，在她后来的代表作中精准的指出了普遍人权理念面对现代国家结构的无能与虚伪。
因而，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只能一边呼唤着人性，呼唤要让同情心战胜冷漠，一面饱含热泪，说出了本雅明的命运：这群精疲力竭垂头丧气的人被押送至火车站边的法兰西旅馆；第二天他们就将被送回法国。
在波尔特沃，没有人能够说明为什么当日边境关闭，那或许是一个喝醉了酒的边防警卫一时的贪念，或者来自遥远地方的一纸电报，又或者只是在这一日的这个时刻，星宿不利。
我出发前就路过了法兰西旅馆的原址，那里立了一块纪念牌，后面有一座很长的台阶，一直通到教堂。据称，本雅明死后那里的教士很快赶来，为他作了弥撒，并将逝者称为本雅明・瓦尔特博士。
窗帘研究
波尔特沃如今以纪念本雅明相关的纪念碑和徒步路线闻名。在波尔特沃公墓，你可以找到本雅明的墓碑，但他实际葬于何处，早已无人知晓。1997年以色列艺术家为他在海边建造了一件名为“通道”的作品，像个中空的长方形的铁盒，斜插在山体中，面向大海。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但我避开了城市中这些刻奇的意象，因为其中仍旧流淌着我避之唯恐不及的味道。我尝试回答我最初的疑问，本雅明在波尔特沃遭遇了什么？
他的作品中或许少有乐观或者进步的进路，他的现实生活也长期受到抑郁、失意的困扰，但他的死毫无疑问是形势所迫的结果。
基于亲身经验我确信，如果没有炽热的希望，没有对自由与未来的赤诚的信念，没有对自我的坚韧与意志，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可能翻过这座山，走完这条逃亡之路，绝无可能。
权力的反复无常与他遭遇的西班牙式的荒谬，使他相信希望再无可能。他将被送回法国，送到集中营。如果不是无限的热爱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是怀着崇高又清醒的认知，知晓一种人性与尊严的生命应有的样貌，他不会为自己做出这个决定。
这是理性的决定，当他在最后的时刻服下毒药时，那是他这段因天赋而百般受挫的人生中最后一次试图保护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看，本雅明难道没有成功吗？
本雅明的死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或许另有未知的行政原因，总之，同样的西班牙式荒谬再度发生。边境在本雅明死后的第二日又重新开放，与本雅明同行的古尔兰等人得以按原计划启程去往里斯本。也就是说，如果本雅明愿意等上一日，或者提前一日出发，事情原本会有转机。至少，阿伦特是如此认为的。不过，她当然不便说，或许正是因为本已得到美国庇护的本雅明死在了西班牙，才让名义上中立的官方迫于压力急于放剩下的人离开。
而关于我的另一个疑问，为何偏偏是本雅明，却没有可靠的答案。
本雅明一生被拒于主流学术圈外，在任何时代，没有相当的名望、人脉与财富支撑，逃亡本就不是易事。艰难的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这更进一步减少了他的选择项。
同样，本雅明生性犹豫，在纳粹攻占巴黎前，他有过多次逃离的机遇，苏联，以色列，美国，英国，他的交友中不乏向他伸出援手的，却都在他的犹豫中作罢。假使他早做打算，必然不至于将自己拖入这样的险境。而他犹豫的理由也同样说服我：
对于一个掌握了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中最高深部分并以此为生的人，离开并非易事。同时，本雅明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立与多元性，永远自我保留，不肯献身任何派别和团体。
他践行的是一种极为迷人的方法论：对于任何主义，都只接近到刚好能够掘取这个主义中的某一个元素以为己用的程度。激进左翼，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哲学界，文学……他像一颗行星，同时与如此多的恒星订立盟约。这自然也导致他无依无靠，势必被他们强大的引力玩弄于股掌之间。
又或许根本不构成问题。当我问出，为何偏偏只有本雅明没能成功逃离，我已经将他当做了故事的主角。总是盼望着那天，命运没有戏弄这个可怜的人，盼望他逃出生天，得到应有的公正的命运。这是积极有为的观者心态，符合我们对故事的期望。
但在波尔特沃没有故事。命运如此恣意如此离奇地降临。倘若翻阅本雅明的传记，阅读他的生平，你只会觉得，难道他的遭遇与当代的我们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读他早年辗转各地大学求职的经历，就像看见如今身边那些为求得论文发表、一席教职而焦虑难安的朋友。为了谋生，他更是现代最早期的自由职业者。他主业写文学评论，当然，这挣不到钱，于是做编剧写剧本，与电视台合作办广播剧当主播。
他亲口承认，“以稿费为目的的写作也必须始终维持一定的水准”，换言之，他不得不为钱写作。而后，纳粹上台，本雅明一夜之间失去了在德国几乎所有发表作品的平台，自然也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不得不在异国的土地上重谋出路。诸如此类，我想，应当没有不能共情的。
即便后来流亡巴黎时期，本雅明终于得到了机构的定期资助，得以推进那些他毕生最大的项目，他的作品在发表时同样受到了来自机构内部的权力者基于学术理念的残酷审查。
后世往往只将这段过往视为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学术观点的对立，但至少本雅明传记的作者直白地指出：“意识到本雅明完全依赖研究所过活，他（指阿多诺）觉得自己不仅可以裁定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可以控制本雅明作品的思想基调。”
即便是最天赋平平的写作者，都会本能地尽最大的可能捍卫自己的思想，遑论是时代最卓越的头脑。这是怎样如鲠在喉的痛苦，我想，在我们的时代，每个爱惜羽毛的创作者也是不难感同身受的。
沿路的艰辛，遗失的手稿，冷漠的官僚，缺乏善意的边境城市乃至永恒的风景构成了这条路线上的无数泪点。我不愿否认波尔特沃的这条本雅明之路是一条悲怆的道路。甚至，想起本雅明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更让人感到难言的伤痛，那是对布莱希特《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的评论：
一位海关官员和这位骑着牛流放的 70 岁圣人之间的纯粹友谊，是老子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得以流传至今的唯一原因。
但是，过度的共情削弱意志，助长傲慢，纯粹思辨让人回避现实，愈发将人与真实的生命隔绝。看到本雅明，就像看到一个普通人，我看到他完成了伟大的冒险，取得了非凡的东西，也得到了命运真正的应许。
9月26日晚，本雅明躺在法兰西旅馆的房间中，他对同伴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再回去法国。随后几个小时里，他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古尔兰。古尔兰在见到他时，他已经服下了毒药。古尔兰销毁了原件，遵循本雅明的遗愿，又销毁了他的一部分书信，或许也无意间毁掉了一部分手稿。
本雅明剩余的财物不知去向，多年以后，市政记录中发现了这样一份清单：一个皮革公文包(但没提到手稿)、一块男表、一个烟斗、六张照片、一张X光片、一副眼镜，几封信和几份报纸，以及其他文件，还有一点钱。
这些最后的残片平静倒映着历史的深刻与真实。如果说我对波尔特沃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想起本雅明在伊维萨岛上写下的笔记。
今天我已获得了我的窗帘研究的重大成果， 因为一块窗帘把我们和阳台隔开，而阳台望向城市和大海。 窗帘是“风的语言的译解者”。
主要参考资料：《本雅明传》（作者为霍华德・艾兰与迈克尔・詹宁斯），该书是目前关于瓦尔特・本雅明最权威、最详尽的传记之一。此外，本文还参考了《In the Footsteps of Walter Benjamin》（载于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 GoToSefarad 的《Spain: Walter Benjamin’s Journey to Freedom in Portbou》，以及有方《波尔特沃：一个哲学家在边境的终点与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