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十八 谈东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下)
2010年8月24日
人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源泉，也是西方科学精神的原动力。
但在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为生命的头等问题。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一开始就很老成，在最早的文化《易经》中，中国就有了整套的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中国文化就把人自身的问题放到宇宙自然观当中，放到天人合一当中，随着宇宙观问题的解决，人自身认识的问题也顺带给予彻底解决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便不复存在了。从而，相对于独立于自然世界的人的主体意识消失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认识自己的问题，中国文化没有将这一问题引向去认识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即引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研究，而是将这一问题完全引向人类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面，也即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物质的相互关系，因此，古代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在伦理道德关系方面获得全面的发展，这种文化立足于对人自身欲望的满足，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中国的文化自始至终带有很鲜明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本土文化中，不论哪种思想，都没有否定人的欲望，而恰恰相反，中国文化认为人的欲望是一种自然属性，是一种天意和天道，孔子就认为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人的欲望就如同自然界中的万物生长，上天孕育。
中国文化认为，人的问题，即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人的欲望适当的进行节制，使人的欲望的满足恰到好处，就如同认识大自然中万物的自然生长，找出并遵循这种事物发展的本性，这就是中庸之道。
不仅是儒家的孔子这么认为，而且《易经》和《道德经》都在阐述着中庸之道，都是在告诫着人们要遵循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目的就是让人们认清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因此，告诫人们要守中，防患物极必反。
中国文化宇宙观认识的高度，早在《易经》中就已实现。《易经》的成文很神秘，有认为是伏羲氏创始，有认为是周文王作，因此也叫周易，也有认为是孔子的编著，甚至有认为是天授神书，总之，历史上一直在争论。但简而言之，说明《易经》文化的起源非常之早，或者说自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就可能开始有《易经》了。
《易经》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具有源头的根本意义，素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誉。中国文化的权威代表孔子，甚至到了晚年一直都不放弃《易经》的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唯独对《易经》颇有赞许。《易经》用阴阳两种基本元素的矛盾演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消失转化，这种宏观认识的高度抽象性、简单统一深刻性，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发展早期，是不具备的。也因为如此，黑格尔在论述世界人类精神文化发展历史的时候，把中国的《易经》文化作为研究的开篇内容。
中华民族初始就创造出博大而简单精深的世界观学说，就如同上天恩赐，中华民族精神物质的创造发展开始之初，就已经搭好了一个广大无比的文化平台，这对后来中华文明空间的不断扩展，影响力日趋扩大，以及对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同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也因为中国文化的早熟性，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产生了自满自足的文化心态。孔子、老子等中国最早的思想家都认为自己运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解决了人类的所有认识和实践问题。孔子甚至认为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子则用了一个很生动夸张的比喻，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学说用来治国安邦坚信不移，完美无瑕。
这种自满的和停滞的观点，这种认为已发现了人类和自然所有终极真理的思想，是和西方世俗的科学怀疑的精神，和西方基督教的人类原罪以及要赎罪的谦卑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华文明宏大而又简单自满的文化心态，以及取消主体与客体区别的世界观，造成了中国文化缺失科学创造的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停顿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的怀疑探索的文化精神，以及强调认识自己的区分主客体的世界观，推动了西方文明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
对其它问题的答复：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主要是他经验认知的一个层面，而不是他的哲学的本体论，更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全部，而孔子的中庸之道，则包含了他对宇宙全面的认知，即包含了孔子的全部自然政治伦理社会思想的内容。
又问 ：中庸之道，从哲学逻辑上来说，肯定不是完美之道，科学精神的缺失如何剂补？
回答：不知你对哲学逻辑如何理解，我的理解哲学逻辑就是辩证逻辑，因为，它能说明事物广泛的联系性，从这点来看，中庸之道反映了事物矛盾联系中的一种统一性，这是客观存在的。
中庸之道要做到完美是很难的，中国古代圣人的标准，就是能够做到完美的中庸之道，但中国古代的圣人只是后来人理想中的人物，孔子也不敢自称是圣人，只是后来人，特别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他封为圣人。完美的中庸之道几乎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事物的矛盾双方随时都在对立的活动，在打破完美的中庸状态。
中庸之道实际上同宗教中的善等绝对的理念有本质的相同，它们都排除了对象的对立矛盾性，只是宗教把这种对象放在独立于人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而中国文化则很务实的把它放入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当中。
因此人们常常会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很虚伪，因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追求和宗教中一样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又要求人们在世俗物质生活中去实现，这就很难很难做到了，也就是所讲的中庸极高明，所谓极高明可作高不可攀的理解，既然现实中难以做到，而中国文化的统治政治价值观又要求人们做到，如此就必然出现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出现了说一套而做又是另外一套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包括台湾社会）普遍存在，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大量存在，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章、小说对这一现象有生动和刺骨的嘲讽，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立足于此的。
但这个问题很复杂，总的来说，一种文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覆盖面如此广大的文化，要做到完美，甚至追求完美，是很困难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弱项更显现出来，能不能在借鉴西方文化好的方面，出现中国文化朝完善的方向发展突破，这正是当今我们很艰难的和最最重大的历史使命。
人类未来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人类的文化能不能跟上并且驾驭现代物质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物质科技的发展能不能很好的纳入人类的最根本的人性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中庸之道和科学精神没有直接的联系，前面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科学精神，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人类主体和外部世界客体的明确区分，这种区分也正是人类思考怀疑性的根由，而怀疑性是科学发现的助产士。前面说了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十分自满的文化，是发现了宇宙和人类全部规律的文化，是天人合一，这种文化认识是立足于感性上面的理性，而非西方思辨性的怀疑主义文化。
本答复结束时，我想强调说明，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科学发展不是最重要的，科学发展只有在有利于人性关爱时，才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经济科学的发展，常常是导致人性的丧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技术矛盾。
人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源泉，也是西方科学精神的原动力。
但在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为生命的头等问题。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一开始就很老成，在最早的文化《易经》中，中国就有了整套的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中国文化就把人自身的问题放到宇宙自然观当中，放到天人合一当中，随着宇宙观问题的解决，人自身认识的问题也顺带给予彻底解决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便不复存在了。从而，相对于独立于自然世界的人的主体意识消失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认识自己的问题，中国文化没有将这一问题引向去认识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即引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研究，而是将这一问题完全引向人类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面，也即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物质的相互关系，因此，古代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在伦理道德关系方面获得全面的发展，这种文化立足于对人自身欲望的满足，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中国的文化自始至终带有很鲜明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本土文化中，不论哪种思想，都没有否定人的欲望，而恰恰相反，中国文化认为人的欲望是一种自然属性，是一种天意和天道，孔子就认为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人的欲望就如同自然界中的万物生长，上天孕育。
中国文化认为，人的问题，即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人的欲望适当的进行节制，使人的欲望的满足恰到好处，就如同认识大自然中万物的自然生长，找出并遵循这种事物发展的本性，这就是中庸之道。
不仅是儒家的孔子这么认为，而且《易经》和《道德经》都在阐述着中庸之道，都是在告诫着人们要遵循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目的就是让人们认清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因此，告诫人们要守中，防患物极必反。
中国文化宇宙观认识的高度，早在《易经》中就已实现。《易经》的成文很神秘，有认为是伏羲氏创始，有认为是周文王作，因此也叫周易，也有认为是孔子的编著，甚至有认为是天授神书，总之，历史上一直在争论。但简而言之，说明《易经》文化的起源非常之早，或者说自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就可能开始有《易经》了。
《易经》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具有源头的根本意义，素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誉。中国文化的权威代表孔子，甚至到了晚年一直都不放弃《易经》的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唯独对《易经》颇有赞许。《易经》用阴阳两种基本元素的矛盾演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消失转化，这种宏观认识的高度抽象性、简单统一深刻性，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发展早期，是不具备的。也因为如此，黑格尔在论述世界人类精神文化发展历史的时候，把中国的《易经》文化作为研究的开篇内容。
中华民族初始就创造出博大而简单精深的世界观学说，就如同上天恩赐，中华民族精神物质的创造发展开始之初，就已经搭好了一个广大无比的文化平台，这对后来中华文明空间的不断扩展，影响力日趋扩大，以及对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同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也因为中国文化的早熟性，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产生了自满自足的文化心态。孔子、老子等中国最早的思想家都认为自己运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解决了人类的所有认识和实践问题。孔子甚至认为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子则用了一个很生动夸张的比喻，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学说用来治国安邦坚信不移，完美无瑕。
这种自满的和停滞的观点，这种认为已发现了人类和自然所有终极真理的思想，是和西方世俗的科学怀疑的精神，和西方基督教的人类原罪以及要赎罪的谦卑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华文明宏大而又简单自满的文化心态，以及取消主体与客体区别的世界观，造成了中国文化缺失科学创造的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停顿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的怀疑探索的文化精神，以及强调认识自己的区分主客体的世界观，推动了西方文明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
对其它问题的答复：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主要是他经验认知的一个层面，而不是他的哲学的本体论，更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全部，而孔子的中庸之道，则包含了他对宇宙全面的认知，即包含了孔子的全部自然政治伦理社会思想的内容。
又问 ：中庸之道，从哲学逻辑上来说，肯定不是完美之道，科学精神的缺失如何剂补？
回答：不知你对哲学逻辑如何理解，我的理解哲学逻辑就是辩证逻辑，因为，它能说明事物广泛的联系性，从这点来看，中庸之道反映了事物矛盾联系中的一种统一性，这是客观存在的。
中庸之道要做到完美是很难的，中国古代圣人的标准，就是能够做到完美的中庸之道，但中国古代的圣人只是后来人理想中的人物，孔子也不敢自称是圣人，只是后来人，特别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他封为圣人。完美的中庸之道几乎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事物的矛盾双方随时都在对立的活动，在打破完美的中庸状态。
中庸之道实际上同宗教中的善等绝对的理念有本质的相同，它们都排除了对象的对立矛盾性，只是宗教把这种对象放在独立于人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而中国文化则很务实的把它放入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当中。
因此人们常常会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很虚伪，因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追求和宗教中一样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又要求人们在世俗物质生活中去实现，这就很难很难做到了，也就是所讲的中庸极高明，所谓极高明可作高不可攀的理解，既然现实中难以做到，而中国文化的统治政治价值观又要求人们做到，如此就必然出现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出现了说一套而做又是另外一套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包括台湾社会）普遍存在，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大量存在，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章、小说对这一现象有生动和刺骨的嘲讽，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立足于此的。
但这个问题很复杂，总的来说，一种文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覆盖面如此广大的文化，要做到完美，甚至追求完美，是很困难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弱项更显现出来，能不能在借鉴西方文化好的方面，出现中国文化朝完善的方向发展突破，这正是当今我们很艰难的和最最重大的历史使命。
人类未来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人类的文化能不能跟上并且驾驭现代物质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物质科技的发展能不能很好的纳入人类的最根本的人性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中庸之道和科学精神没有直接的联系，前面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科学精神，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人类主体和外部世界客体的明确区分，这种区分也正是人类思考怀疑性的根由，而怀疑性是科学发现的助产士。前面说了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十分自满的文化，是发现了宇宙和人类全部规律的文化，是天人合一，这种文化认识是立足于感性上面的理性，而非西方思辨性的怀疑主义文化。
本答复结束时，我想强调说明，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科学发展不是最重要的，科学发展只有在有利于人性关爱时，才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经济科学的发展，常常是导致人性的丧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技术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