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的交叉记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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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总务科的人刁难过，母亲就充满了戒备，像一只随时准备痛快还击的豹子，对四周保持着警觉。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回西河，闲聊时随口问了一句：“钟伯伯，我妈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妈啊，”钟伯伯摇晃着头上的白发，呵呵呵呵笑起来：“你妈以前可傲气了，见了谁都瞧不起。”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钟伯伯笑得更厉害了：“因为她后来听说我是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和他会心一笑，这是我那亲娘没错了，她有学历崇拜，她还有洁癖。

西河冬天滴水成冰，如果想尝尝尖刀刺骨的滋味，只需把手伸进水里，马上就有一万根钢针穿过皮肉，刺进骨头，深深地扎进骨髓。这个季节洗被子特别苦，但是一个漫长的冬季，怎么可能一次被子都不洗呢？那个早晨恰是个晴日，女人们都把家里的木盆拖出来，母亲也拆了床单被套枕巾，她生长于亚热带海洋气候的皮肤十分畏寒，哆里哆嗦，笨手笨脚，旁边的吴阿姨看不过去了，劈手把她盆里的衣物夺过来：“算了算了，我帮你洗！”

两人一搭话，发现都是福州老乡，顿时亲密起来。吴阿姨是母亲在西河交到的第一个朋友，西河有个很大的砖瓦厂，犯人们在里头劳动改造，有些管教干部的家属也在砖瓦厂工作；吴阿姨就在厂里挑砖，那是个很底层、很累的体力活，所以她长年精瘦，脖子上总是搭着一条已经有点泛黄的擦汗毛巾。

父母那时候似乎很忙，除了上课，还要劳动和政治学习。母亲说过，我出生之后，有一次她开会的时候悄悄溜出来给我喂奶，结果下一次大会就是批判她的“小家庭意识”，没有把政治学习放在第一位。

实在顾不过来，父母就把我放在吴阿姨家，我在她家吃，在她家睡，跟她的三个孩子玩。吴阿姨养了一窝鸭子，卫华和建华每天要把鸭子赶出去觅食，我就跟在他们后面。冬天的早晨，卫华建华和梅央领着我，拿着长竹竿，去敲屋檐上挂着的一排排冰溜子，晶莹的冰溜子掉下来，我们用舌头舔着吃，技巧是必须舔得非常快，不能让舌头被冰粘住，这样才能在口腔里留下又凉又鲜的滋味。门前的女贞树，叶片双面都结着冰，如果足够小心细致，就能剥下来两片叶子型的冰片，有时甚至还带着叶脉的纹理，精美到我们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放在手上会化，放在地上会脏。

在冬天，我每天都要换一块手绢，鼻涕太多，每每才过了中午，兜里的手绢已经团得稀脏，我要仔细翻找还有没有略为干爽的一角，能容得下我的下一个喷嚏。母亲让我自己洗手绢，我用指甲把一团团滑腻的鼻涕挤推到水里，它们像半透明的小小浮岛在盆里游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肮脏的抹布，我把洗净的手绢拿进屋，火盆红亮。火盆是冬天的毒品，一靠近就离不开，挪开一尺就觉得寒气逼人。火盆上面架着一个高高的竹笼，火钳乌黑靠在一旁，用它拨一拨盆中燃烧的木炭，就燎起一排火星。我把洗好的手绢铺在竹笼上，炭火烘烤着它，腾起雪白的蒸汽，向空气中散发肥皂清冽的气味；母亲和吴阿姨坐在床沿做针线活，用诘屈聱牙的福州话聊天；我一边烤火，一边痴迷地看着蒸汽近乎妖娆地消散。

父亲说我小时候从不肯好好吃饭，但在吴阿姨家就吃嘛嘛香，实属不可理喻。最过分的一次是父亲专门为我煮了一碗面，猪油煎了荷包蛋，点上酱油香葱，在那个年代简直豪宴了；我横竖不吃，父亲没办法，把面偷偷端到隔壁吴阿姨家，吴阿姨来喊我，我就坐在她家饭桌前把这碗面吃了个底朝天。那时物资短缺，孩子们嘴馋，卫华建华会出去打麻雀，几只十几只那样拎回来，吴阿姨兴冲冲做了红烧麻雀，每次都叫我去一起打牙祭。

她家有一张老式雕花木床，很旧了，我最喜欢睡这里，因为高高的床栏上有三个小抽屉，只有半个巴掌大，喜鹊登枝的描金彩漆都已剥落。躺在床上，我被这三个小抽屉迷住了，它们太小了，有一种童话感，抽屉的拉手只有黄豆那么大，里面放着针头线脑，一把小剪子就能占掉一个抽屉的容量。应该也是在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我在这张床上忽然醒来，听到父亲进门，问吴阿姨：她睡了？吴阿姨赶忙“嘘”了一声，压低声音说：睡着啦。父亲说：谢谢你啊小吴，我来抱她回去。

我忽然决定要装睡，不让大家知道我醒着。闭着眼睛，感觉到一双大手小心地把我抄起来，抱在怀里往家走。那是一种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醒着的体验，一种小小的戏剧感，而紧接着，我忽然在一瞬间、从全身的每个毛孔中体会到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感觉，一种被温暖从头到脚包裹、几乎类似于子宫羊水中的感觉，我被这感觉震惊了，其实我被父亲抱过无数次，无数次在他肩头和腿上攀爬嬉戏，但只有在这个假装的夜晚，那种被毫无疑问爱着的亲密，才被昭示得如此强烈和明晰。

我们家后来也打了一张雕花木床，款式比吴阿姨家的新潮，没有小抽屉，但是在装饰柱上套着好些黄澄澄圆溜溜的木圈，用手急促一拨，木圈们围着柱子跑起来，发出哗啦哗啦的欢叫。小时候不懂得榫卯原理，一边玩一边纳闷这些木圈一点缝隙都没有，是怎么套进柱子里的呢？

4岁时的一个中午，我从这张木床上惊醒，发现父母亲正在吵架，母亲说：“离婚！”父亲憋了片刻，也怒道：“离就离！现在就去！”说完一个箭步，伸手要去打开门上的插销；母亲脸上忽然露出惊惶，抢上一步挡在门口。我放声哭起来，专心吵架的一对年轻人好像忽然醒悟还有我的存在，扭头看着我，一起露出恍然的表情，一个说：“孩子跟我！”另一个说：“不，孩子跟我！”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和好的，但我记得当时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同样年轻饱满的脸上，母亲的任性和恐惧，父亲的隐忍和盛怒；就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父亲的手伸向插销，母亲闪身拦住。过了很多年，我向父亲问起吵架的缘由，他笑起来，说是因为有个成分很不好的远房亲戚，他和母亲把这事瞒着，没有向组织汇报过，不成想某一日忽然败露了，两人一怕一急，说着说着就吵起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调离西河，我换了一所小学，在警校附近。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正在上课，校工突然进教室喊我，说外头有人找。我大为惊讶，出去一看，吴阿姨挎着一个篮子站在走廊，我赶紧迎上去，她掀开篮子上的盖布，里面满满装着粽子和咸蛋，她说马上就是端午节，这些粽子咸蛋都是她自己做的，给我送一些来。我一接过篮子她就要走，说还要去赶回西河的车；我依依不舍地跟在她后面，她转身向我挥手，让我回去上课，我没说话，依然跟着她，走廊墙上的红砖在眼底余光里掠过。出了走廊，没几步就是校门，我挎着沉甸甸的篮子，停下脚步，目送她急匆匆走远，她还是那样，旧衫旧裤，脖子上搭着一条又硬又黄的旧毛巾。

我并没有哭，我一向不是个泪包儿，0.7%盐分的液体也并不足以表达所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