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随笔#幕末长州 - 第一章 通往雄藩之路 第四节 天保安政之间
嘉永三年（1850年）四月，二十一岁的大久保一藏（利通）伫立在鹿儿岛码头，目送即将启航的船只，心情沉重。身旁的母亲与十一岁的妹妹早已泣不成声，他们不得不与即将流放至喜界岛的父亲诀别，当时这座孤岛每年仅有一班航船往来。利通之父大久保次右卫门（利世）因前年嘉永二年十二月爆发的"嘉永朋党事件"被判处流放远岛。该事件又称"由罗骚动"或"高崎崩"，是围绕岛津齐兴世子齐彬继嗣问题的家督之争。据事件参与者葛城彦一（又名竹内伴右卫门）的外孙山内修一耗费二十二年心血所著的《葛城彦一传》记载，事件发端如下，
经天保末进入弘化年间，士民逐渐厌恶调所广乡的施政，对其专横暴敛多有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齐兴公世子齐彬公，素有贤誉，好学爱人，深得士民敬仰。然而年近四十，仍未得其父让位。忠良有志的藩士们都期盼齐彬能早日继任藩主亲政。恰逢传闻四起，齐彬胞弟久光生母冈田氏，在内独得老藩主宠爱，在外勾结权要。因忌惮世子的名望才干，屡屡阻挠其继位。齐兴公虽年事已高渐，且显倦政之态，却始终不让位。更有齐彬所生诸位公子相继夭折，世人多疑冈田氏欲立久光之子，暗中勾结内外奸人咒杀诸公子。诽谤之声甚嚣尘上，流言蜚语不绝于耳。
（天保の末を経て弘化の頃となるや、士民漸く調所の政治を厭ひ、専横多く誅求甚だしきを議し、改革を念ふこと転た切なり。此時斉興公の世子斉彬公、夙に賢明の誉あり。学を好み人を愛し、士民の仰望する所たり。然るに歳四十ならんとして、猶ほ未だ父公の世を譲らるるを見ず。忠良にして志ある藩士、皆斉彬公の早く家を承け封を襲いで、自ら政を行はれんことを希望せり。適々風説あり、公の弟久光君の生母岡田氏、内は父公の寵幸を専にし、外は当路の権要と相結び、世子の名望と才徳とを忌憚し、常に其襲封を妨沮するを以て、斉興公歯漸く高く、政に倦むの色あれども、猶ほ世を譲られずと為し、斉彬公生む所の諸公子、相次で夭折せらるるに及び、人多くは岡田氏自ら生める久光君の子をして、島津家の後たらしむるを謀り、内外の姦人と心を合はせて、密に諸公子を呪詛したるを疑ひ、謗言百出口耳相属す。）
无论何时，但凡涉及御家骚动，总少不了围绕家督继承的阴谋与诅咒。此次由罗一方支持其子久光，其背后是岛津丰后一派，该派系曾隶属萨摩藩天保改革核心人物调所笑左卫门阵营，而支持齐彬的高崎温恭（高崎正风之父）派系中，则有大久保次右卫门、葛城彦一等人，正是在后者之中，孕育出了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两位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
这场看似寻常的御家骚动，实则根源深远。其本质是萨摩藩天保改革方针引发的对抗。调所推行的专制改革手段所滋生的政治腐败，引发藩士对俸禄制度改革的不满、农民对暴政的怨恨等问题，正是此天保改革以来的政治积弊，最终演变为两大派系的对立，并以御家骚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类似情形也见于水户藩。早在文政十二年（1829年），就因藩主齐修的继任者问题产生分歧，究竟该是该拥立其异母弟齐昭，还是迎立将军家齐之子。虽然最终以尊崇齐修遗嘱，齐昭继位告终，但这场斗争依然埋下了日后藩政改革对立的隐患。天保十五年（弘化元年1844年）5月，藩主齐昭遭软禁，主导该藩天保改革的藤田东湖一派更被彻底排除出权力核心。面对打压，东湖派迅速展开反击。他们将目标锁定为齐昭的赦免与复权，甚至策动农民向幕府请愿。从天保十五年（1844年）七月起，天保十五年七月以后，水户藩内为请求解除齐昭禁闭，各地大山守（原注：管辖十余村庄的大庄屋）接连召开集会，他们不仅亲自参与动员，还主动分摊农民的活动经费。到了十月，城下附近的村庄开始在镇守神社举行祈福仪式，一些村庄也开始陆续召集小前农民（译者注：无身份的一般农民百姓）集会，更有村庄作出全体村民赴江户请愿的决议。至此，这场运动已演变为席卷全藩的大规模请愿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藩主隐居这类与农民生计毫无直接关联的事宜，竟能动员到连小农都全体决议参与江户请愿，其中必有深层缘由。究其根源，正在于藩内政治斗争与该藩天保改革中实施的检地政策的复杂纠葛，这项改革政策直接触了农民的利益。
正如，嘉永四年（1851年）七月岛津齐彬所言，古来所谓，国家动乱源于人心。而人心动荡，皆因困顿。可以看出他这种危机感，是基于对经济矛盾深刻认识而提出的。弘化嘉永年间的，萨摩藩与水户藩的御家骚动，应视为这一时期幕主所面临危机加剧的外在表现。 至于长州藩，主导天保改革的村田清风，于天保十五年六月黯然下野。其倒台的直接原因，正是他殚精竭虑推行的三十七年赋皆济仕法遭遇强烈反对。彼时幕府天保改革核心人物水野忠邦，也因"上地令"政策被反对派逐出幕阁，在这般政治氛围中，无疑也助推了长州藩天保改革的人事更迭。早在天保十三年末，对村田改革的非议便已初现端倪。民间一度流传歌谣对其进行讥讽，
首偿家中债，再议购兵财， 若有恤民者，当救苍生来， 三代君主令，再令实难挨， 耀武四郎左，使人乱徘徊， 家老似明理，实则无一才， 无才亦无能，治世搅作灾， 偿债难果腹，何把军阵开， 布阵无羽织，穷士强出排， 公务应勤勉，仁政尽斜歪， 自诩事周全，转瞬遭贬裁， 唯愿长防主，拨云见日白。
（一番に先（まず）御家中の借銀を直した上の武器のせんさく 人情を知る人あらば此度の御報を止て民をすくへよ 三代の君の御停止こりもせで常の御停止いらぬ物なり 四郎左（村田のこと）の己が武具馬具見せうとて余多の家中騒しぞする 御家老の分別皃（がお）はよけれども智恵といふては露程もなし 陸生の人がないとて此やうに治る御代を乱世にする 質銭を直ても喰（くえ）ぬ世の中に軍の真似はいらぬ物なり 八歩方用意も出来ぬ陣羽織貳石戻りて御供をは無理 公事事（くじごと）は常にたへまはなかりけり御政道とはいへど邪（よこしま） 十分に事を斗（はかる）とおもへども頓（やが）てむくわん君の御ばち 百年も又千年も万年も曇り晴らせよ長防の君）
此外，《伊吕波尽歌》（いろは尽し歌）等讽刺时政的歌谣也广为流传，其中有唱道，"效仿幕府虽无妨，而今更似猴学人"（大公儀（幕府のこと）真似をするのはよけれども今の政事は猿の人真似）"圣人之教视无睹，此方更逊四郎左"，如这般辛辣的讽刺不一而足。
对村田政策攻击最猛烈的，是在三十七年赋皆济仕法实行过程中，牺牲最大的商人阶层，尤其是那些依附于藩主及藩士的萩城下町商人群体。藩士们同样心怀不满，村田的改革过于严苛，有时还会检查佩刀和具足箱里的东西，而且动辄就被要求扛着铁炮行军数里，抵达后还需演练剑术。这种渗透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改革举措，令早已习惯太平岁月的藩士们怨声载道。 随着村田失势，曾参与天保改革的核心成员坪井九右卫门（名正裕，号颜山）一派登上政治舞台。三十七年赋皆济仕法旋即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公内借捌"。该政策除规定藩士债务中的公债可予以免除，私债由藩府代为偿还外，还对于无负债者，按每百石俸禄发放一贯目白银的标准进行补贴。
此政策因不会给商人阶层造成负担，同时允许藩士进行名为"八分一借"的官方借贷，因此无论是家臣团还是商人阶层都对此欢欣鼓舞。但问题在于资金来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藩府于是不得不在大阪新增五千贯债务，藩债规模再次急剧膨胀。 至弘化三年（1846年），局势已恶化到藩府不得不承认，自天保改革以来藩债本已减半，而今再度攀升，且民心涣散，官吏怠政成风，监管日渐废弛，财政支出与日俱增。 于是，围绕是重返天保改革时期的紧缩政策，还是向现状妥协，继承村田路一政治路线的周布政之助派与坪井九右卫门、椋梨藤太派系之间展开了反复较量。关于周布其人其事容后再述，此处不妨借《防长回天史》的记载来对比村田与坪井的执政风格，
村田清风者，胸襟磊落，大言善骂，近乎率性， 然其洞察天下大势、明辨时局之才，几乎无人能及。 坪井九右卫门者，亦当时才俊，深谙世态，精通吏务。时人论及藩中人才，常将其与村田并论。然其稍显刚愎，且内心忌刻，难以容人。见清风声望日隆，便屡屡非议其政。（ 村田清風――胸懐洒落、大言善罵、殆んど直情径行の風あり。但し、其天下の大勢を洞察し、時勢の要局を識るの才に至りては、則ち殆んど群に絶す。坪井九右衛門――亦（また）当時の才物なり。能く世態に通じ吏務に熟す。当時藩の人才を論ずる者村田と並び袮す。而（しか）も少しく剛愎自ら用ふるの風あり。且（か）つ内忌刻にして人を容る＆能はず。清風の名高台を見て往々其政を譏（そし）る。）
而后，坪井派取代村田派登上舞台，时人也如此评价，
大抵清风等人行事，自有一番计画，而后勇往直前，不顾世情。而坪井等人则反之，其不与俗流争锋，以不失人心为要，此所以得"俗论"之名。（ 大抵、清風等の為す所一定の計画あり。勇往邁進必ずしも物情を問はず。坪井等は則ち之れに反し、流俗と競はず、人心を失はざるを以て主となす。是れ俗論の名を得し所以（ゆえん）なり。）
文久元治年间长州藩内所谓"正义"派与"俗论"派的对立根源正在于此，《防长回天史》也书结于此。书中将两派分别冠以蕴含价值判断的"正义"、"俗论"之名，并直接与村田、坪井两派挂钩的思维模式，这种史观自《防长回天史》问世以来，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战败后的诸多研究中。
若将村田派塑造成正面角色并给予高度评价，坪井派便自然沦为反派的代名词。这种叙事方式与《防长回天史》秉持的尊王攘夷史观乃至王政复古史观密不可分。诚然，自天保改革后的弘化嘉永至安政时期，村田派（及周布派）与坪井派（及椋梨派）确实在政坛上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 但若将其简单视作永不相交的平行对立线，则属谬误。仅肯定村田派的改革而贬低坪井派的做法亦失之偏颇，这一点通过后续考察自当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派系分化逐渐演变为尖锐对立的态势，可与同期萨摩藩、水户藩的政治斗争互为参照。 究其根源，正是天保改革后幕藩体制危机日益深化、矛盾不断激化的时代背景，促使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危机矛盾展开激烈政争。另一时代特征是，西南雄藩此时开始积极介入海防问题，并通过引进西式工业增强军事实力。
位于日本西南端的萨摩藩，不仅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更因实际控制着"琉球"地区，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外国船只逼近时，不得不对海防问题保持高度警觉。
尤其弘化三年（1846年）琉璃来航事件，明显展现了其作为外部压力的政治属性。同年四月五日，一艘英国船只强行闯入那霸港，尽管琉球中山王府严词拒绝，英方仍执意留下传教士及其家属、翻译人员，以"传教修好"为由驻留。继而法国军舰接踵而至，胁迫开展通商互市。八月，英国东印度舰队更以三艘军舰锚泊那霸港，要求面见琉球国王"缔结友好"。面对英法舰船的步步紧逼，"琉球"及其宗主藩萨摩逐渐陷入外部压力的危机漩涡中。弘化三年夏，岛津齐彬归国后启动的持续至嘉永元年（1848年）的军事改革，正是在这种外来危机而展开的。改革内容包括，在沿海要冲修筑炮台、采用西式火器与战术、自主生产枪炮弹药等。
待岛津齐彬于嘉永四年（1851年）二月正式袭封藩主之位后，更开启了大规模引进西方工业技术的序幕，通过西式技术制造枪炮火器、建造反射炉与熔矿炉、研制蒸汽机与蒸汽船等。
锁国期间，在作为对外窗口的长崎担任警戒任务的肥前藩，也率先引进了西方工业技术。首门新式火炮的铸造便完成于弘化元年（1844年）。嘉永三年（1850年）六月，肥前藩设立大铳制造方、嘉永五年（1852年）设立制炼方。步枪制造、造船以及蒸汽锅炉制造等各项准备工作也在弘化至嘉永年间稳步推进，为安政期间（1854-1860年）西方工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天保改革中为兰学，发展开辟道路的长州藩，也于弘化二年（1845年）命令青木研藏（原注：周弼之弟，其养子即后来的外相青木周藏）与坪井信道广泛研读外国书籍，调查海防问题，并将研藏派往长崎等地。弘化四年（1847年），长州藩设置西洋书籍翻译御用挂，翌年（嘉永元年，1848年）又设立西洋原书头取役。嘉永二年（1849年）重建的明伦馆新校舍落成。嘉永三年（1850年），好生馆竣工，该馆以枪炮训练与汉洋典籍的翻译研习为日常功课。当时已隐居在野的村田清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积极撰写了很多关于海防问题的著作。
其著作包括『随身談』（弘化四年）、『清土談』（嘉永三年）、『病翁宇波言』（嘉永五年）、『漁翁寝言』（嘉永五年）、『長夜の寝言』（嘉永六年）、『遼東の以農古』（嘉永六年）、『漁翁若話』（安政元年）、『甲寅野芹』（安政元年）、『海防糸口』（安政元年）等。
村田在书中指出。释迦牟尼的故土印度如今已为英国所有，民众如奴隶般被驱使却不知羞耻，而以尧舜之国自居、奉孔子圣教为宗的清国人，亦饱受西夷北狄侵扰，甚至想逃回满洲故土，岁贡五百万两之耻，更是昭然于五大洲。清风还警示道，若人君大臣皆无抵御外侮之心，日本终将步印度、清国后尘，故当深谋远虑（『随身談』）。
至于具体对策，清风又指出。智谋之士当献上海防良策，勇武之夫须勤于兵器技艺。六旬以上老者值夜巡防，妇女负责炊事后勤，十五岁以下孩童负责运送军粮，十五至六十岁者皆须参战，沿海居民编入水师，山民组成陆军，纵是僧侣巫祝贱民亦需鸣钲击鼓。夷狄类同犬猫，可遣贱民应对。犬鸡牛马皆有其用。豪商富农更须献纳米粮金银，以供军国之需（『長夜の寝言』）。 这种将夷狄比作犬猫、主张驱使贱民应对的论调，暴露出锁国体制下幕藩领主思想的局限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清风已然意识到，面对外来威胁，仅靠武士阶层已无力回天。
因此，在天保改革时期主张农民应禁止习武的村田清风，到了安政年间反而开始积极鼓励农民习武。对于发出"夫海寇防御乃当今之急务，关乎皇国安危"（「夫（それ）海寇防禦は当今の急務なり。皇国の安危へかかるなり」。《甲寅野芹》）呼声的清风而言，豪农操练火炮、中农训练步枪已成为不可或缺之事。
长州藩早于嘉永二年（1849年）便强化了见岛军事部署，并组建了由百余名健壮农民渔民组成的警备队。在佩里来航前五个月的嘉永六年正月，其不仅制定了从一门众到全体家臣的沿海八区防务分配与军备计划，更推进了家臣团的部队整编工作。前文所述周布派与坪井（椋梨）派之间的藩内政争与政权更迭，也体现在这些海防问题之中。
嘉永六年佩里舰队的到来，给各藩既有的局势带来了决定性冲击。 就连被认为在海防意识上有所倒退的的幕府，也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海防体系，重新起用曾被排挤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担任勘定吟味役。这一时期，幕府开展了内海警备所需的炮台修筑与火炮铸造等规划工作，不仅成功铸造出西洋大炮，更积极推动西洋炮术操练。
从天保到安政年间，即弘化至嘉永时期，幕藩体制的矛盾日益深化。这些矛盾演变为围绕藩政改革的党派政治势力形成，其对立与政争逐渐尖锐化并波及政局。另一方面，外来压力日益显现，危机不断加剧。而最先直面这种压力的西南强藩，则积极应对海防问题，开始奠定吸收西方工业与战术的军事改革基础。这意味着它们正在为安政时期佩里来航后作为雄藩参与中央政局，积极准备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
从这一点来看，天保水野政权崩溃后，幕府在佩里来航之前的弘化嘉永时期被认为在海防问题上有所倒退，即使程度很小，也意味着它被西南诸藩抢占了先机。在这变革时期，谁都无法保证这微小的差距在未来不会拉开重大的差距。
更何况，西南强藩已开始独立于幕府推行自己的海防政策，这显然意味着"分裂"已在幕藩体制内部萌芽。而由于此事涉及海防这一军事体制问题，事态绝非等闲。到了接下来的安政时期，这种分裂将变得更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