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脉通天的犹太掮客律师，一手打造了今天的特朗普（1）

1

“你会像你舅舅一样被关进监狱的。”

这是22岁的罗伊·科恩得到的评语。

（科恩）

说这句话的，是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法官塞缪尔·考夫曼。作为纽约犹太人，他很难忘记科恩的家族给他们造成的伤害 。

科恩当然知道考夫曼指的是什么事。

那是1930年底的一个寒冷冬日。两万多名犹太人焦急地等着从美国银行布朗克斯分行取出他们的存款。漫长等待后，人群的情绪从恐慌变成绝望，他们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完全蒸发。

（聚在美国银行外的储户）

这场挤兑事件，不仅令美国银行迅速破产，还引发连锁效应，导致数百家银行在几个月内纷纷倒闭。大量企业受到冲击，数百万人失业。后世将美国银行倒闭视为“大萧条”时期经济恶化的关键节点。

纽约犹太人失去的，除了终生积蓄，还有群体信任。

美国银行这个名字，似与联邦政府有关，但实际上，这是由科恩的外公约瑟夫·马库斯创办的私企。

（美国银行）

约瑟夫是俄罗斯裔犹太移民，他通过服装生意赚得第一桶金，并因其正直可靠的为人，深得同为犹太移民的邻里信任。

彼时的美国金融机构，主要为家境优渥的白人新教徒阶层（WASP）服务，他们看不上贫苦移民仨瓜俩枣的积蓄。约瑟夫从中看到商机。1913年，他创办美国银行，并迅速吸纳了移民群体的存款。

（美国银行）

一时间，马库斯家族在犹太社群声望无两。

好景不长。

1927年约瑟夫离世，他的儿子伯纳德继承了美国银行的经营事务。伯纳德通过一系列收购和兼并，将美国银行的分行数，从1925年的5个，发展为1930年的62个。

（伯纳德）

待该行破产时，外界才明白繁荣表象背后是什么。相关调查显示，伯纳德一直和银行副总裁索尔·辛格进行挪用公款、违规借贷等勾当。破产前两个月，他们还销毁了一卡车的银行文件。

（辛格）

马库斯家族的伟岸形象轰然倒塌。他们成了对“自己人”敲骨吸髓的恶魔。

伯纳德最后被判的三年刑期（后被赦免至两年零三个月），与他所作之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马库斯家族的成员不这么看。他们坚信，美国银行之所以倒闭，不是因为伯纳德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勒布家族、雷曼家族、库恩家族等德裔犹太金融势力，联合华尔街其他WASP巨头，集体排挤马库斯家族所致。

伯纳德的妹妹朵拉，对这类阴谋论深信不疑。她当时已改随夫姓，但她丝毫不想和娘家撇清关系。对她来说，世上没有任何事能盖过“马库斯”这三个字的光芒。

（朵拉）

她随时愿意为娘家付出一切，包括婚姻。

她的丈夫阿尔·科恩，生于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靠半工半读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阿尔极有野心，积极参与所在社区各类民主党社团活动。1923年，38岁的阿尔成为纽约布朗克斯区首席助理地方检察官。

（阿尔）

正常来说，这基本是他职业生涯的尽头。竞选公职需要钱，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他一个苦出身的穷检察官，怎么玩这种游戏？

这时，朵拉·马库斯出现了。

朵拉虽出身富裕，但生活中全无众星拱月的公主待遇。因相貌平凡，她一直被家人嘲讽为“嫁不出去的丑小鸭女儿”。

（朵拉）

朵拉的爸爸约瑟夫看中阿尔的潜力，决定撮合一桩交易：只要阿尔愿意和朵拉结婚，约瑟夫就给阿尔提供资金和人脉。

阿尔痛快同意，在1924年和朵拉走入了一段只有利益、没有丝毫感情的婚姻。

（阿尔、朵拉）

对务实的阿尔来说，事业上的进阶，足以弥补情感上的亏空。结婚次年，他被任命为布朗克斯县法官；结婚五年后，他被任命为布朗克斯最高院法官。1937年，他成了纽约州最高院上诉庭法官。

朵拉骨子里看不起阿尔，美国银行破产后，她更是完全把阿尔当成恢复娘家社会地位的工具。

1927年2月20日，在她唯一的孩子罗伊·科恩出生后，她对阿尔直言：“这是我的孩子。我来把这个孩子养大。你别说话。”

（科恩）

朵拉对娘家神经质的爱，也体现到了科恩身上。科恩鼻子里有个不影响健康的小骨刺。朵拉不顾医生劝阻，强烈坚持给科恩做手术，令科恩鼻子留下永久疤痕。科恩长大后参加夏令营时，朵拉会搬到营地附近，每天对营地负责人嘱咐关于科恩的注意事项。

（科恩、朵拉）

阿尔认清处境，不再插手育儿事宜，一年到头难得回家。

科恩早熟，心思复杂，喜欢算计，向往戏剧性和仪式感。这些性格特征，令他在成长过程中做了很多令人啧啧称奇的异事：

（科恩）

幼时的他，会主动对家教提起舅舅坐牢的往事，事后却对朵拉撒谎说家教打探马库斯家隐私；

他知道父母关系紧张，便从中挑拨，以让其中一人站在他身边、给他好处；

十二三岁时，他利用阿尔的影响力，帮人在邮局找了份工作，赚取了中介费；

（科恩）

十六岁那年，他打着阿尔的名号致电交警部门，要求警察撤销他老师的超速驾驶罚单；

十七岁时，他把处于风口浪尖的争议情色书籍作者凯瑟琳·温莎请到自家派对，令在场其他同学震惊不已......

（温莎）

科恩喜欢和年长的权贵打交道。在民主党大法官爸爸的带领下，他很小就见过罗斯福等显贵。朵拉也会安排他出席社交宴会，结交人脉。

（科恩的父母带他交际）

科恩为数不多的同龄好友，包括媒体帝国康泰纳仕集团老板的塞缪尔·纽豪斯、后来成为林登·约翰逊政府助理司法部长的艾德文·文泽尔、媒体大亨吉恩·波普等。他们的友谊维持终身。

（纽豪斯）

（文泽尔）

（波普）

这些发小的父辈，对科恩亦极为喜爱。

文泽尔的爸爸老文泽尔，不仅是纽约州民主党大佬，也是林登·约翰逊的密友。他常带着十几岁的科恩，出席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会议。科恩毕业后的第一份助理检察官工作，则是通过波普的爸爸老波普得到的。

（林登·约翰逊、老文泽尔）

科恩大学时的经历，将他性格中机会主义的一面体现到极致。

二战时期，美国各高校为应对战时需求，纷纷推出加速教学计划，使学生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学业。赶上这波浪潮的科恩，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和法学学位。由于他成绩普通，进法学院时用了阿尔的人脉。

（科恩与父母）

为逃兵役，他先让一名相熟的民主党议员将他提名到西点军校（依相关制度，在确定被军校录取前可暂缓入伍），又利用1947年暂停征兵的时机，撤销军校提名，动用关系加入国民警卫队，避开了1948年年中恢复的征兵制度。在警卫队期间，科恩只参与了56%的训练项目，远少于规定的90%。

2

1948年5月，21岁的科恩，成了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助理检察官。

（科恩）

科恩性格中的表演欲，以及对戏剧化的事物的热爱，在此阶段展露无遗。他不是法律素养最高的，却是最爱出风头的，法院门口永远有他和记者侃侃而谈的身影，在他嘴里，他经手的每个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他抓捕那些人生轨迹充满戏剧张力的恶人，同时，他显然希望自己也能像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人物。

（科恩）

闲暇时，科恩热衷与专栏作家伦纳德·莱昂斯、沃尔特·温切尔等人交际，随他们混迹于名流云集的斯托克俱乐部等城中热门场所。

（温切尔）

这些著名笔杆子也喜欢科恩，因为他不仅能提供线报，还具备一项“特异功能”：他能口述完整的新闻稿。温切尔等人的秘书只消把科恩的话打出来，便是一篇完整报道。

科恩的同事耻笑他爱出风头，但科恩不在乎。媒体笔下的他，是“年少有为、人脉广泛的魔鬼检察官”，对科恩来说，这就够了。

（科恩）

宣传赋予他形象，宣传赋予他力量。

除媒体人外，科恩亦努力结交权贵，并给他们留下极佳印象。著名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评价科恩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

（杰罗姆·弗兰克）

科恩唯一低调处理的，是他的情感生活。

他对同性恋并不陌生。在他还是孩子时，便通过家人的闲谈，知道了他的另一个舅舅莱昂内尔·马库斯会带男人回家过夜。

科恩终生不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哪怕多年后此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时亦如此。他就这样又高调又低调地拧巴着。

（科恩）

平心而论，这种矛盾而虚伪的状态，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二战及战后的美国政坛，充斥着紧张焦虑又神经质的氛围，反共、反同性恋等议题，是这一时期不可违逆的政治正确。科恩身处其中，亲眼目睹太多因偏离“正确道路”而遭遇事业乃至整个人生的毁灭的人。他的自保实在可以理解。

同时，越是风声鹤唳的时代，越有人能牟取政治红利。反共议题，是当时许多政治投机分子博取声名的最佳工具。

科恩自然不会错过这波机遇。他迅速把自己包装成最强硬的新生代反共人士，积极参与对著名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经济学家威廉·雷明顿等人的审判。

（哈米特）

真正令科恩声名大噪的，是罗森堡案。

1950年，共产主义者朱利叶斯·罗森堡及其妻子埃塞尔，因涉嫌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罗森堡夫妇）

据主流观点，朱利叶斯利用他的小舅子、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大卫·格林格拉斯，得到原子弹关键部件草图，并交给苏联。他妻子埃塞尔参与间谍活动的证据则比较薄弱。

（格林格拉斯）

当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点这里）已凭其反共宣讲一炮而红，全美上下的反共情绪已达顶峰。在此背景下，像罗森堡案这样涉及敏感情报的间谍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麦卡锡）

1951年，科恩作为检方代表，在庭审中对格林格拉斯在内的多名证人进行直接讯问。他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方式，牢牢握住了这个机会。

科恩的一大策略，是同时起诉埃塞尔，以此作为向其丈夫朱利叶斯施压的筹码。

（罗森堡夫妇）

科恩在证人证词方面的操作尤为关键。最初，埃塞尔的弟弟格林格拉斯未将埃塞尔牵涉入案。然而开庭前一周，他改口称埃塞尔曾协助整理机密资料。

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一转变极可能是科恩主动施压的结果。

在庭审中，科恩强势引导格林格拉斯向陪审团详述他如何将情报通过姐夫朱利叶斯传递给苏联，以及埃塞尔参与其中的细节。

（科恩）

这些证词，是令陪审团定罪埃塞尔的重要依据。

此外，科恩精心安排了格林格拉斯及其妻子的作证顺序和内容，使二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从而强化对埃塞尔不利的印象。

几十年后，格林格拉斯公开承认他在审判时做了伪证，目的在于保护他的妻子免遭起诉，而这一伪证“是受检察官的诱导”才做出的。

（格林格拉斯夫妇）

陪审团裁定罗森堡夫妇有罪后，法官厄文·考夫曼曾私下致电科恩，询问他对量刑的看法。科恩直言，他认为埃塞尔“比朱利叶斯更恶劣”，建议判处她死刑。

（考夫曼）

科恩对埃塞尔的莫名仇恨引起非议。外界猜测，他在埃塞尔身上投射了他潜意识里不敢对控制狂妈妈朵拉表达的恨意。让埃塞尔死，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弑母。

（科恩与父母）

此外，整个审判期间，科恩与考夫曼、格林格拉斯的律师约翰·罗格，毫不避嫌地多次聚会（科恩甚至和考夫曼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这种严重偏离司法程序中立原则的举动，也是该案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最后，罗森堡夫妇被送上电椅，而科恩得到了荣誉。他深深爱上了被媒体关注的感觉，至死都记得那时外界对他的种种描述。

（科恩）

成为舞台焦点的快感，是他的精神食粮。

这场审判，还给科恩的人生带来另一重要影响。

媒体人乔治·索科尔斯基在数十家媒体拥有专栏，影响力极大，政治人脉广泛。他喜爱科恩，对其视如己出。罗森堡案后，他在FBI局长胡佛（胡佛因罗森堡案对科恩印象深刻）的支持下，牵线科恩任职司法部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

（索科尔斯基）

于是，1952年秋，25岁的科恩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华盛顿，并一头扎进硝烟弥漫的战场里。

3

对科恩这样的同性恋反共政客来说，那时的华盛顿，实在是个令人毛骨悚然又热血沸腾的地方。

彼时，和反共浪潮一起汹涌的，是反同性恋运动（点这里）。每年平均有千余名被控为同性恋的男子被捕，联邦政府为此开除数千名职工，因相关原因失业的人不计其数。

于是，科恩的生活，分成了两个割裂的部分。白天，他是杀红了眼的极端反共、反同斗士；晚上，他混迹于华盛顿的同性恋酒吧，流连在不同男人的床上。

（科恩）

1953年1月，即进入司法部仅四个月后，科恩迎来首个职业跃升：在索科尔斯基及出版巨头赫斯特集团的总裁理查德·柏林的背书下，他成为当时风头正盛的反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首席顾问。

（麦卡锡、科恩）

由于麦卡锡是共和党人，成为他的下属，意味着科恩需要和他以往人生的民主党网络告别。阿尔不希望科恩与麦卡锡往来，但素来放养孩子的他，无力干涉。

麦卡锡聘用科恩前，经过了一番痛苦权衡，因为该职位的另一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点这里），是麦卡锡的大金主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

（罗伯特）

在两个候选人的靠山都得罪不起的情况下，麦卡锡最后选了看起来更强势张扬的科恩。

罗伯特则只在麦卡锡手下当了半年左右的助理顾问。他当时不会想到，这个职场小挫折，其实拯救了他的职业生涯，让他免于被钉到历史耻辱柱上。

（罗伯特）

科恩和麦卡锡很快变得水乳交融。麦卡锡宠爱科恩到了什么程度？为了让科恩高兴，他甚至同意让科恩的密友、头脑空空的富家子大卫·沙因加入其团队，充当一个只挂名、没薪水的“首席顾问”。

（沙因）

1953年4月，科恩和沙因登上前往巴黎的飞机。名义上，他们此行要去美国驻欧洲各地的新闻署，搜寻其图书馆中是否藏有亲共书籍。

（抵达巴黎的科恩、沙因）

政界对麦卡锡的两个首席顾问给足面子。时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提前向欧洲各地新闻署发电报，让他们照顾好这两个孩子，食宿行均采用最高标准。

这种排场，自然引起大洋两岸媒体的兴趣。科、沙二人的一言一行，均被密切注视。

科恩在欧洲行事跋扈，他翻新闻署员工的旧账，试图从过往的只言片语中找寻“罪证”，并凭心情开除了多人。沙因这厢，则闹了一路笑话，对他言听计从的科恩，也把自己变成了闹剧的一部分。

（沙因、科恩）

一日，沙因在开会时突然宣布他穿错了裤子。待司机把裤子换回后，他又发现笔记本不见了。于是，他带着科恩冲回酒店，并不知何故突然用一本杂志猛击科恩头部。被他们翻找过的酒店房间里，四散着各种物品，连家具都被掀翻了。

到了正式场合，沙因则一言不发，全交给科恩应对，因为他实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欧洲开新闻发布会的科恩、沙因）

时间久了，大家也看出了这两个小年轻的斤两。欧洲记者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他们的绰号“公费旅行侦探”，还在科恩巡视图书馆时调侃“我们是来观摩您二位烧书的”。

（在欧洲巡视图书馆的科恩、沙因）

美国驻法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格雷厄姆·马丁，曾暗中派人跟踪科、沙，发现他们闲暇时徜徉声色场所，纵欲无度。马丁的做法有待商榷，但足见当时各路人马对科、沙二人的厌恶到了什么程度。

（马丁）

这种毫无章法、恣意妄为的处事风格，说起来也不是科、沙专属，他们的老板麦卡锡，本质上也短视而糊涂。他虽大名在外，但直到职业生涯覆灭的那一刻，都没有真正建立起任何权力基础。

（麦卡锡）

科、沙的欧洲行，留下一路差评，严重影响了当时正执掌白宫的共和党在欧洲人心中的形象，麦卡锡甚至常被比作希特勒。美国左右两派亦难得地达成一致，对麦卡锡和他的两个手下批评不断。

但科恩对这些批评充耳不闻，甚至还幻想在未来冲击民选职位。

历史学界的普遍共识是，麦卡锡在其整个反共生涯中，没有抓到任何间谍，但在他捕风捉影的构陷下受迫害乃至丧命的，却有几千人之多。

作为麦卡锡最狂热的爪牙，科恩对所行之事的后果浑然不觉。当他击落一个又一个目标时，却没注意到自己身后也有一群想击落他的人。这辆名叫麦卡锡的列车已起火，但科恩还在不断加大马力。

（科恩、麦卡锡）

从欧洲返回后不久，沙因便被陆军征召入伍。科恩怒不可遏，他认为，沙因原已以椎间盘突出为由推迟服役，但由于反对麦卡锡的作家安德鲁·皮尔森打电话给征兵委员会施压，才导致沙因再次被征召。

（皮尔森）

科恩的猜测或许是对的，但无论如何，沙因入伍已是定局。为了让沙因少吃苦，科恩说服麦卡锡约谈陆军少将迈尔斯·雷伯，让后者给沙因安排一个军官职位。

陆军高层自然无人同意这个嚣张到荒唐的要求。

不知是护友心切，还是被权力欲冲昏头脑，科恩如中邪般钻起牛角尖。1953年下半年起，他鼓动麦卡锡开始了一系列针对陆军的调查和听证会，执意要敲打陆军。

（麦卡锡、沙因、科恩）

麦卡锡的密友曾私下劝他拦阻科恩。科恩听到后，立刻开始持续数小时的吵闹，麦卡锡对他无可奈何。

科恩不知道的是，在沙因的问题上，麦卡锡和他并不齐心。

1953年10月，科恩要求陆军部长罗伯特·斯蒂文斯把沙因派驻到离华盛顿比较近的纽约。他觉得这已经是自己做的巨大让步了。

（斯蒂文斯）

斯蒂文斯很难给出明确答复。一方面，陆军每年征召三十万人，若沙因这种“关系户”被曝光，可能会引发民愤。另一方面，斯蒂文斯从科恩的上司麦卡锡那里，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指示：麦卡锡曾私下多次要求斯蒂文斯把沙因派遣得越远越好。

这俩人谁才是老大？这是许多与麦卡锡、科恩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疑问。

就这样，时间到了1953年11月。沙因以二等兵身份入伍，而科恩对陆军的听证会亦持续进行。随事态扩大，陆军的姿态愈发强硬，毕竟，被军营以外的人随意指挥，实在是影响士气的大忌。

（麦卡锡、科恩）

实际上，为安抚如疯狗般乱咬的科恩，军方已低调地给沙因开了不少绿灯，他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远低于正常士兵。这些特殊优待，很快传了出去，《华盛顿邮报》《纽约邮报》等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没多久，科恩就听到沙因可能会被派往海外的消息。他脑子里掌管理智的弦彻底崩了。他放话：“我们要毁了陆军。”

陆军当然不会任他摆布。1954年3月，军方制作了一份号称收集了科恩大量黑料的手册。政界和媒体开始对麦卡锡发起猛攻。麦卡锡的支持率开始下滑。

一些人私下暗示麦卡锡称，若他与科恩切断关系，事态还有转圜余地。但不知为何，麦卡锡就是不愿开除科恩。

（麦卡锡、科恩）

许多媒体开始将麦卡锡、科恩、沙因的关系描述为三角恋爱。

虽然科恩是同性恋者，麦卡锡性取向成谜 ，但客观而言，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他们三人有超越友谊之外的感情，沙因更是纯粹的异性恋者。麦卡锡和科恩强化了捕风捉影、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而他们自己，终于也成了这种环境的受害者。

（沙因、麦卡锡、科恩）

1954年4月22日，“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拉开序幕。

这场听证会受到的关注，可用几个数据体现：出席媒体近200人，首日电视观众数达2000万，广播和纸媒的听众和读者达5000万，许多安装了电视的酒吧人满为患。

（收看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观众）

这场听证会持续了整整36天，留下了200万字的书面记录，电视观众、广播听众、报纸读者累计分别达到4500万、5500万、6500万。《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7424页的听证会逐字稿。

麦卡锡曾对科恩说，法庭上的赢家，不是最会陈述法条的人，而是最会陈述人性的人。不过，在这场举国关注的听证会上，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理解这句话的对手——陆军首席法律顾问约瑟夫·韦尔奇。

（韦尔奇）

韦尔奇和麦卡锡都很清楚，当一场听证会变成全民狂欢，那么台上的一切都是表演。因此，两方提前达成私下协议：韦尔奇不会翻科恩当年逃兵役的旧账；作为回报，麦卡锡也不会提韦尔奇的前下属弗雷德·费舍曾是司法部黑名单组织全国律师协会的成员。

不过，听证会真正开始后，脑子发热的麦卡锡，把这些约定抛到了九霄云外。就连年轻气盛的科恩，都被麦卡锡失控地大谈费舍的样子吓到了，他连连摇头，甚至给麦卡锡递纸条，示意他闭嘴。

（科恩、麦卡锡）

韦尔奇被惹怒了。面对滔滔不绝的麦卡锡，他激动地反驳道：

“参议员，咱们能不能就此打住？我们已经知道他（指费舍）以前是律师协会成员了......参议员，咱们别继续陷害这个小伙子了，您说得已经够多了。先生，难道您一点体面都没有吗？都到了这个地步了，您真的一点体面都不剩了吗？”

（听证会上的韦尔奇）

韦尔奇这最后一句话，配上他说话时留下的热泪，登上了次日所有报纸的头条，传播全美。麦卡锡的支持率暴跌，媒体讨伐声浪铺天盖地，政客纷纷与他划清界限。

虽然科恩在听证会后对媒体强装镇定，但他心里清楚，他和麦卡锡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1954年7月20日，他正式辞去首席顾问职务，挥别华盛顿。

（科恩）

不过，与三年后带着满身病痛离世的麦卡锡不同，科恩的前方，有大把纸醉金迷的日子等着他。

辞职八天后，科恩回到老家纽约，参加了一场为他举办的盛大欢迎会，索科尔斯基、著名媒体人威廉·巴克利、金融大亨爱德华·赫顿、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等总计两千名政商名流出席，并逐一上台向科恩致辞。

（欢迎会上的科恩，被索要签名的热情支持者包围）

其中，美国犹太人反共联盟的执行主任本雅明·舒尔茨的话，让科恩最为激动：

“美国支持科恩，人民支持科恩。他代表麦卡锡主义。愿上帝保佑他。”

科恩还有戏可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