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雨声过

入学第一学期，学院开了一门《西方新史学》，介绍六七十年代后欧美史学在性别、医疗、环境、消费（物质文化）等议题上的开拓和推进，风格与当时的大部分课程绝异，再加上是用英文授课，吸引了不少对“大学”和知识尚存憧憬的学生，我本科期间对“理论”的兴趣也大概开始于此时。

不久，陈昊老师的第一本书出版，并在人文楼举行了小型的座谈，OneNote里至今还保存着我当时做的笔记。不用翻看也知道，我根本没听懂，但还是煞有介事地记录下了那些迷人（陈昊在私下的谈话中经常使用这个词）的概念与句子。根据学院的要求，本科生自二年级起就要选择导师并独立完成论文，于是那年秋天，我便大言不惭地向他写邮件，声称我要研究福柯、研究权力、研究那些极限的、潦草的、华丽且脆弱的东西，请他指导我。

这当然不是我最后一次向他展示出无来由的狂妄与进退失据，也不是他最后一次对此加以包容。当然，每当我回忆起在他指导下学习的那几年，“包容”并不是首先冒出的那个词，和许多师友一样，“才气逼人”（他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俗套的词）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那并不是宛转的witty，而是像他读过的法国理论一样，是高亢的洞察与批判。在当下的中国历史学界，这样的描述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他是一个不近人情或遗世而独立的人，但我敢说这绝对是一种误解。据我所知，他从来都是许多学术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与很多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与私人友谊，对学生的升学、科研乃至职业规划也非常上心。凡此种种，可以留给讣告去说，这里无需展开。

老实说，虽然我在陈昊老师的指导下度过了一段颇值得回忆的本科时光，但如今脑海中浮现的只有支离的片段。两年前，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回到学校后有机会见他一面，激动地讲起了自己在欧洲的琐碎经历，他则和我谈起起他对汉堡这座港口城市的喜爱，和在欧洲狭窄阁楼上的读书经历。我随即想起本科时他面对我无可救药的拖延，会用自己追随荣老师读书时早出晚归的工作节律对我旁敲侧击。尽管我对他的私人生活知之甚少，但勤奋、认真确是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想到不少热衷于“理论”者的虚浮（那时的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印象便无比立体。

还记得有一年开学，我们约在学校南侧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我要了火龙果奶昔，他则只点了一杯巴黎水。即便是在喝火龙果奶昔的年纪，我也隐约知道巴黎水意味着什么，干涩清凉的巴黎水和他选择的繁复西化的书名一样，在“中国古代史”这个略显沉重和古板的学科中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他当然充分了解这种独特选择的意义与代价，于是他的两本专著中，近乎毫无保留地呈现了对自身学术路径的叙述与反思，以及对这种反思本身的反思。他的章节总以问句收束，我倾向于相信，这里的犹疑与留白并非受材料、主题或笔力所限，而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自省与克制，这与其说显示了他对结论的克制，不如说揭示了他的生活方式、态度与性格。有一次，我和他谈到论文写作中的种种困难，我提到困扰我的并不是知识上的种种欠缺，而是写作中无穷无尽的自我审查——论证、推翻、再论证——造成的疲惫。听到此处，他忽然笑了，耸了一下肩对我说到，写作者永远需要面对这种存在论上的孤独。

读研以后，我几乎不再看“理论”，也很少再和陈昊老师联系。上一次见他，他和我说起自己在负责科学史系的教学安排，从表情上来看，他似乎乐在其中。我想，对抗（或流连于）孤独、自省或许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来都乐于参与，充满热情和活力，只是我们再不能与他一道了。

北京的雨下了整天，我拼命地想为这篇文章找一个标题，结果只想到“江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这牵强的一句。人的离去就像雾消散在雾里，雨消失在雨中，从此再无踪迹。

4.19凌晨于万柳